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殺人狂潮:文革中廣西賓陽的大屠殺

十年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由領導人錯誤發動的一場最大的人間浩劫。有一位哲人曾比喻說:毛澤東在當時把被中國人禁錮了幾千年的妖魔鬼怪放了出來,讓他們在人間合法地橫行無阻。看看下面這個悲劇,正是在當年領導人口號指引下發生的……

引言:十年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由領導人錯誤發動的一場最大的人間浩劫。有一位哲人曾比喻說:毛澤東在當時把被中國人禁錮了幾千年的妖魔鬼怪放了出來,讓他們在人間合法地橫行無阻。看看下面這個悲劇,正是在當年領導人口號指引下發生的……

殺!殺!殺!瘋狂的人們憑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殺紅了眼,越殺越順手,越殺越刺激,越殺越酷虐!

道縣——廣西屠殺的“樣板”

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大屠殺的秘密終於被挖掘出來。道縣、道縣、道縣!二十餘年來,我一直在呼喚著這個名字。文革之中,我已經風聞道縣大屠殺,在廣西屠殺的兩次調查中更一次又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有許多廣西人告訴我,廣西屠殺的“樣板”就是道縣。事情還不僅僅是濫殺之風自然地越過湘桂省界的山地向南傳播死亡,更有許多大屠殺的組織者親赴道縣“取經”,把一九六七年道縣失控的瘋狂提高到一九六八年廣西的程序化的冷血。

殺機隱現的寂靜(7月22日——24日)

道縣的屠殺起於民眾,止於駐軍。我這裡記述的賓陽屠殺則恰恰相反,時間是1968年7、8月,時值道縣屠殺近一年之後。

十八年後,1986年春夏之交,我來到賓陽。關於賓陽屠殺,文革後新修的《賓陽縣誌》簡略陳述道:

“1968年7月底,縣革委主任王建勛(6949部隊副師長)、副主任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以貫徹落實(七三布告)為名,動員向所謂階級敵人開展猛烈進攻,致使全縣被打死或迫害致死三千八百八十三人,加上貫徹《七三布告》前被打死或迫害致死六十八人,文革中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失蹤三干九百五十一人,造成了一大冤案。”

《七•三布告》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頒布的文件。稱廣西各地文革中出現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等“反革命事件”,要求更加嚴厲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

七月二十二日,縣革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號召貫徹落實《七•三布告》。

七月二十三日,縣革委在縣城所在地蘆墟召開萬人大會,駐軍副師長、縣革委主任王建勛在會上作了貫徹《七•三布告》的動員報告。副主任余某某講話,稱《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廣大群眾穩、准、猛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最最強大銳利的武器……”

再一日,成立“賓陽縣落實《七•三布告》領導小組”,四名成員,清一色軍人(王建勛:駐軍副師長,王貴增:縣人武部副政委;黃智源;駐軍教導員;凌文華:駐軍炮營政委)。

短短三日之內,一場即將血洗賓陽的屠殺已經布署就緒。二十五日,全縣揠旗息鼓。事後,人們發現這是風暴來臨之前的寂靜。

流血開始(7月26日——28日)

二十六日,賓陽縣公檢法軍管會召開會議,對區、鎮一級黨政領導、公安人員、派出所長發出殺人指示。王建勛指出:湖南早巳行動起來了,賓陽是國民黨時期的“模範縣”,必然有潛伏的階級敵人。並指責新賓鎮貫徹《七•三布告》不力,還親自點了居民黃德三、羅桂昌二人姓名。當晚,新賓鎮革委雷勵風行,在南橋頭開批鬥會,將黃、羅二人打死,拉開了賓陽大屠殺的帷幕。

二十七日,新賓鎮墟日(集市貿易日),被王建勛督戰的新賓革委組織遊街,打死“四類分子”十四人,首開成批打死人先例。

同日,縣武裝部組織各區武裝幹部到新賓觀察殺人現場。蔣河公社民兵營長吳某某等立即通知民兵連長押送“四類分子”到公社集中,於二十八日晚十時集中屠殺。一批共二十四人。

二十八日,縣城蘆墟墟日。王建勛授意在最熱鬧的縣城中心游斗大批“二十三種人”。(據《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二十八頁註解:“文革期間所說的二十三種人是指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這裡僅列二十二種人,疑遺漏“資本家”。這種“二十三種人”的提法,不知除了廣西外,還流行於南方哪些省份?)武裝人員煽動群眾以木、石當場打死八、九十人。其中包括縣醫院院長、副院長及內科、外科、婦產科、藥劑科主任等。人們說:縣醫院的業務骨幹基本殺絕了。

駐縣醫院宣傳隊負責人李明聽說這件慘案十分震驚,趕到王建勛辦公室彙報。這次彙報,在李明當時的筆記和後來的證詞中有生動的描述:

“李明:我向你檢討來了。先彙報一下情況(隨即彙報了縣醫院被打死人的情況)。

王建勛:那裡有什麼反映?

李明:好人感到高興。有問題的耽心。也有個別人講,不該死的死了。可能多了一點。

王建勛:死就死了嘛,有什麼值得檢村的?回去要和大家講,不要以為死了幾個人就灰心喪氣。還要硬著頭皮頂著干。醫院一百多人不死他十幾二十多個算什麼?現在剛剛開始呀!

李明:原來我對首長指示理解不深。

王建勛:原來叫你們去鬧個天翻地復,現在給你們震動一下!該認識認識了吧?還要回去給他們講清,要鼓起勁,挺起腰桿幹下去。不要死了幾個人就怕了。

李明:現在被打死的家屬不上班,過幾天準備找他們談談。

王建勛:要對他們說,不幹工作,人家連他們也要幹掉。”

屠殺示範(7月29日一30日)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縣革委主任王建勛在軍管會召開的政法幹部會議上,推廣新賓鎮打死人的經驗,對打死人的對象、時間、手段、辦法和指標要求都作了具體布署。他在會上說:

“我們打這一仗,時間從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為一段落。鬥爭的鋒芒主要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次要的是投機倒把分子,賭頭,領頭鬧分生產隊的首要分子。縣的重點在新賓、蘆墟。現在新賓已拉開序幕,不要看不慣,氣可鼓不可泄。這個任務要執行,但又不能開大會,大張旗鼓去發動,只能個別點火。群眾認為是壞人的要專政,你們不要束縛群眾的手腳。”還講:“當運動起來,積極分子開始開槍殺幾個問題不大,但我們要引導用拳頭、石頭、木棍打,這樣才教育群眾,教育意義較大。現在賓陽有四千多名‘四類分子’,你們對他們改造十幾年,我看一個沒有改造過來。群眾也花了不少精力監督他們,我們有那麼多精力去發展生產不好嗎?這些人交給群眾專政,用不到三天時間就幹完了,又不花一槍一彈。這次行動,時間三天,現在告訴你們一些底:這次運動要對敵人砸死的大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共賓陽縣委整黨辦公室編印,一九八七年四月,第十四頁。)

官方《大事記》略掉的一些生動的語言,對於我們了解王建勛其人的性格、氣度頗有補益,特續貂於後。一上來,王建勛就從他的樣板新賓鎮談起:

“這兩天新賓、蘆墟搞了不少壞人,你們有什麼感覺?前兩天我講話你們聽不進去的,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吧?要求公安人員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走在運動的後面,象小腳女人走路一樣,這是不對的。大家是否認為這兩天殺多了?如果這樣認為就是右傾表現。為什麼呢?多殺幾個也可以嘛,這兩天殺了幾個是整個運動剛剛開始,再住後會殺更多的。我在新賓點了一把火,看你們怎麼行動!”(《關於王建勛策劃,指揮大量殺人的犯罪事實》中共賓陽縣委,附件之一,第三頁。)

屠殺在王建勛嘴裡顯得十分瀟洒、胸有成竹,舉重若輕。他真的不知道他在鼓動殺人,在觸犯天條嗎?他實在知道得太清楚了:

“……今晚會議我講的只能在座的知道,回去不能說是上面布置的,就算你們說是我講的,我是不認帳的。”(《關於王建勛策劃、指揮大量殺人的犯罪事實》中共賓陽縣委,附件之一,第六頁。)

就在這一夜,王建勛還主持了全縣各區武裝部長和公社民兵營長緊急會議。王建勛向不願動手殺人的單位施加壓力:

“有些單位在那裡看,拖拖拉拉不動,回去後要統一行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手段是放手發動群眾,把敵人暴露出來,然後開展鬥爭。該死的交給群眾處理他們。民兵營長要帶頭抓幾個壞人。”(《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紀》)

就這樣,從軍人“領導小組”成立,五日之內,大屠殺的輿論、示範、組織工作全部就緒,地獄之門豁然敞開。轉瞬之間,紅色瘋狂席捲全縣,把賓陽民眾投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屠殺恐怖之中。王建勛講話之後,幾乎是立即——當日下午和次日,全縣到處召開萬人“殺人樣板會”,再次示範。其後,全縣一百七十二個大隊(小公社),隊隊狂抓亂殺。大屠殺進人高潮。

其間,一批公安幹部以“觀察員”身份遍布全縣,監督基層屠殺,並每日上報殺人進度。縣、公社領導不斷打電話向“進度”較慢的單位施加壓力。到處都在狂叫:“不要浪費子彈,要用拳頭、木棍、石頭!”

殺人狂潮(七月二十九日一八月二日)

王建勛的屠殺動員令以我們今天難以想像的速度即刻傳遍全縣。沒有任何過程,屠殺立即進入高潮。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大橋區豐州公社黨支部書記黃某某召開領導班子會議布置殺人。當晚把張維玉等五名“四類分子”批鬥後用木棍打死。次日黃某某再次組織動員將“四類分子”及“二十三種人”共三十人捆起,再兩人捆作一團,全部推入村邊極深的廢煤坑裡淹死。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新橋區革委主任張某某和區革委副主任韋某某在新橋墟召開屠殺“樣板”萬人大會,將林臣茂等十四人以捏造的“反共救國團”罪名全部用木棍打死。會後,韋某某等還到數個公社監督殺人,並親自點名殺害了林學光等八人。這一期間,新橋區共打死一百九十三人,自殺十八人。

次日(三十日),大橋區紅橋公社民兵營長彭某某與公社主任韋某某召開會議,傳達縣、區民兵營長會議精神,然後,分組討論,當場“規劃”打死人名單。彭某某親自指揮將“規劃”中的三十三人綁到新街嶺,用刺刀、木棍、石頭全部打死。

是日(三十日),蘆墟區國太公社主任謝某某、副主任胡某某、謝某某被區革委主任覃某某批評“行動慢”。謝某某等三人立即召開會議,決定集中全部“四類分子”到公社集體屠殺。黃蘆片集中的二十人在送到公社的途中已被打死;其他各片集中到馬蘭墟的三十二人除了幾人要取“口供”,或留下作“活教材”之外,當晚先用木棍後用槍,共打死二十四人。

是日(三十日),輿王建勛和六九四九部隊有接關聯的事有兩件,皆意義重大。一是王建勛本人給思隴區領導打電話,嚴詞批評思隴區領導殺人“動作太慢”,要他們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思隴區武裝部長、區革委會副主任黃某某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制定出三條“緊急措施”。一、立即把王建勛的批評傳達到各公社;二、檢討殺人慢的原因,如果下面不敢殺,把人交上來殺;三、區糾察隊、下鄉宣傳隊監督執行。八月三日,根據這個王建勛直接授意的“緊急措施”,區糾察隊負責人韋某某指揮持槍糾察隊員十二人,將四個公社送來的三十四名(一說三十七名)“四類分子”於六進坪一次集體槍殺。

第二件事輿王建勛副師長本人無關,卻與他的搭當——六九四九部隊師長董永興有關。是日(一說三十一日)新賓鎮東風街主任謝某某帶一夥糾察隊到熊世倫家抄家。(一說將熊世倫打死後,懷疑家中藏有武器,方去抄家)熊家閉門不開,並擲出一土造手榴彈(未炸)。這伙只會屠殺毫無自衛能力的無辜者的凶手,被一顆自製手榴彈嚇得踟躊不前,只會猛烈射擊卻無膽沖入捕人。新賓派出所所長黃某某等到師部求援,要借四十枚手榴彈。董永興師長說:“不用了,我們部隊出兵,你們糾察隊配合。”隨即六九四九部隊派出二個班的兵力,攜四挺機槍包圍熊家(一說四個排)。凌晨三時,發起衝鋒。董永興親臨前線指揮。手榴彈、步槍機槍一齊上,戰況極為壯觀。攻佔熊家後,人們發現熊家三口早已被打死,仔細搜查後,亦未發現任何槍枝武器。清晨,三位敢於自衛者的屍體被拖到南橋頭示眾。

三十一日,蘆墟區武裝部長賴某某到河田召開河田片幾個公社的幹部會,會上“規劃”了二十七人的“專政”名單。會後,賴某某親自到德明、中興、深柳三公社督陣。組織指揮打死五十六人。中興公社舉行“批鬥大會”,“規劃”名單上的農民吳日生拒絕列會,並閉門執刀。賴某某聞訊大怒,提著手槍將吳日生押上鬥爭會。吳日生先被割掉耳朵,然後推下河去以亂石砸死。吳妻韋清才撲到丈夫身上,大哭道:“生同生,死同死!”大女兒吳來英(八歲)背著二弟(三歲),拉著大弟(六歲)亦隨母親來到河邊,同赴父難。此案被當地百姓稱作“四屍五命六含冤”(五命:吳妻尚有六個月身孕;六含冤:大女兒重傷昏迷未死,次日被人發現悄悄背走,含冤終生)。

八月一日晨,原大橋區連朋公社治保主任宗某某率糾察隊員將十六個人五花大綁押到公路旁,用棍棒活活打死。此時,王建勛坐小車經過,特地下車觀看了現場。

八月一日上午,新賓區勒馬公社的“四類分子”和“二十三種人”集中關押,民兵營長韋某某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游斗後全部打死。下午一時,武裝民兵押解這批“階級敵人”到新賓遊街,當街跪下,一次集體槍殺二十三人。一位陳姓女地主嚇得奪路逃走,被圍觀者用石頭當場砸死。

八月二日,黎塘區補塘公社民兵營長楊某某、支書侯某某等五人在公社辦公室召開緊急幹部會議,決定學習新賓經驗,把“四類分子”統統幹掉。緊接著又召開民兵排長以上幹部及糾察隊員會議,以村為單位,分工包干,落實專政對象。當場,民兵營長楊某某點名高嶺村十三人,並負責組織打死;公社主任呂某某點名新阜村四人,民兵副營長張某某負責“落實”補基村七人;支書侯某某負責“落實”三擇村十三人;公社會計張某某點名吊塘村二人。次日,楊某某與張某某指揮民兵與糾察隊,將以上“規劃”的三十七人押到北溝舊煤窯,排為一橫隊,行刑隊在後面。楊某某一個手勢,三十七人一同飲彈身亡,屍體全部投入煤窯深水之中。

八月二日,大橋區豐州公社民兵營長黃某某在公社會議上傳達了王建勛的講話,會議決定將關押在公社的“四類分子”共二十七人全部幹掉。隨即將他們用繩子捆綁拉到離會場三百米遠的一個水深十幾米的廢媒坑旁,強迫後者推前者往下跳。實在不敢推,幹部民兵才動手。

有一位船家婦女會水,落水後游至坑邊。凶手們便用石頭猛砸。一民兵用尖刀朝她胸口連刺數刀,鮮血頓時染紅了水面。這一次屠殺,史稱“豐州媒坑慘案”。

直殺得凶手心虛膽寒(8月2日——6日)

殺戒一開,嗜血的魔鬼便再也收不回去。殺!殺!殺!瘋狂的人們憑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殺紅了眼,越殺越順手,越殺越刺激,越殺越酷虐!直殺到始作俑者王建勛也心虛膽寒之地步。

八月二日晚,賓陽縣革委會召開各區(鎮)革委正副主任、宣傳隊長緊急會議。王建勛開門見山,擬定了議題:“今晚會議要解決一個問題,即各區貫徹執行《七•三布告》的情況,做得好的要學習,不好的也要講。”彙報上來,全縣十五個區、鎮,在短短的一周之內,已殺了一千九百九十七人。這個差三人即滿兩千的數字,終於把一直鼓動、督促殺人的王副師長嚇住了:“不要再殺了!殺得太多了!殺罪大惡極的得了!”為了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王建勛仍然堅定不移地宣稱:“我們猛烈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進攻,大方向是對的。向敵人專政是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如果對敵人專政手軟,就是國民黨的立場。”所以“該殺的還得殺!”

這個所謂的“剎車會議”之後,各地仍然大殺。怕以後不易再亂殺人,許多地方還加快“進度”。如鄒墟同德公社八月三日傳達了會議精神,馬上打電話通知原訂的十八個“專政對象”,每個人自帶一根繩到公社集中。宣布完“罪狀”,用受難者自帶的繩子綁起來,亂棍打死,投屍獨石江中。其中有位生產隊幹部覃采雲,正在田裡勞動,接通知後立即回家,衣沒換,水沒喝,拿了“語錄本”和一條繩子就走。被縛時,哀求公社幹部:“我沒有什麼罪,請留我一條命,做工養小孩!”已毫無憐憫之心的人們照樣用木棍將其痛毆致死。

直至八月六日,集體屠殺的紅色風暴才止息。多年後,人們評價說:這個“剎車會”實際成了“動員會”。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們才第一次從官方文件上俯瞰到賓陽屠殺的全貌。據《賓陽縣“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內部文件)披露,在貫徹《七•三布告》那短短的十一天里(1968年7月26日一一8月6日):

“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國家幹部五十一人,工人二十七人,集體職工七十五人,教師八十七人,農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一批打死的最多有三十四人,被槍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還有個別活埋,手段十分殘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十人都被打死;有一百七十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十四戶被斬草除根,全家滅絕。一家被殺害兩人以上的有一百九十戶,四百三十五人。”

瘋狂的賓陽

一九八六年春未夏初的一天,我站在賓陽縣城中心打量這塊曾經浸浴在血泊中的土地,不禁感慨萬端。街市繁榮,燈火輝煌,叫賣之聲不絕於耳……那末,連交通都為之阻絕的一片片屍體呢?那用石灰掩蓋不盡的滿街鮮血呢?今日之繁榮,將十八年前血腥覆蓋了,往事變得無法理解。數字與簡單過程只能勾勒事件之輪廓,我想了解人:狂暴的人、絕望的人、被殺的人、殺人的人、被煽動被裹脅的人……我想,只有了解了人,人的思想輿情緒,那看來無法理解的大瘋狂才能得到起碼的解釋。

除了談話和看案卷,我採訪了幾位人物。

賓陽縣法院王院長:我認為殺人風是無法的概念,以“革命”取代一切。毛主席講:“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當時全國上下,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只記得一位縣裡派駐公社的宣傳隊長在村裡說一句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但也不是全部殺掉。”說是亂打死人,實際上也不是全沒有標準。事後,法院判了五十二人,僅四人屬於挾嫌報復。農村挾嫌報復,宗族矛盾多些,但殺人名單到公社審批時,還是按當時原則辦事的。

紅衛兵黃某某,一九四七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十月在縣委操縱下成立了第一個紅衛兵組織。黃某某親自參與殺害四位老師事件,用手槍執刑。參與殺害九名武鬥戰俘。

在押犯盧某某,老初二畢生,曾將一位被害青年屍體剖腹解恨。特地將他從看守所提到一個專供談話的小屋裡。談笑自若,似無愧疚之情。

黃、盧二人談的皆殺人現場的一般情況,綜述如下:

“批鬥會”一般在街上,每家必須去人。按名單把要打死的人推到前面,一一宣布“罪狀”。“罪狀”一般十分簡略:某某右派,某反動學術權威,某某投機倒把分子……然後背誦一段“最高指示”(法律依據):“毛主席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然後高聲煽動群眾:“對這些牛鬼蛇神,大家說,怎麼辦?”在場的人皆大呼“幹掉!”“殺!”於是一擁而上,亂棍打死。局面從未失控,無當場亂點名打死的,全按名單來。場面混而不亂,雖是亂打群毆,但不會傷其他人,被打死的人與群眾之間,保持一段距離,分得很清。

一般群眾也參與打人,打幾下就下不了手了。較殘忍的有這樣幾類人:光棍、舊軍隊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資派”、對立派的“反戈一擊者”,還有各種害怕不努力表現就會輪到自己頭上的人。從年齡上看以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居多,十四、五歲也不少。群眾下不了手時,便逼“四類分子”動手,人都處死之後,再把動手的“四類分子”打死。收屍掩埋也是“四類分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不少“四類分子”自知難逃一死,只好自盡。

在縣城裡,蒙難者一般並不綁縛,因他們無處可逃,亦毫無生望。一聽傳喚,便老老實實地踏上死亡之途。不叫罵,不求饒,不分辯,表情冷漠,毫無反抗意識,跪地上任人痛打至死。若被打倒,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

——絕望!深入骨髓的絕望!

恐怖與絕望

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被納粹軍隊集體屠殺的猶太人也表現出類似的絕望。在戰爭結束後的大審判里,當年的目擊者向法庭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人們全身赤裸,一絲不掛地走到已填滿死者的萬人坑裡。劊子手殺得累了,在坑邊抽煙稍息。即將被處決的人都利用這最後的時間同親人們擁抱告別。有的孩子不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於是父親便親切地向孩子解釋,並舉手示意天上那個最後的歸宿。然後,躺在屍體上,等候屠手們走過來射殺……這證詞令法庭大為震撼。我猜想,這震撼正是在劫難逃的絕望!

在1966—1968的“文革”大屠殺中,入了“另冊”的人絕少有逃出生天的。“革命”像風暴,像瘟疫一樣籠罩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你沒有戶口沒有糧食,沒有“路條”,沒有軒昂的革命氣宇,滿臉掛著恐怖與驚惶,你究竟能逃往何方?無處可逃亦無人逃的絕望。

在這種令我們的後人無法想像的絕望之中,人們紛紛自殺。其中,死得最為艱巨者該算是新賓鎮的黃應基了。在弟弟黃寧基被活活勒死,弟弟黃朝基被打死,妻子羅淑賢投環自盡之後,黃應基悲憤欲絕,走投無路,當即撞牆尋死。未果,又以斧自劈頭部。仍不死,最後懸樑上吊,總算達到了目的。當時氣氛之恐怖,不僅無人敢收屍,連家屬亦不敢一哭。武陵鄉一女哭夫,背上背的幼子被扯下來扔在地上,用鐵鍬鏟死。一女哭夫,說同情階級敵人,下批便將其打死。屠殺之初,無人害怕,連看熱鬧的孩子都不知道怕。直到後來屍橫街道,汽車停駛,將桂南這—重要公路樞紐交通斷絕,直到縣城所在地蘆墟(廣西歷史上著名的四大名鎮之一)汪起了血泊,人們才懂得了害怕。一入夜.縣城中心行人絕跡。殺人的,被殺的,目擊的,家家關門閉戶,毛骨悚然。一種巨大的恐怖如天羅地網罩住了賓陽民眾,無人得以逃脫!

數日採訪,一幅又一幅當年的圖畫在我眼前浮凸出來,我逐漸大致了解了瘋狂中的賓陽人,於是賓陽大屠殺逐漸變得可以理解。不禁想起文革之初的北京“紅八月”,何其相似乃爾!都是泰山壓頂之勢向“階級敵人”實行“群眾專政”;都是數日之內即令被害者精神崩潰,喪失一切反抗意識;都是為時短暫但瘋狂至極,都是開始“發動群眾”;後來自己被殺人狂潮嚇住,出面“講政策”、“急剎車”以求洗刷罪責,等等……天子腳下的北京可以有“紅八月”、“大興屠殺”,邊陲之地何不可有賓陽大屠殺!

這次賓陽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屠殺,使賓陽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在廣西名列榜首。抗戰時期,全縣被日軍殺害的群眾三百餘人。這是民族戰爭。建國之初,“剿匪”鎮壓三百餘人。這是拿槍的政敵。何以在和平日子裡,眨眼之間將十三倍於戰亂死亡者的人民私刑處死?

賓陽屠殺整整十五年之後,一九八三年,賓陽縣黨政機關對文革期間被無辜殺害和迫害致死的三千九百五十一人全部平反昭雪,並以縣政府名義給死者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

不知這一紙“通知”是否可以撫慰那慘死的數千亡魂?

頭號劊子手逍遙法外

對於屠殺凶手,全縣僅判刑五十四人。查閱案卷時,我隨手記下三例:其一,原公社武裝部長賴某某,組織殺害五十四人,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其二、黃某某,原大橋區豐州公社黨支書,組織殺害三十三人,有期徒刑七年。其三、莫某某,原縣宣傳隊駐鄒墟區同禮公社工作組負責人,刑訊逼供,製造八十三人的“反共救國軍”假案,僅倖存十餘人,並親自組織、指揮殺人若干,有期徒刑十五年。全縣算下來,平均每殺害七十人,才判處一人有期徒刑。全縣判刑的五十六人之中,僅一人死刑。也就是說,一命抵三千九百五十一命。

然而,更令人驚詫莫名的是:被法辦者紛紛大呼冤屈!因為賓陽大屠殺之首犯,那位6949部隊的副師長王建勛並沒有被判刑。被判刑的凶手們申辯道:若不是王建勛煽風點火,打氣督戰,我們也不會殺那麼多人,落到今天這步田地。於是紛紛主動上交當年的筆記本,電話記錄,會議記錄。——王建勛一手製造賓陽血案鐵證如山!

賓陽縣紀委書記李增明神情凝重地遞給我一份列印文件:《關於王建勛策劃、指揮殺人的犯罪事實》,文後落款為“中共賓陽縣委員會”。我立即感到事有超出常規:依照慣例,此類公事理當由職能部門出面辦理。一反常規,由黨委親自出馬,顯然表達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情感與決心。果然,這是一份行文極為克制,卻字裡行間噴發著怨憤之火的起訴書。口氣盡量和緩,但時間,地點、罪行、人證、物證、個別案例、統計數字毫不含糊,字字如板上釘釘。在陳述了全部犯罪事實之後,這份長達二十八頁的文件以肯定的語氣宣稱:

“以上的大量事實充分證明,王建勛就是我縣出現亂殺人這一慘案的首犯。殺人數量多、手段殘忍、民憤極大。我們認為該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最後提出要求:

“我們意見:應逮捕法辦,從嚴懲處,以平民憤。

中共賓陽縣委員會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凶手們的冤聲,賓陽縣委的抗議,究竟從何而來呢?

賓陽大屠殺之首犯王建勛至今逍遙法外。這位親自策劃、組織並指揮了大屠殺,雙手沾滿了賓陽民眾鮮血的劊子手,反而步步高升,官至廣州警備區第一副司令,最後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安度晚年。

當李增明書記遞給我《起訴書》時,我注意到文件簽發的日期是一年半之前。也就是說,在長達一年半之久的時間裡,賓陽縣親自出面的這一紙訴狀仍無人受理。我感到這幾十頁紙張的沉重。我不敢抬眸去承接李增明那探詢的目光。我只有真實地記錄下這些可怕的事實,留給時間,留給我們的後人。

2011年06月24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