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史達林祝壽
中國領袖們及主流思想曾長期將蘇聯諛吹為「老大哥」「偉大榜樣」「蘇聯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整個1950年代，任何稍有對蘇聯不滿的言行，都被以反革命論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當時的中國百姓卻徹頭徹尾的篤信不疑。其實，「北極熊」始終是中國最兇惡的敵人，蘇共不僅鯨吞中國大量土地，同時殺害大量中國人。蘇共到底殺害了多少旅蘇華人，可能永遠都是一個謎。
新華社高級記者陳啟民在文章《旅蘇華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實》中披露了蘇共殺害中國人的史實，並在結尾極度悲痛地寫道：「謹以此文紀念小蘇聯『紅色恐怖』年代無辜受害的中國同胞和中國共產黨人。願他們魂歸故里!」本文原載於2014年第3期《炎黃春秋》雜誌。
「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吧，」在莫斯科國際《紀念》協會簡陋的會議室里，談興正濃的羅津斯基教授說，「當年濱海邊疆區有個官迷心竅的傢伙——叫什麼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為了往上爬，昧著良心把兩千多名中國人打成日本間諜。間諜罪就是死罪。名單上報後，莫斯科甚感滿意，便電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獎。孰料，一聽說讓他去莫斯科，這傢伙反被嚇破了膽，多年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去莫斯科是條不歸路，不去也在劫難逃。他當然知道，幹了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莫斯科豈能留下活口?為了活命，只有一條路可走——跑。於是，他提著箱子，裝著遠東防禦圖，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當了顧問。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殺掉滅口了。這應了那句老話：惡有惡報。」
阿爾謝尼·鮑里索維奇·羅津斯基是「紀念」協會的創始人和現任理事會主席。這天，他為中國客人介紹蘇聯遠東地區中國人遭受政治迫害的情況。話題有些沉重。
筆者很想知道這位官迷心竅的迫害狂到底是誰，遂請羅津斯基的同事為我提供一些文字資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羅津斯基說的那個人我沒有查到。但類似的人至少找到了兩個：一個是1937年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區局局長的季明特曼(М.Диментман)，另一個是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局三處(亦稱中國處)處長的邊防軍上尉約瑟夫·利霍德澤耶夫斯基(ИосифЛиходзеевский)，是他們兩人領導了那年秋天濱海邊疆區鎮壓中國人的「中國行動」。
在1937年12月29日夜、1938年2月22日和3月29日夜的三次行動中，分別有853名、2005名和3082名中國人被抓捕，計為5940人。抓人總得有個罪名。但嚴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個口供，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俄語，更不知道為何被捕，因何受刑。下屬無奈，遂問計約瑟夫處長。處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口就給所有被捕的中國人定了個「間諜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讓活著的5840人都承認罪名仍是個難題。還是這位處座智商過人，先靠刑訊逼供迫使一個懂點俄語的人招認自己是「日本間諜」，再讓這個人代替其他中國人集體「招認」。於是乎先開列了一個750人的「間諜」名單，上報給哈巴羅夫斯克的「三人小組」注1。「三堂會審」的結論是一律槍決(奧格涅夫斯基А.Огневский：符拉迪沃斯托克《每日新聞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殺人不眨眼的利霍德澤耶夫斯基也於1938年被捕，1940年被槍決。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審查中，太平洋艦隊軍事檢察官仍然堅持拒絕為之平反的結論。可見，天理不容!
類似的情況在西西伯利亞北部也發生過。一本名為《檢察官之死》(Казньпрокурора)的書中披露，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間進入蘇聯的全部男性中國人和朝鮮人統統被逮捕，他們都是切爾諾格爾斯克煤礦的工人，總數達700人。許多人不懂俄語，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內務人民委員部就誘迫他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訴狀上按個手印，就算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了，說是預謀在日本進攻蘇聯時推翻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死刑。
看了「紀念」協會提供的資料，夜不能寐。原來，在被捲入蘇維埃政治絞肉機里的3000萬蘇聯人中，除俄羅斯人，還有10個少數民族的250萬人，其中旅蘇中國人是受害「重災區」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中國人，我們的同胞。他們被抓捕和屠殺僅僅因為民族屬性，僅僅因為蘇聯當局認為他們是蘇維埃政權「潛在的不忠誠分子」。
對蘇聯歷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無論在「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日子裡，在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的戰場上，還是在戰後重建時期的建築工地上、礦場上和集體農莊的田野里，都有中國人的身影。許多人只知道列寧的護衛隊是由拉脫維亞水兵組成的，卻不知道在這個200人的護衛隊裡有70名中國戰士。「他們忠誠可靠，吃苦耐勞，毫不妥協，紀律嚴明，不偷不搶。」
在國內戰爭期間，蘇維埃政權懷疑中國人是「潛在的反蘇分子」，而白軍認為中國人是蘇維埃政權的「天然支持者」，所以中國人兩面受害。例如，1918年10月，斯科羅帕德斯克政府下令逮捕所有被懷疑與布爾什維克有聯繫的中國人。在基輔兩周內就逮捕了80名中國人。類似情況還發生在普里德涅斯特維耶。白軍迫害的結果是，500多名中國人參加了亞基爾·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ЯкирИонаЭммануилович)領導的紅軍。
據《中國軍團——參與1917-1921年烏克蘭革命事件的中國人》(<<Китайскийлегион.Участиекитайцевв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событияхнатеррит-орииУкраины(1917-1921гг.)>>，монографиякан-дидатаисторическихнаукНиколаяКапенк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Луганск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Альма-Матэр>>)一書記載：參加蘇聯紅軍的外國人總共超過30萬，其中中國人位居第二，達6萬，而這其中2.1萬人在烏克蘭作戰。1919年10月1日-15日第46步兵師狙擊隊組建了中國連，「戰鬥情緒高漲，組織紀律嚴明，指揮員素質好」。
許多中國人犧牲在衛國戰爭的戰場上，許多中國人為保衛蘇維埃國家立下不朽的功勳。例如，1942年為了給德國占領者製造困難，頓巴斯礦工Шан-Чжэнь(尚震)隻身炸毀18座礦井並帶領家人衝出包圍圈安全撤離。1946年戰後重建時被授予「頓巴斯煤礦重建」獎章和列寧勳章。在克拉斯諾頓，共產黨員Фу-ШунжИванАндреевич(傅順-伊萬·安德烈耶維奇)因在德寇占領期間為保護和轉移國家重要資產於1947年榮獲列寧勳章。
當然，蘇聯人民沒有忘記他們，正如莫斯科紅場無名烈士墓的座右銘那樣：「沒有人被忘記，沒有什麼被忘記。」
在烏克蘭盧甘斯克的「革命烈士墓」石碑上有5個當地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劉發(Лю-ФаВ.)注2、劉沙(Лю-ШаМ.)、王沙浴(Ван-Ша-ЮИ.)、李浩有(Ли-Хо-ЮС.)、米沙·祁(Ми-Ша-ЦиМ.)。關於他們的英雄事跡，有這樣一段記載：中國營(450人)攻入村莊後，在激戰中被包圍和俘虜……三天後紅軍再次占領該村，發現所有被俘中國官兵都被槍殺。他們的屍體被掛在電線桿和樹枝上，留下嚴刑拷打的血跡。許多人被開膛破肚，挖掉雙眼，割掉舌頭。犧牲的中國士兵超過200人，包括營長武二虎(УЭр-ху)——這不是他的真名實姓，但他是以這個名字於1917年末在基輔省參加紅軍的。
盧甘斯克鎮上還有一塊寫著「向在國內戰爭中犧牲的烈士致敬」的紀念碑，那裡也埋葬著中國人(人數不詳)。
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鮮血和汗水並未能使數以十萬計的旅蘇中國人免遭嚴酷的政治迫害。從上世紀20年代起，持續整個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頂峰時期，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以「潛在的不忠誠分子」、「反蘇分子」、「人民的敵人」、「間諜特務」等罪名投入監牢和集中營，強行驅逐出遠東和西伯利亞，其中數千人被無辜槍殺。已知的受害者名單表明，對旅蘇中國人的迫害遍及蘇聯各地。事實上，在受害者當中沒有一個所謂「階級異己分子」，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不識俄文字母表的文盲，與政治毫不沾邊的非黨人士。他們受迫害僅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20年代對中國人的迫害還延伸到對旅居蘇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數被打成「中國托派分子」。例如，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檢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處廣州人Чжан-Вен-Зун(張文忠)，1926年入黨的聯共(布)黨員、列寧格勒州「紅色東方」集體農莊主席死刑並執行槍決。同年被捕並於次年被槍決的中文報《工人之路》主編ЧжоуДавэнь(周達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連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也未能倖免。
中國學者和留學生也因為對某些左傾觀點持批判態度而被稱為「尾巴主義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間，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東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國學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槍決的人中有列寧格勒東方學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調查報告證實，「在被迫害者當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馬雲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達文)、ЧэньЮй(陳玉)、ЮйСюсун(於秀松)、ЮСинчао(於新超)、ХуСяо(胡曉)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馬雲生)和ЧэньЮй(陳玉)得以逃脫死刑。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民族殖民問題科學研究院留學生名單中有被宣布為日本特務的北滿黨支部書記МаИн(馬英，又名馬玉清<МаЮцин>)、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陳唯一)等。
《熊與龍——俄羅斯和中國在20世紀的友好與敵視、合作與競爭》注3一書作者弗拉基米爾·巴圖羅夫這樣寫道：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實質上的犯罪決定。就在「九一八」事變前夕，《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所謂遠東日本間諜活動的長篇文章，實際上發出了迫害旅蘇中國人、「哈爾濱人」注4和朝鮮人的信號。而「日本間諜嫌疑」逮捕浪潮卻是從遠離蘇中邊界數百公里的大陸開始的。
例如，2004年在《雅庫特報》(<<Якутия>>)上曾發表列昂尼德·阿法納西耶維奇·拉奇科夫(ЛеонидАфанасьевичЛачков)，一位上了年紀的俄羅斯人的信，信中寫道：「行動定於1937年7月25日20點。參加行動的有內務人民委員部和警察部隊。由蘇聯人民委員部國家政治保全總局局長卡魯謝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長科羅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統一領導。」
地圖告訴我們，雅庫特與哈巴羅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遠東，更談不上「威脅邊境安全」。
信中還說：科羅利克和警察摧毀了他們的土窯，沒收了全部財產。「我們當時都是孩子，瞠目結舌地看著紅軍和警察拆毀土窯，把中國人趕出來，把東西裝上馬車拉走。看著紅軍和警察深夜裡把中國人從被窩裡拉出來，只穿內衣，雙手被綁起來。警察卻興高采烈地喝著沒收來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國人被帶到軍隊駐地，設崗看守，隨後又都在一夜之間消失，不知去向」。
這封信還說，許多中國人擅長蔬菜種植。有幸獲得蘇聯國籍的中國人，其勞動手冊上的職業欄都寫著「菜農」。
嗚呼，「菜農」!在遙遠雅庫特的中國菜農豈能當上日本間諜?!
中國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區是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僅在赤塔被捕的中國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審訊過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爾州被捕的中國人為1350人。據有關資料記載，在遠東被關進集中營的中國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倖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釋放和遣返中國。僅1956年3月從哈巴羅夫斯克強制勞動集中營遣送回國的中國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遠東的中國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1938年被強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亞的中國移民和蘇聯政治迫害》，克拉斯諾亞爾斯爾克國立師範大學歷史教研室編著，2010年)。
關於被驅趕的中國人範圍，在1938年6月3日葉若夫注5給柳什科夫注6的指示電中明文規定如下：「一、既無蘇聯護照，又無中國護照，但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的人，統統遣送新疆，到中國領事館領取中國護照;二、中國人的蘇聯妻子隨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們必須聲明放棄蘇聯國籍;三、持有蘇聯護照的中國男人的中國妻子，隨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薩克斯坦;四、中國人的妻子屬於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五、遣送新疆的指定車站是阿亞古茲車站，經瓦赫特檢查站哨卡放行;六、開往哈薩克斯坦列車的指定車站由列登斯(當時內務部負責人之一)另行通知;七、首批遣送費用從現有款項中借支，專款將於近日撥付。」
按照這一指示，1938年6-7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艾戈爾舍爾德(Эгершельд)車站，7130名中國人分乘5列火車被強行遷走，前4列車(分別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第五列車開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1939年9-12月又有227名從監獄中釋放的中國人被遷往哈薩克斯坦(見「政治迫害與旅蘇中國人」<「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репрессииикитайцывСССР」>，作者ДацышенВладимирГригорьевич，西伯利亞聯邦大學歷史教研室主任)。
就在1937年8月21日蘇中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當天，一份由史達林和莫洛托夫聯名簽署的蘇聯人民委員部和聯共(布)中央「絕密」決議開始生效。決議的內容是制止在蘇聯遠東的「日本間諜行動」，把邊界地區的朝鮮人統統遷到南哈薩克斯坦州、鹹海地區、巴爾哈什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同時驅趕中國人。整個行動由新任遠東邊疆區內務局局長柳什科夫(Г.С.Люшков)負責執行，為此他獲得蘇聯政府最高獎章。當時遠東邊疆區有多少中國人數目不詳，但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那裡有7萬中國人。即使從1926年到1937年間由於各種原因中國人有所減少，但怎麼也不會低於5萬。而到30年代末，對中國移民的大規模迫害導致中國人群體在蘇聯居民中幾乎完全消失。
在1937年的迫害浪潮中，西伯利亞的所有中國人無一倖免。這年10月23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布№00693命令，要求逮捕所有越境分子，不論其動機和處境如何。同年12月22日又下達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指示，要求遠東地區「立即逮捕有挑釁行為和恐怖意向的所有中國人」。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把「鎮壓」包括中國人在內的「間諜破壞」行動延長到1938年4月15日。
所謂「越境分子」，主要指日寇占領中國東北後被迫越境進入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中國抗日游擊隊隊員。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大約有幾千名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指戰員，為了逃避侵華日軍的清剿，進入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被迫當伐木工人或煤礦礦工。№00693令要求立即逮捕所有越境者，或交軍事法庭審判，或關入監獄或集中營。1936-1937年夏在哈卡斯自治州當伐木工或礦工的前中國游擊隊員均被打成間諜而被逮捕。
1937年12月22日葉若夫給柳什科夫發過如下絕密電報：「所有中國人，不論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向者，立即逮捕，不得有誤」。而「挑釁行為」和「恐怖意向」是個可以被隨意解釋的概念，這就為契卡人員的為所欲為大開了綠燈。次日即12月23日，葉若夫補充發電報如下：「同時在邊疆區開展拆除所有中國人和其他人的窩點。仔細搜查。窩主和被窩藏人員一律逮捕。對其進行偵查。被揭露犯有反蘇、間諜、走私罪和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中國人的案件，交由三人小組審理，並對一類和二類犯人實行懲治……禁止其在遠東邊疆區、赤塔州和伊爾庫茨克州居住。」
一類犯人實際就是死刑犯，二類犯人要處以10年以上集中營勞役。禁止居住就是強行遷移，把他們趕上悶罐車，輾轉數月，押送到指定地點。上不了火車的一般都被槍斃。老弱病殘一路上餓死凍死病死無數，屍體被直接拋出車外。
克拉斯諾亞爾邊疆區決定逮捕一類分子750人，二類分子2500人。西西伯利亞邊疆區——分別為5000人和12000人。東西伯利亞邊疆區——1000人和4000人。遠東邊疆區——2000人和4000人。而1938年2月1日到8月2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逮捕的一二類分子總數為9萬人。
在遠東邊疆區被捕的中國人有1.1萬名(見《歷史問題》雜誌<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4，№5.第144頁)。繼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後，是伏羅希洛沃(今烏蘇里斯克)。1500名中國人被判死刑，但因莫斯科發現「死刑指標」上升過快，其中只有800人被執行槍決。
據《布拉戈維申斯克市政治迫害受害者紀念冊》記載，該市大約有100名中國居民分別於1930年、1932年和1933年被處死。1932年許多中國人被判處2年到10年的集中營勞役和3年流放西伯利亞。其中包括麵包店店主Сяо-Чун-Тин(肖崇廷)被判5年集中營勞役，香腸廠廠主Мын-ЛинВасилий(孟林·瓦西里)被判死刑。
以上零散資料和肯定不會十分準確的數據，足以讓我們看清旅蘇中國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基本輪廓。如果是局部的，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執行者的個人過失」，那麼本來可以「讓過去了的就過去」吧。問題在於這是一些被尊為領袖的人們以革命和蘇維埃的名義制定的罪惡政策，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千千萬萬無辜的「中國兄弟」送上斷頭台和「古拉格群島」。這讓我們在「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是永遠的兄弟」注7的歌聲中長大的一代人，不能不問一個「為什麼」。罪惡可以被寬恕，但不能被忘記。本文的出發點就是想告慰遭受迫害的旅蘇中國同胞的在天英靈，他們沒有被忘記。莫斯科沒有忘記，北京更沒有忘記。記憶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汲取血的歷史教訓。畢竟，比起旅蘇中國人來，蘇聯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國際「紀念」協會是一個從事歷史教育、公益事業和維護人權的非政府組織，1987年成立，1989年正式登記註冊，在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拉脫維亞、亞美尼亞、喬治亞、烏克蘭等國設有數十個分會。該協會對遭受布爾什維克政治迫害的蘇聯人和旅蘇外國人的檔案資料做了大量搜集、分析和整理工作，編制出200多萬受害者名單。該協會還贈送給《炎黃春秋》雜誌社一個至少包括2000名旅蘇中國人的受害者名單並附有每個人的個人簡介，如出生時間、地址、民族、職業、受教育程度、在蘇聯何地居住過、何時被捕和判刑、埋葬地點、何時得到平反等信息。例如：
Ой-Ян-Шин
姓名：歐陽申(據俄文拼寫音譯)
Родилсяв1900г.，Китай，г.Уганпровинц-ииХубей;вКитай，г.УганпровинцииХубей;китаец;образованиевысшее;б/п;
出生：1900年生於中國湖北省武岡縣，漢族，高等教育
редакторкитайскойсекции「ИздательскоготовариществаиностранныхрабочихвСССР」.
職業：《旅蘇外國工人出版公司》中文部主編
Проживал：Москва，гостиница「Люкс」，комн.196.
居住住址：莫斯科「流克斯」旅館196房間Арестован23августа1937г.被捕時間：1937年8月23日Приговорен：ВКВССССР22марта1938г.，обв.：шпионаже.
審判：1938年3月22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間諜罪
Расстрелян22марта1938г.執行槍決：1938年3月22日Местозахоронения-местозахоронения-Московскаяобл.，Коммунарка.
安葬地點：莫斯科州科穆納爾卡公墓
Реабилитирован11февраля1992г.Проку-ратуройРФ
平反時間：1992年2月11日俄羅斯聯邦檢察院宣布平反
Источник：Москва，расстрельныесписки-Коммунарка
資料來源：莫斯科，死刑名單——科穆爾納卡公墓檔案
困難的是，受害者姓名很難憑藉俄文拼寫還原成準確漢字。但如果其他信息對得上號，還是可能做出判斷的。無論如何，作為旅蘇中國人的同胞，我們要對「紀念」協會艱苦細緻的工作表示感謝和敬意。
謹以此文紀念在蘇聯「紅色恐怖」年代無辜受害的中國同胞和中國共產黨人。願他們魂歸故里!
注釋：
注1「三人小組」是1937年——1938年間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州或邊疆區局長、州或邊疆區檢察長、州或邊疆區黨委書記組成的有權判定死刑的非司法偵訊機構，設在州和共和國一級。
注2這裡和以下的中國人姓名都是依據俄文拼寫音譯的，很難準確還原成漢字。一因俄文拼寫本身就未必準確，二因漢字同音字很多，只能猜譯。
注3《МедведьиДракон——Дружбаивражда，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и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РоссиииКитаявХХвеке》，弗拉基米爾·巴圖羅夫(ВладимирБатуров)著。
注4「哈爾濱人」亦稱「俄羅斯哈爾濱人」，是特指的俄羅斯人群體，其中包括三類人：一類是修建中東鐵路(1945年起為中長鐵路)時來中國的俄羅斯人的後代，還有十月革命前來中國的人。這部分人都是自願或因職務需要來中國的;二類是因為害怕紅色恐怖被迫來中國的。多半是俄國白軍及其家屬以及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知識分子和農民;三類是蘇聯公民及其家屬。他們是1917年後因工作需要來中國的。主要是外交官、蘇共工作人員、技術專家(工程師、建築師、建築工人、教師以及留學生等)。這幾類人中活在世上的已經沒有了，即使他們的後代，那些生於斯長於斯的俄裔中的最後一位也在2006年去世了。但「俄羅斯哈爾濱人」並非後繼無人，只不過前面加了個「新」字，指的是近20年來華的留學生、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倒爺」、前來中國謀生的藝術家、翻譯、中國商人的俄羅斯助手、飯店服務員乃至妓女。所以，「俄羅斯哈爾濱人」是一個反映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特定概念。
注5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Ежов)，1895年生，1940年被處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相當於後來的契卡和克格勃領導人)，是蘇聯「大恐怖」年代殺人如麻的劊子手。
注6Г.С.Люшков，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局局長。
注7蘇聯歌曲「莫斯科-北京」中的一句歌詞。維爾什寧作詞，穆拉傑里作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