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談，中共黨國財政支出「大撒幣」的第四個方面：耗費大量公帑輸出邪惡共產革命。重點是毛澤東斥巨資扶持建立罪惡政權——紅色柬埔寨。
這項長期的大規模活動，主要發生在毛澤東時代。毛死後仍在繼續，但規模有所收斂，以至於放棄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線。2010年代死灰復燃，但形式改變為「大外宣」——思想文化的革命輸出。（「大外宣」另有專章論述）
一、毛澤東大張旗鼓向世界輸出共產革命概況
建政伊始，毛共就向國外推廣毛主義和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模式。「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實質就是輸出革命。史達林死後，野心勃勃的惡魔為了爭當全世界共產革命領袖，輸出革命加大了力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8月，以國防部長林彪的名義發表了《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這篇文章在毛親自指導下由王力起草寫成──不久後王力成為「文革」前期骨幹之一。該文宣揚，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已開發國家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武裝鬥爭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戰術，先實現「民族民主革命」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實現毛澤東旗幟紅遍全世界。在毛澤東這種思想主導下，文革開始，毛澤東的魔爪伸向四方，遍及亞非拉幾大洲——罪大惡極的文化大革命，毛惡魔不僅肆無忌憚地禍害中國，也瘋狂地禍害全人類。
為了跟蘇共較勁，擴大毛澤東主義的國際影響，輸出革命聲勢浩大。自然，也是中共黨國一筆浩大的財政支出。
下面一段文字節選自程映虹先生《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天涯愛思想2006-10-07），稍加整理。
為此，毛澤東專門建立了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統一領導輸出革命。
對拉丁美洲國家輸出毛式「革命」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19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該游擊隊還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建立的「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武裝暴力鬥爭。秘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年到1968年間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毛思想精華。
中國大陸最近披露的材料說明，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還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擊隊在活動。1972年墨西哥左翼勢力上台，總統埃切維里亞決定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但就在中國大使熊向暉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公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此消息經報刊表露後給親華的埃切維里亞政府造成極大的困擾。埃切維里亞在接受國書的儀式上不得不異乎平常地向中國大使熊向暉提出中共支持游擊隊的題目。中共資深拉美外交官黃志良在回憶此事時，不但不否認這些游擊隊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陳「這是中國『文革』混亂時期極左路線留下的惡果」。
【筆者註：毛澤東特別青睞切·格瓦拉，對古巴革命也給於了大力支持和援助】
為在非洲發動毛式革命而努力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羅得西亞辛巴威民族同盟」的一個成員講述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時說，當時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
一個阿曼游擊隊員講述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培訓的具體情形：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練習營接受軍事培訓和思想教育。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政治學習中中共教員以為，在非洲傳播毛主義的一大障礙是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學習中誇大要批判伊斯蘭教。中共為他們預備的教科書規定，在回答「同道們，什麼是《可蘭經》？誰是先知？」這個題目時，標準答案是「《可蘭經》、先知和伊斯蘭教的其它表現形式都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英帝國主義的發明」。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學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及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這些非洲人也實地參觀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題目，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陪同教員告訴這些非洲人：「黑幫」是那些沒有教育好的、自以為有知識膽敢看不起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和教師。在最後結束培訓時，每個受訓的安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東南亞大力輸出革命
中共當時以支持武裝鬥爭的方式輸出革命，對象國遍及亞非拉，尤以東南亞為最。由於東南亞鄰近中國，這個地區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寮國，後來再加上柬埔寨作為公然的反美戰場，所以被中共視為世界革命的爆發點。
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回憶，1961年馬共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換取正當政黨身份，加進國內和平進程；於是馬共領導人被召進北京，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與他們會談，要求他們堅持武裝鬥爭的革命路線。鄧小平說服他們的主要理由就是，東南亞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革命形勢將要發生重大變化，「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馬來亞共產黨必須配合這個高潮，中共將傾全力給以支持。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動下，馬來西亞共產黨重振旗鼓恢復武裝鬥爭。陳平的回憶錄寫道：由於中馬兩國沒有共同邊界，中共在1960年代至70年代間對馬共的支持主要採用金錢援助，讓馬共在泰國南部的黑市軍火商那裡購買軍火。此外，為了配合武裝鬥爭，中共還在湖南設立了馬共的秘密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以及一些中國南方方言(對象是華僑)、馬來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廣播。
陳平被以為對武裝鬥爭的信心不足，於是留滯北京，由長期在中國受教育的其他馬共領導人回國領導武裝鬥爭。此後馬共的武裝鬥爭一直艱苦地堅持到1989年偃旗息鼓。
印度尼西亞是當時中共在東南亞輸出革命的另一個主要目標國。在當時的國際共運陣營中印尼共產黨是親華反蘇派。19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產黨利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親共態度，建立統一戰線擴大勢力，一度聲勢很大，結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轍，遭到右翼軍事勢力反擊，在1965年被彈壓。據楊奎松的研究，毛澤東本來對印尼共產黨遲遲不願開展武裝鬥爭不滿，當印尼黨被彈壓，數十萬黨員和左派分子被殺害後，毛澤東反而很興奮，由於從他的「辨證觀點」來看這是件好事，這樣一來，印尼共產黨只好「上山」搞武裝鬥爭了。「所以他在內部明確講：不要以為印尼革命搞壞了」。此後毛「甚至不顧脆弱的外交關係，積極支持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起武裝來了。」
儘管「文革」前泰國和緬甸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兩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十分良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仍然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輸出革命」的重要目標國。根據楊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間毛澤東多次要求寮國共產黨幫助泰國搞武裝鬥爭，最好在泰國境內建立「解放區」，聲稱「一定要打倒泰國國王」。毛還對泰國共產黨人說，假如泰國革命發展起來了，就能把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馬來亞連起來。中國政府曾與緬甸政府達成政府間協定，承諾中國不公然支持緬共，緬共在華機構和領導人不在公然場合露面。但這些約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不但在中國公然露面，而且還在中共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鼓動緬甸革命。毛澤東親自批准留在中國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緬甸共產黨人和少數民族分子回國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為了保護那些在中國受訓的緬共黨員能安全進入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專門組織了護送部隊，直到被護送人員抵達泰國境內安全地點。有時這些中共護送部隊還直接與緬甸政府軍發生戰鬥。
中共當時一個重要的戰略考慮是，利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和東南亞民族的親緣關係，將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作為東南亞共產黨擴大武裝時的兵源。毛澤東曾很明確地告訴寮國共產黨和緬甸共產黨的領導人：你們可以到中國邊境那些與寮國、緬甸民族接近的少數民族中徵兵麼！這是他們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邊境地區可以作為你們的後方麼！1970年在和越共總書記黎筍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讓寮國共產黨到雲南的寮國族中徵兵。在座的周恩來和黃永勝說，在西雙版納有寮國族，周恩來還說「我們的壯族跟他們非常相象」，毛澤東說將來寮國決勝的時候，「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以歷史上廣西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隊伍為例，說這些少數民族都很能打仗。
1960年代初在新加坡，中共利用東南亞華裔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大中國情結髮展勢力，模仿中共的行動方式，建立了統一戰線組織「社會主義陣線」。但在決定新加坡是否與馬來西亞合併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產黨人由於屬於馬來亞共產黨，故此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態度為名，反對新加坡獨立，結果失敗。後來在1963年的選舉中新共又敗給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1965年，新共響應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線，放棄了正當的議會道路，批判蘇聯的「三和」路線，發動支持者走上街頭遊行訴諸暴力，而且參加了馬來西亞共產黨控制的馬來西亞民族解放陣線，製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彈壓。
值得一提的是，與新加坡共產黨鬥爭而獲勝的經驗後來成了李光耀政府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重要條件。李光耀說共產黨的威脅一直是他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假如不是解決了這個紅色威脅，新加坡就會成為另一個動盪不安的東南亞國家。考慮到這個實實在在的歷史因素，那些有關新加坡經濟奇蹟中「儒家倫理」和「東亞文化」所起作用的討論更象是玄談。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1970年代左翼政治勢力的退潮，是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四小龍」獲得經濟成功的共同歷史經驗。李光耀一直視中共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產黨的支持為威脅新加坡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族群和諧的心腹大患。1976年他首次訪問中國，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共承諾放棄對東南亞「輸出革命」。1979年李光耀二度訪問中國大陸時，他果斷要求鄧小平撤除在湖南的馬共電台，以換取東協國家對紅色高棉在聯合國地位的支持。鄧小平不得不立即召見馬共領袖陳平，限期撤除「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
在李光耀的建議下，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頒布了一道法令，禁止30歲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國訪問，以防這些頭腦簡單的左翼青年被召募為「顛覆分子」，這條禁令直到1976年才取消。1976年李光耀訪問中國大陸，他的女兒隨行。這位年輕女子原來對遠遠的「祖國」有親近感，對毛的革命亦感神秘，但在訪問中國大陸過程中，她親眼看見中國的封閉、落後、愚昧，於是改變了對中國的印象。女兒思想的轉變過程使李光耀悟出一點：要讓青年人放棄對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往中國，逗留得越久，放棄得就越徹底。因此李回國後廢除了這條禁令。後來李光耀還留意到，很多在1950年代回到中國的華僑青年經歷過「文革」後，「對中國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已經徹底幻滅，他們回國後可以成為我們對付毛澤東主義病毒的最好疫苗」，因此他反對新加坡保全局不准這些人回國的禁令。
毛澤東輸出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紅色柬埔寨——一個臭名遠揚的罪惡標本。
二、中共向世界輸出武裝革命，花了多少公帑？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向世界輸出武裝革命，有政治（禍害人類）和經濟（剝削掠奪中國人民）兩方面的罪惡。政治上的罪惡遠不止以上所述。不過，本文主要談經濟，政治問題另有專題論證。
中共向世界輸出武裝革命，一共花了多少公帑？
中共沒有披露。但通過以上所述，可想而知，數額相當巨大。
下面談談中共對柬埔寨的武裝革命輸出，可作佐證。
BrOtherNumberOne：「一號大哥』」
這個本名沙羅紹特、1975年4月紅色高棉執政後才更名為波爾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於磅同省磅斯外縣波列斯布村一個擁有20公頃土地的富裕農民家庭······1952年他第一次秘密潛入中國，在南方某地參加了軍政訓練速成班。1955年起柬埔寨馬列主義信徒開始籌備成立自己的政黨。在此期間波爾布特又一次進入中國南部的游擊戰訓練營地深造。1960年9月30日在金邊火車站附近正式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高棉勞動者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由三人組成，總書記杜薩木，副書記農謝，波爾布特是常委。
1965年在越南的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波爾布特置北越的阻攔而不顧再次到中國訪問並逗留到次年2月。這期間他會見了中共高層幾領導人物，但沒有見到毛澤東主席。中國當時的理論權威陳伯達等人給他講述了「中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共產國際」等理論。後來波爾布特又多次到中國取回「革命真經」。尤其是1965年與康生的會見，對他產生了可怕的影響，那一套剷除內奸的「理論」令他極為欣賞。
在中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之時，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讚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他見識了「大躍進」、「上山下鄉」，深感茅塞頓開。可以說，對於波爾布特而言，毛澤東的理論丶中國的鬥爭經驗，在那時已成為他心中奪權丶建國丶治國的依據。
毛澤東支持波爾布特
毛澤東除了在思想上武裝波爾布特，還在物質上給波爾布特大力支持。在中蘇公開分歧後，東南亞共黨也發生分歧，波爾布特親中共，是狂熱的毛派分子。1965年，波爾布特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毛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建立革命根據地。1968年1月柬共正式成立「柬埔寨革命軍」，推行武裝奪取政權計劃，該年波爾布特再次訪問中國大陸。他受到張春橋丶姚文元的接見。當時柬共中央軍區僅有4個警衛戰士，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丶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種脫胎換骨的轉變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援越抗美實錄》（濟南出版社）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法國學者薩隆．索恩1972年秘密赴柬埔寨的根據地採訪，發現波爾布特軍隊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中國AK-47衝鋒鎗。
波爾布特建國緊跟毛澤東
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偉大領袖」毛澤東，聽取指示。
圖片：毛澤東會見柬共領導人左為毛澤東，中波爾布特，右英薩利
毛澤東對他說：「我們贊成你們啊！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毛澤東對波爾布特講：「你們現在是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道路有兩種可能，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對毛澤東的指示，波爾布特回國以後身體力行。
波爾布特整死多少人？
在毛澤東指導啟發下，波爾布特在「消滅私有制」方面走得更遠，更極端。他在柬埔寨建立極權統治之後，推行合作化、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811萬人口的柬埔寨，竟被他整死了約200萬人（見《國際統計年鑑》1995版），柬埔寨人四者死其一。在柬埔寨的43萬華裔死了21.5萬，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1萬寮國裔死了4000人，2萬泰裔死了8000人，25萬伊斯蘭教徒死了9萬。這種人間慘局，只有在共產極權統治下方能發生。
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歡迎波爾布特到訪
波爾布特訪問中國大陸時，受到中共領導人和中國人的夾道歡迎
引自《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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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中國共產黨輸出武裝革命開支巨大。問題在於：中共黨國大撒幣，這些錢是貧窮的中國人民的血汗！——當時，中國正是全球第一貧窮國家——不是你共產黨的錢！
這就是中共黨國財政——刮民財政——的第十五宗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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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共黨國對中國人民的剝削掠奪嚴酷至極！
一個國家執政黨如此殘忍剝削掠奪自己貧窮的國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一貫大力宣揚愛國主義，如此暗無天日的國家，叫中國人民怎麼愛？怎麼能愛？怎麼會愛？[博訊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