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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的幼童留美:朝廷習慣看到壓抑的青春

1872年,首批30名赴美留學幼童在上海輪船招商總局合影。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起錨了。船上30名統一著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目。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蔑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夢想破滅之後的曙光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已經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著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佔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鑒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平心而論,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四批,總計預算白銀120萬兩。

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為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還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裡,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到香港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以籍貫論,廣東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台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但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這暴露了滿洲貴族們的顢頇,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布,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為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著名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離襁褓後首次被人親吻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政客著眼於“更大的實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謀遠慮。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回憶:“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著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但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總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以後成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次演講辭回顧:“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著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他們只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在管理幼童的專門機構—肄業局裡,儒家正統教育背景、作為委員的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容閎在回憶錄中批評他們“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而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未曾消歇,有的甚至說幼童能否學業有成尚不可預期,即使學成也不能為中國所用。清政府終於決定將幼童全部撤回。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為失望。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為,“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讚。”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為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先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身而出為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還是個頗有成就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認為“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說他見風使舵並不公正。

“磚縫中的潮氣使衣衫盡濕”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國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欠佳,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回到彷彿已經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

後來服務於中國外交界的幼童黃開甲,把他回國之初的遭遇,透露給了他在美國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說:“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歡迎的微笑來接待我們這失望的一群。……到中國‘海關監督’辦事處,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動真遲緩。我們還被暴露在驚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難堪。……為防我們逃脫,特由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格致書院’。……這所書院關閉已經十年,當你踏進門檻,立刻霉氣撲鼻,夜間,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可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作為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為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這裡,“美國化”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九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開國人自建鐵路之先河的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為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于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為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茲閱前因,足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為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蕩,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時代周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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