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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評羅瑞卿跳樓:閻王爺辦事是有原則的

——文革前軍內的大搏殺:羅瑞卿案

3月18日,羅瑞卿不堪會議對自己的批判跳樓自殺,惟只是摔壞了腿。然而會議並未因羅跳樓自殺而停止,葉劍英隨即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第一條,閻王爺辦事是有原則的;第二條,羅瑞卿自殺他自己負責;第三條,會議繼續開。主持會議的葉劍英在總結性發言中稱:「『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

2015年1月號的《當代中國史研究》發表了黃瑤先生的文章:《1965年中央軍委作戰會議風波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黃文”),該文又在5月7日“共識網”上推出。研讀“黃文”後發現,該文旨在批評2014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羅瑞卿案》一書,“黃文”將此書定性為“一個污衊不實之詞的樣本”,並予以徹底否定。“黃文”特彆強調:“現在,有一些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採取這樣的手法,即把已經推倒的冤假錯案中的污衊不實之詞又翻出來,予以漂洗、放大,來證明冤案不冤,林彪無錯。”《羅瑞卿案》一書實際涉及到的是整體的羅瑞卿事件,而非“黃文”談及的一個“中央軍委作戰會議”,用一個“軍委作戰會議風波的來龍去脈”是無法全面、完整地解釋羅瑞卿事件的。那麼,如何看待發生在文革前夕的這場軍內鬥爭?官史歷來的說辭都是林彪策劃整倒羅瑞卿。近年來由於新的史料的出現,“羅瑞卿事件”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羅瑞卿案》一書由此而生。筆者也是《羅瑞卿案》一書作者之一,面對黃瑤先生的批評,願就此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就教於方家。

◇《羅瑞卿案》一書的主旨

既然“黃文”批評《羅瑞卿案》一書是“一個污衊不實之詞的樣本”,那麼我們不妨首先了解一下此書出版的原因和該書主要內容。此書編撰者余汝信先生在“後記”中就該書的出版作了明確的說明。“後記”說:“個別‘當事人’的所謂‘回憶’,不僅對澄清歷史真相沒有絲毫幫助,反而,對歷史真相還起了扭曲、屏蔽的反作用。這裡,我們針對羅瑞卿事件所指的主要就是2012年9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林豆豆口述》一書所載、林立衡與張清林寫於1980年間的《我所知道的有關羅瑞卿同志被誣陷和迫害的情況》。”(1)

“後記”進一步說明:“由於《林豆豆口述》一書的編者首先公開了林立衡、張清林這一份原用於申訴的材料,因此,我們有理由公布我們手上已有的、出自於兩位作者本人手寫的原始版本。同時由國內外幾位頗具知名度的中國當代史學者及親歷者,對此一申訴材料進行認真的探究和考辨。”

由此可見,正是由於林豆豆在1980年代的申訴材料的曝光,特別是材料中涉及到文革爆發前夕軍內發生的“倒羅事件”的前因後果,引發了包括筆者在內的幾位學者就羅瑞卿事件做一番深入的探討和考辨。撰寫考辨文章的作者有華東師大教授韓鋼,還有知情者樊真、滬林。此外,國內當代史研究者蕭冬連先生為此書寫了一篇《代序》,實際上也參與了討論。

細讀韓鋼的《“羅瑞卿事件”的林豆豆說法之考辨》、樊真和滬林的《可悲的謊言》,他們認為林豆豆有關羅瑞卿事件的回憶在某些問題上頗有疑問,為林彪所做的辯護有些是難以成立的,無法自圓其說的。樊真和滬林對林豆豆的批評尤為尖銳、嚴厲。蕭冬連先生指出官方就羅瑞卿事件的解釋“顯然迴避了主要事實”,而“軍內矛盾遠比我們原來了解到的複雜”。蕭先生判斷,由於軍內矛盾的激化,無論毛澤東是否信任羅,羅的命運已經註定,更何況毛正在醞釀發動文革運動,亟需林彪支持和軍隊的穩定。所以,蕭先生傾向認為“羅瑞卿的下台,提出問題是林彪,但下決心的是毛澤東。”

正如余汝信先生在“後記”中所言:“幾位作者同時指出,雖然直至今日,羅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動提出尚有爭議的空間,惟以下看法應該是一致的——毛澤東當然是羅瑞卿一案的最終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確介入了羅案的處理全過程,完全無視林彪在羅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此外,為了求得全書觀點的平衡,《羅瑞卿案》一書還特別收錄了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一書中的部分章節,以及羅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的口述回憶,並附有葉群在1965年12月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摘錄等。

多年以來,在官史的詮釋下羅瑞卿事件的起因是林彪在作惡,林彪刻意誣陷了羅瑞卿,而毛澤東僅僅是偏聽偏信,錯整了羅瑞卿,至於其他中共老帥和軍隊將領的作用則全部消失於無形。然而,當新的史料,尤其是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出現之後,官史的解釋就露出了種種破綻。本書的幾位作者根據已有的和新出現史料,對羅瑞卿案做了一番新的梳理,就羅瑞卿事件儘可能做一客觀、公正的詮釋。林豆豆的申訴材料可以看作其個人的回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學者們既指出了其中有違史實之處,同時也分析探究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換句話說,研究者們既非簡單認同、接受,也不是簡單地予以否定,而是做出合情合理的解析。如果不戴有色眼鏡閱讀《羅瑞卿案》,此書的終極目標絕非是什麼“把已經推倒的冤假錯案中的污衊不實之詞又翻出來,予以漂洗、放大,來證明冤案不冤,林彪無錯”。

所以,筆者在這裡首先要說的是,“黃文”一開始給《羅瑞卿案》一書定性為“污衊不實之詞的樣本”有違客觀與公正,這個定性本身就是誣衊不實之詞。

◇中央和軍委對批羅的部署

黃瑤先生認為,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組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交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是一篇已經被推倒的報告,並將該報告中一小段有關羅瑞卿和林彪關係的內容拿出來加以辨析。通讀“黃文”,黃先生想證明余汝信先生編輯的《毛澤東、林彪與羅瑞卿關係大事輯要》里引用了這段“不實”內容,因此推導出整體的“大事輯要”和《羅瑞卿案》全書都是不可靠的,是“污衊不實之詞的樣本”。那麼該報告又是從何而來呢?

談到1966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我們就不得不簡單回顧一下1965年12月初的上海會議。這次上海會議是毛澤東為了解決羅瑞卿問題而專門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政治局常委僅陳雲一人未參加,其餘參加者有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各中央局負責人、中央軍委、各總部、軍種和大軍區負責人等,共61人與會。正如余汝信先生編纂的《大事輯要》所言:“上海會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樣高規格的會議,只有毛澤東動用其中央主席的權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歡使用類似‘擴大會議’的形式,隨心所欲地將到會人等擴大至他本人認為合適的範圍。上海會議到會總人數61人(原定63人,劉伯承、聶榮臻2人請假未到會),已經是常委人數的八至九倍。以黨內最高層加上其他重量級人馬共61人去對付羅瑞卿一人,充分說明了毛對羅問題的極其重視程度。”

上海會議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五條意見:“一、性質嚴重,手段惡劣。二、與彭、黃有別。三、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五、領導有責。”“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上海會議之後,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所有職務皆被解除。羅瑞卿的實權性職務一分為二,葉劍英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楊成武出任代總參謀長。葉劍英、楊成武和總政主任蕭華,成為1966年間實際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工作的三駕馬車。

套用中共常用的語言,上海會議僅僅是“揭了蓋子”,還需要召開另一次會議對羅瑞卿作出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於是就有了北京會議的召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1966年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開了有中央軍委、總參、總政、總後、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大部分軍區、軍種、兵種負責人參加的“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該會議由鄧小平、彭真和葉劍英主持。但是會議召開後,鄧小平去了外地視察,並指定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和謝富治組成領導小組,這個會議實際上由葉劍英完全主導。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2月1日到4日,中央軍委常委在廣州召開了第51次會議。幾位軍中老帥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劉伯承、陳毅和徐向前分別談了各自的看法。葉劍英稱:“我們在戰略上藐視,他(指羅瑞卿—筆者注)是紙老虎。在戰術上要當作真老虎打,這個傢伙是很厲害的。我們作自我批評,作了自我批評,並不是和羅一樣,是認識問題,要劃一條線。”聶榮臻稱:“這個人的弱點,長期以來看得很清楚,過去諒解,現在看不是作風問題,他自己不舒暢,我想找他說,說不進去。我們按黨的組織紀律辦事。對羅絲毫不能存在幻想,絲毫不能讓步,讓步軍隊就要變色,適當的時候要作出結論,將來下放不能到大三線。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質,他是個危險人物,要防萬一,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劉伯承稱:“對這個人不要低估了。”陳毅稱:“到一定時候,要面對面的鬥爭,要搞突出政治,兩條路線的鬥爭,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稱:“這是個危險人物,林總都不在話下,我們更不在話下。專門出風頭,到處演講。”(2)這些中共老帥們的談話雖然有政治性表態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發泄對羅的不滿,羅對這些老帥的不尊重,使得他們難以忍受,這次他們終於有了反擊的機會。

2月8日,林彪就羅瑞卿問題作了指示:“他到處欺負人。他的思想與階級本質是農奴主,野心很大,先奪軍權,然後奪政權,元帥都不在話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鬆警惕。”“這是個危險人物,危險的炸彈。毛主席、劉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陰謀,如果黨發生了困難,他就會造反、出亂子的。”(3)

2月21-22日,葉劍英、楊成武向毛澤東彙報軍事工作。22日,遵照鄧小平的指示,葉劍英、楊成武向毛澤東彙報關於揭批羅瑞卿問題的準備並聽取指示。葉、楊彙報了準備召開小型會議,面對面地批判羅瑞卿的問題。葉彙報了會議領導小組的組成、會議的開法和主要解決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無組織紀律、個人主義思想作風三個方面問題,並做出結論。楊報告了2月上旬在廣州時軍委各位副主席對羅瑞卿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毛表示:我贊成。(4)由此可見,毛澤東最終批准了中央工作組批羅的整體部署,也批准了中央工作組對羅瑞卿案的定性。日後的那個《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不過就是根據這些定性在會議之後所形成的具體文件。

毛澤東本人對羅瑞卿不僅有很清晰的認識,也有很貼切恰當的評價。毛在1966年1月5日與江西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誌純等人談活時談到羅瑞卿,毛澤東說:“這個人就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談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1966年6月,毛接見秘密 訪問中國大陸的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時再次提到羅瑞卿。毛說:“羅瑞卿的問題,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懷時,有人提議他當總參謀長,我們有些人不贊成。後來,提他當總長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時間。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級,現在反過來挨他整。”與評羅截然相反的是,毛對林彪有很高的評價和讚揚。對於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毛在1965年2月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未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這是個發明。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1966年6月,毛與胡志明的談話時也提到林彪:“後頭又有幾次,遭到內部同志們不諒解,把我趕出紅軍。當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時,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贊成我。他是在朱德領導下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動的隊伍,卻撤換了我。同我有長久關係的撤換了我,同我不大認識的擁護我。你看,怪不怪呢。”顯而易見,毛澤東對軍隊與羅瑞卿、林彪的關係知之甚深,在“倒羅”問題上絕不可能被林彪誤導或偏聽偏信這麼簡單。

為了開好批羅的會議,葉劍英、蕭華、楊成武都談了批羅的準備工作。葉劍英稱:“揭露這件事是空前的,這件事的危險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惡劣性質也是空前的。公開在林總面前要國防部長,病人要像病人的樣子,不要擋路啊!我是當接班人的。林告我後,我對他的認識一百八十度轉彎。這種人有了軍權就要奪黨權,已經是書記、副總理,還要什麼,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現。要用這件事教育全黨全軍。”“要把這個仗打好,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三個主題,其他問題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實,做到無懈可擊。要明了羅的本質,明了羅的事實,還要明了中央的意圖。毛主席說,搞這種事的人,總有一伙人。”蕭華稱:“這個人是沒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節問題不要在會上講,重要問題是突出政治,組織紀律,個人主義,向黨伸手。要講的問題,都要有充分準備。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的態度要非常明確,不能有任何自由主義,不能有任何的幻想。這個人是個紙老虎,戳穿了就是這麼回事。”楊成武稱:“主席說,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已陷進去了。羅是個野心家,羅把林彪同志實際上當作敵人看待。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兵,難道還不懂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軍事訓練幾個月的兵就可以打仗,過去打的都是政治仗。主席說,要恢復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羅把林彪同志實際當作敵人看待。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林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陷了進去。羅個人專斷,羅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拉幾個人在一起。”(5)

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羅部署來看,羅瑞卿的罪名在會前就已擬定好了,日後的會議不過就是落實這些罪名,走完一個組織手續。

◇北京會議的過程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決定,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開由鄧小平、彭真、葉劍英三人負責的解決羅瑞卿問題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鄧、彭、葉三人是會議的主角。

3月4日上午,鄧小平代表中央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工作小組會議,對會議的開法和指導思想作了明確指示:“小組42人。為什麼成立小組,為羅的問題。12月中旬在上海談了這個問題,根據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羅沒有跟大家見面。常委指定恩來和我與他談,把會議的情況告他,要材料看,沒有記錄。”“在主要問題上搞清楚,枝節問題、無關緊要的問題,扯多了沒有意義,特別是對方針、原則性的問題,大家要扯清楚。根據常委的討論,向主席報告了,主席同意,考慮需要兩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談一談,包括各方面的負責同志,各軍區都有人,說清楚對軍隊的工作也有積極的作用,對毛澤東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有益處。”(6)

從鄧小平的指示來看,鄧對批羅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指示還有餘地和分寸。鄧說:“羅覺得不如大家講的那麼嚴重,總覺得有出入,實際上有委屈的情緒。這個問題怎麼辦?根據黨內歷來的辦法,擺事實、講道理,講清楚嘛。羅區別於彭(德懷)黃(克誠),彭黃的問題也採取這個態度,對王明也採取這個態度……可先讓同志們把對羅的意見講完,也允許羅把自己意見講出來。最後怎麼樣,總有一個統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決定。”鄧還說:“實事求是,對羅也是一看二幫。任何人要革命,允許他們申辯,彭還有個萬言書……”(7)

然而,會議的進展有時卻會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會議的第一階段歷時13天,參加成員包括軍委各總部、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大部分軍區、軍種、兵種的負責人,以及羅瑞卿本人,共42人。3月12日,羅瑞卿作第一次檢討發言。至3月16日,發言批判羅瑞卿的共有23人。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擴大會議範圍,請中央、國務院有關各部委及各大區中央局和有些軍區、兵種、學院等派人參加。會議通知羅瑞卿休會兩天後再繼續開會,羅瑞卿3月18日晨跳樓自殺受傷,不能再參與會議。從3月22日開始,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根據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負責人,第一階段未參加會議的軍區、兵種、軍事院校負責人。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共有95人。揭發批判羅瑞卿者包括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聯名),還有劉志堅、張宗遜、邱會作、唐平鑄、李曼村、張秀川及鄧汀。如按人頭來算,這13份揭發批判也僅僅佔了葉劍英所說的86份總數的15%。

從會議的過程來看,葉劍英是會議的絕對主角,負責主持會議的召開和運作,而具體工作則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和謝富治負責。會議期間,謝富治、蕭華、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聯名)作了主要發言,這個發言的分量很重,可以說代表了中央軍委和中央工作小組的態度。楊、王、雷的聯名發言稱:“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不是偶然性質的錯誤,不是個別問題的錯誤,不是盲目性質的錯誤,而是路線錯誤,是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他妄想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們軍隊,他企圖通過各種陰謀手法,達到篡軍反黨的目的。我們和他的鬥爭,是黨內、軍內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革命不革命的鬥爭,是一場大是大非的鬥爭。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黨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和這次召開的小組會議,嚴肅認真地揭發和批判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非常必要,非常適時,非常英明的。我們完全贊成,堅決擁護。”

3月18日,羅瑞卿不堪會議對自己的批判跳樓自殺,惟只是摔壞了腿。然而會議並未因羅跳樓自殺而停止,葉劍英隨即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第一條,閻王爺辦事是有原則的;第二條,羅瑞卿自殺他自己負責;第三條,會議繼續開。”(8)

主持會議的葉劍英在總結性發言中稱:“‘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會議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開了一個月又五天,參加會議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發言的同志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共有八十六篇發言稿。從全部發言中可以看到,同志們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有揭發、有批判、有建議。差不多全部的發言,都肯定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最主要的是篡軍反黨。認為羅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這麼大的錯誤,又加上跳樓自殺的叛黨行為,已經不能繼續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崗位上了,應下放改造。”(9)

葉劍英在總結髮言中列舉了羅瑞卿“篡軍反黨”的“事實”。這些“事實”的綱要是:“(一)羅瑞卿同志是反對毛主席的,是反黨的。”“(1)他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2)他反對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3)他反對毛主席人民戰爭的思想。”“(4)他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5)他歪曲貶低毛澤東思想。”“(二)羅瑞卿同志是反對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奪軍權的。”“(1)他對林彪同志欺騙封鎖,當面擁護,背後搞鬼。”“(2)反對林彪同志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惡意地攻擊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葉劍英還說:“(4)他把林彪同志當作敵人,公然伸手搶班奪權。羅瑞卿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惡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可免地去向黨伸手。他私自封官許願,拉攏一些人,為他效勞,派人當‘說客’,以林彪同志遲早要登上政治舞台為名,勸林彪同志讓權。此外還親自出面,當著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說:‘病號嘛,要象個病號樣子嘛!要讓賢嘛!’‘不要擋路!’最後還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氣死、逼死、折磨死。其實林彪同志的身體,據醫生多次檢查的結果,內臟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負傷以後神經功能有點毛病,現在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這是全黨全軍一個喜報。而羅瑞卿卻說想不到這個人還能東山再起!使羅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這個人還能算是我們的同志嗎?!”(10)

4月8日,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結束,隨後起草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4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聯名(鄧小平執筆)將中央書記處會議情況及《中央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通知稿》、《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一併報告在杭州的毛澤東。信中就解決羅瑞卿問題稱,“關於羅瑞卿同志的問題,4月8日已經結束小組會議,工作小組起草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徵求了會議各同志的意見,沒有採取會議通過的方式。現將這個報告和中央批語草稿送上,請你看看是否可以。我們已在會議上宣布,這個報告須經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審閱後定稿。”

參加上海會議的周恩來,在北京會議之後對中央工作小組的報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周恩來說:“這個會開得好,同意工作小組的報告。林總揭發了羅的反黨問題,主席親自抓了這個問題。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野心家。他有修正主義思想,他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他堅持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必然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四個第一,反對突出政治。個人主義到了一定氣候就要向黨伸手。”(11)

一個月後的5月16日,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央批語稱,“中央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鑒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極端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同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為了教育幹部,吸取教訓,並肅清羅瑞卿同志錯誤的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小組的報告和中央的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同志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以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現在看來,中共中央批羅的整體部署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具體工作則是鄧小平、彭真和葉劍英負責,林彪雖然也有涉入,但並非主角,林也沒有參與北京會議,會議期間甚至不在北京。

綜上所述,《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不是林彪主持搞出來的,而是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由葉劍英主導的中央工作組炮製出來的,並由毛澤東最後批准後下發到縣團級黨委的。黃瑤先生現在批駁《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首先應該批判毛澤東、鄧小平、彭真和葉劍英,可是我們通觀“黃文”,卻見不到黃先生對毛、鄧、彭、葉等人的丁點的批判,黃先生就羅瑞卿事件的解析算得上客觀和公正嗎?

◇林羅矛盾的遠因和近因

黃瑤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的矛盾,提出“遠因”說和“近因”說。黃先生認為林彪惱恨羅瑞卿的“遠因”是羅瑞卿越過林直接向毛澤東彙報了工作,而“近因”則是一次軍委作戰會議羅對一份敵情分析的表態。然而,黃文提出的這些“遠因”和“近因”能說明和解釋羅瑞卿倒台的根本原因嗎?

首先,我們來看“黃文”提出的“遠因”說。1960年初,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擴大會議,林彪在會上提出了“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北邊以長江為界,對來犯之敵堅決頂住,寸土不讓;對南方進犯之敵則考慮放進來打,敵人沒有後方支援,放進來之後可以圍而殲之。林彪的這一戰略構想和部隊建設、國防建設等思想構成了新時期中國國防與軍隊發展的方向,得到與會軍隊將帥們的熱烈讚賞和支持。尤其是林彪提出的“北頂南放”的方針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葉劍英曾在軍委擴大會議會場上即席插話說:“我聽到毛主席對林總‘北頂南放’作戰方針特別讚賞。說這是用最簡單語言闡明複雜問題的典範。”(12)

黃瑤先生文中引了國內某篇文章說,毛澤東在1964年6月對“北頂南放”方針提出質疑,說:“我看不一定,敵人不一定從南北兩翼來,很可能中央突破,隔斷南北。”(13)且不說,1960年和1964年相隔了4年,人們的認識會根據形勢的發展有所變化。更主要的是,“黃文”引的《毛澤東年譜》里毛的談話,並不支持黃先生的論點。細查毛澤東在1964年6月16日和7月15日的談話,其著眼點在於地方也要抓軍事,搞民兵建設,各省要建兵工廠,不能僅僅依賴解放軍。毛澤東雖然談了戰略問題“敵人從哪裡來”,但並未否定林彪的“北頂南放”方針。林彪根據毛的談話精神迅速做出了回應:“主席6月16日在十三陵的談話是一個具有最高思想水平的文獻,是經過深思熟慮,根據最新情況概括出來的,我們應該據此修改我們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作應付各種情況的準備。”(14)

眾所周知,戰場上遇到情況都是瞬息萬變的,即使再完善的戰略規劃也不可能包羅萬象,包打天下。毛澤東、林彪都不是神,他們都是從中國現實的情況出發,考慮到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就戰略思想上而言,他們之間不是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補充、修改,使之臻於完善。研究者們不能因為日後林彪倒台就否定林彪的戰略思想,千方百計用毛的“談話”否定林的作用。黃瑤說由於羅瑞卿越過林彪向毛澤東彙報了工作而產生了整羅的動機。然而,1964年7月15日,參與毛澤東談話的軍隊將領們不僅有羅瑞卿,還有賀龍、楊成武,他們同時向毛彙報了軍隊的工作,為何林彪僅僅對羅瑞卿一人不滿?所以黃瑤所說的這個林彪整羅瑞卿的“遠因”很難成立。黃瑤說:“1965年初,林彪、葉群開始就羅瑞卿的‘問題’同一些幹部打招呼。”請問黃先生,林彪向哪些人打了招呼?怎麼打的招呼?證據何在呢?

黃瑤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羅“近因”居然是羅瑞卿自己的猜測。林彪倒台後,羅在一份揭發林彪的材料中說,由於羅批評了總參作戰部的敵情判斷,有影射林彪“北頂南放”之嫌,無意間觸怒了林彪,於是成為林彪整羅的近因。羅瑞卿說:“作戰會議的接見會上,我究竟在什麼問題上觸怒了他呢?我就又回頭仔細想了,終於想出一件事,問題就可能出在我對作戰部那個敵情材料的一部分的批評上。”“他很敏感!他當時已很懷疑我,他會認為我的話是在戳他,在影射他,所以才生那樣大的氣。但是,雖然恨死我了,可又是說不出口,所以才借口什麼‘突然襲擊’等等,作為整我的理由。這就是事情的真相。”(15)

然而,這個所謂“觸怒林彪”的“近因”並非如“黃文”所言。林彪之所以就軍委作戰會議總結報告對羅瑞卿發脾氣,是羅對老帥們缺乏應有的尊敬和自行其是。參與葉群與羅瑞卿談話的林豆豆回憶說:“林彪看了總長關於六五年軍委擴大會議的總結髮言的內容,認為是好的。但他感到總長代表軍委作這個總結髮言,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對許多老帥和軍委領同志尊重不夠,沒有注意謙虛謹慎。尤其方法上、技術上簡單、草率、欠妥。”葉群當晚還苦口婆心地點醒羅瑞卿說:“你不分晝夜的,一心想怎麼把軍隊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負責,當然難能可貴。但是你忙得東跑西跑,也別使人覺得你好像是橫衝直撞、盛氣凌人的。有些事別看得那麼太簡單了,各方面都要想到。林是了解你的,但是有些領導同志有意見,也許以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思辦的,他們也不好說。特別是對最上面的事,好心辦了好事,你還不知道犯著了什麼忌諱。政治上你也該細心謹慎些;同各方面的領導同志、老帥們的聯繫更廣些,多請示多尊重他們些,這樣,是否更好些。”(16)

正是由於軍委作戰會議的總結髮言一事上,羅“對許多老帥和軍委領同志尊重不夠,沒有注意謙虛謹慎”,引發了老帥們的不滿,所以林彪才“發了脾氣”,葉群更是提醒羅“同各方面的領導同志、老帥們的聯繫更廣些,多請示多尊重他們些。”黃瑤先生居然否認葉群這麼做是為了給羅打圓場,那麼葉群是否應該火上澆油,擴大事件的風波,給羅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呢?

順帶一提的是,“黃文”全篇引用的有關林羅關係的材料僅只是羅瑞卿自己寫的自傳和揭發,並無其他旁證,屬於孤證而已。黃瑤先生僅憑這點孤證是無法支撐起全文論點的。

黃先生提出的林彪整羅的“遠因”和“近因”說,都是將一段複雜的歷史事件簡單化而已。歷史事件的發生絕不是某個簡單、孤立的因素所造成的,往往是多種因素與合力所導致的結果。羅瑞卿事件亦然。林彪會因為羅瑞卿直接向毛彙報了軍隊的工作和影射了林彪“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就對羅大動殺機?林彪會因為這點小事就能說服毛澤東整倒羅瑞卿,甚至還能操控政治局常委及動員了眾多軍隊元老和將領們一同將羅打倒?作為長期研究羅瑞卿和羅瑞卿事件的黃瑤先生,居然看不到這麼多清晰可見的史實,是有意迴避這些令官史撰寫者們尷尬的歷史還是選擇性失憶呢?

◇關於林羅之間的矛盾

1964年底和1965年初,毛澤東與劉少奇就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有關問題產生爭議,1965年1月3日和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連續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在指導“四清”運動中的一些做法。(17)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集黨內生活會,作了自我批評,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陳伯達、李井泉、羅瑞卿。

與劉少奇形成對照的是林彪地位的上升。1965年1月4日,中央軍委以[65]1號文件轉發《林彪同志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至軍以上黨委。1月13日,林彪將其指示報送毛澤東。1月15日,毛澤東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過,完全同意,照此執行。”(18)劉少奇在1月18日也批示“完全贊同”。與此同時,1月4日,國家主席劉少奇任命林彪為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月31日,郵電部為了紀念遵義會議三十周年,發布了一套紀念郵票,郵票的畫面突出了毛林在遵義婁山關上的形象,當月的《人民畫報》亦以兩版的顯著篇幅刊登該畫。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將毛林並肩戰鬥的藝術形象首次公開呈現在全國公眾面前,並以毛對劉少奇的不滿同時出現,似非巧合。它準確地預言了一年多以後‘劉下林上’的政治變局。”(19)

此時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漲,參與中央高層政治活動的羅瑞卿不會看不到。1965年2月14日、15日,劉亞樓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講了四條意見,希望葉群勸林彪接受。這四條意見是: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

羅瑞卿的這四條意見表明,羅看到了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所謂“早晚要出政治舞台”是說林彪將會擔負中央更重要的工作,而軍隊的工作可以放手交給羅瑞卿打理即可,羅會搞好軍隊工作的。當然,這樣的話也只能憑藉劉亞樓與林彪私交甚好的關係私下向林彪進言,這個做法顯然不符合中共組織原則。

據《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羅瑞卿2月23日上午去見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後他更相信林彪的領導,更擁護林彪的領導,說今後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黨中央、毛主席。”並要他今後改正過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羅對劉亞樓談了許多不應該談的話,批評了他。黃先生認為羅瑞卿的“四條意見”是葉群編造的,是“死無對證”。然而,筆者認為這恰恰反映出羅瑞卿真實的內心世界。

中共軍隊歷來就有山頭,林彪曾經率領過的原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和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是軍隊里最大的一個山頭。俗話說一朝天則子一朝臣,不管誰上台都會啟用自己的親信或信得過的人。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懷掌管軍隊工作後,總參、總政、總後基本上是原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的人馬,羅瑞卿是林彪的舊部,曾長期與林共事,是林彪的親信。林彪此時提名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也在情理之中。羅瑞卿上任後的幾年裡軍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軍隊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當中共一把手毛澤東與二把手劉少奇之間發生嫌隙時,參與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羅瑞卿應該看到此點,自然也會看出林彪的政治行情看漲。因此羅托劉亞樓向林彪進言並不奇怪。再說這“四條意見”意在抬林,而非踩林,無非希望林放手讓羅抓好軍隊工作而已。說羅有野心不如說羅有政治抱負,說羅“向黨伸手”難聽一點,但大致也不算錯。

從現有資料來看,林彪對羅瑞卿的批評基本上都屬工作範疇,諸如“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著學習”等。針對羅與老帥們之間的不睦,林甚至把羅找到家裡拿出毛著和黨章,要求羅注意加強溝通,實際上就是告誡羅要搞好與軍內老帥們的關係。但是,羅瑞卿似乎並未聽進林彪的批評和規勸,其鋒芒畢露的個性,得罪了眾多老帥,引起軍中老帥們的強烈反彈,軍內最終形成了倒羅的強大勢力。至於林羅之間的矛盾,黃瑤先生提出的“遠因”說和“近因”說都沒有足夠的說服力證明林彪由此而惡意誣陷羅瑞卿主動發起“倒羅”鬥爭。

羅瑞卿對林彪的態度,除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揭示的一些情況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之外,羅確有對老帥們和林封鎖的一面。比如文革前與軍事相關的部院合併問題,從目前已披露材料看,羅瑞卿繞過聶榮臻一意孤行,林也不一定知情。1964年11月20日,羅瑞卿辦公室電話通知稱:“總長關於成立導彈工業部和科研、生產部門合併問題的報告,已經中央批准。”“從軍委關於國防工業的建設問題,寫給主席和中央的報告,已經快兩年了,看來科研、生產部門以合在一起為有利,不僅對生產有利,也對科研有利,不僅對當前有利,也對長遠有利,這是真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多快好省的辦法。這已有大量事實可以說明,絕大多數同志的看法已經一致或基本一致。因此條件已經成熟,是應該定下來的時候了。”“以上已經中央批准(主席、劉、周、朱、鄧、彭已核閱同意)。總長指示,馬上正式口頭通知國防科委、各研究院。”1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為基礎,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12月21日,國防工辦就關於第六、七、十研究院與生產部門合併問題向周恩來、羅瑞卿報告。26日,羅批示:“擬同意。請總理批准。”周批示:“即送鄧小平、彭真核閱。退國防工辦。按報告各項分別通知有關部門照辦。”(20)羅瑞卿的批示中說“中央批准”,卻唯獨沒提林彪,也繞開了另一位主管軍隊工作,尤其是主管國防科委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突顯出羅瑞卿獨斷專行的“霸道”的一面。

葉劍英在1966年3、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總結講話中說:“羅瑞卿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惡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可免地去向黨伸手。他私自封官許願,拉攏一些人,為他效勞,派人當‘說客’,以林彪同志遲早要登上政治舞台為名,勸林彪同志讓權。”“羅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過毛主席許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過許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寧有幾人?羅瑞卿同志當總參謀長也林彪同志和總理推薦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對他工作中的錯誤,多次批評,誠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羅瑞卿同志對林彪同志的批評、指責、教育,如果自己認為有委曲之處,何以不報告毛主席?而竟同劉亞樓等同志密談!跟毛主席幾十年,還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師長。難道這樣做法,不是有意背著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對嗎?”(21)

葉劍英是中央工作小組的負責人,是《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的主要起草人,他的總結講話代表了中央工作小組的對羅瑞卿問題的態度,這份報告也決定了羅瑞卿日後的命運。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央也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並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的發言。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

黃瑤先生用了很大的篇幅批評邱會作回憶里關於羅瑞卿和賀龍的關係,黃先生認為,根本不存在“羅瑞卿上了賀龍的船”這樁事,這一說法是對羅瑞卿與賀龍的誣陷。但是筆者認為,黃先生現在當然可以持這一觀點,但是並不意味著那些身涉羅瑞卿事件的當事人們沒有這樣的看法。

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們都認為羅瑞卿搞了小圈子。邱會作就曾親耳與聞葉劍英與聶榮臻的談話。邱回憶說:“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葉劍英甚至把邱會作叫到自己家中打招呼,葉劍英向邱會作打招呼時說:“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都不放在眼裡,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為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有時還給他們穿小鞋。有的人不願穿小鞋,有時還敢頂起來。”葉劍英最後說,“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於上台,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台。第三,‘鬍子’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帥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22)

李作鵬回憶說:“隨著羅瑞卿權力越來越大,據我所知,當時已有老帥對羅在軍委的日常工作中,小事不請示,大事不報告,對老帥工作不支持等頗有微詞,葉帥、聶帥就是其中的兩位。”葉劍英就羅瑞卿問題向李作鵬打招呼時說:“這個人(羅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處伸手,要注意哩。過去我們想巴結他,也巴結不上,這種人不會有好下場。”(23)

除賀龍外,葉劍英還向其他打元帥們打了招呼。此外,打招呼的對象還包括吳法憲、李作鵬、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等軍內高官。葉劍英打招呼的目的就是提醒這些人不要陷入賀龍、羅瑞卿的“小圈子”里去,這實際上也是為了最終解決羅瑞卿問題做好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65年12月初上海召開的解決羅瑞卿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事前完全被蒙在鼓裡,打了賀龍一個措手不及,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根本就不想讓賀龍與聞此事,理由只有一個,羅瑞卿的後台就是賀龍,而非林彪,解決羅瑞卿問題很可能會牽涉到賀龍。但是,這次上海會議並沒有涉及到賀龍。顯然,毛澤東在處理羅瑞卿事件時還是有自己的分寸的,並不想一下子牽連太廣。邱會作和李作鵬看望林彪時,林彪說:“主席定了,羅瑞卿的問題中央接手處理,對賀龍的問題,這次準備不提,和羅瑞卿分開。”(24)1966年3月,毛澤東乾脆委派賀龍去大西南視察鋼鐵基地攀枝花,根本無緣參與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4月9日賀龍回到北京,此時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已在前一天結束了。

綜上所述,羅瑞卿事件自始至終,賀龍雖然貴為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卻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軍委核心層之外,賀龍已然失寵於毛澤東。雖然,無論是上海會議還是北京會議都沒有牽扯到賀龍,但是隨著羅瑞卿的倒台,賀龍再也無緣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此時的賀龍實際上被毛打入了“冷宮”,葉劍英成了中央軍委僅次於毛澤東和林彪的當家人。

幾點總結

第一,余汝信先生主編的《羅瑞卿案》一書是近年來有關羅瑞卿事件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僅發掘了珍惜的歷史文獻,而且就此事件發表了不同於官史研究的文章。我們並不自詡這些新的成果可以徹底揭示這段歷史,但它卻是朝著歷史的真實邁出了一大步。

第二,羅瑞卿事件並非簡簡單單一個林彪與羅瑞卿之間個人矛盾或恩怨的結果,而是解放軍內部形成了一股倒羅的強大勢力,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羅瑞卿個性所造成,羅與軍內老帥們關係的緊張、不睦使得矛盾逐漸尖銳、惡化。倒羅實際上是軍中高層將領們的一次聯合行動。

第三,羅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是最終拍板的決策人,林彪雖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並未參與倒羅的具體工作。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羅瑞卿一案是毛抑或是林首先主動提出尚有爭議的空間”,研究者們還需要更多的史料還原這段複雜的歷史。

第四,黃瑤先生重點批判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不是出自林彪之手,而是出自鄧小平、彭真和葉劍英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工作小組之手,對羅瑞卿錯誤的認定和所下的結論也是他們在會前和會後向毛澤東彙報並由毛批准之後下發的。批判羅瑞卿的主角恰恰是黃瑤先生絕口不提的葉劍英、蕭華、楊成武等人。未知黃先生又如何解釋這一歷史事實呢?

第五,黃瑤先生試圖通過詮釋1965年5月下旬的中央軍委作戰會議發生的風波,解析林彪與羅瑞卿之間矛盾的由來,僅憑這麼一場“風波”斷定林彪是羅瑞卿的倒台的元凶。然而,通過本文的論述,黃先生的觀點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

注釋:

(1)、余汝信主編《羅瑞卿案》,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頁。

(2)、余汝信《毛澤東、林彪與羅瑞卿關係大事輯要(增訂版)》,載《新史記》第26期,2015年6月。

(3)、(4)、(5)、(6)、(7)、(9)、(10)、(11)同(2)

(8)、《邱會作談羅瑞卿問題》,載《羅瑞卿案》,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頁。

(12)、程光《歷史的回顧》,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頁。

(13)、李德義《毛澤東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歷史發展與思考》,《軍事歷史》2002年第4期。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363、375頁。

(15)、轉引自黃瑤《1965年中央軍委作戰會議風波的來龍去脈》

(16)、余汝信主編《羅瑞卿案》,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第460-463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第314頁。

(19)、(21)、同(2)

(20)、航空工業部中國航空工業史編輯辦公室:《中國航空工業科研大事記(1955-1984)》,1987年2月,第157-158頁。

(2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378-379頁。

(23)、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538頁。

(24)、《羅瑞卿案》,新世紀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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