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是王靜安（王國維）先生的祭日。1927年的6月2日，王靜安先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因先生系當世著名學者，消息一出，士林震悼。關於其死因的議論，也就成為了一個熱點。
陳寅恪先生的說法（殉文化），在筆者的閱讀印象中，這在當時的各種說法（殉清室，逼債說）中間，就已經不同凡響。在近二十年的議論中，更是得到了普遍的認同。陳先生的說法，可以說是深層甚至終極的原因。但是，作為「自盡」這樣一個重大的人生的選擇，導致一個人在「那個」時間自盡的，也通常會有一些具體的事件。沒有一些具體事的觸發，可能僅僅是精神上的影響，未必就能在「此時」邁出自殺這一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靜安先生遺書中的「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是給人印象很深的線索關鍵。
關於「世變」各種史料中，能清晰的呈現出「馮玉祥逼宮」和「葉德輝在湖南農民運動中遇害」兩個最重要的事件。
衛聚賢（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靜安先生的學生）在致王東明先生信中說：「當時，共匪攻占長沙，把葉德輝殺了，王先生為此事發愁，問我：何處可以避難？」，又，「我們畢業，有學校在工字廳宴會我們同學時，梁任公先生發表了幾句短片演說，他說：黨軍已到鄭州，我現在要趕到天津去，以後我們及時見面，就很難講了！王先生此時和我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問我：山西怎樣？我說：山西很好。當天晚上《世界晚報》刊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有王先生的名字在內，不知誰將這報送王先生看過了！」
(台灣《中國時報》1984年6月3日。轉引自《追憶王國維（增訂本）》259-260頁)
這個聚餐會是在1927年6月1日。第二天，靜安先生就自沉了。
關於這次聚餐會的場景，其他同學也有若干回憶。如：姚明達先生的回憶：「布席凡四，歡聲沸騰。惟先生之席，寂然無聲。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歡歟？抑是席同學適皆不善辭令歟？然眾方暢談別情，不遑顧也。」(姚明達《哀余斷憶（五則）》，《國學月報》第二卷，1927年10月。轉引自《追憶王國維（增訂本）》第177頁)
又如，署名「柏生」（其確為何人，待考。據推測是劉節先生。就是在文革中代陳寅恪先生挨批鬥的劉節）的文章中關於此次聚會的場面，亦提及「眼下，涉及時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焉。次日下午，隱約中聞先生走蹤消息……途遇趙助教萬里，得先生死耗屬實……」（出處同上書，173-174頁）
關於這裡面提到的「葉德輝之死」，是當時震驚士林的重要事件。關於葉氏之死，議論也廣為人知。在此也不多贅。但是，葉氏到底是怎樣的人，由於負面的議論很多，尤其在中國大陸。當然，當年梁任公的文字中，也有「葉氏本不自愛」之語。所以，筆者也有幾分好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無論葉氏是怎樣的人，他就被這樣處死了，無疑是非常冤枉的。他到底有什麼罪行？我們能見到的是，無非是口無遮攔，寫對聯諷刺了農會之類。被捕之後態度不好（當然，我還曾在大陸的一些網站上看到了一些為葉氏編寫的繪聲繪色的像劉文彩、黃世仁那類「迫害勞動人民」的故事。不是指情節，乃是指其「子虛烏有」的鮮明特點。由於在嚴肅的史料中一點影子也沒有，也就不多說了）。這難道就夠得上處以死刑了嗎？！
在涉獵文獻學目錄學的書籍的時候，我發現葉氏是繞不過去的名字。具體他的成績，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無論從專業書籍，還是近現代學人的回憶中，不難了解，也不在此贅述了。
值得順帶一提的是他被殺前後的一些情景：
葉德輝被殺之前，其弟子陳子展曾經去看他。陳子展問葉德輝是否知道外面「剷除土豪劣紳」之事，葉德輝答曰知曉，並笑言自己乃是藏書家，並非土豪劣紳。
據葉氏的日本弟子鹽谷溫回憶，當北伐軍進入湖南，湖南農民運動轟轟烈烈時，鹽谷溫前去看望葉德輝，並葉德輝「聖人言，不居危邦，不入亂邦，先生何不乘槎泛海，訪遺文，講古學，不亦可乎？」葉德輝笑答：「上海革命黨中，有章太炎者，浙江人，平日與弟無往來，此次在上海軍民中宣言，湖南有葉煥彬，不可不竭加保護。若殺此人，則讀書種絕矣。此人真可感，殺我不足懼，惟以為弟讀書種子，則真知我也。弟與人笑談，民軍斷不殺我，土匪則殺我……」
葉氏死後，其家人果然境遇頗慘：「僕從為之收斂，親友皆為下淚，時論惜之。嗚呼痛哉，所定年譜即於初七夜失去，後尋覓無由得。時屋宇派人看守，圖書均被封存，家人均逃奔在外。至四月二十日亂定，暴徒潛遁，啟倬始得歸家，檢點服物，略有所存，書籍損失過半，幸手著各種書稿本尚存，刊行俟之異日」。鹽谷溫追憶往事時，幾欲淚下。
當時下達抓捕和審判葉德輝、在北伐中執行左翼激進路線的柳直荀，最終，於三十年代的肅反擴大化中在湖北被殺。這個柳直荀，就是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提到。在大陸因宣傳的力量，也是頗為人知。（鹽谷溫《先師葉郋園先生追悼記》，《斯文》1927年第8期。轉引自周言《王國維與民國政治》第304-306頁）
「湖南農民運動」，這個名字，尤其是在中國大陸，應該一點都不陌生吧。毛澤東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作為自供狀。
說到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對讀書人的系統的，大規模的迫害，人們最先想到的是文革。但是，回看葉氏遇難前後的種種，會不會覺的是否眼熟。這種殘酷的，無理性的迫害，從它一誕生，開始肆虐中華大地，就是這種表現。實際上，在全球範圍內的表演，從巴黎公社就開始了。作為流氓的、作為共產黨的老祖宗，那個打砸搶的表現，在各地，各個時期都差不多。共產黨的歷史和它究竟是怎麼回事，以《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說的最為透徹。歷史發展的軌跡和未來的走向都能、都會證實的。
連作為迫害工具的，共黨的自己的黨徒，都逃脫不了被清算的下場，在葉德輝—柳直荀的例子裡面，也都預演了一遍。這可是上世紀二、三年十代的事。歷史開始展現各種教訓的時間並不算不久啊。
回到靜安先生自沉前後的事。關鍵的、作為當時歷史鑑證者的回憶，姜亮夫先生的回憶最有代表性。
據姜亮夫先生回憶：……以後我又去過一兩次，書房裡已經亂得很，先生在清理稿件。我最後一次去靜安先生家是農曆五月初二（按，即西曆6月1日。靜安先生自沉前一天）。先生說：「亮夫（!）我總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點辱！」
這和其他同學和當事人的回憶也都能印證。梁任公等許多人的哀悼演講、文章中也都提到這些。都不具引了。
此前的馮玉祥的逼宮事件（將溥儀趕出了紫禁城），也都對靜安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刺激。按傳統的「君憂臣辱」的觀念。這也是一種「辱」。馮的赤化的背景，當時是許多遺老的共識。雖然有些傳言未必確切，但他們是那麼認識的。而且，即使是誤會，就馮的立身行事來說，也是對得起這些誤會的。所以，靜安先生自沉，作為其幕後的憧憧鬼影的核心的共產黨，無論從那件事，都是可以透出來的。
關於具體的史料和回憶，其實有很多。讀來也都會吸引人。但是作為主線的、核心的共產黨的作用。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總會被淡化掉。但是這些史料都能非常清晰的呈現出那時候共產黨對讀書人的迫害。和後面的歷史，都是如出一轍。
知古鑒今
九十年過去了，作為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的一位讀者，看到現實中的共產黨是如何統治國家的；在重重封禁中透露出來的歷史也能告訴我們在這近百年的時間內，共產主義思潮是如何肆虐全球，如何荼毒中華大地。中共僭政以來，大小運動不斷，用各種方法迫害無辜的民眾，非正常死亡的八千多萬。凡身處大陸者，無一不受難（遠不止是政界人物，前朝遺老。一般民眾，連共產黨體系內的一切人都是迫害的對象）。這種迫害遍及一切人群，一切領域（經濟、文化等等等等）。無人能倖免（儘管多人不自知）。也沒什麼事業能夠倖免。作為一種真正的國教化了邪教，共產主義政權對精神領域的迫害就格外的突出。鮮明的體現就是對信仰和讀書人的迫害。想到所有留在中國大陸的學者的悲慘的經歷，是不難理解當年的靜安先生那時候的心情的。儘管邪惡沒有全國範圍的發作，但是作為清晰的洞察到它的人，那種悲憤和無奈，卻感同身受。
作為今天的讀者，看到當年靜安先生對於共產主義的邪惡洞見，聯想到那時候他周遭的種種變故，其實不難想見靜安先生當時的心境。那種天地之大，無處容身的感覺，仿佛身臨其境。能清晰的看到一種邪惡籠罩一切的恐怖；感到它一步一步逼近自身、無路可逃的憂懼。那種幾乎窒息的感覺，那種心情真是無法言表。這時候，我幾乎可以完全理解為什麼靜安先生會在那個時候投水自盡。同時也是悲從中來。
再聯想到陳寅恪先生關於靜安之死的議論。是，對於文化與其承載的價值的信仰，對於傳統價值的堅守，對於古今中外的廣博的學識，會使像靜安先生這樣的人對於世道陵替中的種種醜惡表現格外的痛心。也就比一般人敏感。不過，對於共產主義這種古今中外都不見識過的邪惡來說，與其說「他比一般人敏感」，不如說是一般人麻木了一些，比較後知後覺。所以，更多的人會佩服靜安先生的遠見。作為讀者，這當然都有。但是意識到自己還或多或少的身處在這樣的邪惡的籠罩中（想想靜安先生的「以共和始，必以共產終」），就會更多的為自己的未來擔憂的。
當年即使如靜安先生這樣明智的人，或者說過去的所有人，是無法逃肆虐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但是，任何的邪惡，終將被清算，任何生命犯下的罪行，也都會償還。讀史使人明智。對歷史有了解的人應當有這個觀察和信心。歷史走到今天，人們可以透過了解真相，退出共產黨的組織（黨、團、隊）來擺脫這個邪教的籠罩。在它被歷史清算之前，給自己的未來奠定一個起碼的根基。這是今天人們的幸運和歷史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