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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毛澤東安撫林豆豆密信曝光 周恩來真陰

謝靜宜開出一張要豆豆交代的清單,內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經過;林彪手令怎麼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幕後;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關係;特別要追查9月12日晚上葉群和周恩來通話的內容——這是毛最擔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還睡有「中國的赫魯曉夫」?豆豆只回答了一條: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誆騙上飛機的。

1986年,解放軍出版社約《解放軍報》編輯劉家駒撰寫林彪傳。劉家駒為此走訪了林彪之女林豆豆,以及林的老部下蕭克、耿飈、任思忠,專案領導人李德生等林彪事件知情者近百人。突然,解放軍總政治部叫停林彪傳出版計劃,劉家駒因此提前退休。2013年,他在《炎黃春秋》發表《我寫林彪傳的遭遇》,披露了採訪筆記的部分內容。

林彪全家福

接受撰寫林彪傳任務,初見“監護”中的林豆豆

1986年春,解放軍出版社《星火燎原》編輯部約我撰寫林彪傳。雖說已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要寫一個已定性為“叛黨叛國、謀害毛澤東主席的元凶”,我筆觸的尺度怎麼把握?編輯部主任王長龍給我消除疑慮,說他們編輯部準備為元帥立傳,不能沒有林彪,林彪是個特殊人物,寫他的書,目前只能作為內部讀物,出版計劃已得到總政宣傳部的批准,請我出山,考慮到我是《解放軍報》的老編輯,會把握好政治是非的關口。王拍胸脯:“你放寬心地上馬,要有事,先打我王長龍的屁股。”

我和王長龍是老相識,他熱情舉薦,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開始解凍,寫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現一個真實而又敏感的人物,仍舊會觸動我黨我軍宣傳口的階級鬥爭導火索,在受領任務時,我不無顧忌地向王表示:“我絕不會給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煩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兒林立衡(豆豆)被“發配”在河南鄭州。此前數年,一位河南作家對我說過,他的一位親戚在鄭州汽車製造廠一分廠工作,和豆豆在一個辦公室,還桌對桌。有了這一難得的關係,我先去了鄭州。

汽車廠是紀登奎抓的點,造反派當家,豆豆在汽車廠雖擔任革委會副主任,但因是個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門的監控。我想起有個戰友在鄭州市當公安局副局長,就上門找他,正巧,他分管監控全市的“地富反壞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點人物。他告訴我,豆豆屬中央監控對象,到鄭州落戶後,省公安廳對她的“安全”有嚴格的約束,她的日常行動,由汽車廠革委會指派得力的專人給予“保護”,不經允許不得離廠,經批准外出必須有人隨從。

當初,市局嚴控豆豆,還建有專為監控豆豆的日誌,記錄汽車廠天天報上來的豆豆活動內容,如:

×日×時,到傳達室取報即回,無異常發現。

×日×時,一女工進林豆豆家,一小時後出來,待查。

×日×時,有人夜間送一盒點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這都是些浪費精力的無效勞動。後來省局也嫌煩,也不幹了。

這位局長戰友還給我講述了兩個政治笑話:

豆豆剛進廠,正趕上“反擊右傾翻案風”,鄭州市在體育場召開群眾性的批判大會,指名要豆豆參加。那天,主持會議者宣布省市革委會領導人名單之後,大概是為了加大討伐鄧小平的聲勢,提高了嗓門又宣布說:“到會的還有林彪女兒林豆豆!”這下像炸了窩,引起一片騷動,都伸頭四望,發現觀眾席中有個女軍人,誤認是豆豆,紛紛圍過去看稀罕,會場亂成了一鍋粥……從此,汽車廠成了風景線,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廠門口,等著一睹豆豆的尊容。

還有一件是豆豆剛安家時,搬運工人抬的一隻木箱很沉,就傳言說是一箱黃金,林彪留下的遺產。市公安局派人查實,是豆豆的一箱書。

近些年,省市公安廳局對豆豆監護已有很大的鬆動,豆豆仍然深居簡出,除了上班下班,偶爾到食堂打打飯菜,很少與外人接觸。這位局長對我很通情,保障我的採訪順利,要我以總政名義向廠方提出是來向豆豆訪談“九一三”事件的,讓廠方向他作出請示報告,他當然會高抬貴手。

我依照局長公事公辦的組織程序見到了豆豆。她患皮膚過敏症住在省中醫院,初見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遺傳,體形纖小瘦弱,身著一件天藍間白花的對襟短衫,儼如一家庭主婦,憔悴的臉龐,彷彿刻記了她15年的悲情歲月。

豆豆做過編輯、記者,現在換了位,她懂得如何應對我。最初幾天的交談,我提示,她敘說。

經驗告訴我,只追求律師一樣的效應,為林彪去做無罪辯護,訪談只能走進死胡同。我決定讓她走出醫院,逛大街,見她結識的新老朋友,鬆動她封閉的精神。像老朋友一樣,開襟見懷地談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淪落……

在三年磨難中的豆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從北戴河出走後,驚動了世界,舉報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張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這裡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規格的秘密問訊。審問人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謝靜宜,她帶來毛的安撫的口信:

豆豆:

不要傷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們家分兩派,我在一個月前就聽說了,好好注意身體。

毛澤東

10月6日

謝靜宜開出一張要豆豆交代的清單,內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經過;林彪手令怎麼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幕後;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關係;特別要追查9月12日晚上葉群和周恩來通話的內容——這是毛最擔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還睡有“中國的赫魯曉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條:林彪是被葉群、林立果誆騙上飛機的。

謝靜宜認為豆豆是在捨車保帥,她凜然告訴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來不是來聽你宣傳的,你交代好了,還能給你保留《空軍報》副總編輯的位置。”

謝要豆豆不要再冥頑不化,和家人劃清界線,再立新功。

謝是毛澤東身邊了解外界的一隻眼,文革中,“六廠二校”是毛澤東狠抓階級鬥爭的試點,謝敬宜是聯繫人。謝更熟悉空軍內部的派系爭鬥。她的丈夫蘇延勛,原是空軍的機要局長,因反對老司令劉亞樓已“靠邊站”。毛請他吃飯安撫他,要他繼續留在空軍:“看看他們會對你怎麼辦?”蘇把搜集“小艦隊”的異常活動都通過自己夫人報給了毛,這些信息在毛林之爭中(特別是毛南巡前後),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堅持不改自己的說法,謝靜宜口含天憲也難以應對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懲治的,就是下令撤銷她倆六菜一湯的優待,一日三餐送來戰士食堂的大鍋飯菜。

豆豆也寫出不少交代,在謝靜宜看來都是在避重就輕,不是毛澤東所要的。其中,有毛林關係對毛不利的言詞,謝靜宜看了,大為光火:“這是放毒,要是把這些告訴群眾,你們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欽命,不得不天天來施壓,爭吵。謝看到久拖難有成果,想出新招軟化張清林,把她倆分開,各住一座樓。要張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跟她合作:“為黨立功,交代出了成績,毛主席高興了,會接見你的。”

三人苦爭苦鬥了半年,張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謝靜宜修改後交豆豆重抄,送給了毛澤東過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來帶領李德生、紀登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豆豆。還有總政副主任田維新、副總參謀長張才千、中央警備局局長楊德中在座,謝靜宜做記錄。

周恩來開場說得很親和:“主席要我和你們倆談談,我拖了幾個月,今天我代表主席來見你們。”

接著,周批評豆豆:“聽說你們和謝靜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們做得不對嘛。”

周又詢問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況後,轉入正題: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報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統帥,誰還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還見過嘛……”

豆豆不放過這一機遇,向周恩來陳述林彪是怎麼被騙出走的,沒說幾句,周不容分說,拉下臉來訓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風,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紀登奎也跟著指責:“林立衡,你不要自認為是很清白的!”

對豆豆的執迷不悟,周要領導專案的李德生對豆豆繼續管束。李說:“我要出國。”

周當即宣布由他親自管理豆豆,並要豆豆回空軍去接受群眾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軍,空軍派出著名女飛行員諸惠芬等三人來輪番地“幫助”。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長李震三天兩頭來查案情。豆豆在高壓下精神崩潰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藥,經301醫院搶救後,把她交回空軍報隔離審查。

豆豆被視為林彪留下的“釘子”,由空軍報組織人大會批、小會斗。

為防止她再自殺,把她關進一個只有8平方米的房間,派專人日夜監守。房間內晝夜開著燈,不準掛蚊帳,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腫塊,看守人每天端來一盆稀釋的敵敵畏潑灑在地面上。屋內空氣污濁,又數月不見陽光(看守人在牆上挖了個小洞,每天讓她伸出手臂曬半小時的太陽),豆豆掉了6顆牙,頭髮掉了一半,體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死存亡關頭,她向毛澤東寫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由空軍政委高厚良來向監禁中的豆豆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同張清林往來,他們與死黨有區別。

經政治局討論,決定把豆豆下放到農場勞動鍛煉。

8月初,豆豆和張清林一起來到黃河灘上,這裡是空降15軍43師的農場。豆豆改名叫張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勞動是給果樹打農藥,農藥引起她皮膚過敏,渾身紅腫瘙癢。後改為牽牛種地,牛不聽她使喚,又讓她鋤草、餵豬、做酒。一天忙活8小時。

空降15軍政委張純清來看望她,同情她的處境,要她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豆豆說:“我不會再寫信了,我會活著,我活著歷史也活著。”

1975年10月5日,中央組織部和空軍幹部部派人來農場,向豆豆宣布鄧小平的指示:

恢復組織生活,恢復真名,按幹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請求被拒絕,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鄭州。

走訪知情林彪的近百人

一個月的訪談,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參與一些上層鬥爭的事甚少,多年來,社會對林的晚節褒貶不一,生髮出許多的小道傳聞,豆豆雖有個人刻骨銘心的沉痛記憶,卻無法作出一些關鍵史實的確切說明。不是豆豆不想談,是她談不出來。她雖生活在優渥的帥府,但處處都是政治藩籬,她受閱歷和學識所限,無法深入父親胸懷中的另一個世界,特別是那些叱吒風雲的軍事鬥爭,和殘酷又陰暗的政治博弈。

我決定擴展訪談範圍,回到北京,拉網式地採訪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戰爭年代,他們和林彪朝夕相處,都退休在家,如副總參謀長閻仲川、總參作戰部部長蘇靜、某國防工程負責人蒲錫文、上海市委副書記陳沂等。林彪的老秘書中,我拜訪了潛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衛生部副部長譚雲鶴、建國後林辦的工作人員。我還走訪了8341的警衛人員、專案組、“小艦隊”和知情人。更高層的有林的老部下蕭克、耿飈、任思忠(廣州軍區政委),專案領導人李德生。

我還想走訪“九一三”事件中被稱為“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他們經受過特別法庭的審訊,也許會從憤懣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們都不在北京,是軍事法院把他們交給了軍區看管,黃永勝在青島,吳法憲在濟南,李作鵬在太原,邱會作在西安。我決定先去見李作鵬。李在東野是林身邊的作戰處長,東北戰場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鵬可能是急於要擺脫自己背負的沉重枷鎖,得知我要見他,就給公安部寫了封揭發信,說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歷史,是籌謀為林彪翻案。此信轉到了總政,總政怕火燒“閻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書的宣傳部,反來抓我一個編輯當祭品,責令我停止對林彪有關的一切採訪活動,要我保持晚節,並寫出書面檢討。

這突如其來的橫禍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悶棍!我向找我談話的領導人表明:我師出有名,是解放軍出版社聘請的,組織出版這部書,有你們宣傳部的批示,我沒有過錯,更不承擔任何責任,絕不會給總政寫出一個字的檢討。

最終,由《星火燎原》編輯部擔當了責任,寫出了書面檢討。

我的一支禿筆卻給封了,採訪筆記也鎖進了箱底。很快,就給我下達了退休命令。

還原真實的林彪,路漫漫其修遠

上世紀90年代初,我走進了《炎黃春秋》編輯部,被聘為副主編。在編委會中,有不少是從舊意識形態營壘中衝殺出來的老革命,他們諄諄地教化我,要我摒除黨文化,遠離“立場觀點”的偏見,用劉知己的“不掩惡”、“不虛美”的理念重新審視林彪。

老革命們解放了的歷史觀,又燃起了我重寫林彪的熱情。我的一位鄰居曾是審理“林彪反革命集團”專案的材料組成員,是他把全軍批判揭發林彪的材料,編輯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軍委檔案館。這是難得的“寶藏”,我試圖走進檔案館查閱,那裡已高掛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幾年功夫,通過搜集知情人的眼見耳聞,獲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實,證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無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個十惡不赦謀害毛澤東的罪魁禍首;“林彪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證明了林立果的“小艦隊”是一幫對中國前途很有先見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執筆寫眾望所屬又關卡森嚴的大部頭,首先得把推進糞坑裡的“死魂靈”扒拉出來沖刷,還原林彪真人的模樣。這對我來說,是一項要去翻越歷史窮山惡水的艱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沒有能力去作為,我只能把走訪蕭克、耿飈、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層領導人的言論,逐字逐句地記錄在案,也原汁原味錄下林彪身邊的參謀、秘書工作人員對林的記憶。這些可貴的資料,我都沒有公開,仍舊在做縝密的研究,考證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實性。多年的編輯經驗告訴我,若要把歷史真相全盤托出,很可能會被興師問罪,所述史實要是稍有偏差,讀者更不會饒恕你。

我還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歸真相,最大的困難,是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定性林彪“叛黨叛國”的1971年57號文件,和印發全黨數落林種種“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續數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億萬軍民的大批判運動已“深入人心”,要轉變被顛倒了的輿論,非我單槍匹馬所能做到,唯一的辦法是鼓動有識之士參與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些年來,研究林彪的人越來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門,我都誠心地接待,告知他們我的所得,提供資料,安排對當事人的採訪。他們中大多是國內外讀者十分信賴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孫萬國,他的《古有竇娥,今有林彪》較真實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學者丁凱文,經他多年搜集彙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集納了國內外知名學者對林彪事件提出的質疑和評述,引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響。還有一位是美籍華人司馬清揚,他是化學博士,用業餘時間從大量史料中研讀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凱文合作寫出《找尋真實的林彪》,又獨立著述了《周恩來與林彪的終極對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獨到真實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眾多記敘林彪的著述中,我認為他的書令人折服。

再一個是中新社老記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國內外介紹“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難的。2011年9月初,我們在北京郊區召開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會,邀請當事人和家屬26人、專家學者18人,暢談了“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由此引發的變故,以及今天的認識。我請高瑜來主持會議,並寫了報道。

歷年9月,國內官報都要例行組織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網站轉載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會的消息後,國內的批林即刻銷聲。

與這些真誠的、有責任感的學者相比,舒雲走的是一條邪路。署名“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後,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張清林打電話給我,指責舒雲在書中弄虛作假,編造史實,未經他和豆豆的允許就貿然出書。張清林很是憤然,表示準備對舒雲提出侵權訴訟。我問豆豆是怎麼回事?豆豆說,舒雲沒對她說過出書的事,更不知書的內容。正好此時,我的一位朋友弄來這部書,她看了,說是一部大雜燴。我趕緊借來一讀,內容確實雜亂,大都是用舊文組裝。全書不過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讀過,有1980年豆豆給中央的申訴信,1982年她來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實況向中央領導做的陳述,還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舊作,另兩篇分別摘自張雲生的《毛家灣紀實》和官偉勛的《我所知道的葉群》,為她的境遇鳴不平。唯有說理不清的《為林彪元帥辯護》和添枝加葉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兩篇算得上口述,卻是出自舒雲之口。

為了“豐富”書的內容,舒雲對舊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摻雜當今詞語,虛擬情節細節,隨心所欲地演繹。其中《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就是舒雲“深加工”“整理”出來的,其內容的混亂,讓人難以卒讀。我在1986年採訪林豆豆時,就見過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決定公開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後,豆豆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黃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訴人有條有理地用事實在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辯護,沒有譴責批判的用語。舒云為出書,篡改了原信說理的主旨,變成了一篇聲討特別法庭的檄文。

舒雲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嚴謹,最初出現的錯誤,我是諒解的。她本應接受教訓,敬畏歷史,在自己前進的路上做出更為艱苦的探索,花大氣力從大量的口述中獲取真實而有價值的史料,舒雲卻求利心切,在書中大膽妄為地編造情節,又竊走我寫成的資料加以濫用,失去了學者應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學研究真誠的風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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