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費爾法克斯和澳洲廣播公司揭露中共以政治捐款干涉澳洲政治，威脅澳洲主權後，兩家媒體進一步聚焦中共滲透澳洲社會的具體方式。
《雪梨晨鋒報》發表題為「中國式的政治網絡——雪梨議員和他的『社區顧問』」的報導，揭示與中共有緊密關聯的澳洲華商楊東東編織與自由黨議員朗迪（Craig Laundy）的政治關係網，潛移默化地用中共的理念影響這位澳洲議員。
前中共外交官員陳用林表示，楊東東的做法反映了中共的主要滲透方式，他的行為已背叛了他的澳洲公民身份。
據《雪梨晨鋒報》報導，楊東東與自由黨議員朗迪的關係非常親近，他本人稱自己是朗迪的「社區顧問」，在華人社區為朗迪拉選票。在一張朗迪贏得大選後的照片中，朗迪被二十多個華人團團圍住，他的手臂搭在楊東東的肩上。
但朗迪否認與楊東東有親密關係，並否認楊東東是他社區顧問的說法，儘管朗迪自己辦公室的臨時雇員阿曼達‧李（Amanda Li）在周一（6月19日）告訴費爾法克斯媒體，楊是「顧問」，並且與朗迪的關係「相當」親近。朗迪也自稱完全不了解楊東東背後的故事，特別是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報導還說，無論這兩人的確切關係是怎樣的性質，很顯然，在這位自由黨議員的政治地位上升時期，楊已經在設法與朗迪保持親密關係。而且很明顯，這個中國商人已經建立了自己與雪梨中領館的親密而長期的關係，根據楊東東本人的表示，他試圖在澳洲推動中共的目標。
費爾法克斯媒體和澳廣《四角》節目的聯合報導已經揭露了在澳洲的政治圈中，令人不安的北京金錢影響的模式，特別是通過新州工黨。正在出現的證據顯示，在接受了這些政治捐助者的慷慨解囊之後，澳洲的政治家們在拘拙尷尬的狀況下，表示願意採取對北京友好的立場。
報導說，捐款只是中共在澳洲政界中最明顯的潛在影響渠道。而與中共聯繫密切的澳洲華人人數不斷增加，現在（他們）力圖在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中發揮作用。
朗迪的聯邦選區里德（Reid）在雪梨內西區，選民中約有10%來自中國。朗迪在華人中尋求支持並不奇怪，但是一旦有中共的影子，政治的色彩就不同了，因為像楊東東這樣的人物似乎同時在努力提高中共的目標。
報導指稱，朗迪已成為聯盟黨中最活躍的中澳友誼推動者之一。他坦率地表示，希望與雪梨的中國領事館合作。2016年，楊安排他會見了中領館顧問顧小傑。領事館後來的報導說，在這次會議上，議員表示願意「與領事館緊密合作，深化兩國間的實際合作」。
在2014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澳訪問時，楊東東組織了抗議其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朗迪出席了這個活動，並答應幫抗議者將給總理和議會的請願書提交給外交部長，他還呼籲支持他們的抗議活動。朗迪並沒有違背澳政府的立場，但是他迎合由北京的宣傳機構引發的叫囂聲，這使中國問題觀察家們感到吃驚。
在2008年奧運火炬接力賽中，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被組織起來，在坎培拉企圖壓制藏人的抗議聲音，楊東東是當時現場兩個「秩序維權團」的領導人。
楊東東是澳中商業峰會主席，也是「全國華僑華人聯合會」海外委員會成員和該組織旗下的上海僑胞聯合會會員。《雪梨晨鋒報》的報導說，楊東東在自己的一個簡介中說，這些組織都是中共統戰部門的一部分，是獨特的遊說組織，秘密地動員海外華人來推動北京的利益。報導還說，楊東東在周三的一次簡短採訪中說，上海僑胞聯合會是「共產黨的同盟組織」。
他在其網上張貼的一份2014年申請加入上海僑胞聯合會海外委員會的信中，詳細列舉了他代表中共政府所進行的系列活動。他在申請信的結尾處說，如要進一步了解他本人，可以向雪梨的中共領事館或坎培拉大使館查詢。
楊東東是上海人。在出國之前，他是上海市機電工業管理局團委副書記。1988年他因致力於中共共青團的建設和推動黨的使命，被評為「上海新長征突擊手」，名字上了中共共青團的光榮榜。他曾自豪地在社交媒體上回憶他在黨組織中的那段時間，分享自己在參加黨團組織會議上的舊照片。
他在1989年底來到澳洲，錯過了當時工黨政府給六四前在澳洲的中國學生的四年保護簽證。為了獲得身份，楊東東參加了澳民運人士秦晉的民主中國聯合會，並參加了抗議活動。最終，他以民運人士的身份得到澳洲政府的保護簽證，之後成為澳洲公民。
楊東東的生意包括雪梨的電訊店，他聲稱，他曾向到澳洲訪問的中共高層官員，中共奧委會，中共外交官甚至中共海軍提供過電話服務。前外交官陳用林證實了這些說法，這表明楊已經以某種方式獲得了包括中領館和大使館（也是中國情報部門）官員們的高度信任。周三（21日）他在澳媒詢問他有關電訊服務之時表示，他曾向駐外使領館提供了手機。並說不記得他是否向海軍或訪問官員提供過電話。
陳用林披露，楊發展了「與領事館的親密關係」，並說楊東東曾向中領館報告，ASIO已經聯繫了他，要他提供有關這些手機的信息。
陳用林告訴本報記者，像楊東東這樣的人從小受中共的洗腦教育，所以思維和理念都是中共模式的，這樣的人也是唯利是圖的，很容易被中共吸收。他提到：「1993年，工黨政府在考慮給予那些因六四事件留在澳洲，並已獲得四年臨居的中國留學生永居身份時，曾徵求過中領館的意見，當時中領館對此事的表態是，不反對。不僅不反對，而且還歡迎澳洲政府的這一政策。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在中領館門前鬧事的人絕大部分並不是真正反共，而是為了拿身份。所以，澳洲政府給這些人永居身份是件好事，因為他們拿到身份後就會停止在領館前的抗議活動。當時的中領館總領事還表示，這些學生與祖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包括他們在中國的家庭、親戚和朋友，他們以後都是中國的資源，都是為中共政府工作的人選。」
陳用林披露，那些因民運活動拿到身份的人在向中領館申請回國簽證時，大多被要求到中領館談話。只要中領館在簽證事情上刁難一下，並威脅一下，要他們簽保證書，他們馬上就簽了。
陳用林還說，其實，中共的海外機構對這些搞民運的留學生掌握得非常清楚。自六四事件以後，中共的使館和領館就已經在留學生中和澳洲華人社區中培植和安插了一些特務，進行了解和摸底，並且也已經在華人社區建立網絡，以逐步打破西方國家在六四後對中國的制裁。他特別提到，利用華人社團拉攏澳洲的政要並進行滲透是一個主要的方式。
在談到楊東東搖身一變，從民運人士變成為中共利益出力之士是什麼原因時，陳用林認為，這類人都是實用主義和既得利益者，最終是為了自己的名和利。首先，他為中共做的所有這些事是得到好處的，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共方面會給其做生意的機會，主要在中國國內給他發展的機會，以及中共駐外公司和機構的生意機會，還有就是不同形式的直接的經濟資助。其次，中共會給他各種拋頭露面的機會，使其在華人社會出名，使其成為華人社團的領袖，又使他有機會結識國內的政要，使他在中國做事非常順利，生意可以成倍地擴大。所以，為了名利，他可以死心塌地跟著中共。
陳用林表示，像楊東東這樣一個入了澳洲國籍，已是澳洲公民的人，卻在澳洲境內為中共的目的和利益，做著損害澳洲國家利益的事，這是違背他在入籍宣誓時的誓言的，是與他的澳洲公民身份和應盡的義務相悖的，這樣的人已經不配為澳洲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