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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八百萬知青下鄉真相 周恩來策劃多年 毀了幾代人

——一千八百萬知青下鄉真相

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數據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若非讀到此著,將終身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信息。如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劃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1970年代,上海北火車站知青專列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失》著所引參考文獻,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知青運動距今已四十周年,按說應該出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專著。然而,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系文革,而且鉤掛紅色意識形態,牽扯著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只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這場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開,就必須“宜粗不宜細”與“淡化處理”。這場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謂生逢其辰,覷著其時。

周恩來早已策劃三千萬知青下鄉

大陸“知青學”也出現一些台階性成果,但均屬初級階段的數據性歸掃,由於民間行為,所錄數據大多局限於下層個體親歷,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必須克制”的局限,尤其面對出版嚴審雄關,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不少數據。失去數據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此間“厲害關係”。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於它對大量原始數據進行全面系統地歸納梳耙,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數據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一路發嘆“原來如此!原來如此!”若非讀到此著,將終身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信息。如從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一九六三年周恩來計劃十八年內動員三千五百萬知青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一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一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一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為維持“安定團結”,政府必須在上山下鄉問題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尚有八十萬知青永留農村

《失》書提供了一系列數據:八十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點五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四十三萬。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一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為安置知青,國家投資每人五百,農村插隊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農場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內蒙昭盟送知青下鄉人均每年一千元,相當於中級幹部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隊工廠一千三百元,進鄉鎮企業僅需五百元,知青下鄉成了比辦廠還昂貴的事兒。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引發對懷疑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據港府統計,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真是何苦來哉?!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共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一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後只有四十三萬九千知青進入大學,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總數不超過百萬。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點。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集體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麼會讓封建專制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歷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麼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麼我們對赤左謬說只能“實踐而後知”?

至今還有老知青愚呼青春無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不過,有始必有終。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飲鳩止渴,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麼是反現實。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工作重心的轉移”。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一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一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一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大陸,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個隔著千山萬水的法國人(儘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了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面,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呵!

2009-10

法國漢學家潘明嘯(右)研究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學術著作《失落的一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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