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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懟懟:提前陷入「中年危機」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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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不遠的過去,類似的情況在199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後的日本曾出現過。在這些年的日本職場上,有一大群整天忙的昏天黑地,但是卻越忙越窮,越忙越焦慮的年輕人。

 

我認識的不少年輕人都染上一種「中年人氣息」。二十五到三十歲,大學畢業後在公司混了個職位,錢不多不少,前景不上不下,但是卻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房子、車子、妻子、孩子、票子,這「五子登科」讓他們整天殫精竭慮,惶惶不可終日,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群沒有安全感的職場年輕人。本應該是大把前程的年紀,卻似乎周身都是原本中年人才有的危機感,眼神渙散、唉聲嘆氣、混吃等死成為了現在一部分年輕人的特徵。

近期的日本某周刊以「中國社會年輕人面臨中年人一樣的壓力」為題,報導了中國社會未老先衰的問題。年輕人的生活和心靈在沉重的壓力之下扭曲變形,導致沒有奮鬥的動力,缺乏朝氣。有不少人的想法竟然是:反正奮不奮鬥都一樣,沒有出頭之日,那又何必奮鬥呢?還不如整天好吃好喝,不思進取,去追去所謂的小確幸。據這篇文章分析,中國人提前到來的「中年危機」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經濟和收入的問題。在目前中國的一二線城市裡,月入萬元是很平常的事情,這比起二十年前中國人的平均收入,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現在的人卻感覺比以前過得更苦,生活更窮。月入一兩萬,但是各項開支明顯增大,尤其是與房產相關的開支,導致能存下的錢越來越少。這種收入趕不上生活成本的感覺,正在向中國廣大的年輕族群蔓延,由此形成了「25歲中年危機,35歲財務崩盤」的困局。

中國人何以走到這一步呢?這需要我們分析下人們的收入被什麼稀釋掉了。網上曾經有人以20年前和今天路邊麵館的一碗麵賣多少錢作為對比,來形容這些年物價上漲為普通人帶來的經濟壓力。但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參考一些統計數據來了解「中年危機」背後的收入與生活成本的關係。根據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的數據:今天中國家庭人均財富為169077元,與2015年相比,家庭財富增長幅度為17.25%,然而,看似不低的財富增長完全趕不上房產的增值速度。2016年,中國城鎮居民2016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但全國人均房產淨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倍,房產升值幅度達61%。看來,財富的增值主要是被房產抬起來的,收入增加只是很次要的因素。

收入增速遠低於房價增速的現象並不是只出現在去年。回顧過去,200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6987元,2010年上升為19109元,此後每年的增加值都保持在百分之十幾以上,2013年增加到26955元,至去年增加到33616元。預計,2020年的居民收入會比2010年翻一倍。而,房價從2000年到今天上漲幅度遠遠超過薪資收入增長的幅度。總體來看,在2001年的時候,北京上海的房價為每平方米3995和3326元,而全國平均房價與一線城市差距並不大,約為2170元。房價一路漲到2010年,全國均價來到5220元,但是上海、北京的房價已漲到了2萬左右,差距明顯。至2016年,根據某房仲數據,一線城市房價在之前基礎上又上漲三成,現在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屋均價早已超過五萬每平,核心地段價格更高到離譜。就是說,和2001年相比,我們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到4倍,而一線城市的房價增加了至少十二倍。也就是說,收入每增加一塊錢,房價就會增加不止三塊錢。這個收入與房價差距比,便是造成今天年輕人越來越失去鬥志、陷入「中年危機」的重要原因。

當我們社會的勞動收入與資產收入(尤其是不動產收入)的增速之比差距巨大之時,每個職場人士都會切身感受到,不管怎麼努力,收入的增加都無法趕上房價的增速。而房價增加會帶來地租成本的增加,地租成本又會在無形中分攤到商品的價格中,這也就是我們所說資產價格膨脹造成的「輸入性通脹」。「輸入性通脹」的潛台詞不僅僅意味著人們的收入趕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它其實直接意味著經濟蕭條的來臨。地產的畸形興旺,帶來地租等成本的提高,使得企業只能提高商品價格來轉嫁升高的成本,這造成了商品售價變高,但價格變高后的商品利潤,並沒有流進企業的資金庫,而是被地產一方拿走了。這造成兩個後果,一是造成企業利潤無法迅速增加,因此員工的工資增速也有限,但不斷提升的地價租金卻大大提高商品價格,減少了人們實際消費的次數。

不要盲目相信官方統計數據裡邊,普通居民消費逐年增加的訊息。那很可能是因為成本漲價造成的帳面消費增加,實際上,人們消費的次數在減少,商品由此積壓在倉庫中。統計數據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各類商品,從紡織品到鋼材,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目前的很多品類都是庫存量非常大。要想這些商品能夠去庫存,從而徹底解放企業的成本壓力,恐怕比房地產去庫存難度更大。如果不是因為商品庫存量太大而老百姓消費能力太低,那麼就不會大量出現網上的各種商品折扣,以及淘寶上的各類降價便宜貨。房產獨大之下,中國的製造企業多年來在不斷的被邊緣化,成本增高而利潤減少,其結果就必然是裁員減薪。而且由於企業越來越雇用不起全職的員工,幾個月到一年左右的短期工合同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我們的職場上。

現在,正值大學畢業季,當我們的大學生離開校園投向就業市場的時候,會失望的發現大部分職位都是工資低、合同短的情況,並且僱傭他們的單位可能也具有諸多不確定性。這種短期僱傭、朝不保夕、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工作方式,必然會讓職場年輕人陷入永恆的「貧窮怪圈」當中。由於就業市場提供大量的短期工多為低技術含量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強,因此你能聽到老闆說得最多的話就是「你不干,後面還有一萬個人等著干」。如此,員工永遠不可能有資本向僱主索要更高的工資。工作的低技術含量和臨時性,讓大多數的年輕人陷入了經濟的危機和對生活的焦慮。更嚴重的是,目前為就業市場提供70%職位的,是成立約三到五年的創業公司,而這些公司本身的平均壽命,不會超過五年。僱主自己的穩定都很成問題,職員又怎麼能指望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呢?

回顧不遠的過去,類似的情況在199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後的日本曾出現過。在這些年的日本職場上,有一大群整天忙的昏天黑地,但是卻越忙越窮,越忙越焦慮的年輕人。日本年輕人工作很累卻不掙錢的原因在於,日本的企業利潤越來越低,消費市場低迷。老百姓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消費習慣是節約到極點,儘量不花錢。還有關鍵的一點是,日本的生育率在全球的發達經濟國家中最低,最新的生育率僅為1.44。只要不養孩子,家庭又會減少一大筆消費開支,這對於經濟增長來說,並非好事。總而言之,日本的問題在於「消費市場的通貨緊縮」,這和中國有某種類似。

中國的消費市場,目前是表面上通貨膨脹而內在本質是通貨緊縮。假如你把商品價格中的房價和稅費相關成本去掉,其實商品價格不僅沒有漲甚至還略有下跌。因此,中國的消費市場可以說是存在通貨緊縮的現象。並且,由於國內企業本身的不穩定,造成了所能提供的薪資與合同年限都不理想。你能指望這些朝不保夕的年輕人有多少消費能力?他們又怎麼可能不會提前進入絕望的「中年危機」呢?中國人提前進入的「中年危機」,實際上是國家經濟面臨的危機。中國的GDP增速從20年前的兩位數,降到如今的不到7%,之後的增速還會持續走低。GDP放緩的情況下,你壓根不可能指望社會薪資收入有明顯提高,但與此同時,房價的畸形增長卻一點沒減緩,依然維持著過去二十年以來的高增速。

資產惡性通脹,消費低迷通縮,這兩者增長的速度差距,全部由職場中的底層人士來買單。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別說什麼中年危機感,甚至連患上抑鬱症也應該是普遍現象。提前陷入「中年危機」的中國人,還有機會解套嗎?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現在就終結蕭條》一書中曾說過,經濟蕭條的原因,在於蕭條發生以前,穩定增長的經濟削弱了人們的風險意識,於是投機者們利用槓桿吹大泡沫,人們習慣於負債生活,直到收入不再支撐得起債務,一切便會滑向深淵……

最直接的解決之道,在於把之前「表面通脹,實質通縮」的泡沫打掉,實現經濟上真實的適度通脹,即是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工資同時增長,讓製造企業和職工有錢可賺,同時控制資產價格的增速,不讓地產商和金融投機者把所有的錢賺走。只有這樣,才能刺激大多數人的消費意願,從而逐漸令經濟復甦。目前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似乎是在朝著這個方向走,這是好事。然而,能走多遠,能走得多穩,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假如我們無法妥善解除資產泡沫對於實體經濟的綁架,那麼人們的「危機感」還將繼續隨著低收入、低穩定的現實不斷蔓延。年輕人所追求的「小確幸」,最後也可能會演化為不可救藥的「大確喪」。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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