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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專家:親歷「因人廢史」的兩個典型例子

中共因為“批彭”而掩飾軍史,圖為彭德懷(左)和毛澤東(右)。(網路圖片)

中共黨史專家、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親身參與了眾多中共軍史、黨史的編寫,在其回憶錄《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中披露因人廢史的兩個例子,一是因“批彭”而掩飾軍史,一是西路軍事件。

親歷因人廢史:因“批彭”而掩飾軍史

1959年我們正在編寫第二卷的時候,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受到無情的批判,隨即在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這次運動來勢兇猛,人民大學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剛從人民大學調到北京大學去的副校長鄒魯風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殺身亡。我們編書組當然也要檢查“右傾”問題。好在全國性的討論會剛開過不久,人們記憶猶新,雖有個別人煽動,終未掀起大的波瀾。這時我倒覺得在那次討論會上的總結髮言,我所採取的徹底展開說透的辦法是做對了。那次如果不說透徹,那麼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頭上的帽子,什麼“白專”呀、“不貫徹毛澤東思想”呀、“不貫穿紅線呀”,以及什麼“厚古薄今”之類的大而不當的帽子,一定會往我們頭上戴。可見風險來了,如果能頂住還是頂住的好,因為頂住了小風險反而能避免大風險。當然,如果風險太大,那是誰也頂不住的。不過也應想別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則的條件下加以應付。無論如何也不能像鄒魯風那樣,總應該看得遠些嘛。這次反“右傾”的錯誤,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糾正嗎(彭德懷等少數人例外)?

編書組順利地過了反“右傾”大關,但第二卷書怎樣寫呢?還是個問題。彭德懷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現他的名字,一出現就不能出版。不單彭德懷不能出現,連平江起義也不能寫。因為當時有人把建議寫平江起義的歷史看作是陰謀,是為彭德懷想奪權服務的。怎麼辦呢?真傷腦筋!經過反覆思考,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彭德懷的名字不寫,那麼相應地在平江起義中滕代遠、黃公略的名字也不寫。到第三卷抗日戰爭中,不寫彭德懷的名字(他是八路軍副總司令),只寫總司令朱德的名字。相應地,一一五師只寫師長林彪、一二○師只寫師長賀龍,一二九師只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一律不寫。新四軍也是只寫軍長葉挺,不寫副軍長項英,這樣正好把項英這個難題也解決了。但平江起義卻不能不寫,不寫它,那紅五軍從哪裡來的呢?後來紅一軍團又怎麼寫呢?想來想去,決定寫紅一軍團時,說它是由紅四軍、紅五軍合編而成的。紅四軍前面已經寫得很多,這裡可不再寫。對紅五軍則採取補敘的辦法,從平江起義一直寫下來,順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書那樣,加一個“初”字,表明是倒敍。這樣讀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這一辦法向編書組的同志們一說,大家都贊成,甚至鼓掌稱善。不知哪一位下來對我說,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樣想方設法以求出書,總不能連良心也喪失啊!唉,怎麼在歷盡千難萬險才締造起來的新中國,寫書竟是這樣的困難呢?我們在革命中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麼到今天成了這種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傾訴,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全國都在挨餓。不知餓死以及由餓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單位都有不少浮腫和肝炎患者。所幸我們編書組沒有一個浮腫和得肝炎的,因為我們把稿費全拿來吃了。東廠衚衕的對面便是華僑飯店,同志們很早便去排隊領牌子,到開飯的時候才能去吃飯。開始還有肉菜,後來便只有鮑魚這樣的海味一兩樣了,而且價格非常昂貴。為了活命,為了寫書,忍痛吃飯!我們五位主編(孫思白、彭明、陳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況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學吃小灶,便厚著臉皮去請示人民大學的實際領導人,把他們當作客人也讓其吃小灶。為了吃飯,我們每天從八角亭到張自忠路來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過幾人同去同歸,好像青年時代過學校生活,也很有趣。有時晚飯後皓月當空,我們踏著月色,邊走邊談,其樂融融。

大概從1960年開始,我們當主編的,還得到一點“特殊供應”,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個本子,每月持本可以到指定的商店買到一些肉和雞蛋、糖果,還有兩條煙。當時群眾對這種特殊供應和高價出售點心糖果就很不滿意,流行著一首順口溜說:“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太太上茅房,手裡拿著高級紙,拉了一泡高級屎。”在街上聽著小孩們不斷念著這樣的順口溜,心中實在難受。

高台考察:官修“西路軍”歷史的謬誤

東湖大隊的西面,不到十里路便是平原大隊。平原大隊有不少西路軍當年失散下來的人,從他們那裡知道不少西路軍當時的情況。過去教黨史時,就知道西路軍是在甘肅高台地區被馬家隊伍打敗的,現在既然來到離高台不遠的地方,當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來1936年,三路紅軍即將在陝北會師,黨中央考慮到陝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貧,難以養活這麼多的部隊,決定向外發展。於是首先進行東征。東征軍對閻錫山作戰雖然取得勝利,而閻卻因此引來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入晉相援。黨中央為避免內戰擴大,便回師陝北。

隨後,又決定舉行寧夏戰役,向西發展,希望通過寧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取得遠方(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後來寧夏戰役計劃沒有實現,已經渡河的紅軍便稱為“西路軍”。

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分於1936年渡河,完全是為了打寧夏,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絕不是像《毛選》第一卷有關註解中所說的那樣,是什麼“張國燾的命令”。

至於11月改稱“西路軍”,不但有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決定。

我到高台考察時,對西路軍的原委尚不清楚,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

我親眼看到高台的一個集鎮,據甘肅到新疆的河西走廊要衝,當年必是衝殺要地。但在平坦的公路上,除一些土牆外,無險可守。而馬家軍火力既佔優勢,又大部分是騎兵,來往衝突,紅軍雖無比英勇,終究難以抵擋。我根據地形地物和殘垣廢壘,想像當年紅軍頑強奮戰的情形,既無限敬仰,又不勝感慨。

我弄明白了這次戰鬥是1937年3月的具體日期之後,心中又極為憤懣。

《毛選》中,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樣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可毛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36年,他怎麼能在1936年就預見到1937年西路軍的失敗呢?很顯然,這是毛著編委們幫助整理成這樣的。

我在60年代初曾認真研究過“西安事變”,看過幾乎所有的有關檔案。我知道當時黨中央考慮的中心問題是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一切問題(包括軍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的。

西路軍的前進、停止、後退、再前進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這些指示又都是根據黨的中心任務發出的。西路軍除很短的時間失掉和中央的電訊聯繫外,凡能通電報的時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軍失敗的這筆賬掛在張國燾的頭上呢?

儘管張國燾的錯誤很多,“罪該萬死”,也不能如此對待呀,更何況西路軍有兩萬多人呢!無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軍所有的同志都對此始終不服。直到80年代,這一問題的真相和是非,才在徐、李和陳雲反覆堅持下,大體上搞清楚了。

對於黨內鬥爭如此的複雜而殘酷無情,我此時才有所領悟。但我不能對他人講,只和黎澍一個人交換過意見。

1938年我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時候,就見到不斷有從蘭州辦事處送回陝北的西路軍戰士(那是由謝老覺哉和朱紹良交涉的結果),他們談起西路軍作戰的艱苦和英勇,都很令我欽佩。後來批判張國燾,我因此把他恨入骨髓。

但到了我研究西安事變了解到一些真實情況之後,我的思想開始有所變化。以至這次到高台實地考察,我才發覺對西路軍問題應該重新考慮。所以到了80年代,我的研究生陳鐵健發表《論西路軍》時,我完全支持他的觀點,因為那是實事求是的、無可非議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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