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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人

毛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想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當歷史當狡詐把他送到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中共善於利用人們潛意識中的情感,人們易於接受任何將他們的仇恨報復願望正當化的理論,「階級鬥爭」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出路。

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年底,國共內戰塵埃落定,許多人的生命發生逆轉,也有人心如死水。此前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的陳璧君,被轉移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繼續服刑。與陳璧君頗有私交的宋慶齡與何香凝在政協會議上找到毛澤東、周恩來,替其說情。毛澤東應允只要陳璧君寫個認罪聲明,政府就下個特赦令,將其釋放。

宋慶齡與何香凝給陳璧君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曾經在國父孫先生身邊相處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強能幹的女性,我們十分尊重你。對你抗戰勝利後的痛苦處境,一直持同情態度。……今天上午,我們晉見共產黨的兩位領袖。他們明確表示,只要陳先生發個簡短的悔過聲明,馬上恢復你的自由。」信很快送到陳璧君手裡。陳璧君提筆寫了回信:「正由於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願意在監獄裡送走我的最後歲月。」

最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在此事件中的態度。毛並不是一個念舊的人,很多他的故人都被其折磨致死。然而,毛澤東為何單單對陳璧君網開一面呢?

毛澤東在仕途上的第一個大恩人是陳璧君的夫婿汪精衛。正是汪精衛的提拔,毛才得以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毛澤東受命代表汪精衛管理中央宣傳部——那時,孫文剛剛去世,作為孫文遺囑起草人的汪精衛炙手可熱,出任廣東國民政府委員會常委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汪身兼數職,無力主持剛成立不久、卻非常重要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故而將毛澤東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

從數年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不名一文的臨時工,一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一級的顯赫人物,毛澤東可謂「鯉魚跳龍門」——毛澤東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甚至在蔣介石之上。不過,表面上的地位與實際的權力並不必然對稱。蔣介石通過黃埔軍校校長的職位掌控軍權,利用廖仲愷遇刺和中山艦事件,迫使汪精衛辭職並出國考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蔣召開國民黨中央全會,成為國民黨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長,並通過「整理黨務案」,清除在國民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擔任了八個月代理宣傳部長的毛澤東,不得不離開這個職位。

無論如何,毛澤東一定對汪精衛的知遇之恩充滿感激。在廣州的三年裡,毛與汪精衛夫婦密切來往,陳璧君或許在夫婿面前稱讚過年輕的毛澤東。北伐軍興,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隨之白熱化。毛澤東奔赴武漢投效鮑羅廷、汪精衛及唐生智控制下的武漢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五月初,毛出席參加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此期間,毛與汪精衛應當有不少交集。

七月十五日,內外交困的武漢方面作出了效仿蔣介石實施清共運動的決定,汪毛從此分道揚鑣。八月七日,中共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毛參與了由遠在莫斯科的史達林所主導的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嚴厲批判,以此作為投名狀,順利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加入中共以來獲得的最高職位。

十多年以後,身為延安地方割據政權首腦的毛澤東,派出特務頭子潘漢年秘密出使南京,拜會南京偽政府主席汪精衛,協調共同對抗在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策略。毛蔣乃不共戴天之敵,毛汪之間卻有一種奇特的、惺惺相惜的情誼。

無限風光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國民黨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作為汪精衛心腹,積極參與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伍委員之一,他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座位為十伍號。兩天之後——一月八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在一月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台講話。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延安共產黨割據政權、重慶國民黨政府、南京日偽政府三方首腦,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這三個人都是熱衷於權力的野心家,但此刻他們顯然無法預見自己的未來。

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的地位得以躍升。據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錄載:「汪精衛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部長案。決議:照准。」

毛澤東不僅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而且還列席中常會,進入了權力核心。三天之後,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提出:「沈雁冰為秘書。」沈雁冰即日後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中共建政之後出任文化部長。沈雁冰在其自傳中提及:「一九二五年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志代理宣傳部長。」

以毛澤東的資歷、學歷和影響力等各方面而論,代理宣傳部長這個職位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那是國民黨的草創時期,還沒有成熟的官僚體制嚴格地論資排輩,而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氣象,毛遂脫穎而出。毛的文采讓汪精衛印象深刻,而毛的第一個啟蒙者是梁啓超。十七歲的毛澤東在家鄉湘潭半新半舊的東山學校就讀時,就將梁啓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的文章「讀了又讀,直到熟記背誦」。在清朝真的垮台之際,他寫了平生中第一篇「大字報」(比文革時「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拿張大字報早了五十五年),貼到學校的牆上,呼籲成立新政府,請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任總理,梁啓超任外交部長,卻不知道孫中山與康梁勢不兩立。

中國的史學家通常忽略毛澤東個人發展中的這一階段,但毛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該部的任期,是該部有史以來最長、最穩定的一段時期——他領導該部長達八個月之久。毛澤東就任之後立即進行了很多創新,規範宣傳程序,邀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共同監督宣傳的運行,以便為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注入命令和紀律。

毛澤東為國民黨宣傳部打上了鮮明的個人烙印——後來他以此為模式一手打造共產黨的宣傳部,直到今天,中共的宣傳部仍然按照毛當初立下的規矩運作: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此前此後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葉楚傖、戴季陶、張道藩等人,大都是舊式文人,而非現代黨人,他們有文才,卻缺乏組織和管理的能力;惟有毛澤東受過蘇俄顧問指點,深知宣傳的重要性,一心一意將此前一盤散沙的國民黨宣傳部打造成一個準軍事化的單位。毛向國民黨各部門發出指令,個人和組織在公眾場合發布的一切宣傳材料,都要送交中央宣傳部檢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匯報、監控和監督,成了國民運動中實施日常紀律的標準程序。在毛澤東看來,自己所擔任宣傳部長一職的義務,就是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敵人,對前者加以稱讚,將後者揭露出來並加以嘲諷和約束。

同年十二月初,毛澤東又兼任國民黨中央的一份新刊物《政治周報》的主編,毛親自撰寫了這份刊物的發刊詞,牢牢地將其置於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反之,此前那些跟國民黨保持密切關係、卻時不時發表批評言論的報刊,毛無情地給予打壓,撤回經濟資助,並運用黨紀來懲戒其編輯人員。文人辦報刊的傳統遂成絕響。

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時間,遠遠比不上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但在「謊言大師」之維度上,毛澤東絲毫不亞於戈培爾。靠著宣傳,毛整肅了黨內的競爭對手和不同派系;靠著宣傳,毛在內戰尚未全面開打時就已戰勝了蔣介石;靠著宣傳,毛在中共建政之後不斷掀起政治運動,甚至發起文革摧毀既有的官僚體系。毛直到晚年還要親自審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中央報刊的社論,並親筆修改其中的措辭。這絕非小題大作。毛清楚地知道,文字可以殺人於無形。就文采而言,毛的秘書們——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沒有一個比得上他。毛的文字從不迴避底層社會的俚語和粗話,從而極具煽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白話文寫作的第一人,不是梁啓超、陳獨秀、魯迅胡適這些學者、文人,更不是自我誇耀的李敖,而是毛澤東。毛澤東不僅要當偉大領袖,還要當偉大導師;不僅要控制人的身體,更要控制人的靈魂。

那段時間,毛澤東在國民黨內享受部長級待遇,地位顯赫,薪資優越。可是,當時廣東國民政府財政相當困難,毛澤東居然也遭遇拖欠薪水。二零零八年,據台灣《聯合報》報導,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在證實,黨內已解密的文件發現,黨部確曾拖欠毛澤東月薪。泛黃的會計數據僅記載著:「毛澤東薪水為一百二十塊大洋。」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體代表大會,毛澤東出任候補中央委員,隨後轉往上海執行部擔任秘書,負責辦理黨員入黨等文書工作,月薪一百二十大洋。而當時僅上海執行部就有毛澤東、邵力子等十五名中共人士。依照《銀元時代生活史》記載,當年大學教授月薪八十大洋,北大、清華教授的月薪則約為一百二十大洋,上海書店店員月薪約六塊大洋,白米一擔約四塊大洋。毛此前在北大圖書館做臨時工,月薪僅為八塊大洋。換言之,毛的薪水在短短數年間攀升了十五倍,又怎能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呢?

不過,國民黨欠了毛澤東半年的薪水,一共七百二十大洋。欠薪的原因是:由於國民黨中央研議全面減薪,致使黨工罷工抗議,上海黨部隔年元旦雖核發薪水,但毛澤東已轉往廣州黨部任職。由此欠下毛澤東半年薪水。最後該筆款項是否如數核撥,目前文件看不出來。毛那段時間並不缺錢,除了國民黨方面「明碼標價」的薪水之外,毛還能從蘇俄那裡領到不為人知的豐厚津貼。此前經濟困窘的毛,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將妻子和兩個孩子也接到廣州來享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

最幸福的事情,是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滾

一九二六年二月,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支持下,毛澤東又擔任了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併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這是一個由蘇聯人資助的項目。毛由此成了與澎湃齊名的農民運動專家,毛當時在黨內同志圈的綽號是「湖南王」。

隨著北伐軍的推進,毛澤東來到國民政府的新首都武漢,繼續訓練農民運動人員。毛的思想愈發激進,他在培訓材料中不加掩飾地寫道:「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活活打死。」用恐怖氣氛控制人民,這是列寧主義的精髓,毛比那些留學蘇聯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更深味蘇共的權力秘訣。

一九二六年年底,毛來到故鄉湖南發動農民運動,他利用「痞子」階層為其衝鋒陷陣,即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說的「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掛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就如同前幾年希特勒起家的時候,利用德國的城市流氓無產者組成專門從事暴力活動的「褐衫隊」一樣。毛澤東鼓動翻身做主人的地痞們到地主家小姐少老奶奶的牙床上去打滾——這是赤裸裸地煽動地痞們強暴地主的妻子和女兒。毛知道,若可幫助地痞們解決性饑渴問題,就能將他們吸引到革命陣營這邊來。毛的下流和卑劣讓當時的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亦感到不齒,陳獨秀從此與這名曾經的「五四青年」分道揚鑣。多年來,中共官方著手修訂毛澤東選集時,保留了這篇重要文章,卻刪去這段「少兒不宜」的句子。

毛澤東在湖南農村指揮地痞們燒殺搶掠,是他青年時代最得意的時刻。「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他找到了奪權的秘訣:中國未來的任何革命都要以農民起義為重。他與地痞們在一起時最為愜意和自如,在北大圖書館、在少年中國學會、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他都覺得被那些「大知識分子」所蔑視,因而渾身不自在。在農村,他不再受上級和組織的制約,他突破了法律和一切道德規範,他成了一個說一不二、天馬行空的土皇帝。歷史學家余英時評論說,毛是集各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想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當歷史當狡詐把他送到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

長期以來,中國的鄉村有儒家的倫理道德之維繫,若非遇到特別殘暴的暴君和特別嚴重的災荒,地主與農民一般相安無事。大部分勤勞耕作的農民只是希望減租、減稅,並不想置地主於死地;毛澤東則想鼓動農民分配地主的浮財甚至殘害地主的生命,其前提當然是在農村中製造出農民和地主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仇恨的假象。毛澤東是製造仇恨的大師,他深知,一旦地痞或農民殺了人,有了血債,就會成為他的奴隸,乖乖跟著他走。

在五四時期的北大就認識毛澤東的傅斯年,對毛澤東如何控制底層農民的心靈有深刻的觀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經親歷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在廣州的暴動,差點成為被殺戮的對象。一九三零年下半年,傅斯年對他的中共朋友說:「你們共產黨人要殺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則萬萬做不到。」他還斷言「階級鬥爭」只是中共用來掩蓋它對權力無止境的貪慾的託詞,這種對權力對貪慾利用了以下八種仇恨:中國人仇恨外國人;無錢的恨有錢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員;一種職業中的不行者恨同職業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鄉下人恨城裡人;兒子恨父親;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於利用人們潛意識中的情感,人們易於接受任何將他們的仇恨報復願望正當化的理論,「階級鬥爭」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後大致還算安定的中國農村,一步步地被毛澤東的仇恨哲學改變。從湖南農民運動中的殺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饑荒,其線索有跡可循。當時,當農民協會的負責人向毛報告有人被打死時,毛輕描淡寫地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此前,湖南的農運領導人約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必須造成一個短暫時期的恐怖現象。」於是,地痞們得到授權,更加瘋狂地對他們嫉妒的地主階層施加暴力。由於獲得現代武器很不容易,毛髮現梭鏢是一種很厲害的兇器,他要求湖南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這場所謂的農民運動中遭到殺害,迄今為止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字。但是,這種濫殺無辜的赤色恐怖模式,從此成為毛澤東一生樂此不疲的權力遊戲。這是一種用新的意識形態包裝的義和團運動。毛性格中最邪惡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來,那就是對人的私有財產、人的生命和尊嚴的極度蔑視。

不過,毛澤東本人也從鬼門關上走了一圈。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澤東到長沙郊區組織「秋收暴動」。當他為組建軍隊而僕僕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隊之間時,有一天被地方民團俘獲,多年以後,毛如此回憶當時的場景:他們命令將我押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裡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處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副官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里去。……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搜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現我。……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澤東洋洋得意地向美國記者斯諾講述死裡逃生的故事,斯諾忠實地記載下這個傳奇故事。不是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長大的斯諾,不會明白毛沒有說出來的話:大難不死,天命所歸。其實,歷史充滿偶然因素,如果那一天民團再度將毛澤東捕獲並就地處死,未來中國的走向會不會截然不同呢?或者,歷史會選中另外一個類似毛澤東的人物出來收拾殘局?

中國共產黨是因為嚮往共產主義的理想才成立的,可是隨著毛澤東的崛起,這個理想淪為陪襯,暴力革命和權力鬥爭成為其宗旨,正如學者韋政通所論:「暴力革命是敵我之爭、生死之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這樣的過程中,原始的人道關懷,恐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當尚未獲得權力時,必須不擇手段地搶奪權力,有了權力為了鞏固權力,就只有不斷擴大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奪權、固權永無止境的惡性循環之中,消耗了無從估計的物質和精神的能量,直接受害者是萬萬千千無辜的人民。」

一九二七年,毛在湖南和江西的一些鄉村利用地痞流氓殺戮地主鄉紳。四十年代,毛將這套做法普及到「解放區」乃至全中國。等到作為「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被消滅殆盡,到了五零年代末、六零年代初,此前揚眉吐氣的「貧下中農」的厄運便來臨了——毛故意製造的大饑荒,導致至少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

是紅軍,還是土匪?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信給正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隨信附了一份希望兒子閱讀的書目,一共有二十一種書,其中除了一些當時中學生的文史讀本以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之外,全部都是中國的小說及歷史書籍,包括:《精忠岳傳》、《官場現形記》、《子不語正讀》、《三國志》、《蘭花夢傳奇》、《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聊齋志異》、《水滸傳》、《薛剛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義》、《洪秀全》、《俠義江湖》等。這份書目在中國歷代的家訓中,絕對是破天荒的,也多少透露出毛自己的興趣與價值取向。從中大抵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毛澤東尤其喜歡傳奇小說和造反故事。在毛的意識中,對正統士大夫視為歷史「負面」人物的重視程度,要超過「正面」人物,對小傳統的興趣又大於大傳統。

蘇共的奪權之路是利用貧窮的城市工人和從歐戰戰場敗退回國後一無所有、充滿怨恨的官兵,中共的奪權之路卻無法仿效之——蔣介石、汪精衛及國民黨新軍閥控制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而共產黨孤注一擲發起的廣州、南昌等城市暴動都先後失敗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險主義,使得中共付出慘痛代價。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黨員從將近五萬八千名左右,降到只剩一萬人,折損約五分之四。那麼,如何才能絕處逢生呢?

瞿秋白李立三等共產黨領袖的選擇是,繼續靠蘇俄的津貼,在城市發動工運;而毛澤東的選擇是,像他所心儀的梁山好漢那樣「占山為王」、「落草為寇」。中國的產業工人大都集中在國民黨占據優勢地位的沿海城市,而且數量有限;與之相比,中國的農民多如牛毛,更容易受其擺布。馬列主義的教條不能拯救共產黨命懸一線的處境,惟有《水滸傳》才是一本如假包換、起死回生的教科書。毛讀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書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毛從中汲取了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坐上火車,前往湖南的一個新興工業城市和鐵路樞紐——株洲。在那裡,他與地方黨委同志討論了暴動計劃,並決定組織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兵力約五千人。他深信,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在變化多端的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如果沒有自己的武裝,僅僅依靠知識分子來發動工人與農民來組建政黨和領導權力,將會是徒勞無功。毛的新的策略是:努力與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性盜匪勢力結盟,建立一支能夠奪取和維持行政區域的紅軍。然後,在共產黨的軍事和行政控制的保護傘下,地方政治得以重組,讓農民擁有歷史上缺乏的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由此,農民就成為紅軍源源不斷的兵員和財源。

毛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早地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儘管筆桿子必不可少,但槍桿子比筆桿子更重要。毛指出:「發動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個團的兵力,這樣起義就可起來……要奪取政權就一定要有兵力,沒有兵力的支持就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在南昌起義失敗後的黯淡歲月里,毛說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槍桿子裡出政權。」追求權力、鞏固權力、運用權力,形成毛澤東參加共產黨後的生命主軸。

然而,當時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只有幾百枝槍,根本就是烏合之眾。在冷兵器時代,這樣的農民武裝有可能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在這個新的時代,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抗鋼鐵武器,光是白色恐怖就癱瘓了秋收暴動,不是把暴動的農民趕回老家就是送進墳墓。「秋收暴動」失敗後,毛澤東在長沙東方一百公里的小鎮文家市集結殘部七百多人,宣布奔向井岡山。羅霄山脈中部的這塊險阻的山區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處,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毛認為它是機動部隊的絕佳根據地。當時,袁文才、王佐率領一群土匪占領了井岡山。袁、王屬於本地客家人,與本地居民關係緊張,他們組織了「馬刀會」,宰制著整個寧岡縣十五萬人。當時的中國,有很多這樣的由土匪代行政府職能的地區,可以說是某種「半無政府狀態」。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澤東進入井岡山後,深知強龍必須與地頭蛇結盟,便修書給袁、王,請求結盟。關於這一段故事,曾經追隨毛澤東的紅軍將領龔楚(後來的紅七軍軍長)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寫:

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

毛澤東運用其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二人帖帖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任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岡山立定了腳跟。

然而,毛、袁、王絕非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不久之後,毛澤東就按照《水滸傳》中「火併王倫」的情節,著手清除袁文才和王佐。一九二九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要求,「暴動前可以同他們(土匪)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袁文才和王佐的命運即已註定。兩人被清除,還有族群矛盾的因素。當時,當地土籍和客籍兩族矛盾越發激化,袁文才槍殺了土籍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槍殺了與袁、王交好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縣遭到湘贛特委指揮的部隊與彭德懷紅五軍第四縱隊伏擊,邊界特委書記朱昌楷親手槍殺了袁文才,同時被殺的還有袁、王部排長以上幹部四十餘人。三十多年後,毛重回井岡山,才假惺惺地召見袁的遺孀表示慰問,而袁也獲得了革命烈士的身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革命烈士並非被國民黨殺害的,而是被共產黨殺害的。

毛澤東成為井岡山的最高統治者。共產黨的教科書常常渲染毛在井岡山過著茹毛飲血的艱苦生活,近年來中共在井岡山新建黨校以培養官員的「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實際上,毛澤東這段時間的生活可謂養尊處優。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吃緊,隨時可以撤進山里。這是一棟美麗的八角樓,這棟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被毛的軍隊強占。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里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毛並不是一個生活簡樸的人,他擁有眾多的僕人,用共產黨的術語叫「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門燒水挑水的,有馬夫,甚至有專門負責為他搜集菸草和報紙的人員。匪首的生活標準,當然是普通匪徒望塵莫及的。後來,當毛在延安建立割據政權,更是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知識分子王實味因為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而遭致殺身之禍。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率領兩千人的殘餘部隊來到井岡山跟毛澤東「會師」。合編的朱、毛部隊約有三千人,成為紅軍第四軍,「第四」取自張發奎又稱鐵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共產黨誓言要延續鐵軍的傳統。但是,他們卻更改了旗幟:舊有的青天白日旗改為紅旗,紅旗中間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鐮刀、斧頭標識。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的實力在毛澤東之上,但玩弄權數朱德根本不是毛的對手,毛成功地實現了「黨指揮槍」。

毛澤東很快成為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土匪頭子,當時中國沿海城市的報紙常常出現關於「毛匪」的報導。但毛又不僅僅是傳統的土匪,他的背後還有共產黨,儘管「蝸居」上海的黨中央難以遙控毛的作為,但毛仍然要拉大旗作虎皮,以震懾群雄。紅軍在打家劫舍、謀求自身生存的同時,其中的黨員幹部始終向士兵和暫時統治的農民進行宣傳,始終銘記共產黨綱領中的基本原則和目標。而且,只要條件允許,紅軍就沒收士紳和地主的土地並且分配給農民,以此來吸引貧苦大眾。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個自認為負有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所以在這一個政治前提之下形成的中共武裝割據,絕非尋常軍閥可以相提並論。中共在其割據區內,根據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念,逐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權力結構。

不過,躲藏在上海租界裡的中共中央,以及遠在莫斯科的後台老板史達林,對毛的「流寇」做法不以為然。毛不進攻長沙,被中共中央冠以「軍事機會主義」的罪名,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等人被撤銷其湖南省委委員的資格,毛澤東還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不過,由於聯絡中斷,毛澤東直到第二年三月才知道這個結果,而且這個結果並未動搖他對土匪隊伍的控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的中共中央再下令免去毛的前敵委成員資格。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在一份報告中說:「毛澤東的部隊只是到處流竄的土匪。這樣的領導人不相信廣大群眾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軍事機會主義。」周認為,毛的部隊完全由「地痞流氓」組成。當然,周恩來日後要為他說的真話和對毛的輕視付出沉重代價:周擔任中共總理長達二十七年,對毛百依百順,但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未曾得到毛的信任。毛故意拖延批淮醫療小組對周實施癌症手術,完美地達成了對周的謀殺。

蘇俄方面並不看好毛和他的游兵散勇。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代表亞伯瑞奇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建立紅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這些軍隊既無基地、又無給養,他們對農民構成極大負擔。由於這支軍隊又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澤東的單位即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會分化,會讓農民反對他們。尤其糟糕的是,這些軍隊經常跑掉,留下農民應付軍閥部隊的進攻。」多年以後,直到毛奪取了中國政權之後,史達林才給予毛遲到的肯定。

此時此刻,毛澤東已部分地脫離了「大老闆」的控制,他對於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及莫斯科的命令,大都採取拖延或模糊的方式回應,以達成「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結果。毛不願屈居任何人之下,次年朱德率領南昌暴動失敗後的殘部來到井岡山,儘管朱德比毛年長、也更受官兵愛戴,但毛通過若干巧妙的權力運作,讓朱德淪為其配角。紅軍領袖雖以「朱毛」並稱,但朱從未掌握實權,是有名無實的總司令,難怪文革時林彪當面羞辱朱德說:「你一天都沒有當過總司令。」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的性格就已經定型,他已經習慣發號施令。他和許多習慣發號施令的大老闆一樣,絲毫不懷疑自己有權力決定他屬下每個人的命運。

此後二十二年,毛的武裝鬥爭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逐漸成為中共的主流路線。他用槍桿子武裝被他煽動起來造反的農民及流氓光棍群體,再用筆桿子吸引和麻醉知識分子和學生。由此,毛從農村破設籍子弟和城市邊緣人,搖身一變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以及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二十七年的終身獨裁者——除了緩緩來臨的死神,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動他的權力。

無情才是真豪傑,憐子確實不丈夫

毛澤東唯一推崇的文豪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魯迅的文章固然失之於刻薄和冷酷,但生活中的魯迅卻在「橫眉冷對千夫指」之外,保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這在毛澤東看來,大概是「革命不徹底」的體現吧?毛對待親人的態度是:無情才是真豪傑,憐子確實不丈夫。多年為毛服務的醫生李志綏指出,毛缺乏人的感情,從不知道愛、友誼、溫情為何物。

毛澤東將他的威權化的父親視為人生中的第一個敵人,對父親沒有絲毫的感情。但是,即便是對他自己聲稱感情很深的母親,亦相當冷酷無情,他的母親在病逝前希望見兒子一面,毛卻不屑一顧,讓母親含恨而終。

對於妻子和情人們,毛更是絕情之極。毛的第一個妻子羅氏,是他的父母為他挑選的、比他大四歲的女子。那時毛年僅十四歲,毛對其毫無感情。一年多之後,羅氏便在毛家患病去世了。

毛自己承認的第一個妻子是楊開慧。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十分賞識毛這個小老鄉和私淑弟子,有意促成女兒與毛澤東的婚事,卻未料到由此葬送了女兒的幸福乃至生命。

一九二零年年底,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不過,當時並沒有官方的法律登記程序,他們也未舉辦傳統的結婚儀式。結婚之後,曾經熱戀楊開慧的毛澤東,很快在外面結交了兩名女友。楊開慧無可奈何地寫道:「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由於毛澤東四處奔波,所謂「好男兒志在四方」,兩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一九二四年,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楊開慧才攜毛岸英、毛岸青兩子到廣州,一家四口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北伐開始之後,毛離家北上,楊開慧則帶著孩子回到湖南長沙。此後,夫妻二人再也沒有見過面。一九三零年,毛澤東和彭德懷率軍圍攻長沙,毛絲毫不考慮此舉會危及妻子的安全,也沒有做過任何努力將妻兒接出來。

守衛長沙的國民黨將軍何鍵最痛恨共產黨和毛澤東,其父親曾經毛澤東煽動的暴民抄家並遊街示眾。為了報復毛澤東,何鍵逮捕了年僅二十九歲的、絕望的少婦楊開慧,匆匆審訊之後,將其槍決。而毛澤東是間接殺害楊開慧的兇手。

楊開慧生前寫過八篇給毛澤東的文章,用蠟紙仔細包好,藏在老屋的泥磚縫隙里。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零年兩次修繕房子時,這些文章才被發現,而那時毛澤東已經死掉了,再也看不到這些文字了——即便能夠讀到,心如鐵石的毛也不會掉下一滴鱷魚的眼淚。

在這些秘藏半個多世紀的文章中,楊開慧對毛澤東灌輸給她信仰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懷疑:「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唉!殺,殺,殺!耳邊只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什麼呵!?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那麼,她需要的是少女時代在教會學校接觸的基督信仰嗎?

另一方面,楊開慧仍然堅守她的毛澤東的愛,以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何鍵告訴她,她只要宣布跟毛澤東脫離關係,她就可以免死,她卻斷然拒絕,毅然赴死。或許,她覺得既然已被毛拋棄,還不如一死了之。楊開慧寫道:「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臉頰,他的額,他的頭,他是我的人,他是屬於我的。」另一方面,她對毛的絕情亦不無哀怨之語:「他丟棄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翻騰,以後的事我也假定。」她也覺察到毛甚至連親生兒子也不顧的超級冷酷:「父愛是一個謎,他難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嗎?我搞不懂他。」

楊開慧當然永遠搞不懂毛澤東,她的殉難不會讓毛澤東流下一滴眼淚。而何鍵企圖以槍殺楊開慧來打擊毛澤東,也根本達不到其目的。毛早已有了新歡,即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何鍵幫助他除去楊開慧,反倒讓毛不再有對楊開慧的愧疚之心。

毛剛上井岡山時,匪首袁文才為了籠絡毛,將一個朋友漂亮的妹妹介紹給他。這個少女就是年僅十八歲的賀子珍,知書識禮,身材苗條,皮膚白皙,小名叫「桂圓」,毛比她大十六歲。

賀子珍雖然年紀小,經歷卻已相當豐富。她的父親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賀子珍十六歲時就參加永新的工農運動,剪了短髮,歡迎北伐軍,並當上了縣婦女部長。蔣介石清共之後,她被迫逃亡,加入了袁文才的土匪部隊。

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賀子珍。在袁文才的隊伍里,從來沒有一個像毛這樣見過大世面的革命者。不過,兩人結合之後,很快就爆發了矛盾。兩個性格倔強的人在一起,必然時常發生衝突。毛只是享受賀子珍那比楊開慧更熱情奔放的肉體而已,對她更談不上溫柔和憐惜。後來,賀子珍精神失常,被毛送到蘇聯養病,毛則趁機與江青勾搭成奸。

在槍林彈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很少想念他與楊開慧生的兩個兒子,對兩個兒子多年來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也少有關切。「中共領導人對其子女對絕情,不完全出於經濟因素。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子女;他們必須專注在主要任務上——革命、內戰、解放被壓迫的群眾。在宏偉的計劃中,小孩的眼淚,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實質上並未受到注意。」後來,毛岸青因被警察毆打而腦子出了問題,而被毛澤東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毛岸英意外地死於韓戰中聯合國軍的一場轟炸,據說是毛岸英執意要生火做蛋炒飯吃才讓轟炸機發現了目標——這起意外使得毛澤東無法像北韓的金日成那樣在家族內部傳承權力直到第三代,也使得中國人免於過北韓人那樣更加悲慘的奴隸生活。

至於以後毛澤東在延安遇到來自上海的女演員江青,並不顧同僚的反對而與之結合,那是後話了。江青幫助毛策劃了清洗黨內高層的文革運動,也像楊開慧那樣至死保持對毛的忠心——毛去世後,江青作為「四人幫」的魁首,被送上法庭審判,當庭咆哮說:「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鄧小平為了維護毛的地位,將江青作為毛的替罪羊;而江青卻一語道破天機——毛一生以破壞者自居,甚至像頑童惡作劇一般破壞自己建立的黨。

「破壞論」來自於梁啓超。在一九零二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啓超旅行歐美,觀察英、法兩國能達成現代性,是因為它們的革命及內戰摧毀了舊有的封建系統。梁得出結論,破壞乃再生的契機。此後,毛澤東引用唐代文豪韓語的話對梁啓超的「破壞論」作了發揮:「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梁啓超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破壞論」,而毛澤東則以「破壞」為終身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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