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直接捲入政治鬥爭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這正是毛澤東的刻意安排。軍中高層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邊站，還有的被打倒，如走馬燈般在這個大舞台上扮演著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認真研究。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軍中一些高層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動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個個都是「高大全」，他們在文革中的錯誤也被掩蓋、淡化，甚至根本就從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們從來都是文革中正確路線的代表，是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英勇鬥爭的典範。這顯然不是真實的。筆者讀罷邱會作的口述回憶，覺得有必要將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將那些被官方刻意掩蓋的史實展示出來，這對研究那段歷史不無助益。
（六）汪東興
嚴格說來汪東興並不屬於軍中高級將領，汪東興僅僅是毛澤東的「家臣」而已。可是汪東興卻負責毛澤東的「禁衛軍」－－８３４１部隊，儘管汪東興一天仗也沒打過，但是１９５５年軍隊授銜時汪東興也搞了一個少將軍銜，充其量也就算是半個軍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卻是誰也不敢忽視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御前行走」、「帶刀侍衛」，對毛的一舉一動瞭若指掌，起到上傳下達之作用，其「恭體聖意」、頒布「聖旨」須臾無可替代，成為漢末「十常仕」、明末魏忠賢一類的人物。另外，汪東興通過他的中辦系統和警衛系統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動態，即可有選擇地向毛澤東匯報，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了解汪東興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實在非常重要，特別是揭穿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鬥爭》一書中謊言，還原那段歷史真實，更是我們責無旁貸的義務。筆者撰有《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對這個問題作了論述。現再根據邱會作的回憶對汪東興文革作用作一評述。
（１）汪東興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汪東興作為毛澤東的「家臣」不屬「走資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澤東很多「體己事」還需汪東興出面去辦。毛澤東的隨侍醫生李志綏的回憶對此多有描述，此處不贅。然而，最重要的還是這位「大內總管」－－中辦主任負責辦理非常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比如，１９６６年５月份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汪東興曾打電話給邱會作，汪說：「我們這裡有兩個人，現在到你們那裡去拿嚴昭的東西（嚴是陸定一的小姨子、總後副部長韓振紀的老婆）。你先告訴韓，把東西交給來人就行了，不要問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聽那些事。現在的事，當你能聽到的，不用問也可以聽到；要是你聽不到的事，問也問不到，不僅如此，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陸定一出奇的壞，嚴慰冰已經被抓起來了。」（《邱會作回憶錄》上冊新世紀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頁４３９）邱會作說：「汪東興的口氣很大，我除了聽之外，一句話也沒說。」汪派人到總後取某件東西事小，但卻折射出汪東興其人在中央高層政治圈子裡的地位和作用。汪東興在中共的「九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事實上，汪東興對此並不滿意，汪對毛的醫生李志綏說「你不要以為周總理可靠，他這個人是見風倒。周來看過我，說江青、康生不同意我當政治局委員，他們讓周總理來說服我。周還真叫我表示態度不當政治局委員。你看他這個人真是見風使舵。」（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４９２頁）雖然汪僅僅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其所起的所用卻是很多政治局委員難以望其項背的。因此說汪東興是文革的受益者一點也不誇大。
（２）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倒向軍委辦事組
文革前江青曾經整過汪東興，汪被下放到江西省當了幾年的副省長，後才回到北京，接替楊尚昆的中辦主任一職，從此汪對江青恨之入骨（見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３頁）。林彪作為中共「九大」黨章規定的接班人，汪東興自然要與林彪、軍委辦事組搞好關係。邱會作回憶說：「汪東興１９６９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東北地區檢查戰備工作，他來往經過北京，均邀請黃、吳、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長談，每次在四、五個小時以上，談的核心話題是反上海幫。汪東興向我們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１、毛主席對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給他；２、毛主席對張春橋欣賞但不信任。對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沒有進一步培養的打算和安排；３、毛主席把江青當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贅，想甩，一時又甩不掉。毛主席對江青是又厭煩又無奈，厭煩得連見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東興還講了毛、江的不少個人隱私。」（頁４２８－４２９）吳法憲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換句話說，汪東興在「軍」、「文」兩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邊，不僅及時地向軍委辦事組通風報信，更成為日後林彪出手打擊張春橋的積極響應者、擁護者，人們也就不難理解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的所作所為了。
（３）廬山會議上汪東興的作用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政治局會議上主動傳達毛澤東的指示。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２日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介紹會議議程等各項安排後，汪主動作了補充說，「主席說『九大』後有人有一些活動，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頭上了，應當講一下，對黨的團結是有利的。」康生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汪東興在這裡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澤東對中央政治局內部的矛盾是相當了解的，也知道張春橋等人的某些「活動」的確「弄到一些中央常委頭上了」，因此毛強調應當「講一下」，以加強黨內團結。
第二，林彪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後，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講話錄音。原因是很多聽者在開始時並未領會林彪講話的含義，他們並非要聽林彪的那些「官話」，而是要聽林彪講話中所批評的「對毛澤東思想不正確態度」的真實含義。
第三，汪東興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陳伯達編寫的「馬列毛論天才」的材料，並以中央辦公廳的急件發出，送交軍委辦事組諸人。
第四，汪東興在華北組的發言異常激烈，矛頭對準張春橋。汪東興的發言起得作用遠大於陳伯達，因為與會者咸認為汪東興帶來的毛澤東的「聲音」，代表了毛澤東的意圖。會議批張一發不可收拾。
第五，汪東興積極鼓動各組代表發言表態。汪東興對一些軍隊代表甚至說「要抓緊時機，可以說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失去就是千古遺憾了」、「現在表態不表態，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云云。
通過汪東興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汪絕非是他自己所聲稱「誤信了陳伯達的話」，屬「受騙上當」。事實證明，汪東興是堅決站在林彪一邊與張春橋等人作鬥爭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無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４）批林整風會逼死王良恩
廬山會議後汪東興用兩頁很不像樣的檢討換得毛澤東的「寬大」，成功地從軍委辦事組「反江青俱樂部」逃逸出去，從此斷絕了與軍委辦事組的聯繫，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在後來的批林過程中，汪東興下毒手逼死原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筆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黨嗎？》，對此作了敘述，此處不贅。
（５）「九一三事件」後汪東興對軍委辦事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後為了掩蓋與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汪東興積極主動要求對黃吳李邱採取抓捕行動，必欲置黃吳李邱於死地。吳德回憶說：「９月２３日的晚上，周總理通知讓我到人民大會堂，是什麼廳我記不住了。我進去時，看見汪東興、楊德中在那裡。汪東興和楊德中都說：黃、吳、李、邱這些人是軍權在握，再不動他們很危險，這個事應該處理。我們正說著，周總理來了，汪東興向周總理講了要處理黃永勝等人的意見。楊德中說：黃永勝在燒材料。周總理說，你們先等一等，說完他就同汪東興一塊出去了。過了不長時間，半個多小時的光景，周總理回來了。周總理告訴我們，毛主席已經批准了，把黃、吳、李、邱逮捕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第１４５頁）事後成立的中央專案組由紀登奎、汪東興負責。這無異於使汪東興可以隨心所欲地銷毀不利於他自己的證據，從而掩蓋他與林彪及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據王洪文在秦城監獄對邱會作說，「我們（四人幫）認為你們垮了沒用了，積極要處理你們的是葉劍英、汪東興、李德生。」由此可見，對黃吳李邱處理這麼狠，汪東興負有主要的責任，汪實際上是與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滅口」的勾當。
筆者認為，粉碎「四人幫」後，汪東興不僅繼續毛澤東的「抓綱治國」方針，還變本加厲地將黃吳李邱關進秦城監獄。如果說在毛澤東死前，汪東興為了開脫自己與軍委辦事組的密切關係，對黃吳李邱下狠手還有一點點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後，這層厲害關係已然不存在了，汪東興已經沒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軍委辦事組諸人與汪東興曾經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在共同對付江青、張春橋這伙文革極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場，汪東興對此心知肚明，可為何汪東興竟然昧著良心干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事實上，粉碎「四人幫」並不是汪東興真的良心發現救民於水火，而是從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權力，同時汪東興也看出「四人幫」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軍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猶如瓮中捉鱉，不費吹灰之力。那麼之後的下一步該如何走呢？對內給「四人幫」戴上「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帽子，對外則宣稱華國鋒、汪東興才是毛澤東的嫡系傳人，所以還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一切實乃換湯不換藥，實行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那麼把黃吳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團更可表明毛澤東當年大搞文革運動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然而，汪東興的這一套很快就吃不開了，毛澤東馬上就面臨被清算的下場，汪東興這位毛澤東的「家臣」當年替主子幹了無數見不得人的事，當然也要為此復出代價。如果不是鄧小平要維護毛澤東這面旗子，要不是汪東興尚有「粉碎四人幫」的功勞，恐怕汪東興也早就進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監獄。
針對汪東興的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書，筆者曾給予如下之評論：綜觀汪東興在文革中的活動，汪有幸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時間最長，貫穿了文革的全過程。整個十年動亂，也是汪東興政治生涯最輝煌的十年，汪從毛澤東的辦公廳主任最後成為了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每一項戰略部署都少不了汪東興的鞍前馬後。可以說，汪東興始終與毛澤東的重大錯誤乃至罪行緊密相聯。在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年代裡，汪東興本應認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反思文革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思考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的重演，實事求是地記述這段歷史的全過程，從而記取歷史的深刻教訓，而不是文過飾非，繼續製造毛澤東的新神話，歌頌毛澤東的所謂「豐功偉績」。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汪東興在自己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一書中不僅沒有絲毫像樣的反思，反而繼續其顛倒黑白的伎倆，通篇假話和謊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歷史的偽回憶錄。通過上文對汪東興所作所為的揭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汪東興的真實面目。我們可以說，汪東興這本書既沒有「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更談不上「總結、提高、發展」。汪東興的所謂回憶錄不過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滿謊言的書。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有責任澄清汪東興書中所混淆的歷史真相，揭示歷史事件發展過程的原委，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總結歷史的經驗，分清責任，辨明是非。（丁凱文《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