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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

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五年刊登於《動向》雜誌的文章,批露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內幕。

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

中共前統戰部長閻明復披露:知道張學良身份的毛澤東、周恩來、李克農去世後,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就這件事去訪問葉劍英,葉給予了肯定的答覆。宋黎把談話記錄放在保險箱里,並囑咐:

“等我死以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央。……現在張漢公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

黃雀之後還有遙控中共的史達林

“他是中共黨員的事絕對不能傳出去!”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而是這句話不合邏輯卻大可玩味。看來,這與重新解讀西安事變必有重大關係。

西安事變過去近七十年了,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為什麼還不能公開?張學良素以不當傀儡、不受任何人操縱、從未作過任何人部下自詡。他會放棄這些傲人驕人的資本屈尊加入中共嗎?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的自發行動,還是被策反的結果?史達林與西安事變中張、蔣、毛周各方是什麼關係?從現在己部分曝光的資料看,這個事件的策劃者、發動者、拍板終結者之間的脈絡已日漸清晰。考證張學良的中共黨員身份,勢必把西安事變的真相悉數抖出,這恐怕才是“絕對不能傳出去”的顧忌所在。

回首西安事變,雲譎波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之後,還有遙控中共的史達林。

立國稱王擁兵割據

張學良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共產國際八月十五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八月九日,中共領導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長信,逕直以“同志”親切稱呼之。在信中不但討論了紅軍和東北軍九、十月間在西北發動抗日局面,“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的基本戰略方針,還特別提到:你我“西北發動後,共同採取一致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如人民政權形式,人民軍隊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經濟政策等,而不採取目前有差別的形式與政策。”儼然一家人。立國稱王,擁兵割據,新總統呼之欲出。共產國際在此後一周給中共中央的覆電中表示對“野心家”“特別感到不安”,顯然是意識到,此時若放任“野心家”對中國政府過於激烈的顛覆手段,勢必損害中國抗日的中流砥柱,促使日本加快侵華步驟、並以中國為基地與德軍夾擊蘇聯。

“特別黨員”的“特別貢獻”

九十年代初,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發表專題文章講述王炳南是如何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其本意是炫功,卻不料泄了天機。據張學良的口述歷史,當年,擅長挖心滲透的周恩來遊說他,大談今後東北軍、紅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共同合作。此言對不肯屈居人下,一心要效左文襄公收撫馬化龍佳話的張學良自是正中下懷。更何況,正可藉此一雪“不抵抗將軍”之恥。所以,要說張學良欣然入彀,應該是合乎情理的。共產國際不同意張學良加入中共,這難不住毛周。葉劍英的“肯定答覆”最大可能是,張學良被中共中央批准為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的“特別”黨員。西安事變就是“特別黨員”的“特別貢獻”。

從西安事變的“推動”、“發動”、“拍板結束”各方來看,整個事變自始及終充滿陰謀。

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毛澤東數次感謝日本侵略的“宏論”早已見諸報端,其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已為世人共知,“抗日”云云,早已成了“揖盜”的同義詞。其“積極推動”,無非借刀殺人,借張學良之手為自己火中取栗。不少學者指出,張學良發難是要取代蔣介石,底牌就是被他圈起來的陝北紅軍,以“西北聯軍”二十餘萬之眾要脅蘇聯支持他當總統。這個提法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

史達林反應令張學良和中共意外

西安事變發生後,史達林大怒,親擬電文,指示不得殺蔣,適足以反證張和中共欲殺蔣之心切。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使日本坐收漁翁之利。由此亦可見史達林前所說的“野心家”,指的未必就只是張學良。

史達林反應如此強烈,大出乎張學良預料,也令毛周無法信守“三位一體”等承諾。張學良送蔣去南京,諸多學者人云亦云說是衝動,卻未察衝動的動力是怨氣,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反被“馬化龍”啄了眼的愧憤交加。西安事變竟如此“和平”解決,既非張學良初衷,也非毛澤東、周恩來由策反者搖身一變為“和平調停者”之“抗日救亡”方針所致,而完全是史達林一手操縱的結果。

只可惜如此豐富的題材,竟未能產生一部可與《戰爭與和平》《飄》相媲美的作品,也實在有負這位“千古功臣”或“千古罪人”了。

西安事變發生後,輿論嘩然。聞一多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著名教授,起草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聲明”。聞一多還在課堂上怒斥:“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

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提前全面倉促抗日,其結果,誠如傅斯年所言:“總之,抗日與上吊不同,中共所迫政府者,是上吊,非抗日也。”西安事變正是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逼迫政府上吊的催命符

張學良在一九五六年應蔣介石之要求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痛陳:

殊不料良當年認為愛國抗日之共產黨人,乃石敬塘、劉豫之流亞,誠如蔣公早年所言“頭等大漢奸”也。良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一往迷惑,空虛幻想,反躬思來,羞愧自憾無已!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張學良重獲自由後“口述歷史”,然終不肯談西安事變。聞其言,觀其“行”。其至死不回“江東”,乃最具說服力的事實。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文章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動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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