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革，劉少奇是一個迴避不了的名字。因為他是文革中毛澤東所要整肅的最主要的政敵——「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又是一個至今在平民百姓心中不大好定論的人，人們對他的情感態度也無所謂愛與憎，甚至憎要大於同情。本來，事情似乎並不複雜，否定了毛氏文革，劉自然就成了正確的，被同情的一方。但經歷過文革的人卻不這樣看。這主要因為劉固然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但他同時又是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澤東語）鎮壓學生的主要領導者，其手段之殘酷讓經歷者至今心有餘悸。另外一個原因來自劉的家人。一個是他的遺孀王光美女士。這位女士生前竟然發表了這樣的高論：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一位是他的在世的唯一的兒子。這位身居高位的將軍不但前往韶山瞻仰毛的故居，而且罵過「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他父親的遭遇否定毛的歷史地位。這母女二人都一起向施害者唱起了讚歌，你讓外人如何看待這一家人？
一
有兩個場景，幾乎成了十年動亂的歷史性鏡頭。
一個是批鬥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內經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臉腫「坐噴射機」的殘酷批鬥之後，劉少奇手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道：「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
一個是清華大學批鬥這位國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女士。
那是1946年4月10日，清華大學舉行了30多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的大會。王光美被帶到清華大學主樓一間屋子裡。沒問幾句，造反派便要王穿上出訪印尼時穿的衣服，並上來幾個人強行給王光美穿上旗袍和一雙高跟鞋，戴上一頂英國貴族式的寬邊草帽。可是現在王光美已經長胖了，旗袍太瘦，一個紅衛兵把兩邊撕開了才穿了進去。紅衛兵又拿出一串桌球穿成的稀奇古怪、醜陋不堪的「項鍊」掛在王光美的脖子上，每個球上面都打了叉。王憤怒地抗議道：「你們這是武鬥，違反毛主席指示。」可沒人理她。造反派將王拉到大操場。本來中央通知王光美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她講一句話。
這兩件事經常被作為文革無法無天的暴行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每當目睹這兩個特寫鏡頭的時候，曾經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這一對第一家庭的夫婦並沒有多少同情，人們想到更多的是一個詞：「報應！」因為就在剛剛過去不久，他們同樣是歷史罪惡的製造者。
追究每一個人的歷史責任、清算一切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還死者和受害者一個公道，而是為了不僅從道義上，更重要的是從政治上徹底埋葬那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法西斯時代。毫無疑問，劉少奇夫婦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發動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常常先是迫害者，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甚至在方式上，也和迫害者並沒有什麼不同。劉氏夫婦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劉少奇夫婦作為迫害者，人們首先會想到他們二人於文革前夕的1964年創造的河北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又稱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這個指導當時全國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簡直就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種形式的預演；毛在文革中的各種招數，簡直就是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首先，「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先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劉王共創的「桃園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也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惡劣的樣本。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的唆使下，體罰之風愈演愈烈。而其中的「燕飛」，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即坐飛機！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統計，在劉、王直接指導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
人們更為刻骨銘心的還有文革伊始，二人製造的「清華經驗」。
文革初期，劉少奇一心想在清華大學再創一個文化大革命的「桃園經驗」，於是，再一次派王光美以「普通工作組組員」的名義去清華大學直接指揮運動。
在工作組中，葉林為名義上的組長，王當仁不讓地成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揮下，工作組不僅立刻把校長蔣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長全部打成「黑幫」，而且殘酷地迫害無辜師生。工作組一進校，就責令包括教研組正副主任在內的全部幹部「靠邊站」，「上樓」接受批鬥。清華群眾形容當時的亂鬥場面是「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全校五百多名幹部中，被王指導的工作組打入「黑幫勞改隊」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對普通師生，只要是對工作組有過一點非議，也立刻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一時清華園內冤獄層出，「右派」遍地。據文革後統計，十年中清華大學共有包括武鬥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組迫害致死的就達三分之一左右！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的工化系學生蒯大富不過因為「革命」過頭，對工作組提了一些意見，立刻被王和劉打成「反革命學生」，就地監禁批鬥，搞得他差一點自殺。結果這一事件被毛澤東利用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著妙棋，蒯大富因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大學造反派、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的「蒯司令」，而王光美則反過來成了「反革命」。當時清華大學的不少師生談起王在清華的所作所為，都一致認為：王光美言行虛偽做作，整人心腸狠毒，雖然造反派鬥她的大會有些過份，但這也是她在清華作惡多端的一種報應。蒯大富後來也因積極參入文革而被判刑入獄，但蒯大富的錯誤甚至罪行，並不能說明王的正確。雖然毛的文革路線更荒唐，時間更長，範圍更大，破壞作用更大，但劉在文革初期鎮壓學生的錯誤仍然是錯誤。
在毛時代以「階級鬥爭」主導的黨文化的掌控下，只要在體制之內，不管是誰，要想不整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整了人，犯下了錯誤和罪行，只要自己能夠真正反思自身，並認錯，自會得到大家的諒解。這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而是一種高貴行為。在這方面，曾經整過很多文化名人的周揚做出了很好的示範。但王光美卻相反。文革之後，她只強調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對於自己從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別人的經歷，卻做了種種不應當的辯解。比如，她在不少場合仍然把她在四清運動中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和今天的「反腐敗」相提並論，來證明自己殘酷迫害別人的正確性乃至預見性。這些都造成了人們對她的負面看法，這種負面看法也直接影響到了劉少奇。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結束後，王對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澤東的態度的前後變化。在劉少奇還沒有正式平反的上世紀80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對毛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其感情傾向也比較鮮明。據說她在看歌頌周恩來保護劉少奇的電影時拂袖而去。因為在文革中，周是劉的專案組組長，也是迫害劉致死的罪魁禍首之一。另外，在徵求她對劉少奇追悼會悼詞的意見時，她還堅持刪去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好學生」等令人作嘔的字眼。但從90年代開始，隨著兒子劉源步入政壇，兩個女兒也成為改革開放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海外中資公司的老闆，她竟然也一反常態、開始肉麻地諂媚殺夫的毛澤東了。最噁心的例子便是她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文革中被迫害致殘的新鳳霞對此極為反感，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
平民百姓是不講什麼狗屁政治的，民間自有民間的邏輯。新鳳霞的態度也代表了中國民間的態度。
二
發生在劉少奇身上還有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問題就是他和毛的關係。
1969年11月13日清晨，在河南開封一號樓地下室，劉的生命走到了盡頭。當衛士長再次來到他身邊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了一絲氣息。醫生估計他已死一天多了，而確切的時間已永遠無法確定。劉的遺體上蓋了一床白色床單，一頭白髮已經一尺多長了，就像一叢蓬亂的枯草。衛士長為他剪去過長的白髮，刮去亂雜毛般的鬍鬚。
15日零點剛過，「送屍車」悄悄地駛向火葬場。
火葬場早就得到通知，說是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兩名工人。戒嚴的軍人卻有二十多名。
火化單上填寫著：姓名：劉衛皇；職業：無業；死因：病死；最後簽的是他兒子劉源的名字。
也不知具體什麼時間，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裡，毛知道了劉死的消息。他似乎沒有絲毫波動，只是冷冷地說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這句話換成老百姓的話，就是：「自作自受！」
一句話六個字，毛對自己的這位曾經的接班人做了政治和情感上的徹底了斷。如果還有未斷之處的話，從語氣上看，也只能是余恨未消。
照常理，即使關係再不好，人都死了，也不該惡語相加，何況還是共事幾十年的老同事！能有多大的仇恨，值得這樣懷恨！
但仔細想來，又有其必然性，符合中國帝王政治的邏輯。
劉少奇落得如此結局，與毛對他的政治和情感態度有直接關係。
劉一生的政治沉浮是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的。他在延安整風中能夠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層，完全是毛提攜的結果。毛拉劉，是為了清算所謂左傾機會主義的王明、博古、洛甫（張聞天），以及打壓所謂經驗主義的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在此期間，劉為毛立下了汗馬功勞，最終確立了毛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劉也得到了毛的政治回報，成為了二把手。但正因為如此，毛從一開始就把劉只是當做助手和棋子，而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對等的政治盟友。毛拉劉，也不是因為劉在當時黨內有多大影響，而是相反，看中的恰恰是劉雖有一定資格，但卻並無名望和根基。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甘心為己所用。但也正因為如此，毛從內心深處恐怕也從來沒有把劉當做一個重量級人物。文革之前，毛曾經輕蔑地說劉「我伸出一個小指頭就能把你打倒」，就是這種心理的流露，從中也可以看出劉在毛心中的真正位置。這樣的話毛恐怕不會對周恩來、朱德說，也不會對林彪、鄧小平說。從劉這一方面看，對毛忠心是不容置疑的。劉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而且從黨性的高度提出「馴服工具」論，並以身垂範，服從毛的最高權威。解放初期，儘管劉和毛在治國方略方面發生了一些分歧（比如在是否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和是否大力推廣互助組的問題方面），但只要毛一批評，劉就馬上改正自己的「錯誤」，服從毛的「正確」領導，因此才沒有在「高崗反黨集團」奪權的鬥爭中落馬，保住了自己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以後，在社會主義改造、反右鬥爭、高舉「三面紅旗」的過程中，在粉碎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中，劉在行動上都是緊跟毛澤東路線不動搖，甚至表現得更為激進，因此毛很滿意，也很放心。作為獎賞，毛於1959年4月把自己擔任的國家主席職務讓給了劉少奇，並且在大躍進造成巨大禍害後，又於1961年名義上退居二線，把劉少奇名義上推到了一線。
但另一方面，劉又並不是毛的家臣和奴才，而是一個頗為自負和有想法的人，也是一個很有治黨治國能力的人，所以一有機會，就想有所表現。例如，1941年，在華東黨校第一期講授他的「戰略和策略」時就說：「外國出了個馬克思，中國為什麼就不能出一個劉克思！」並自誇地說：「領袖來自於群眾。在安源時，拋頭露面的是李立三，埋頭苦幹的可就是我……」中共執政前夕的1949年4月10日，劉來到天津，召開了各種座談會，分別向幹部、職工和工商業資本家發表了長篇談話。談話的基本意圖就是希望剎住共產党進城以後勞資關係迅速緊張惡化的現狀，幫助資本家恢復生產的積極性，從而達到恢復經濟的目的。為此，劉向各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解釋和思想工作，告誡工人和幹部，目前還沒有到剝奪資本家的時候，工人的生活乃至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還離不開資本家。同時告訴資本家，不要怕剝削，今天這種條件下，資本家的剝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為工廠開得少，工人就雇得少。從解決工人失業和發展經濟的角度，「今天在我國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這就是後來批判的「剝削有功」論。……本來，劉的類似表現，在一個現代政黨內，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以帝王術馭人的毛的統治之下，卻是人臣之大忌。或許是地位和性格使然，劉對此竟一直渾然不覺，並最終釀成大禍。
導致毛、劉和中共八大形成的毛劉周朱陳林鄧領導體制分裂的導火線是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由於「三面紅旗」，特別是「大躍進」的重大失誤，導致了全國幾千萬人的死亡。在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在大會上發言總結教訓，不可能不聯繫實際，所以也就不可能不觸犯作為最高決策者的毛的權威和尊嚴。特別是在大饑荒的責任上，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地戳到了毛的痛處。對於錯誤責任的分析，劉少奇雖然本人並沒有公開指向毛澤東，但他的幹將彭真卻有驚人之語。1月5日，彭致信毛：「在三年災荒中，晉南有些縣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他明確提出，毛應作自我批評。在起草委員會討論大躍進責任時，彭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黨留下惡劣影響……從毛主席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鄧小平說，毛自己說不是聖人。劉少奇則強調中央應首先負責，第二是省級。而周恩來卻說不能叫毛負責，毛早發現問題早糾正，「中央聽毛主席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後來林彪的大會發言延伸了周的意見。林彪說，犯錯誤是因為沒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
本來，闖了這麼大的禍，毛作為「始作俑者」，當然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但毛是一個聲稱永遠不下「罪己詔」的人。另外，中國共產黨從確立了對毛的「個人崇拜」之後，便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一切成績都歸於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一切錯誤都是執行者執行不力。所以，劉儘管在責任問題上沒有公開指向毛，也是毛所不能容忍的。作為二把手和接班人，你不主動替「班長」承擔責任，就是不忠，就是有「二心」。特別是相比於周恩來和林彪的態度，更加深了毛的這一印象。
江青後來說，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憋了一口氣。毛的這口氣都對老婆講了，可見火氣之大，對他的刺激之深。
「七千人大會」後，毛馬上南巡去了，劉少奇卻又做了兩件讓毛更加惱火的事情。一是以「非常大總統」名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西樓會議進一步揭露了大躍進的錯誤，指出了當前嚴峻的困難局面，並提出了「包產到戶」等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後來劉少奇又將西樓會議的精神傳向全國，從而使國民經濟迅速好轉。另一件事情是將以前寫的《論共產黨員修養》一書，認真修改後再版，並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公開發表。書中的有些話很容易使人產生聯想：「這種人根本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只是胡謅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並且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把自己打扮成為『偉大人物』和『英雄』，甚至為了滿足他的這種欲望而不擇手段……」這些話，即使稍有政治頭腦的人讀了，也不會無所聯想，何況政治上極為敏感，自尊心超強，雞蛋里也能挑出骨頭來的毛大偉人？恐怕就憑這一條，毛在心裡就把劉打入地獄了。後來毛的老朋友章士釗先生深知這些話會傷害毛，文革中曾專門寫信給毛為劉說情。說劉的話是針對陳獨秀的，不是針對你的。但毛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將專案組整理的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材料送給章士釗，從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另外，對西樓會議，毛也極為不滿。南巡一回來，就在游泳池召見劉，向劉發問：「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西樓（指西樓會議）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少奇回答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毛卻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麼辦！」劉講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等等。毛似乎也平靜下來，同意經濟調整還得持續。劉以為在游泳池的這番談話，已經化解了毛的不滿，取得了毛的諒解，因而如釋重負。但劉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他也太不了解毛的為人了。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這次談話非但沒有化解毛的心結，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特別是「人相食，要上書的」一語，更是擊中了毛的最大心病，並由此認定劉少奇圖謀不軌，要像赫魯雪夫那樣在他身後作秘密報告，從政治上清算他。更讓毛難以接受的是，劉在黨內各級幹部中的威望大有超過他之勢，他本人講話已經不大靈了。像「四清」時在蹲點的問題上，毛講了多次，但應者寥寥，而劉一發話——「不下去不能當中央委員」，卻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級領導幹部都紛紛下去了。這讓從來就不把劉看在眼裡的毛心裡更不是滋味，對劉也就更加忌恨。更讓毛難以容忍的是，劉竟然公開以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中的「紮根串連」否定他一向提倡的「調查研究」：「現在用毛主席過去那種開調查會的形式來了解情況，已經遠遠不夠用了，已經過時了。毛主席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過去的四清沒有從根本上取得勝利，可以說沒有打過一個勝仗，而是打了敗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園搞了四清，取得了一個很好的經驗，這就是必須紮根串聯。」這讓毛情何以堪！毛忍無可忍，以致於在1964年一次聽取工作匯報時，對劉連諷帶刺地發了狠話：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並由此而遷怒於跟劉走的幹部。於是，清算劉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就只剩下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後來抓住工作組問題「炮打司令部」等等，都只是借題目做文章而已。
王光美晚年曾談及毛劉二人最後一次見面：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菸。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王談及此事，是想以此證明，「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但是，歷史事實是，就在毛話音剛落的當年3月，戚本禹奉旨寫作，並經毛審閱，被稱為全面討伐劉少奇檄文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在《紅旗》雜誌發表，以此為劉的問題定了調子：「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毛在吹響討劉進攻號的前夕「很客氣」地召見劉，只不過是又玩了一次貓戲老鼠的故伎而已。而劉不知趣地「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這樣的表態只會使毛心裡更加窩火——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在變相指責我搞文化大革命動機不純嗎？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你劉少奇算什麼東西！
總而言之，從毛對劉的政治和情感態度看，他對劉的最後下場是無絲毫愧意的，他也永遠不會原諒劉。劉源說，在中國現代史中，有說不盡的毛澤東，就有說不完的劉少奇。他將兩人共同演出的歷史大戲歸結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產黨奪取政權，改造社會，毛劉親密無間。第二幕是「經濟大革命」，即大躍進，毛劉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劉分裂，革命一敗塗地。毛若地下有知，決不會接受這種說法，也決不會同意劉進入他的紀念堂。劉源和他的母親搞什麼「毛劉一家親」，恐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就是在平民百姓眼裡，也有些不靠譜，甚至有些荒唐。
三
但劉少奇又的確是一個在中國現代史上有獨特地位的政治家，是一位對中國人民做出了特殊貢獻的，不應該被忘記的政治家。
劉少奇的一生，雖然做過的事情不算少，但真正能經受住歷史檢驗，並刻入民心的，也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為挽救國民經濟所發表過的一些言論和做過的一系列工作。
歷史應當記下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後，針對「三面紅旗」造成的三年大饑荒，說過的這些話：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個問題，現在不講，將來要講；活著不講，死後要講」；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書的」。
「發生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
歷史也應該錄下下面的這一幕幕：
那是在「七千人大會」召開的前一年，劉少奇帶著老婆王光美，一頭扎到湖南農村，搞了44天的農村調查。
這期間發生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劉到寧鄉縣農村調查時，在東湖塘公社王家灣養豬場的飼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飼養員用過的木板床。工作人員鋪床時竟一時找不到鋪床的稻草。魚米之鄉的湖南連找幾捆稻草都費勁。
後來到長沙縣天華大隊調查時，住在大隊部辦公地方的王家塘。這裡有兩間大屋，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泥牆塊塊剝落，屋內陰暗潮濕。幹部們覺得讓國家主席住這樣的地方，十分不安，劉卻說：「這比延安時期好多了，恐怕現在多數農民還沒有這種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鐘車程的省委賓館。晚上睡的是用兩張長條凳架著兩塊門板拼接起來的「床」，他還吃木薯，嘗代用糧，有一次還差點中了毒。
劉到天華大隊後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後面的山坡上到處轉了一轉，看見有一堆糞。劉找了一根樹棍子將糞挑了開來看了一陣，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這堆糞，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總將吃的東西都讓小孩子吃。在糧食夠吃的時候，就可以從糞里看到糧食，比如老玉米啊什麼的吃了的話，它可以從大便里看得到。結果一點都沒有，就是幾根粗纖維，所以曉得這個裡邊，糧食很缺。
劉少奇在天華一共呆了18天。
天華是當時湖南全省最先進、最好的地方，是省委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搞的點。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是全國「三八紅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國婦女》雜誌剛剛登了一篇介紹彭梅秀及天華大隊的文章，吹噓這裡的農民已經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美好生活。但是劉不久就發現即便是天華這樣最好的地方也沒有飯吃，也吃不飽，每一頓飯只有二兩六錢三毫（16兩為1斤），三兩米都不到。
劉在天華的調查一開始非常不順利。作為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三八紅旗手」，彭梅秀自以為是，瞞上壓下。她事先早已召開了生產隊長和黨員會議，統一匯報口徑，封鎖干群嘴巴。彭本人對劉不僅「報喜不報憂」，而且當面撒謊，矢口不談全大隊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腫病的事實。
後來，劉少奇拒絕了社隊幹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沖生產隊。上午，他仔細察看了生產隊的食堂，下午請來在田裡幹活的八位社員，老、中、青和婦女各兩人，他們都是赤著腳來到大隊部開會。劉給男社員們每人遞上一根大前門香菸，王光美給每人端上一杯清茶。劉說：「今天請你們來講心裡話。中央起草了一個『六十條』，是個草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公共食堂辦不辦？糧食怎樣分配，還有你們的生產情況、生活情況，請大家講講真心話。」說完，劉摘下藍布帽，露出滿頭銀絲，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後說：「我怕耽誤影響你們的工作，就讓隨我來的同志幫助你們勞動，我們的同志不會做事，今天幫半天不夠，明天再幫你們半天。」社員們終於感動了，說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話：「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飽；肚子不飽，懶得積極；大個小個一樣記分，一樣吃飯，不願積極；技術高低不分，不願積極。平均主義，做事難得來勁，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們11戶人家的食堂餵一年的豬，沒有以前一戶餵的多，從前滿月豬仔可以長到40多斤，現在餵一年還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沒有米湯、沒有糠、沒有菜、沒有雜糧……」
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小學四年級10歲學生蕭伏良，爸爸被公社調去修水庫，兩三個月才回家一次，媽媽又得了浮腫病，躺在床上走不動。為了吃頓飽飯，他到公共食堂打飯時就悄悄多拿了一缽飯，還寫了一張「我們餓肚皮，只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白紙條，貼在路邊電線桿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為反動標語、現行反革命行為，要把他掛牌游鄉坐牢房。劉知道後，對工作人員說：寫這種東西，只是反映了群眾的一種意見，一種情緒，算不得是反動標語。這幾年我們犯了錯誤，群眾當然不滿。你還不許人家罵娘？小孩子吃不飽飯，就有怨氣。不要開除他的學籍，更不要責怪校長和班主任，不要停職反省。如果我們有意製造一種壓抑的政治氣氛，今後誰還敢說話呀！接著，劉少奇又派人把這個小學生找來，笑著拉到身邊問：「你說說心裡話，為什麼要寫那張紙條呀？」孩子講了媽媽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劉少奇又問：「你說，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說：「好個屁！背時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腦殼的食堂！」劉少奇聽罷笑了起來，對周圍工作人員說：「好了！這恐怕是我們下鄉以來聽到的最沒有蔽掩的真話了！小孩子天真無邪，把群眾不敢說的話和盤托出，寶貴得很呀！」
在全國農村辦「公共食堂」，當年被毛澤東看成是農村的共產主義因素，是農村必須堅守的共產主義陣地。解散食堂雖然是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可是礙於毛的權威，從中央到地方，誰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誰要敢解散食堂，就得冒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風險。
但劉還是做了這件事。儘管他知道違背了毛的主張，風險有多大。
劉少奇在了解了農村的基本情況後，對農民的要求和願望有了切實的感受。為此，他在天華大隊提出了農民興家立業的「十個一」目標：「一棟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欄好豬；一群好家畜；一園好蔬菜；一塘好魚；一塊好山；一天三餐好飯菜；一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後有一片好風景。」
這是五十多年前劉少奇為中國農民提出的「小康目標」。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劉的主張做，中國的「小康社會」早就實現了。但從毛的角度看，劉這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本主義道路！
幾天後，劉少奇來到趙家沖，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沒見面的親姐姐（六姐）劉紹德。這位主席弟弟帶的禮物是：五斤米，兩斤白糖，兩斤餅乾，九個鹹蛋。主席弟弟說：姐姐：你們現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來這點東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姐姐說：老弟啊，你在國家工作，沒有解決國家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這五斤米，我又到哪裡找你呢？弟弟無語。
期間，劉趕上了一次農民集會。在集會上，劉先向大家一鞠躬，說：「鄉親們，這兩年大家吃苦了，我們工作沒有做好，對你們生活產生影響。工作中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有的老鄉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看說得很對。也不要全怪基層幹部，下面的錯誤，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說糧食過關了，下面就到處放衛星。上面說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調，大刮『共產風』。所以上面要負一大部分責任。中央要負很大責任。大辦食堂、大辦水利都是中央提出來的。問題的根子在中央。我是黨中央副主席，考慮問題不周，我向大家賠禮道歉。」
會上，一位老農談了當前生產問題和生活困難之後說：「我們相信共產黨會很快想出辦法來克服困難。不過，你們得趕快想出辦法來，要是還這麼下去，再有兩年，人們可吃不住勁了。」
劉不禁落了淚，激動地說：
「我一走40年，今天回來不是衣錦還鄉，而是給父老鄉親們賠禮來了。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讓父老鄉親吃苦了。我一定想出辦法，儘快地扭轉這個困難局面。請父老們給我兩年時間。兩年以後，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樣餓肚子，你們就扒我的祖墳。」
公元1961年5月15日，劉少奇結束了長達44天的湖南調查，帶著「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帶著「兩年內不改變，你們就扒我的祖墳」的誓言，離開了生他養他的故鄉山水。
於是，有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驚天動地的發言，有了隨之而來的「三自一包」等挽救國民經濟的各種舉措；
於是，餓殍遍地的中國農村漸漸有了生機，數以億計的鄉村百姓從死亡線上被救了回來……
本來，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作為國家領導人，讓自己的人民吃上飯，不挨餓，是最最起碼的執政底線。做到了，沒有什麼了不起，是職分所在，天經地義，不值得誇耀。但在毛時代的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卻非常人所能為。這要冒罷官、坐牢，甚至掉腦袋的風險。但劉少奇硬是做到了，以此拯救了數以億計父老鄉親的生命，並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就憑這一條，他就應當永遠留在人民心中，其種種過錯也該得到原諒。
劉少奇1967年與王光美訣別時留有一言：「好在歷史是人們寫的。」說這句話時，他應當是有底氣的，因為他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為什麼被打倒的。
我相信，說這句話時，他是想讓自己的靈魂在人民中間安息，而他的靈魂恐怕也只有在人民中間才能得到安息。
遺憾的是，連他的家人都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靈魂也就難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