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綠林中的著名的人物杜月笙。（網絡圖片）
杜月笙，名鏞，號月笙，江蘇省上海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人。他幼年輟學，混跡江湖，成為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的著名的人物。他為人仗義、行事果斷，又十分懂得觀形度勢，拿捏分寸，因此，在「上海青幫三大亨」中，素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
杜月笙雖然出身江湖，卻生就一副文質彬彬的書生氣質，因此江湖上都尊稱他為「杜先生」。當時的總統黎元洪的秘書長曾經為他撰寫了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杜月笙因此被稱為「當代春申君」。
1949年中共建政前後，出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曾經絞盡腦汁搞「統戰」，想要把當時已避走香港的原上海「五大亨」騙回大陸，其中就包括邀請杜月笙回上海，結果不但未能如願反而損兵折將。
台灣特別擅長寫歷史人物傳記的章君榖撰寫的《杜月笙傳》，揭開了那段特殊歷史的神秘面紗。
陳毅騙五大亨回大陸未果章士釗銜命赴港
1949年5月27日，國軍撤出上海，楊虎、吳紹澍等自大西路引入共軍。中共指派陳毅為上海市長，陳毅上任以後所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情詞懇切」地公開致電旅港的上海耆紳、金融工商領袖五大亨——杜月笙、陳光甫、李馥生、宋漢章和錢新之。
不過，陳毅的這篇長電發出後，五大亨並無隻字片語答覆。陳毅還不死心，又派徐采丞以上海市地方協會秘書長的身份，專程前往香港，想要迎接杜、陳、李、宋、錢五大亨返滬。不料，徐采丞自己抵達香港以後便留在香港，不再回上海。
陳毅被杜月笙視若無睹，置之不理，但共產黨又亟需杜月笙重返上海，於是，他們又施一計，派出杜月笙的老友章士釗。
章士釗與杜月笙的第一次密談
到香港後，章士釗便不時出入堅尼地台杜公館，有時直趨病榻之側，和杜月笙席密談。杜、章之間的第一次長談，對話頗為精彩。
當章士釗滔滔不絕，盛讚毛澤東時，杜月笙很巧妙地接過他的話來，用非常關懷的口吻，問起章士釗：「章先生是決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嗎？」怔了一怔，章士釗方答：「是的。」
「章先生是否照舊掛牌做律師？」
「這個——」章士釗頓一頓，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誠然，共產黨統治下是用不著律師的，我不能再掛牌，不過……」
不等章士釗把話說完，杜月笙便問：「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師，那麼，你有什麼計劃？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做生意嘛，只怕制度也不容許，」章士釗被杜月笙逼得太緊，唯有直話直說，坦然吐露。然後，他接著又得意起來：「不過，毛主席當面告訴過我，我在大陸，一切有他負責。有了毛主席的這一句話，個人的生活種種，那還用得著擔心麼？」
於是，杜月笙一疊聲地說：「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擔心，只是生活不用擔心。」
章士釗聽後，頓即面紅耳熱，囁囁嚅嚅地支吾了幾句，第一次長談，自此草草結束。
等到章士釗告辭離去，姚、孟二氏、兒子女兒，還有親信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點累乏，可是他仍然說出了兩人之間所談的這最要緊一段，然後他搖頭苦笑地說：「章先生年紀一大把，做官的興致高極！只要有官做，他跟誰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產黨毛澤東，卻只說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為了生活的話，台灣、香港、美國……隨便哪一個地方，也要比共產黨那邊的日子舒服得多。」
講過了這兩件往事，在一旁凝神傾聽的妻子兒女，心裡都有了數目。照杜月笙的看法，章士釗自顧尚且不暇，他本身的欲壑始終不得一填，又怎能說服杜月笙？
然而章士釗使命在身，他不能死心也無法死心，因此他三日兩頭的還是要去杜公館，有時候就在杜公館吃中飯，和滿座嘉賓、杜門中人同席用餐，說說笑笑，情景依稀當年，卻是許多熟朋友間已有相當的距離，場面也顯得尷尬。
杜月笙反勸章士釗脫離中共
章士釗要不斷地往杜公館跑，就無法避免和國民黨的要人碰面，相逢時更免不了有窘迫的場面出現。
頭一回是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吳開先。晚飯過後，杜月笙邀章士釗、吳開先一同到陽台上歇涼，看香江夜景，任輕風拂面。
當時，章士釗有點倚老賣老，忍不住地重彈舊調，盡在為共產黨說好話。他口口聲聲地作保證，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陸去，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共產黨絕對不會虧待杜月笙。
吳開先在一旁聽得忍無可忍，他一聲冷笑，亦莊亦諧地加以駁斥：「章先生，你在騙什麼人呢？我從民國十六清黨之役算起，跟共產黨交手了二十多年，共產黨的真面目，難道我還不認得？老實不客氣說，就講有關共產黨理論的書籍，只怕我也要比章先生多看兩本。」
章士釗當場窘透，勉力強詞辯解說：「你這種說法，可拿得出事實、證據？」
開先打個哈哈，再調侃地追問：「章先生，此地此刻只有你、我和杜先生。章先生你的這一套，究竟要騙我呢，還是要騙杜先生？」
趁此機會，杜月笙哈哈一笑，替章士釗暫時解了圍，同時也顯示了自己絕不會輕易上當的決心。
漸漸地，在跟章士釗談論之間，杜月笙開始反轉來勸章士釗。他勸章士釗到台灣去，或者遠走高飛，保全晚節，他苦口婆心地說：「最好早早脫離，圖個清吉平安。」
杜月笙不曾留章士釗蹲在香港，那是因為他早已獲知，共產黨放章士釗出來辦事的同時，即已在他身邊布置了監視人員，除了上杜公館外，章士釗一直都處在中共的監視之下。
因此，他甚至於極其誠懇地對章士釗說，如果章先生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羈絆，無論是到台灣或者到外國，行程和安全問題，杜某人可以拍胸脯包管解決。
章士釗聽得暗中不覺倒抽一口冷氣。幾十年來，杜月笙對章士釗多有幫助，何況，杜月笙現在的態度誠懇，也令人不容置疑。
章士釗遭中共強行「架回」大連
恰好在章士釗和杜月笙反覆辯論、不得結果的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在北京喊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章士釗見這「六字真言」時連他也大不以為然。
一天，他到堅尼地台杜公館去，座中偏有王新衡在，章士釗說民主與專政根本上是兩極端之事，毛主席焉可混為一談？王新衡於是便正告章士釗說：「章先生，我是到過俄國的，我懂得這就是列寧的基本理論，共產黨所極力提倡的正是這個。他們跟英美國家不一樣，『民主』和『獨裁』在共產黨是二者為一，混淆不清的。你莫聽他們口口聲聲地喊『民主』，其實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一而非『獨裁』！」
王新衡用醍醐灌頂之勢，正是要喚醒章士釗的迷夢，因此杜月笙接下來便勸章士釗「倒向蘇俄不如倒向英國」，何不就在香港住下，不要再去上共產黨毛澤東的當了。章士釗聽後默然，使杜月笙、王新衡都覺得，這一次勸他懸崖勒馬，可能會得生效。
可能是章士釗聽過杜月笙、王新衡的循循善誘後，神情舉止的變異使負責監視他的人起了懷疑。一日，章士釗在他的港寓，剛派傭人出去買東西，他正一人在家等候，監視人員推門進來，請他即刻登車回大陸。
據章士釗家的鄰居後來對杜公館的人說：當時章士釗曾要求等傭人回來，作一交代，但是未獲得允准，章士釗又說要去樓上向某人辭個行，對方還是拒絕。於是，章士釗自此不告而別，他等於是被共產黨「架」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