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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然:中共政府如此打壓維權律師究竟為哪般?

隨著李和平的判決落下帷幕,以及他在羈押期間受到的酷刑,709律師案再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中共自2015年7月以來,在全國範圍內動用國家機器對維權律師展開抓捕。涉及範圍之廣,人數之多,手段之下流震驚世界。台灣,歐洲,美國等文明國家,從民間團體到政府不斷對中國政府表達譴責和憤怒。美國國務院在2015年7月12日發表書面聲明,強烈敦促中國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權利,釋放所有因尋求保護中國公民權利,而被拘留的人。中華民國政府大陸委員會在同一天發表嚴正呼籲“大陸應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普世理念,以積極、正向的態度推進人權、自由發展、聆聽民意,方能拉近兩岸民心與價值距離”,並強調將持續密切關注後續事態發展。英國和德國政府也先後發表聲明呼籲中國政府釋放被關押的人權律師。

但是中國政府不僅無動於衷,還大耍流氓政權的嘴臉,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在7月11日發出的《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一文,證實有部分律師遭逮捕和傳喚,宣稱“公安部指揮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維權’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中央電視台也大肆對維權律師進行各種抹黑報道。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共如此恐慌維權律師?維權律師真的能動搖中共的政權嗎?有人說世界上兩件事最難:“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二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這兩件事共產黨都做到了。如今維權律師以法律為弱勢群體維權,肯定觸動了不少地方政府的錢袋子,其次民眾的法律意識不斷的提高,最終會導致中共洗腦教育的失敗,民眾大規模的覺醒,這也正是中共所害怕的。在中共眼裡,法律是他們用來審判人民的工具,當法律與共產黨的利益或者意識形態發生衝突時,一切以中共政權的穩定為最高優先順序,維權律師雖然是用一切合法程序,甚至在中共的司法體制內進行抗辯,但是在中共眼裡他們在搶奪法律的話語權,拿起法律當武器來約束中共的無法無天的行為,中共政權一旦接受法律的制約,其政權的性質也就改變了,所以中共經常給這些維權律師扣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也就不足為奇了。正是這樣的思維邏輯,才會讓外交部的發言人回答外國記者時說出“不要拿法律做擋箭牌”這樣的國際笑話。

這些維權律師在羈押和服刑期間遭受到中國政府慘無人道的酷刑,喂葯,下毒,電擊,毒打。這些律師已經被中共政府定罪,甚至關進了監獄,按理說對中共政權已經不造成威脅,為何中共還要下如此的狠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寫道:“專制政體如土耳其的刑罰極為簡單,只求結案。”而“在寬和政體下,即便是最卑微的公民,他的生命也是最可寶貴的,不經過仔細的審查,決不能剝奪他的榮譽和財產。”共和政體下的司法程序也繁複。在共和政體下,人人平等;在專制政體下,也是人人平等。在共和政體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為人就是一切;在專制政體下,之所以人人平等,是因為人一錢不值。政體約接近共和,審判方式越是固定,而在專制國家,什麼法律也沒有,法官本身就是法規。在君主政體下,君主不可以親自審案,不然會破壞政體,中間力量會被消滅,司法程序會被廢除。嚴酷的刑罰適用於專制政體,而不適用於君主政體和共和政體。因為喜歡簡單的法律,專制國家大量採用同態復仇法(law of retaliation)。當這些律師被抓捕後,為了快速結案,毒打強行逼供是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坐牢後,繼續折磨這些律師,因為這些律師曾經試圖推翻中共政權,所以中共開始秋後算賬,報復這些維權律師。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些維權律師都是知識分子,很難被洗腦,也無法被收買,坐牢又會成為他們的一種榮耀,但是中共又不能把他們弄死,以免引起國際社會的抗議和國內人民的起義,所以在服刑期間通過各種手段從精神到肉體進行折磨,等到他們出獄後,無法再進行相關的政治活動。

通過709事件,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提出的依法治國也只是一個欺騙民眾和國際社會的一個說辭,不管多麼溫和的抗議,有時甚至都不是抗議,像這些維權律師只是要求中共執行自己制定的那些充滿漏洞的不公法律,在中國政府眼中都屬於敵對勢力,從體制內改良走向民主化和平轉型的道路似乎已經被堵死,我們希望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改變專制中國,並不代表我們會放下武器任由中共宰割,當不義寫進了法律,抵抗就成為了義務。中國的民主化的責任不僅僅是這些維權律師的,也是每一個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所有人民的責任,當一個人站出來的時候,警察會把他抓進監獄,當一百人站出來的時候,警察會把我們驅散開,當一萬人同時站出來的時候,警察就會觀望,當一百萬人同時站出來的時候,警察就會加入我們。願中國民主化那一天早日到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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