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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國民黨失敗大陸

——紀念高華

194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不管是推動國共建立聯合政府,還是停止對國民政府提供軍援,還是邀請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其實質是美國當時在中國執行的一條既缺乏政治基礎又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即使斯大林完全按照美國的方針幫助國民政府接收了滿洲之後蔣介石仍然會失敗於大陸。

1947年,北滿,被共軍破壞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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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高華在華中大學做了一個“六十年後再談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的演講,裡面有這麼一段話,他說:關於這個問題,最流行的答案是,國民黨的失敗乃是“歷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軍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覆亡。如此說法,是非常全面的,確實每個方面都能找到證據。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如果樸素地還原到基本史實,國民黨的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失敗,其他原因都是從這裡派生出來的,說到底還是軍事第一。

國民黨失敗大陸確實可以從多種方面找到原因。如果把目光盯在1946年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一路潰敗是事實。不過我對“軍事第一”這一結論不能簡單同意。因為關於大陸易主這麼一個事情,問題也可以這麼問:共產黨贏了大陸主要是因為軍事原因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會帶來一系列的新的問題。比如,延安時期的共產黨是怎麼從軍事上處於絕對劣勢發展到十年後能夠有實力同國民黨展開軍事較量的?或者說共產黨實力的轉變是究竟是軍事還是政治?再比如,在中共打天下的那些年月,毛澤東一直遠離戰場,如果把中共的勝利主要歸功于軍事,那毛澤東的地位作用怎麼算?

美國的中國通費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在他回憶錄裡面說,歷史研究不能忽視“鐵的倒退規律”(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因為歷史總是在回顧、尋找事件之所以發生的原因。[1]根據這個倒退規律,那麼要檢討國共勝敗的原因就不能只看戰後的那三年。

“國民黨失敗中國”是一個複雜且很有意思的問題,1949年後美國學界也一直在討論到底“誰丟失了中國”。根據我近年來的閱讀和思考,我覺得國共內戰的結果和美國對華政策有很大的關係。一個國家內外政策都是由人來制定的。人具有主觀思想,這種主觀性一旦涉及到意識形態,很多人會做出理念大於利益的選擇。這樣,當把國共之爭放在國際背景之下,把美、蘇兩個大國的因素考慮進去,再把個人政治觀點、立場對制定政策的影響放進來,這就能夠幫助我們看到那個結果後面的其他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換一句話說,如果我們把視角從中國移開,換成從美國這邊去看1949年發生在中國的變化,那麼國民黨丟失大陸則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們大約可以看到這麼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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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國的對外政策總是歐洲第一。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從孤立主義外交模式轉向了全球主義。在推行這一政策過程中,由於“重歐輕亞”傳統,美援在世界各地區的分配很不平衡。比如二戰後期實施的“租借法案”的分配嚴重傾斜歐洲國家,如英國三百十四億、蘇聯一百十三億,而中國只得到了十六億,佔全部五百億美元的百分之三多一點。——雖然從戰術上講,日本是當時美國直接的敵人,而中國處於東亞最重要的戰區。

其次,美國外交政策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色彩。理想主義最初體現在為了維護中國的完整和統一,美國在1900年向世界列強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到了二戰後期,美國以軍援的方式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對日抗戰。那時羅斯福總統相信:(今後)“在我們與俄國發生嚴重政策衝突時,中國將毫無疑問地站在我們一邊”,[2]“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建立公正、和平國際秩序思想的最可靠的追隨者。”正是基於這種理想主義的考慮,羅斯福把中國政府推到大國的位置。那在當時既有利於促使日本投降的眼前目標,也符合戰後同蘇聯在遠東地區和平合作的遠期設想。而且由於有中國的加入,美英蘇中四個大國組成的神聖同盟也有利於把亞洲國家號召起來,戰後一起保衛和實現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然而不幸的是”,鄒讜說,“這種全面規劃是以錯誤估計了蘇聯的意圖,並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作出錯誤的判斷為基礎的”。(鄒書P.30)當蘇聯戰後並沒有像美國所期待的那樣採取合作行動時,比如執行“雅爾塔決議”,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挫折,隨之在對華關係中現實主義佔了上風。應該指出的是,恪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表現。但是實踐證明,美國對華政策中這一原則顯得過於理想化而會讓美國政府處於自相矛盾地步。[3]

杜魯門繼任總統後,他的政府對華政策中怎樣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意識被現實取代。他認為美國沒有能力直接承擔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責任,更不能捲入中國的內戰。因此他的政府一改過去不求回報、不計代價,而是要求蔣介石實行民主改革,接納中共建立聯合政府,並以此作為提供軍援的附加條件。現實主義的另外一個表現是,美國國務院中一些親共官員熱衷評估、預測國民黨失敗在所難免,積極散播他們的消極分析,並因此建議停止軍援、與蔣介石政府若即若離,一旦國民黨失敗,就可以同新政權繼續保持關係。

再次,把中共從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中分離開來區別對待。這一現象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國冷戰時期提出“圍堵”理論的外交官,俄國問題專家、政治、歷史學家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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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肯南進入了外交系統工作。他精通俄語、德語,所以一直在蘇聯和東歐地區工作,是美國的俄國問題專家。1933年擔任美國駐蘇首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助手。1947年2月,肯南給國務院發了一份八千字的“長電報”,對斯大林外交政策進行詳細且有系統的分析。他說:“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舊沙皇擴張主義的混合體。斯大林始終仇視西方資本主義,因而美蘇之間的衝突不是雙方溝通不良或誤解,而是蘇聯以共產主義及沙皇時代的標準看待外部世界。基於美蘇兩國的理念與目標無法妥協,所以美國必須為長期的鬥爭做好準備”。幾個月後肯南又在美國《外交月刊》(Ameican 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指出:斯大林的策略是馬列的混合體,此意識形態的基本理念是資本主義必亡。因此美國絕對不可期待未來的歲月能夠和蘇聯在政治上建立密切關係,須把蘇聯視為敵手而不是夥伴,因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是不會共存的。[4]

作為一個外交官,肯南能夠從所在國外部表現出來的各種現象中歸納、概括出意識形態這個主線,這就不僅洞穿斯大林繼承列寧主義的邪惡本質,還能針對美蘇關係提出相應對策,那種能力並不是一般外交官都具備的,所以很快受到杜魯門、馬歇爾的賞識而調回華盛頓在國務院任職。肯南針對蘇聯的情況提出圍堵理論有他主觀和客觀上的特點。首先是他的俄語讓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產生熱愛,又對二十世紀蘇聯政治具有超出一般的理解;其次是他駐蘇期間蘇共是執政黨,這點尤其重要。這樣他就有機會目睹1930年代斯大林極權統治的恐怖、殘酷、血腥,以及看到自由和專制,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尖銳衝突。

我們知道40年代美國駐華人員中有些和肯南背景相似,有些人還是在中國出生長大,語言更是沒有障礙。但同蘇聯當時的情況不一樣的是,那時中共在野。在民主社會、或者是一個允許反對黨存在的政治制度底下,在野的好處是可以把自己真正企圖、真實面目隱藏起來而去攻擊執政黨在政策、方針方面的任何瑕疵。1944年為了迎接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到來,共產黨把延安的街道打掃、裝扮得如浴春風一般,把民主、自由的口號刷在牆上,[5]再把林肯、華盛頓的名字夾到報紙評論文章中去,那就足以蒙蔽那些和肯南同樣年紀的駐華外交官。可以想像的是,在當時的延安,光聽得懂湖南話是沒有用的。如果不是具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再囿個人於意識形態上的偏執,美國人更加不容易識破毛式騙局。

但是肯南也有他的缺陷,他對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了解甚淺,而且這個短處在他回國擔任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負責人之後被放大了。根據吳昆財的研究,肯南對中國問題看法受美國前駐華公使馬慕瑞(John V.MacMurray,1881—1960)和前駐華外交官戴維斯(John P.Davies,1908—1999)的影響很大。

1925至1929年間馬慕瑞擔任過駐華公使。35年他寫了一份和後來肯南那份長電報同樣著名的《備忘錄》,裡面他對美中關係有如下幾點評議:1、美國對華政策太過理想化;2、中國是一個只接受恩惠而不知圖報的民族;3、中國具有蔑視法律、欺善怕惡、得寸進寸的劣行;4、美國在遠東首要考慮的對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吳書P.116))1950年肯南曾經寫了一封信給馬慕瑞,告訴他:你的文章具有如此的洞察力、思想力以及先見之明,在我們政府里無人能比,它們大大地澄清了我在東亞問題上諸多疑慮。(同上)必須承認,上世紀三十年代馬慕瑞對中國人的評析深刻到位。但到了國共爭奪大陸天下的四十年代,把他的那些評價上升到對華政策層面就很難,因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人,所以就有了戴維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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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出生在中國一個傳教士家庭,漢語流利,青年時代回美國讀書。大學畢業後考取國務院外交人員資格,1930年代開始在國務院工作,擔任重慶大使館隨員,42年開始兼任美軍中緬印戰區司令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的政治顧問。在重慶,戴同中共辦事處成員聯絡活泛,並從那裡獲取戰時中共方面對國共關係以及未來發展的分析和預測,然後以它們為第一手材料,寫了報告送回華盛頓作為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參考。

可以這麼說,當時國共兩黨都非常清楚對方的手段和策略,都準備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處於有利地位展開爭奪國家權力之戰。蔣介石作為政府一方,他有足夠的資源和途徑讓國際社會了解他對中共的評價。比如1944年對來訪的副總統華萊士說,中國共產黨人比俄國共產黨還要共產化;中共的目標就是在中國奪權;那種把中共說成是農業民主主義者是巧妙的赤色宣傳。[6]再比如1945年7月在執行雅爾塔協定的談判中,蔣介石給斯大林發了一份電報,其中說道:具有自己軍事和政治組織的中共使軍事統帥和政治控制的完全統一成為不可能;中國政府懇切希望蘇聯將一切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提供給中央政府……(鄒書P.222)同樣,共產黨也希望能有渠道把蔣介石背著美國人對付共產黨的伎倆捅出去。

1942年7月31日戴維斯在給史迪威的報告里寫到:“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租借物質將被囤積”。8月6日的報告:“周恩來函告羅斯福經濟顧問科里,(Lauchlin Currie,1902—1993)希望美政府加緊控制租借物質,勿被當權派儲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報告:“除中共軍隊及駐印軍外,中國軍隊士氣皆低落,官長貪污,無意抗日,保存實力,對華政策宜以租借物質為交換講價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報告:“訪周恩來,周要求美國派員長駐共區”。[7]

戴維斯對他在戰時重慶的角色很滿意,他在個人自傳《抓住龍尾》(Dragon by the Tail)里稱,是他在給史迪威的報告里多次提出在延安設立“美國軍事觀察組”的建議,經史迪威簽名後由陸軍部呈送羅斯福總統,那是他一生最輝煌、最有成就的業績。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設立“延安觀察組”客觀上為中共打開一個通向外界大門提供了便利。重慶時期戴維斯的作用除了給史迪威當翻譯外,他的那些報告內容主要是來自中共辦事處。這樣,戴相當於給周恩來帶去了美國人的耳朵,又在國務院里給中共安裝了一個嘴巴。

那時戴維斯雖服務於史迪威,但他隸屬國務院,在赫爾利轉任大使後,他對赫爾利執行美國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多有抵觸以及衝撞。在赫爾利的要求下,1945年1月國務院將戴維斯從中國召迴轉派往莫斯科,這正好讓他有機會結識了還在蘇聯的肯南。戴維斯告訴肯南:中蘇兩個共產黨之間關係晦暗不清,中共在所有的共產黨世界中可能更具有獨立性。很顯然,戴這裡是儘力把中共同蘇聯拉開距離。戴維斯還向肯南灌輸:美國應該對蔣介石政府保持彈性外交,應迫使蔣同意與中共組成聯合政府。(吳書P.117)

1947年調回國務院掌管政策計劃處時,肯南挑選兩位同事,其中之一便是戴維斯,這樣肯南在中國問題上倚重戴維斯也就順理成章了。47年在研究對華政策的討論中,針對剛剛成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中國是亞洲地區唯一可以對抗蘇聯擴張的國家,美國必須以杜魯門主義協助希臘那樣給予中國國民政府援助”意見時,肯南代表國務院方面表示不同意。他說(在遠東)“美國重要的工作是確保對日本、琉球以及菲律賓的控制。只要能夠掌控太平洋安全體系,那麼美國在此地區就不會有任何嚴重的威脅。”(吳書P.113)1947年美國政府已經預測中共革命勝利無法逆轉,然而提出“圍堵”共產主義理論的肯南卻對那個危險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遺憾的事情。也許肯南真的不懂中國,或者他確實認為延安不同於莫斯科,所以中共不應該列入被“圍堵”之列。

肯南的政策計劃處在馬歇爾任國務卿期間對美國外交產生相當的影響力,其中以1947美國使用圍堵理論通過援助希臘法案最為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為杜魯門對國務院的信任要大于軍方,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外交一貫是以國務院為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大選後艾奇遜(Dean Acheson,1893—1971)出任國務卿、肯南辭職為止。但是認為中共革命不同於世界共產運動的這種人在美國國務院裡面並不只是肯南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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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各地共產黨組織,其中希臘共產黨成立於1918年11月,比中共還早3年。希臘和中共這兩個共產黨在他們各自發展過程中既相似也有不同。1936年希共被希臘當局宣布為非法組織,而中共卻在西安事變後成了合法政黨。二戰爆發後,希共成立了民族解放陣線和人民解放軍,一度成為抵抗納粹進攻的武裝力量。而中共認定既然要奪權,那麼一定要有自己的軍隊,並在抗戰期間趁機擴大地盤、發展武裝。1944年希特勒從希臘撤退後,希共隨即為奪取政權與政府軍展開內戰。45年日本剛投降,共軍馬上朝東北趕,搶在國軍到達之前擺開有利陣勢,因為他們知道“東北及其重要”。“我們把現在所有的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地。”[8]

作為曾經的君主國,44年10月英軍登陸希臘,流亡政府也隨之回國,但是那裡的安全和秩序完全靠英國的維持,就像美國為了美中共同利益無條件支持中華民國那樣。1947年2月,英國以經濟原因宣布將於3月底撤離,不再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這就把在東亞、南歐抵制共產擴張勢力的擔子推給了美國。

在內閣會議上,副國務卿艾奇遜提出“骨牌效應”理論。即如果希臘淪陷,土耳其不守,則蘇聯勢將控制黑海出口,同時連鎖效應會擴及到義大利、德國以及法國等地。因此他說美國幾乎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吳書P.42)杜魯門支持這種意見。他說:“我們的理想和傳統要求我們去援助希臘和土耳其。我們要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麼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脅,我們就要加以援助。”[9]但是就在幾個月前,美國國務院拒絕批准向國民黨政府出口彈藥的許可證,認為只有把彈藥供給(國共)“聯合政府”之下代表國家的軍隊才會給予批准。[10]

根據國務院的建議以及肯南的圍堵理論,美國政府決定接替英國援助希臘。艾奇遜起草了後來成為“杜魯門主義”核心內容的國會演講稿,其目的是要說服國會撥款挽救希、土所面臨的赤化危機。杜魯門說道,現今世界國家形態中,“一種是基於多數人的意願,它的特色是為自由的制度、代議政府、自由選舉、個人自由保障、信仰和言論的自由,以及免於政治迫害的自由。另外一種是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之上。它的基礎在於恐怖鎮壓、控制媒體、固定式選舉,以抑制干擾自由。我相信,我們的政策必定會幫助(第二種)人以他們的方式戰勝命運。值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吳書P.43)

在隨後的國會辯論中,參議員康納利(Tom Connally,1977—1963)問艾奇遜,如果希、土援助案通過後它是否也適用其他國家,艾奇遜回答,世界上其他國家絕不可能一體適用,必須根據各國的特殊環境而定。(同上P.44)究竟什麼算是艾奇遜眼中的特殊情況他沒有說,倒是國務院遠東司負責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在是否應該以軍援協助蔣介石以武力清除共產勢力問題上給國務卿馬歇爾寫了一個備忘錄,他提出了5條理由:1、會直接涉入中國內戰;2、會刺激蘇聯採取同樣方式支持中共;3、除非美國準備無限期地接管中國軍事與政治,否則將無決定性的結果;4、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5、不符合美國援外的優先順序。(吳書P.104)

問題是,既然援助希臘是一個必須而且是有效的保衛自由、制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手段,那麼為什麼同時期美國政府卻拒絕援助中國而熱衷於促成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其實范宣徳這裡的列出的理由禁不起推敲,因為它們同樣也可以適用到希臘和土耳其的情況。但是美國國會兩院依然以287對108和67對30票的多數通過了“希、土援助法案”(Greece—Turkish Aid Act),共計給希臘、土耳其撥款4億美元,另外向希臘派遣350名顧問幫助希臘政府同希共作戰。這樣,同途殊歸的情況發生了:1949年,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被政府軍擊敗,而中共卻在大陸推翻了中華民國政權。

當回過頭去從政治方面去分析國民黨失敗大陸的原因時,尤其是把中國和希臘的情況放在一起比較,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現象之外,我們還可以歸納出另外一些同和異來:發生在希臘、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性質是相同的,但是希臘面積小、人口少,而中國大而且人口多。這就是從現實主義出發看中國問題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軍事、經濟干預希臘就容易多了。另外還有一點尤其重要,就是世界上那時沒有為希臘共產黨辯護的“希臘通”,但同時代美國卻有相當多的政府官員以及學者、教授公開、直接地為延安背書。我們不能把中國通同蔣介石失敗大陸直接劃等號,但是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因為沒有“希臘通”,在希臘失敗的是希共。這也就是為什麼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開展“忠誠調查”的由來。國務院外交人員如范宣徳、戴維斯和謝偉思(John Service,1909—1999)等中國通們成為當時聽證調查的對象,後來分別受到質罰。但有意思的是,同“丟失中國”關係更直接的“雅爾塔協定”卻甚少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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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簽訂了邀請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的雅爾塔協定。那個協定對中國抗戰結束之後政治軍事的發展影響都很大。當回過頭去探討國民黨失敗大陸的原因時,雅爾塔協定是繞不過去的。

雅爾塔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蘇聯將在德國投降後二到三個月之內參加對日作戰,條件是:1、維護蒙古的現狀;2、恢復甦聯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失去的對中國東北一系列的權利;3、千島群島交還蘇聯。蘇聯答應與中華民國政府締結友好條約,為使中國擺脫日本的奴役向中國軍隊提供援助。蘇聯代表還堅持寫下三大國首腦保證在擊敗日本後“將滿足蘇聯的這些要求”。有材料證明,雅爾塔協定是由莫洛托夫(蘇聯外長)起草,羅斯福、丘吉爾簽字而成。(鄒書P.221)蘇俄侵略鄰國歷史久遠,雅爾塔協定無疑是20世紀自由世界給他們的另外一個機會。莫氏使用“蘇聯最高利益得到保障”這模糊概念的詞句在當時很容易讓各方接受,但是當滿洲局勢完全處於他們控制底下之後,斯大林的野心和劣性隨即膨脹,一反當初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許諾,隨意解釋協定以及蘇中友好條約的條款。

4月12日羅斯福去世,繼任總統杜魯門在5月中旬派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890—1946)到莫斯科要斯大林澄清他執行雅爾塔協定時對中國在滿洲主權上的立場。斯大林重申他將盡一切努力促進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沒有哪個共產黨領袖有足夠力量來統一中國”,他說,“在他的軍隊為了打日本而進入任何地區,他都將尊重中國的主權”。[11]顯然杜魯門對斯大林的保證感到寬慰,他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據專家估計,即使日本軍隊被俄國人牽制在中國,入侵日本至少還會造成50萬美國人的傷亡。6月,美國將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通知了蔣介石政府。

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從三個方向朝滿洲進軍。兩支主力部隊由西北和正北進入滿洲後在哈爾濱會師,接著南下佔領了整個東北。另外一支從外蒙進入熱河、察哈爾向張家口進軍。其時國民政府已經獲得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力,但鑒於蘇軍的來勢,日軍撤出張家口,國民政府失去了接收的機會。蘇軍隨即又向河北推進。這樣,他們的佔領區就把華北和內蒙古中共的“解放區”與滿洲聯結起來。如此,因為對中共軍隊收放自如,斯大林就掌握了操縱中國政治的有利地位。把當時各種情況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是怎樣阻擾中國政府在滿洲重建政權的。

首先,從一開始斯大林就沒有兌現他尊重中國主權的諾言。表現在不讓美國運送國軍船艦在大連就近登陸;國軍陸上推進遇到共軍阻擊時拒絕提供支持;對國軍空投部隊的限制苛刻到根本無法操作;不允許國軍在滿洲徵招新兵;利用他們隨意決定的撤軍時間來獲取:1、更大的經濟利益;2、作為籌碼要求美軍同時撤軍;3、使中國接收人員無所適從。

其次,莫斯科同延安配合默契,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半年時間內,中共就得以佔領長春以北整個滿洲。1、蘇軍對十餘萬名中共部隊網開一面,讓他們從內蒙和華北抄近路進入東北;2、向中共提供繳獲日軍的武器彈藥;3、默許共軍在港口和國軍北進路線上阻擊接管滿洲的中國部隊;4、允許中共就地徵召新兵;5、將在押的原滿洲國正規軍的士兵作為俘虜釋放、讓他們參加共軍部隊;6、允許中共組織地方政府、或者接管在蘇聯紅軍進入一個地區後不久組織起來的地方管理機構。

再次,蘇聯不僅從滿洲搬走大量工業設施,還努力使國民政府作出進一步的經濟妥協。蘇聯從9月初便開始搬走滿洲最新、最好、最寶貴的工業設施政策。據美國賠款專員埃德溫·波利估計,它對滿洲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達8億5千8百萬美元,為抵消搬動、破壞和因此全面退化的工業設施而進行更換的全部成本達20億美元。(鄒書P.266)但是蘇聯人並沒有就此滿足,斯大林還提出今後滿洲80%的重工業由中蘇聯合經營的要求。國民政府從一開始猶豫、迴避到最後拒絕,斯大林則以拖延撤軍報復。1946年3月26日,蘇軍在最後一分鐘通知國民政府他們將撤離長春,“我們無法等待中國軍隊,只能把我們的職責轉交給那裡的任何軍隊。”(鄒書P.267)4月14日,中共向長春發動了經過充分準備的進攻,4天後國民黨駐軍戰敗。長春戰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從表面上)破壞了自1月份由馬歇爾主持的停火協定,重新點燃了國共內戰之火。

應當承認,羅斯福邀請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出於軍事考慮,是為了中、美兩國的利益而讓中國付出額外代價。如果後來一切發展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斯大林兌現他的許諾,中國所做的任何犧牲也許仍然值得。但是美英都忘了歷史上俄國人掠奪的野心,忽略了歐戰之前幾個月斯大林還和納粹、日本分別簽訂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條約,到了停戰前一兩個月還在私下同日本周旋以避免他們和英美盟國接觸。最關鍵的是,羅斯福、杜魯門當時都沒有看到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天敵,兩個信仰體系之間沒有共同理念和利益,不能相信,更不能依賴,納粹入侵蘇聯這個單一事實不應該讓斯大林自然地成為盟友。

“雅爾塔協定象徵著美國對中國的背叛,對共產主義的綏靖。它既沒有在之前與中國磋商,締約後又沒有立即通報,這種做法嚴重地背離了美國外交的一貫做法,很少有美國官員敢於為協定中這個方面進行辯護的。”(鄒書P.201)雅爾塔協定也是美蘇從二戰的“同盟”發展轉變成為冷戰時期的對手的轉折點。

雅爾塔協定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美國不願意也不能夠訴諸在華地面部隊去建立和維護或許會使雅爾塔會議成功的權力結構。歸根到底,那是因為194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不管是推動國共建立聯合政府,還是停止對國民政府提供軍援,還是邀請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其實質是美國當時在中國執行的一條既缺乏政治基礎又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即使斯大林完全按照美國的方針幫助國民政府接收了滿洲之後蔣介石仍然會失敗於大陸。

【注釋】

[1]見《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第26頁。

[2]見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以下簡稱“鄒書”)P33、P34)鄒讜,1918年生於廣州,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研究生,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然後一直任教於斯,1988年退休。他一共出版了6部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3]美國漢學家、蔣介石顧問、中國通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989)在1945年6月批評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執行的全面支持中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違背傳統原則。赫爾利的立場是什麼呢?45年1月他給國務卿的報告里說:在我與共產黨人進行的談判中,我堅持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作為反國民政府的暴動者提供軍需品。美國向共產黨提供任何援助必須經過中國國民政府。隨後他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我們不向中國戰區的任何個人、組織提供援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將不遺餘力地履行這一命令。拉鐵摩爾從意識形態上同情中國共產黨,他覺得美國政府以任何形式、理由支持重慶都是對延安的不公正。因為他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就意味著“一貫支持中國政治和領土完整的美國開始實行一條旨在導致中國政治和領土破裂的政策。”(鄒書P.123)如果他的立論站得住腳,那麼兩年後美國在希臘推行“杜魯門主義”將希臘共產黨軍隊擊潰也就是錯誤的了。所以美國要想完全秉持中立其實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件原則。50年代初,拉鐵氏在美國“忠誠調查”中成為主要靶子。

[4]見台灣中正大學歷史博士吳昆財《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1947—1950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以下簡稱“吳書”)P.39吳昆財,台灣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201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5]1949年前費正清沒有去過延安,但他說從他人的描述中感覺延安就像一個政治上的世外桃源,從那兒回來的訪問者,講起那裡的景象時,都帶著極為興奮的神情,就像剛嘗過天降甘露一樣。(《費正清對華回憶錄》P.313頁)讓他對共產黨人“那種感人的樂觀態度和明朗氣氛”有了深刻印象。(費正清《美國與中國》P.276頁)

[6]見《美中關係白皮書》P.56,(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國務院出版號3573,1949年8月發行。

[7]台灣歷史學家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頁。

[8]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第532頁。

[9]《杜魯門回憶錄》下卷P.123,東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譯。

[10]《馬歇爾使華報告》P.20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2012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11]《杜魯門回憶錄》上卷P.205、207,東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譯。

【主要參考書】

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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