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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二十年 何曾可能"不變"?

2017年6月29日,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香港,準備參加"香港回歸二十年"慶祝活動。也在這天,《紐約時報》刊出專題報導指出,香港這個"曾經的模範城市"正"陷於困頓";BBC網站則刊出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專訪,重申香港民主的重要,呼籲世界敦促中國信守對這片土地的承諾。

前一天下午,預計在7月1號回歸紀念日舉行升旗儀式的金紫荊廣場,則湧現了香港眾志、社民連、人民力量等團體成員;他們以黑布遮蔽金紫荊雕像,抗議中國未落實"一國兩制"並未落實。入夜後,警方逮補了二十六名抗議者,以"公眾妨擾罪"拘留。

二十週年的回歸紀念,開場前就註定滋味複雜。

港府慶祝回歸二十年的網站上,高掛"同心創前路"這個標語。但正如多數標語所照見的,恰是在現實中對應內涵的匱乏。"同心"一詞,對此刻香港也顯遙遠。

回歸的許諾與失落

1997年,香港結束長達156年的英國殖民統治,移交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忐忑的港人能握在手中的,只有1984年由前殖民主英國代為向中方協商出的《中英聯合聲明》——特別是第三條羅列的的"基本政策方針"。

這些基本政策方針包括香港的"高度的自治權","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以及涵蓋"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依該條第十二項,這些基本政策方針"五十年不變"。

但才二十年,"不變"的承諾便一再顯得勉強。

最先,2002年北京敦促港府落實《基本法》23條的立法,即被視為將傷害香港的言論與出版自由;隔年七一的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主要訴求之一就是反對23條立法。2003年"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CEPA)簽訂後,雖然對香港經濟顯有助益,卻也逐漸招致"使資產階級獲得好處、其他階級只能陪跑"或"造成香港經濟傾斜"的疑慮。

CEPA簽訂後隨即開放的陸客自由行,讓香港市民在生活中對於"回歸"有了最具體的感受。十多年內,每年到港陸客從四百多萬成長到破四千萬,雖然對部分店家帶來收益,但同時對香港交通與城市空間帶來巨大負擔,而因語言文化風俗落差造成的衝突更是層出不窮,換來"蝗蟲"之譏。更重要的是,陸客挾其雄厚購買力,急遽形塑香港城市地貌;針對陸客需求的金飾店或葯粧舖蔓延,租金上漲,相對擠壓許多香港老店的空間,也怠慢港人生活需求。

進一步投資置產的移民,則成為香港樓市價格一股顯著推力──2003年以來香港房價上漲約380%,不僅讓香港青年難以負擔,也轉嫁為香港百業的成本。即便法規制度不變,實際上感受到的生活卻處處轉變。

本土認同的崛起

"回歸祖國"的種種不適、生活改變,加以回歸後望向中國所不免看到的種種難堪,不免催生出與國家認同對照的"本土情懷"。這種情懷,最初反映在2006-2007年保留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等事件中,開始浮現對香港記憶的珍惜。

2008年的北京奧運與神州七號發射,一度在香港心中創造出"與有榮焉"的感受,把中國認同拉到一個高峰,但隨即回落。香港社會學家趙永佳曾指出,當年京奧後隨即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造就赴港搶購奶粉的人潮;加以年初川震後,後續陸續出現諸如豆腐渣校舍等問題的報導──兩則重大新聞,可能都重挫了中國才在港人心中築起的形象。

到了2009"反高鐵"運動,本土情懷發酵為對"中港加速融合"的焦慮。而2012年的"反國教"抗爭,更引爆許多中產父母"唔好搞我個仔"(不要動我的孩子)的憤怒,把素來對群眾運動保守冷漠的港人,大規模地動員到"抵抗中國因素"的戰線。

一度,港人期待透過"爭普選"以落實自治,爭取政治主體性,扭轉操之於人的局面。然而,2014年佔領中環79天的抗爭,只換來集體挫敗、抗爭者路線的內部分歧,與"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路線的失色。2015年底銅鑼灣書店的關係人連環失蹤奇案,撼動香港居民過去以為"有別於大陸"的司法安全感;2016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資格審查,以"人大釋法"禁止個別當選者重新宣誓,形同剝奪他們的就職資格,則又進一步象徵,北京對香港政治空間的步步進逼。

近史可鑑,強勢壓迫,是催逼出弱勢者集體認同的捷徑──正如中華國族認同誕生於清末列強辱華,鞏固於日本侵華;而國府來台後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也是若干老一輩獨派台灣國族主義孕育的濫觴。。香港"回歸祖國"後滋生的本土情懷,在傘後的集體挫折中,進一步深化為"香港民族論"甚或"港獨"等本土基進政治主張。

2016年旺角騷亂,代表"和理非非"頓挫後,勇武抗爭路線的崛起;在素來對抗爭保守的香港,暴力路線素來難以討好。素料,本地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隨即在新界東補選斬獲高票,折射出勇武本土路線已獲得可觀市民同情──但同時,這也增添溫和保守市民的焦慮,造成香港內部更深的裂痕。

當前,香港社會中沿著世代、政治光譜、基進/保守態度所切割出的裂痕,可能才是香港最深的危機。不管是已與一國兩制妥協,務實地在現有政制爭取空間,避免激怒共黨的溫和派;與建制周旋多年,堅持溫和抗爭的泛民主派;篤信和理非非無用,相信暴力與犧牲無可避免,昂然追求香港尊嚴的勇武本土派──這些立場迥然的人,其實都相信自己在保護挽救香港,也都抨擊過其他路線斷送未來。

歷史還下不了判決;但理想之人卻已傷痕纍纍。

"不變"何曾可能?

其實,香港何能不變?對於鑲嵌在兩個變動世界介面的香港;"不變"的承諾,一直就只是安定焦慮的一廂情願。

香港開埠以來,即是以"南中國面向世界的門戶"的定位崛起;作為"門戶",香港自然不可能自外於中國或世界的變化。早在回歸前,中國的革命、抗戰、內戰、文革,無不波及國境南端的這方土地;而國際上不管是殖民秩序的崩解、冷戰體制的成形與終結,也都一再牽動香港命運。

1997回歸,香港揮別昔日作為大英帝國遠東轉口港的角色,重新嵌入中國的政經制度中。前者必然伴隨鄉愁,後者也必然涉及到中港兩種矛盾體制的磨合痛楚。光是這些,就已註定"不變"的期待,耐不住現實考驗。

再者,這二十年香港面對的世界,恰好踏入後冷戰時期第二波全球化的新局,面對不同尺度的機遇與風險。回歸後,香港先後撞上亞洲金融風暴、2003的SARS以及2008的金融海嘯,每回都對經濟造成重擊。其中最關鍵的是2008年下半的香港,剛從北京奧運建構的集體共榮感中走出,就撞上環球金融危機的失控;這對於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衝擊尤深。

觀察各種指標,2008年起,香港民眾對港府滿意度暴跌,遊行集會次數漸增,同時香港認同崛起,中國認同下滑。在種種可歸咎於中港融合、香港政制、中國醜聞等國內因素外,多少也能歸咎於當時經濟困頓造成的壓力。

更不用說,這二十年間的中國,經濟飛騰綜合實力翻了數倍,卻也鬧出不少有損國面的重大丑聞;更歷經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班子,經歷政治風格從豪邁、相對開明到緊縮的變遷。香港特首也換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任——中港衝突在2012年後的急遽升高,有跡可循。

甚至就在這次,二十週年的前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二十年來的港台對望

回看二十年前,曾在四小龍的隊伍比肩齊步的港台,剛好走向背反的軌跡。

1997的台灣,甫在前一年完成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三年後也將迎接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解嚴後打開的社會空間,也逐漸並發出各種多元觀點與豐沛的社會活力。雖然民進黨的崛起,讓不少心繫中華民國命脈的人心憂;但就民主改革的動能而言,彼時台灣無疑正處於讓人欣喜的節奏。

然而在另一方面,政黨輪替後的台灣,卻開始陷入長期的經濟困頓、薪資停滯,逐漸失去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清晰定位。對比之下,香港不僅在英國留下的(語言、基建與跨國網路)基礎上,抓住了那波全球化擴張的機遇;也在北京"打造香港為一國兩制"示範點的"讓利"下,獲得額外的經濟動能。

大約在2012年以前,台灣媒體對香港的報導,多著墨於其基礎建設的格局(如赤臘角機場、機場快線)、擁抱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力度、經濟指標的成長,以及大學高薪引才的能力。彼時台灣人談起香港,語氣多少有著艷羨。而香港媒體呈現的台灣,則多是聚焦於國會打架、弊案、經濟疲軟等亂象;那幾年去香港,還常常被的士司機揶揄。

但幾乎,隨著過去五年香港各種抗爭的湧現,這種港台對望的觀感倏地產生逆轉。隨著香港層出不窮的抗爭,台灣媒體開始注意到亮麗的經濟數字下,香港嚴峻的所得不均、高漲的房價、惡劣的住房條件。2014太陽花運動期間,立法院周遭出現不少來觀摩聲援的港人。一句"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搭配各種黑暗證詞,更是倏忽把香港從昔日"經濟發展模範生"的光環中扯下,放在"中國因素受難先行者"的位置,供台人悲憫、警惕。

相對而言,許多心繫民主的香港人,開始關注、艷羨台灣民主化的軌跡經驗;更多媒體與遊客,則開始稱讚起台灣社會的價值多元、創意的蓬勃,以及處處充滿小確幸的生活質感。近年,明顯能感受到來台的香港朋友變得絡繹不絕。甚至,台灣還在一些調查中一躍成為香港人考慮移民的主要選項。

中國崛起,促成港台兩地公民社會與青年的互動;而兩地過去歷史的交織,剛好寫出一段"經濟發展"與"社會民主"孰先孰後的辯證。

香港故事,台灣能汲取什麼?

回望這二十年,台灣能從香港經驗汲取什麼?

首先、自然是看見"一國兩制"的侷限。其實若暫時擱置認同情感,在當前全球政治框架多元分層的趨勢下,"一國兩制"原本是打破"國本位"窠臼的創見;北京率先運用於香港,也帶著做給台灣看的企圖。但從香港二十年的實踐下來不難發現,倘若"兩制"或其下轄人們的價值反差過大,努力去維持一國框架,只會在制度介面(例如基本法的釋法)造成龐大張力,難以妥協。

就這點而言,解嚴後歷經民主化三十年的台灣,與中國社會在基礎價值的距離,更甚於中港之間;要能架出涵蓋兩岸制度文化的一國框架,不管在憲法工程的跨度,或是在社會心理的說服上,都更艱難。

其次值得警醒的,是從香港"不變"的幻影,反思台灣經常說的"維持現狀"。不管是香港要的"不變",或台灣多數人偏好的"現狀",總是面對不確定性下直覺的保守期待,背後的渴望也都是自主。但從來沒有永恆不變的現狀;而我們越把現實想像成某種穩定不變的現狀,就越可能錯失局勢變遷的跡象。真要確保自主,就必須持續關注變化中的局,動態而積極地調整腳步。

而不管是台灣或香港面對的局,北京政局總是關鍵。只是在兩地本土化情感浪潮下,似乎台港年輕人都有視中國事務"與我何關"的情感抗拒;但這卻正是最危險的。賽場上面對對手,沒有矇著眼打球的;偏偏台港當前不少年輕人,把中國一切都簡化成鐵板一塊的想像,不啻是矇眼面對中國。

再者,是見證世代認同形塑的速度。香港在史上從不曾真正脫離中國;不管戰前或戰後抵港的華人或其後代,在戰後絕大多數時間裡,也仍保有"中國人"認同。回歸後,香港的中國認同還一度在2008年攀上高峰,卻在過去十年內急轉直下,創造出一整個偏向本土認同的青年世代,甚至出現"香港民族"說。

這個例證,適足以凸顯作為"認同"的建構本質;如果站在尊重個人自我指涉的自由權利,則不管持有何種集體認同者,都應對社會上其他異己認同,有更體諒包容的態度,也將更減少社會上任一群人,以一己認同強制規範他人的暴力。

最後,從昔日在經濟發展上不如香港的自卑,到逐步發現台灣在政治文化上能提供參照的自信。台港足跡帶出的辯證,當足以明晰台灣人們過往在看似紊亂的集體選擇中,所逐漸體證的價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中國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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