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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愚:對一些愛國者而言 愛國只是一門好生意

—初夏的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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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權主義國家,愛不愛國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還是一個涉及生存安危的問題。按照他們對愛國的定義,凡是非議政府的,拒絕與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國家的敵人,國家當然不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一個被迫愛國的人,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奴隸。

【假革命】51年前,即1966年5月25日,北京化纖學院一年級男生H在日記里寫道:「Y純粹是個小人,不知什麼原因她把我在五一寫給她的信告訴了團支部。今天,書記找我談話,我把我們倆的一切問題都告訴了她,並且把我對Y的看法也說了。我認為Y是一個虛偽的小人,是一個善於偽裝自己的人,她總是想的多卻又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口是心非,她和同學相處一點兒也不真誠,讓人捉摸不透。別看她現在要求進步,她是一個假革命者,她進步的動機是不純的。她之所以這樣,是由於家庭的影響,在社會上生活了一年受了些影響,再加上她看的外國小說多的原因。如果她真的要求進步,她會狠狠地挖自己頭腦里的髒東西的。」工人出身的男大學生H,與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Y,兩人因為情感糾葛產生了誤會,竟先後交待給團支部書記,驟然交惡。在革命面前,每個人都在瘋狂地表現自己,詆毀對方,不惜踐踏男女之間美好的情愫。這段話會讓人感知那個荒謬的時代,當年那股熾熱的革命激情,何其無情、暴虐與猙獰。

【愛國】美國馬里蘭大學中國留學生楊舒平的畢業演講,因為誇讚了美國的空氣和言論自由,而招致愛國者的激情攻擊。他們要她道歉,她也被迫發出了道歉信,重申自己是熱愛祖國的。自由教育是她演講的主題,她想表達的是一個人可以在開放、自由的美式教育里學到什麼: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參與社會進步。她說的是實話,卻是愛國者們不樂意聽的。

愛國,愛黨,愛領袖,是極權專制國家對其臣民的基本要求。一個人可以不愛自己,不愛父母,不愛人類,不愛大自然,不愛藝術,但必須愛著這三位一體的神聖主宰。為祖國而奮鬥,為黨的事業獻身,為領袖的囑託而工作——這就是一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實質。國家本來有多重含義,最簡明的是指由政府控制的國土。對一個人而言,國家更多的是祖先的領土的意思,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土地,這樣的一個地方,一個人在內心裡是不免有留戀之情的,其濃度因人而異。對某塊土地的感情並不等於對統治這塊土地的政權及政府的感情,這是一個常識。但在中國往往混為一談,而且掌管意識形態宣傳與教育的,刻意混淆其中的區別,讓人將政權與祖國等同起來。在中國,幾乎每年都要鬧一次笑話,那就是國慶日當天,官媒會出現慶祝祖國多少年華誕的口號,他們把中共建政的1949年作為祖國誕生元年。其謬誤不言而喻。

按自我命名的愛國者的邏輯推演,一個人如果不愛國,那他就不能算是這個國家的人。而他們所說的愛不愛國的標準,簡單來說就是是否擁護現政權。對中國人而言,長期處於極權主義統治之下,出於安全考慮,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會輕易說出反對黨和政府的話的。愛國者恰恰利用這一點,逼迫你在祖土和現政權之間劃等號,如果你說你是愛國的,那就意味著你必須無條件地擁戴這個政權——不管這個政權給予你什麼,也不管你心裡是否認可這樣的政權。他們時刻提醒你,你不是一個自由人,而是現政權的人質。你的言行如果觸犯了政權,你就會面臨嚴重後果:一個人竟敢背叛自己的祖國?申討辱國者的每一次行動,都在在強化這種隸屬關係:你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你就不僅僅屬於自己,而是屬於更大更威嚴的一個概念。

作為一個赴美留學的學生,楊說出的不過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樣的真話當然令愛國者們不悅,因為自由與奴役的對比非常強烈,會讓人看到中國人的生存狀態,也可以說一種文明的審判。對愛國者們而言,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並不重要,不管他們在其中處於何等不堪的境地,他們不允許別人詬病它,他們把自己和這個國家視為命運共同體,國家的尊嚴或者面子就是自己的尊嚴和面子。

對一些愛國者而言,愛國只是一門生意,而且是一門好生意。他們以假裝的愛國表演,換取當局的認可,進而獲得飛黃騰達的機會。一旦有機會,許多標榜高調愛國的會在第一時間逃離自己的國家。

在一個合法政權主政的國家,選民和政權的關係如何,都不會影響他們對那塊土地的感情,愛不愛國真的不是一個問題。人們擁有憲法賦予的不受侵犯的權利,他人是無權過問一個人的政治傾向的,我愛不愛國關卿何事?

在極權主義國家,愛不愛國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還是一個涉及生存安危的問題。按照他們對愛國的定義,凡是非議政府的,拒絕與政府合作的人士,都是國家的敵人,國家當然不會保證他們的安全。一個被迫愛國的人,毫無疑問是國家的奴隸。

我在哪方土地上能獲得自由,那兒就是我的祖國。這是自由人的心聲。

于建嶸現象】帶一干藝術家雲遊四方的學者兼畫家于建嶸,因所蓋東書房強拆,被迫回京應訴。分別匆匆,名叫威威的小狗走丟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狗很快就找回來了。他與愛犬的感情令人掬淚,但他在宋莊的房屋恐怕很難保住。在一個沒有產權保證的國家,一切運用權力變通的手段,可以促成某樁事,也可以毀掉同樣一件事。為何要對于建嶸實行選擇性執法?理由有二:因為他是眾多上訪者的精神支柱;因為他以東書房的名義舉辦了多場講座,主講嘉賓多為敏感人物,話題也令官方不悅。作為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于建嶸一直在尋求與現政權的和諧相處。他低調行事,近乎透明地活動在「老大哥」的鷹眼之下,試圖以此消除官方的誤解和敵意。即使如此,一有重大政治活動,或敏感日子臨近,他總是被堅決驅逐出京城。于建嶸的遭遇說明,一個人即使非常正派、坦誠,真心為國家考慮,以建設性的原則做事,只要秉持獨立人格,就不可能被官方信任,要麼銷聲匿跡落一個平安,要麼被強行消除影響,淪為被嚴防死守的敏感人物。他們以拆遷違建的名義強拆全球聞名的東書房,便是發出一個強烈信號:我們已經不在乎輿論,對不喜歡的人有能力攆走。在我看來,不論于建嶸自稱多麼有理有據,但他最終恐怕難以贏得官司,保住自己的房子。他的事例說明,一個真正的愛這塊土地的人愛民眾的人,一個懷有赤子之心的學者,並不會被統治者視為愛國者。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FT中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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