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兒子」，「深情的兒子」
鄧小平被李鵬尊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他自己則聲稱，他的設計原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摸得到還是摸不到石頭，摸著什麼石頭，不知道；能不能過河，過什麼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頭的結果而定。
他也自稱，自己是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頭」。這不是中國人民投票決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員會討論決定的。似乎沒有人選他當第二代領導的頭，至少，沒有發表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或政治局會議任命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公報。後來才知道，是鄧小平自己親自任命自己為第二代領導的頭：他的任命聲明是這樣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
鄧小平不僅宣布自己擔當了「第二代領導的頭」，而且宣布了這個頭在兩任總書記趕下台時所起的穩定黨心中所起的偉大作用。這個頭銜是小平自己給自己委任的，他真的親自走馬上任。他認為，他對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確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國古代先哲們說，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只要是賢者，你推舉仇人是好的，推舉你的親族也是對的。現在，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做到了「自舉不避丑」。自己推舉自己，這同樣是好的。這與偉大領袖自己在某個國慶口號中號召全國人民高呼自己萬歲具有同樣偉大的現實意義。「發展真是硬道理」。王婆賣瓜的道理就被鄧小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他不僅自己給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光榮稱號，而且他還自己給自己冊封了「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光榮頭銜。這個光榮稱號也是鄧小平自己給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親自批准的，也是由他老人家親自宣布的。他有一次說，他是人民的兒子，並且頗為動情地說，「人民啊，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中國人民是多麼幸福啊，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偉大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為有鄧小平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兒子」而幸福滿懷，為有鄧小平的「深情」而熱血涌流或熱淚盈眶。能有鄧小平這樣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多麼地幸福啊。不要說有像小平這樣的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會感到幸福，就是有個比較孝順、比較淳厚、比較聰明的老實人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就笑得合不攏嘴了。
不過，自稱兒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個兒子是另一回事；自稱對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還是矯情、無情、寡情、絕情，是另一回事。有人為有這樣的兒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則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還是用得著中國人常用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不妨來看看小平這個中國人民的兒子是如何做兒子的，不妨看看這個自稱深情的人對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詩說，「庭院深深深幾許？」我們不妨也來問問，鄧小平對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幾許」呢？
小平:高舉著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現代版的新《焚書坑儒》大戲。這部戲的編劇是毛澤東，而導演是鄧小平。反右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後來被尊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直接領導和操作的。鄧小平擔任著反右運動總導演的角色。他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作動員報告的是他，作總結報告的是他，提出反右運動補課的，也是他。
反右運動，是一場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文明的運動，也是嚴重壓制民主思想和踐踏人權的專制主義運動。中國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產生百萬右派分子，與鄧小平領導反右運動的辛勞是分不開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只是有缺點，缺點只是擴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歷史的功績，鄧小平不低於毛澤東；如果這是歷史的罪惡，其歷史的責任，也不低於毛澤東。沒有鄧小平運籌帷幄，怎麼能如此完美地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如果沒有鄧小平的鐵血政策，怎麼能創造中國的古拉格和新時代的寧古塔？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是鄧小平作的；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是鄧小平做的；對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關押、流放的處理意見，是鄧小平寫的；毛澤東在一次發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個左右，但是，鄧小平實際製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計達三百一十七萬個，大大超額完成了毛澤東的指標；並且，雖然後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及許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運動和右派分子，鄧小平還是堅持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並且拒絕對錯劃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賠償。歷史有力地講明，創造百萬右派的曠世奇功，鄧小平是受之無愧的。
第一，反右運動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層的右派分子，都是他親自決定的。
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雖然只是稱作組長，卻是反右運動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定不定右派，定誰當右派，都在他的筆下。全國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層的、有影響右派分子，都是鄧小平最後決定的。名義上雖然只是組長，卻是決定百萬知識分子命運的關鍵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輕輕鬆鬆的一句話，對別人的命運來說，卻是進不進地獄的大問題。因此，鄧小平反右運動時的角色，算不上頭號閻王，至少也是閻王第二。
他與周恩來充當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同。周的組長還有應差的性質，鄧小平當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卻是貨真價實的，積極主動的，苦幹實幹的。他與有些領導部門反右運動的首長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後者是局部性的。例如，周揚領導了文化部門的反右運動，李維漢領導了統戰系統的反右運動。李、周都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進行反右運動的，他們只主管一個系統、一個部門的反右運動。而鄧小平是領導全國的、各個系統、各個部門的反右運動。反右運動的進程都是貫徹執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領導反右運動是不得不然，不然無法應付過關，而鄧小平卻是有意地無風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來個一網打盡。
更大的不同還在於，有些領導是儘可能地減少一些右派，保護一些右派，而鄧小平則是狠命地打右派。胡耀邦反右運動時正在蘇聯訪問，一聽說反右運動，迅速回國，儘可能地保護一些人，減少被打右派的數量，並創造條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適當的崗位，安撫他們的情緒，發揮他們的才華，儘量讓他們少遭受一些打擊。鄧小平卻不同，他是鐵面無情的，他冷颼颼地尋找著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舉例來說，在延安時代就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是黨內難得的人才。他以識見、膽略受到人們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曾諮詢過他，了解蘇聯批史達林後的世界反應，他客觀地介紹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國的反應。李還向毛主張，對兒童進行公民教育和憲法教育，同時主張，不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要還政於民，實行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李在新華社聲望很高。打成右派後，吳冷西想為他求情。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最高負責人，求情當然也是求鄧小平。這一天，鄧小平主持一個會議，吳冷西想找機會順便為李慎之說說情。鄧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吳的來意，揚揚手中的材料說，「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鄧小平對李慎之當右派分子口氣冷峻，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產生的惋惜、遺憾。聽到鄧小平如此口氣，吳冷西肚子裡本想說的求情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第一，鄧小平是反右運動最高、最直接的領導者，上層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說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鄧小平最後拍板的。他對反右運動這個摧殘中華民族精英的專制運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第二，他是很左的，本來么，延安時就投奔你，那麼艱苦的年代跟著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於情於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網開一面吧。鄧小平卻說不，李慎之在鄧小平的堅持下仍然成為右派分子，儘管他所在的新華社有許多人為他說情。這多少說明，鄧小平對於右派分子，寧可打得多些，寧可打得重些，不願意打得少些，更不願意打得輕些。正如他二十年後面對六四的時候，又說道，「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這似乎是豪言壯語，其實是寡情殘忍。這種薄情寡信，從反右運動到鎮壓六四學生，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鄧小平殘酷無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為人，文革中曾稱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鋼鐵公司的特點是冷酷，無情。反右運動後對右派的處理，也是鄧小平親自領導的。從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結果看，鄧小平很像是名副其實的鋼鐵公司的總經理。
反右運動後，中國全國出現了上百萬右派分子。二十年後落實政策時，說有五十六萬個右派分子。其實，真實的情況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這個數字是大大縮小的。有學者的估計是三百萬（三百一十七萬多）。這是因為，我們歷來有著好大喜功、掩蓋錯誤、文過飾非的優良傳統。反右運動二十年後的摘帽糾錯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堅持反右是必要的。這種情況下，反右運動的真相仍然相當嚴重地掩蓋著。有相當數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們享受著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運動，他們都同樣受到批鬥，都在提心弔膽中度日，他們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萬右派分子。對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這些人如何處理呢？
鄧小平是堅決主張嚴厲處理的。鄧小平認為，右派就是反動派。他主張應將高層的、有影響的右派分子抓到監牢裡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有關方面調查，廣大人民對右派分子的看法認為，他們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犯罪來看待的。但是，鄧小平卻認為，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識的分歧，應當作為罪犯來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鄧小平主持過一次重要會議。此時，反右鬥爭已取得"重大勝利"。會議的主題是要討論對重要右派分子的處理辦法。鄧小平、彭真提出，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響、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三個部長，有黃紹竑、龍雲兩個民盟副主席，有費孝通、錢偉長等著名科學家，有知名人士陳銘樞、黃琪翔以及知名學生譚天榮、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鄧小平和彭真都主張將他們逮捕法辦。他們向毛澤東報告，但他們的建議未被毛澤東採納。毛澤東不同意鄧小平和彭真將這些右派分子斬盡殺絕。毛澤東倒並不是心慈手軟。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將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識分子當頭一棒，又要將他們打倒在地後再拉上一把，向世界顯示自己的氣度和寬厚。這一點上，鄧小平沒有毛澤東老到。但是足以說明，鄧小平在對待右派問題上，甚至比毛澤東同志走得更遠。他主張將一些著名的有影響的右派一一收監。鄧小平很少有寬厚之心。
後來，確實有大批右派分子被關進牢獄之中，或者類似的監獄之中。前者如甘肅的夾邊溝，後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興凱湖農場。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在監牢裡，餓死在勞改農場裡。夾邊溝，是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裡，餓死的右派一大半。右派們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農藥的麥子，結果紛紛中毒而死。更多的右派是因長期飢餓而患浮腫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腫得穿不上鞋了。「每天晚上入睡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是否會醒來，」由於極度飢餓和虛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扎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一九六○年的冬天，夾邊溝右派們陷入了生命的絕境，反右運動的餘波中出現了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倖存的右派撕開死了的右派的身體，取出他們的內臟，因為這些先死者實在瘦得皮包骨頭，一點肉也找不到了。總之，鄧小平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實。相當數量的右派分子，被關進了監牢，其中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以上參見《夾邊溝記事》）
進入東北興凱湖農場的右派分子的命運同樣悽慘。全國政權更迭的時候，有個右派分子巫寧坤正在美國讀博士，出於國內的邀請和對祖國建設的熱情，他放棄了美國比較優厚的生活，回國為國家效力，結果卻不斷地受到懷疑、批判，最後又被打成右派，被抓進了監牢。他後來轉輾到北大荒農場，僥倖活了下來，改革開放後到了美國，寫過一本回憶錄《一滴淚》。這本書記載了興凱農場右派們如何在天寒地凍下沉重地勞動，大饑荒年代右派們又如何一個個餓死倒地。作者那時也患上了浮腫病，生命如遊絲。幸運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紛紛伸出了救援的手，終於使他度過了饑荒，而與他一起的許多右派就永遠地長眠在那塊荒涼的土地上。全國更多的監獄裡、流放地的右派紛紛餓死在那個飢餓而專制的年代。他們的悽慘的命運，與總設計師將右派收監、專政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百萬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幾乎各種親屬受到株連，一人受難，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連累。造成妻離子散、家敗人亡的慘劇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專政史上，毛、鄧領導的反右運動可以說是獨占鰲頭。
沙皇年代曾經發生過十二月黨人事件。十二黨人與右派們的主觀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對沙皇的，後者則只是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二者的遭遇不同，處理他們的人的態度也不同。俄國十二月黨人反對沙皇，不過，沙皇還是表現出了較大的寬容。十二月黨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時候，他們的妻子可以跟他們一起去。沒有人強迫他們夫妻離婚，也沒有人強迫他們分開，沒有聽說有一個十二月黨人餓死。更沒有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即使後來沙皇對布爾什維克，也還有一個專政的底線。列寧在流放地照樣地讀書寫文章。俄國沙皇似乎寬厚一些，他沒有主張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
經過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右派分子已經夠多了，受的苦已經夠深了。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據說是考慮到反右運動還有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傾保守又保護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運動進行了一次補課。有些單位規定了右派分子的數額，沒有達到規決標準的，要補課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鄧小平反右補課的戰略安排下補充成為右派。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就是這樣「補課」成了右派分子。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反右運動又進一步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與同樣是將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維漢、周揚相比，鄧小平的無產階級立場似乎更加堅定。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個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後，周揚，李維漢漸漸悟出，反右運動是錯誤的。周和李在偉大的文化革命運動中，也飽受摧殘。周揚坐了牢，李維漢也是九死一生。周李兩個在華國鋒粉碎四人幫重新工作以後，誠懇地承認了錯誤，真誠地向被他們打成右派的人賠禮道歉。他們是發自內心的，是從自己的經歷得到的感同身受。但是，鄧小平卻心堅如磬石，志硬如鋼鐵。他是反右運動的第一號領導人，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歉意，也沒有表示過半點遺憾。他理直氣壯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是有缺點，缺點只是擴大化了一點。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幹部會議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運動）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頁）根據鄧小平的這個精神，中共中央的有關部門英明地留下了五個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維持原來的右派結論。這幾個右派分子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北京三個，上海兩個。這五個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第一，它證明了實際由鄧小平領導和操辦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你看，不是還有五個右派分子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嗎？第二，它也同時證明了領導反右運動的鄧鄧小平也是正確的，不是還有五個經過二十年的實踐依然證明是右派分子嗎？鄧小平領導的反右運動是多麼必要、多么正確啊！要不是他正確地領導了反右運動，這五個大右派就有可能矇混過關，成為漏網之魚，這將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給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給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造成多麼慘重的損失啊！
也是在鄧小平反右運動必要論基調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指出，「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思想。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鄧小平主持和審定的。
這段話里有許多不實和不當。第一，鄧小平認為，發動群眾開展整風運動，目的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正常的。這與毛、鄧的初衷是相諱的。毛澤東公開說，這次運動是引蛇出洞，鄧小平是具體執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鄧的目的不是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為了實行一種毛澤東後來稱之為「陽謀」的中國特色的陰謀。鄧小平這麼說，是粉飾了反右運動引蛇打蛇的「陽謀」，是要把反右運動的本意說成是好的。這是違背反右運動的歷史事實的。再擴大了講，鄧小平後來自稱當了第二代領導人的頭，他一會兒反自由化，一會兒批精神污染，一會趕這個總書記下台，一會扶那個總書記上台，一會下令對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清場……。他什麼時候發揚了一點社會主義的民主呢？沒有。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哪一樣有半點民主的氣味呢？
第二，鄧小平說，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與歷史事實非常不合。喜歡大鳴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澤東。大鳴大放這個詞，還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老人家創造的。當年，許多後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聽了幫助黨整風後，心存疑惑，怎麼也不肯發言，是黨組織再三再四地央求他們要幫助黨整風，許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書記再三再四動員的盛情，不得不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意見，而這幾條不痛不癢的意見，後來就被黨用來把他們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預感到這次運動來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見，不鳴不放，努力迴避，但結果，不少這樣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對他們定罪的時候認為，他們雖然口頭上不反黨，內心在反黨，對運動抱著牴觸的態度。可見，整右派分子的計劃在先，動員向黨整風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萬右派那是如願以償，根本不存在右派們利用整風向党進攻的問題。第三，鄧小平認為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發起了放肆的進攻。「放肆進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據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後的認真研究，一共只有五個人。一共五個人的進攻，能稱得上放肆地向党進攻嗎？需要去斬殺五十六萬的無辜者嗎？這五個人又不是天兵天將，用得著那麼害怕嗎？因為五個人的進攻，打了百萬右派，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呢？更何況，這五個人的右派言論也不能成立。例如，共產黨查明，強加給章伯鈞、羅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羅同盟不能成立。共產黨的歷史也表明，成立錯案平反委員會十分必要，因為中國確實有許多冤案，共產黨自己後來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平反組織，有的叫做落實政策委員會。你可以平反，為什麼羅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實，鄧小平這段話的核心是，「反擊（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其話外之音是，領導這場反右運動的鄧小平的言論和行動，「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在鄧小平的心目中，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成績仍然是輝煌的，功勞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對自己是十分滿意的。這是一種多麼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鄧小平提出的。他堅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崗位上。進行對右派落實政策的不是鄧小平，是胡耀邦。對中國現代歷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決不是鄧小平。恰恰相反，凡是與鄧小平直接有關的一些冤假錯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徹底。反右運動，只是個體的糾錯、摘帽，而對整個運動，沒有絲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賠償。其根子，就在於鄧小平的必要論在堅持著。
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堅持，可以從他對年輕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態度上。林希翎十三歲參加革命，二十一歲在中國人民大學三年級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資歷有資歷。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一九五七年，她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沒有想到，她中了黨的「陽謀」的妙計，被鄧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掙扎了十三年。她的罪證包括以下一些。一、「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肅反擴大化了，胡風的案子是冤案。」；二、「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三、「資產階級的部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很好的，」後來，胡風平反了，說明林希翎沒有說錯；封建社會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也說過，鄧小平接受過李維漢的建議，專門講過封建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毒害，歷史證明了林希翎對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的批評是一語中的的；中國的部長們也有被罷免的，那個封鎖非典消息而導致許多中國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衛生部長就是罷免的。從現在看來，「正確的和必要的」偉大的反右運動在林希翎身上一個也落實不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把這個二十一歲、有著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鄧小平的領導還，還乘勝追擊，擴大了戰果，不僅人民日報大加批判，而且將聽過她演講、看過她文章、表示過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個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而因林希翎牽連而受處分、革職、開除，達數千人，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舉例說，其中有林希翎作為法律系學生就法律問題請教過的兩位法學界前輩譚惕吾（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原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紹紘（全國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員會委員）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出面保護林而未果，抱病與林長談勸慰，又托其外孫藍其邦代為看望林，結果藍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內務部長謝覺哉（後為最高法院院長）派其秘書吉世霖代為向林表示關心，結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並被開除黨籍到農村改造，導致妻離子散，其母自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王文（原葉劍英的秘書）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訪的林希翎並向上級如實反映情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農村慘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殺。鄧小平領導的反右運動真果碩果纍纍，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確。
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從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夥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後歷史已經十分明了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不給林平反。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書鄧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寫道：「在北京因同我有關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則不計其數，有我相識或接觸的首長、同志、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的工友和醫院的護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許多人讀了我的文章，給報刊編輯部去信，或聽了我的演講而來信，結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卻牽連了大批無辜者，在他們面前，我非常內疚和痛苦。」鄧小平收到了這封信，但是，就是不給這個21歲就在鄧小平領導的反右戰場上的犧牲的姑娘平反。並且，在鄧小平身體力行的榜樣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領導同志，都很好地繼承了鄧小平的遺志，拒絕為林希翎平反、糾錯或摘帽。林希翎終於成為當年最年輕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長的右派，她也經歷了幾代紅朝，並且被四代領導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領導人平反，終於修成一個國家不要她的、無國無家的女右派而永載史刪。她坐牢15年，剝奪政權權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臨死前，她在家鄉溫嶺做好了一個土堆作為墳墓，想回國養老，葬在家鄉，這個可憐而偉大的願望由於鄧小平反右運動的必要論和正確論而未能實現，最後客死異國他鄉。她是戴著中國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監製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當右派時間最長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記錄似乎不登這樣的世界記錄，不然，我們偉大的祖國又增加了一項英明正確的世界紀錄了。這實在是有點遺憾。
幸運的是，一九七六年，華國鋒實際改變了解放幾十年來殘酷鬥爭的路線，使中國歷史走上了新的開端。鄧小平在歷史的推動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瀾，為全國99.9999%的右派分子糾錯、摘帽、平反。然而，中國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萬人響應黨的號召而不小心中了陽謀之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後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煉獄不說，最後還由鄧小平堅持認為打他們右派是必要的、正確的。歷史的更大的不幸在於，鄧小平堅持和發展了他的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性格，並且走得比反右運動更遠，採取的措施更殘暴。這是後話了，本文接下來另加論述。
綜上所述，反右運動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運動問題上，歷史的是非顛倒、莫名其妙真是達到了指鹿為馬的程度。如果將來有數學練習冊上有這樣一個應用題：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一個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的首長領導的反右運動將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糾正了5599952人，留下了最後五個右派分子，問，
一、反右運動的準確率達到百分之幾？
二、從中得出什麼結論？」
標準答案該是怎樣的呢？
準確率=5/560000=0。0000089
結論是，反右運動完全必要，非常正確，只是擴大化了一點。
對於反右運動，實際領導這場運動的是鄧小平。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動員報告的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總結報告的是鄧小平，提出要將一大批高層右派分子送進監獄的，是鄧小平，將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約只有五千的指標擴大到三百萬的，也是鄧小平。嫌五七年反右運動不夠左，提出要反右傾、並在五八年進行反右派補課、又增補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鄧小平。二十年後，不顧許多中央領導的意見、堅持反右運動必要論和正確論的，仍然是鄧小平。把百萬民族精英以莫須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們趕進煉獄二十多年後，還堅持是「正確的」、「必要的」，同時，他又自命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自稱對中國人民「懷著無限的深情」。手下的殘酷和口中的甜蜜，歷史上誰能與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嗎？不能，沒有一個人可以相比。鄧小平實在是獨步青史，獨一無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水滸傳里有個霹靂火秦明，有過黑旋風李逵，一個使一把狼牙棒，一個使兩把板斧。在戰場上，一把狼牙棒和兩把板斧寒光閃閃，遇之者凶，迎之者亡。鄧小平在反右運動中，也揮舞著狼牙棒和板斧，直殺得右派大軍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屍橫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對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後只留下了五個著名的右派和極少數幾個右派分子，他還洋洋得意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缺點是擴大化了一點。
二．小平，一手製造了六四悲劇
六四時期的鄧小平
六四事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慘劇，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少見的慘案。這個事件的慘烈在於，幾十萬鋼鐵之師進攻手無寸鐵的示威的學生，在鄧小平「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的命令下，使千百個學生市民慘死在槍口、慘死在坦克的履帶下。這個事件，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影響之大，隨著歷史的發展將日益顯現。
六四事件，對於中國發展的進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場槍指揮黨的醜劇，再一次將主張理性和平地處理六四事件的總書記趕下台，並且一直將他軟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離開了人間，才不得不結束對總書記的軟禁生涯，踐踏黨章，踐踏國法，莫此為甚，在現代政治史上開創了一項新的吉尼斯記錄。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完全終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嚴重地惡化了中國社會的社會道德，腐敗分子彈冠相慶，從此，中國官場的腐敗如雨後春筍，如原上野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實，一群接著一群，一薦接著一薦，一代接著一代。大有燎原之勢。六四事件後，有一次李鵬同志接見海外人士，對方問及為什麼發生流血事件時，誠實的李鵬同志回答說，是因為中國沒有準備橡皮子彈。這真是絕妙的回答，是世界新聞史上的一次最誠實、最富有智慧的回答。但是，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偉大的中國「沒有橡皮子彈」呢？李鵬總理沒有說。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橡膠不夠，因此才沒有生產橡皮子彈，才只好用真槍實彈！這得怪膠農不好，如果有了足夠多的橡膠，我們就可以用橡膠子彈打學生，橡膠子彈打不死人，它只是與大學生們玩玩遊戲，嚇唬他們一下；但也許是我們生產這種子彈的技術不夠，我們沒有及時地掌握生產橡皮子彈的技術。如果這樣，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應該負起六四殺死無辜市民和學生的責任來。由於你們的研究不及時，製造橡皮子彈的技術未過關，才迫使鄧小平用真的子彈代替橡皮子彈，才造成了學生和市民的真實的死亡，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形象。宋代的理學家們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對於八九六四事件來說，學生死亡事小，黨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鵬同志的回答似乎與鄧小平的思想有距離。鄧小平說，「他知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現在來更好，因為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他還說，他們這些老人有經驗，可以幫助處理學生們的事件。他是擔心他們這些老同志死光了，風波又來了，那就麻煩了。因此，六四的悲劇，不是如李鵬同志所說的是橡膠子彈來不及製造的問題，而是鄧小平需要這樣的事件來威攝中國人的問題，不是如李鵬所說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是有意製造這樣的事件，內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鎮壓自由化分子，並且是有意用這種殘忍的辦法來威攝天下、維持穩定。正如一位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說的，「殺他個二十萬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萬學生，我有三百萬軍隊。」鄧小平的指導思想其實也是這樣的。早在此次學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說，「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話來翻譯，那就是要敢於流血，不怕屠殺。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又一次說，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可見，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製造釀成的。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他的歷史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罷免不當。
六四學潮的一個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人們對他的悼念又是起因於他生前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對他的不當批判。悼念活動又遭到了鄧小平的壓制，壓制引起了抗議活動。抗議一步步升級，最終引起了天安門事件。胡耀邦曾經是黨的總書記，他發起了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大刀闊斧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幾十年中產生的無數冤民，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對學生和知識界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他逐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卻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認為胡應對一九八七年學潮負有責任。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在自己的家裡召開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下台的會議，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員的老顧問們批判和罷免總書記胡耀邦。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黨章的，也不符合民意。在鄧小平看來，他是第二代領導的頭，他喜歡誰，就指定誰，不喜歡誰，就讓誰下台。然而，中國共產黨中央畢竟不是鄧家。罷免總書記是黨中央的事情，不是鄧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哪有什麼道理在你鄧家的客廳里召開，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鄧小平和薄一波們，有什麼資格對總書記說三道四？有什麼資格提出動議，參加意見？但是，在鄧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們的壓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後去世。全國人民自發地哀悼他，為他鳴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正是民心黨心的反映。本來，鄧小平不是中央委員，無權干預黨中央書記的人選，更無權讓黨的總書記下台，但是，鄧小平自以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領導的頭，這反映了他的獨裁作風，違反了黨心民心，當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滿。六四事件開始起因於對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於鄧小平的太上皇作風，起因於對胡耀邦總書記罷免的程序不當，處理不當。如果實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事件的。
第二，這次事件開始後，鄧小平定性不當，激發了矛盾，擴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們先是參加悼念，離開了平靜的書桌，上街集會靜坐，此時，只要疏導、對話，完全可以平和地解決。而集會靜坐，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天賦的權利，是社會中的正常現象，沒有必要看得那麼嚴重。鄧小平本來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只是軍隊的領導人，國家的事，由國家領導來管理；黨的事，由黨的領導來管理，年紀大了，而且沒有黨和國家的職務，你管好軍隊就是了。你卻越俎代庖，在家裡召開會議，定性學生的合法活動是動亂。動亂是大事，有秋後算帳的危險。他在家裡說的這一番激化矛盾的話被寫成了社論，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成了學生的動員令，激發了更大的示威遊行。遊行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情緒也更加激昂。從客觀的意義上說，本來，學潮已經快要熄火了，鄧小平卻拿起芭蕉扇搧了兩下，一下把火搧旺了，變得難以控制。他實在是有責任的。
第三，他拒絕趙紫陽提出的在理性和對話基礎上解決事件的正確方針，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斷惡化，學生和政府的情緒不斷對立
鄧小平發表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時，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訪問回來後，他認為解決學潮要在法制、理性、對話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而426社論不利於學潮的解決。在與費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主黨派的一些人士也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不當，對解決學潮不利。座談會後，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鄧小平，只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里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張良編：《六四真相》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鄧小平。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楊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鄧小平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這說明，鄧小平認為學潮是動亂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剛愎自用的，即使錯了，他也不會承認。就如他製造的56萬右派分子的偉大實踐直到他死也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一樣。
五月十八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為了能轉這個彎子，他表示由自己來承擔責任，要求向天下人說明，426社論雖然他當時在朝鮮訪問，國內是傳給他的，他是看過的，也是同意的。趙紫陽主動以國家社稷為念，主動要求承擔責任，平息學生情緒，理性處理學潮，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仍然被鄧小平拒絕了。這樣，理性和平的解決學潮的路，再一次被鄧小平堵塞了。
第四，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總書記的正確意見，執意派軍隊進京，進行戒嚴，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決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劇是開了槍，死了人。並且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而開槍殺人又與軍隊進城有關。本來，軍隊的責職是抵禦外來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更不是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的。就是如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也一再聲明，軍隊進城不是針對學生的，不是針對市民的，而是保護學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當的，軍隊入城就直接釀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來，天安門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決。在決定是否派軍隊的黨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和胡克實反對，李鵬、姚依林支持，喬石中立。結果是二比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常委未能取得多數意見，應該由政治局討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政治局委員17人，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決定黨國大事。派專機接外地委員來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國是，更是題中之義。但是，最後由鄧小平一個人決定，調動軍隊，入城戒嚴。槍再一次指揮了黨，手握軍權的鄧小平，再一次決定了黨和國家的命運。
派軍隊到北京，是由鄧小平一手作出的決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鄧家開了個常委會議。鄧小平不是常委，連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參加了在他家召開的中常委會議。楊尚昆也參加了。趙紫陽在匯報情況時，鄧很不耐煩。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以上引自趙紫陽回憶錄）並且由鄧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戒嚴事宜。
在派軍隊戒嚴問題上，並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是，鄧雖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卻是最高決策者，並且一意孤行，拒絕各種正確的聲音。就在鄧家召開的中常委上，趙紫陽提出，派軍隊可能會對國家和黨造成嚴重的後果，請慎重討論。鄧小平表示，就這樣決定了。趙紫陽表示，他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可見，派軍隊進城決定，主要是由鄧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絕了趙紫陽等人再三反對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次會議之後，全國有許多老同志，向中央發信，表示反對軍隊進城，要求中央正確對待學生，採取協商對話的辦法解決學潮。出於對黨和國家負責的精神，也希望鄧小平在歷史最後的關頭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趙紫陽摘錄了部分信件給鄧小平，希望他能認真考慮廣大幹部的意見，為事件的解決作再後的努力。信是這樣的：
鄧小平：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但鄧未作答覆，決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個歷史事件，是要負最主要的責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