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趙世秀，北京西城區玉桃園小學（原馬相小學）退休教師，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河北一個有著古老歷史的小縣城，優越的家庭環境，讓我從五歲就上小學，12歲上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師範初中部，童年的幸福無憂，使我在後來的人生路上一直學不會提防人心的險惡，不過，即使我有足夠的心計，也提防不了毛澤東的險惡，中國五十五萬右派，精英無數，有誰想到會被毛澤東的「陽謀」謀殺？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國，華北淪陷，中華民族危機，日本人燒殺搶，我到處逃難，冬天躲日本鬼子，趴在墳地里，黃昏剛要回家，抬起頭就看見鬼子騎著高頭大馬從河堤上走過，我和姐姐立刻趴在墳頭上，嘴裡不住的禱告：誰家的老祖宗保佑我們吧！四年後，我終於過了黃河逃到中國地（日本人沒有占領的地方），考上了河北中學。
一年後日本鬼子打過黃河，我又跟著學校逃難，沿著伏牛山十八盤，跋山涉水，腳上的鞋還沒幹就又開始過河，但我們內心充滿希望：逃到中國地，自由、讀書、救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肩負起民族的興亡。單純又強烈的愛國熱情，恐怕是所有流亡學生的信念。只是沒想到，在「解放了」的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我必須接受批鬥、毒打、勞改、流放，卻無處可逃。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讓我這個在茫茫人海中再普通不過的小人物被卷進了這場五十五萬生靈塗炭的大劫難。在這場知識份子的浩劫中，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一個小學老師，一個自認為論知識、論才情怎麼也沒資格應該劃為右派圈裡的人，居然也能成為中國歷史上五十五萬分之一的右派。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調到馬相小學。
年底，正值我休產假，在家沒參加反右的動員會，產假結束後學校告訴我，你是右派了，看大字報吧。劃右派的理由是：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貫輕視領導仇視團員（根本沒有的事）。起因是在學習農業綱要四十條時的發言：幹部下放農村鍛練兩年很好，幹部得到鍛練，農村又增加了勞動力，還可以監督農村幹部執行政策。有的村幹部逼著農民賣糧，交不夠公糧就讓在場院裡站著不許回家。還有村幹部把餵馬的輕活分給自己親近的人，又不好好喂，馬都瘦了。馬鞍子放在場院外，雨淋了也沒人收。
我們把政策學好，遇到這樣的事可以幫著合理解決。這是我農村親戚來看我時說的，卻成了我當右派的理由。
我反省自己，從未有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的念頭，從事著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兢兢業業，像所有的人一樣平凡地生活著，追求著自己的事業，兩耳不聞窗外事。
生活在北京，和農村、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八桿子打不著，只不過是實話實說，黨和政府就給了我一頂「光榮」的右派帽子。在勞動改造期間，還算有點人性，沒送到勞改農場，照顧我們這些老弱病殘、孩子媽去挑城磚，五十多斤一塊兒的城磚，用扁擔一挑就是一上午；去高溫車間勞動，汗就像淋浴一樣，痱子一層摞一層，從爐前模具工一直做到產品檢驗，就是經我檢驗的產品可以直接出口。
工人樸實善良對我很好，在他們的概念里，我並不是另類，工廠的領導看我的勞動根本不像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就說：你幹這麼好，就到我們工廠來吧，我說：好啊！你們到教育局要我去吧，結果，區教育局的領導回答：我們是讓她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不是讓她去當工人。
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被摁著頭皮接受勞改，不能堂堂正正的做個工人。像所有右派一樣積極勞動，但從未寫過一篇檢查，從未在會上作過任何檢討，因為我沒錯，坦蕩磊落，沒有理由把自己像剝筋剔骨一樣剖析的一無是處，以求得所謂的積極接受改造爭取早日摘帽的恩賜。並不是我對抗反右，而是實在找不出自己錯在哪裡，有值得檢討的理由。這些也是我在勞改小組裡最後一個摘掉帽子的原因。
那些和我一起勞改的右派，有小學一級教師、團支部書記、中學老師等等。我們一樣的單純積極，其中一位中學老師只因丈夫被打成右派，她站出來說：我瞭解，他不是右派，結果因為這句話她也被打成右派，這就是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嗎？如果這句話也夠右派，那五十五萬太少了，應該全國人民都是右派，那就不該叫右派，應該是全國人民都閉嘴，只讓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人說，那他也感到沒意思，沒人鬥著玩兒了，他的其樂無窮哪找啊，所以還要引誘你開口，然後，打你個地富反壞右，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還有什麼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可言？完全是封建帝王的獨裁專制。反右運動以及由此誘因引發的文化大革命彷佛讓我體會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暗。
在毛澤東一手策劃和導演下的一九五七年這場知識界的災難和以後的文革，使多少人死於非命、家破人亡，我當然也沒能例外。我的姐姐——山東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導主任，瞭解到她下鄉（蹲點）的地方老百姓吃不飽快要餓死了的情況，當看到報紙上說那個地方人民生活多麼好，糧食畝產多少萬斤時，說了句：吹牛。被想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者告發，打成極右份子，文革中被逼自殺。
因為沒有發現身邊有我這個右派份子，老校長被免職，新校長也換成了周虹。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剛做完一個大手術，正在家休養，一天，突然去了很多人把我抓走，掛上右派份子的大牌子遊街，不許回家，當天開大型批鬥會，讓我跪在台子上，從中學叫來的紅衛兵做打手，一面說著無中生有的謠言，一面用鞭子抽打，打得頭破血流暈倒在地，昏死過去三次，再用冷水潑醒，放在門板上，在漸漸清醒中聽見兩個女看守的對話：「她怎麼辦」？另一個說：「校長說照死里打……」。
我犯了什麼罪？有那些合理的審判程序？適用哪條刑法？一個共產黨豢養的小學校長就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毛澤東這個大劊子手完全達到了借刀殺人的目的，他培養了多少小劊子手，文革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當局從沒向這些死難者及家屬道歉。
周虹借這場運動私設牢房私設公堂，讓我72歲的老母親掛上地主的牌子批鬥。我們是中農，街道開有證明，周虹撒謊告訴紅衛兵說：證明沒蓋章。一個叫吳金榮的老師給我捏造了幾十條謠言，她在一個會上作檢查說：我把一切壞事都說成是趙世秀乾的，就是要表現積極想入黨。
共產黨就吸收這樣的人當黨員，就像吸收周虹入黨一樣，這個家庭開賭博場的周虹，只是當年新四軍到她家鄉參加了隊伍入了黨，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解放後補習個初中，就當校長，因為是黨員。就像吳金榮要入黨，也要踩著我墊腳才行。周虹好像打死我都不解恨，她把吳金榮和她自己捏造的謠言，讓學校老師都簽名，寄到我丈夫趙曉林(湖北漢川一中教師)的單位，指使漢川一中整他，趙曉林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被逼自殺，通知我他死亡的時候已是一抱骨灰，骨灰盒上寫著：歷史反革命，至於他受到怎樣的對待，不得而知。
我一滴眼淚也沒流，我一定要澄清他是不是「歷史反革命」。最後給他平反時，漢川中學兩個人外調八個月才搞清楚：原來趙曉林的一個同學作證他參加過三青團，調查全班幾十個同學，還有校長老師沒有第二個人證明他參加過三青團，找到作證的同學問為什麼只有你一人證明趙曉林參加過三青團，他不得不承認是在單位領導的逼迫下作的偽證。是誰讓他的領導逼迫他作偽證？剝奪一個生命，比碾死個螞蟻都容易。但是，我為他驕傲：士可殺，不可辱。他用生命維護自己的尊嚴、抗議邪惡，也足以讓當權者看到他們的卑鄙。而我要活下去，苟延殘喘也要活下去，要看著那些害人的人如何下場。
為了把我遣送回老家，讓農村老家接收我，學校的王泰春冒充北京市警局的人，對老家的村幹部說：你們留下她吧，趙世秀在北京，毛主席都不安全。村幹部讓他出示證明，王泰春拿出的卻是馬相小學黨支部的介紹信，村里不接收，最後他對幹部們說：你們去北京管吃、管住、管路費逛逛北京，村幹部他們到北京玩兒了一趟，逛完不得不答應學校帶走我們。
我們整個家都留在北京，只帶了衣被，我母親、我和兩個孩子被武裝押送，黑洞洞的槍口嚇的我女兒只流淚不敢出聲。在老家，沒有房，住在我母親家的小廚房裡，一天半夜，一群說是民兵的人，敲門要搜查有沒有反動的東西，結果什麼也沒搜出來，把我的兩塊布料、還有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等拿走了。
日本鬼子是燒、殺、搶，毛澤東領導下的鬼子是打、殺、搶。
被流放農村後，我大孩子在他應該接受教育的年紀，卻不讓上學，一個農村小學校長就可以剝奪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民有權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他只能過早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吃不飽，白天下地，夜裡拾糞，十幾歲的年紀頭髮就是灰白的，直到落實政策回到北京頭髮才慢慢變黑。我的母親，在我到北京上訪的時候，趁家裡沒人，跪在小板凳上，嘴裡念著：「保平安…..保平安……」，她用這種最虔誠、最無奈的方式，祈禱我能平安、不被公安抓住。
1979年我回北京落實政策，在給我的結論上說：趙世秀同志在整風反右期間發表的言論不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應該劃為右派份子，現決定予以改正……。二十年非人的生活，就這麼輕輕鬆鬆的一筆帶過，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我們走時在北京的家，房子、東西全被掃蕩，帶著衣被走，帶著衣被回，走時全家五口人，回時只剩下三口。
站在原是我北京的家、現在是西直門二環道的地方，我的家呢，房子呢？
從右派到文革，二十年，二十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我兩代人幸福生活的開始，被反右運動徹底碾碎了：當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站在講台上，校長周虹向學生介紹說：她是摘帽右派，現在當你們的班主任時，那種屈辱讓我都不知道該恨誰；當我的兒子用他幼小的肩膀背起糞簍在半夜去拾糞(掙工分)，一群狗圍著他咬的時候；當他們的同齡人追在後面叫他們小右派的時候；當我女兒的老師站在講台，在全班同學面前面孔扭曲、聲嘶力竭地對她說：「我要讓全班同學和你劃清界限」時，誰能說出這小孩子做錯了什麼。
如果說小孩子不懂事喊他們小右派還有情可原，那做為老師這樣說，對十歲的孩子是不是太殘忍了！這教人善惡的老師，人性的善惡被政治被強權顛倒了。如果你懼怕可以不出聲，但不可因諂媚、討好去欺凌弱小，即使我們真的犯了罪，與孩子有何干？我們成了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遊戲裡廝殺的對像。成了獨裁統治的犧牲品——連小孩子也不放過。
這群人，這群被屈辱和沈重壓了半個世紀的人，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幾個浪頭就被打下去裹挾在泥沙中不知所蹤，但對於「人」這個生命的個體來講，應該是如何的寶貴，應該是在平等自由中保有尊嚴、爭取幸福的生靈，這種幸福是否也包括說話的權利？包括受教育的權利？包括生命被尊重的權利？歷史終究會沉澱出它的真實，不因時間的流逝而遺忘，只能是越來越清晰。
在沉寂了五十年後，我們終於在沉默中覺醒：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對各界、各階層知識份子的血腥殺戮。
我是死裡逃生的倖存者，比起那些已逝去的生命，我們有責任記錄歷史把這沉冤昭與世人。對於錯誤，政府應該向受害人及家屬賠禮道歉，給與精神賠償，這對死者是祭奠，也是對生者所受苦難的撫慰。西德前總理維利·勃蘭特面對納粹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的死難者紀念碑那永記史冊的下跪，非但沒有使自己顏面掃地，反而使德國人贏得了世界的諒解和尊重。
中國共產黨向來稱自己實事求是，既然承認右派是錯劃，為什麼不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徹底糾正，以贏得國人、受害人的諒解？歷史不會遺忘，我們的後代也不會遺忘，與其欲蓋彌彰，遮遮掩掩，為自己的錯誤找堂皇的藉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反右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不如大大方方的徹底承認錯誤，反而會使政府形象得到升華，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我們一向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抗議修改教科書，我們的政府正視歷史了嗎？哪本歷史教科書上提到了對右派的殘酷和對那些被虐殺的生命絲毫的歉意？？
五十年滄海桑田，回首往事，數不清的辛酸，道不盡的屈辱，我能簡簡單單地寫出這些已經使我很痛苦，當年要在心愛的崗位上做出一番成就的熱情，以及不止五十五萬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的建設祖國的熱情，被毛澤東無情的反右、文革徹底粉碎，成了無數生命的悲哀。
但我始終堅信自己沒有錯，我為自己的正直、寧折不彎自豪，為成為光榮的右派份子自豪。
有時候我真想給自己做個識別證，上寫著：我是右派，我光榮！
我這一生恨之入骨的就是日本侵略者和毛澤東，日本侵列者破壞了我童年的幸福生活，讓我過著亡國奴和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好在我還能充滿希望地逃，逃到中國地；而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的反右和文革破壞了我及上千萬人一生兩代人的幸福，讓我無處可逃，這就是他統治下的「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毛澤東這個前無古人，舉世無雙的「救星」，把無數中國人一批批送進死亡的勞改場，只不過比納粹把猶太人推進焚屍爐婉轉點兒，而他坐在中國人民的累累白骨上，繼續他的獨裁酷政。
1978年我右派改正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揭露周虹如何在文革中打砸搶、抄家整人，早已隨她的丈夫回了老家的周虹，在經過當地單位在北京的調查和全校老師的確認、並且她自己承認打砸搶的事實後被定為「三種人」；也許是王泰春在文革中太猖狂了吧，區委找我瞭解情況，我把知道的全說了並讓我寫成材料上交。王泰春也被定為「三種人」。極力提議我當右派的趙靜宜，在我落實政策回學校後，匆匆調離學校，不管她極力提議我當右派是出於妒嫉，還是另有企圖，如果她還有點人的良心，在這個年紀，是否也會感到內疚！儘管這些小爪牙們得到輕描淡寫的處理，也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替罪羊，對他們沒有什麼損傷，對於我們受害者，沒有任何意義，我們更盼望著當年反右的元兇及幫凶（認為反右是正確和必要拒不徹底平反的），被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被後人唾罵，徹底平反，不再使悲劇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