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至今未被摘帽的六大著名「右派」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國共產黨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於是就黨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結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整風風向為之一變,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爭。由於中央對國內政治形勢作出了不切實際的估計,又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錯誤方法,不適當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持續近一年時間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把大批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少數黨員幹部等錯劃為“右派分子”,人數達55萬餘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六人就是當年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國第一右派”章伯鈞(1895—1969)

章伯鈞,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學德國,在德國柏林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德留學期間,與朱德同住一室,並經朱介紹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曾擔任副主席和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他曾擔任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有如下發言: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樣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於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的發言,最終成了章伯鈞被劃為右派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

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鈞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最近章伯鈞的小女兒章詒和撰文稱,當年中央統戰部把章伯鈞的妻子和女兒找去談話,說中央給反右定性為“擴大化”,那麼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頭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鈞。

平反右派時,中央統戰部對章的家屬說,當年給章的劃右材料都不確實。說各黨派要“輪流坐莊”是張冠李戴,話是程潛說的,卻戴在章伯鈞頭上。難怪當時章的妻子說:“對此決定,我只能服從,而不能贊成”。

“中國第二右派”羅隆基(1898—1965)

 

 

羅隆基,江西省安福縣人,1921年赴美留學,先後入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後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曾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被逮捕。建國後,他自己想當外交部長,但實際被安排當森林工業部部長,他甚感委屈,不知毛澤東是不是對他這人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深意而作出的安排。以下是羅隆基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的言論:

思想不能統一也不必統一。而且以人類的經驗論,自有政黨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黨外無黨”這回事,更沒有“黨內無派”這回事。政黨本來是與民主政治交相為用,相輔進行的。以民主主義治黨,就不怕“黨外有黨”,民主的功用就在於調劑黨內的派系、黨外的黨,使一切意見主張的紛爭,走上光明正大軌道,而不趨於革命流血一條狹路。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籍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

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黨局和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益叛離……

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中國第一右派章伯鈞和第二右派羅隆基有一段對話讓許多人不解。《往事並不如煙》中有這麼一段: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朴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父親則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五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象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銷羅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31日,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同時撤銷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1965年12月7日子夜,賦閑在家的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然離開人世。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分子”帽子,沒有舉辦追悼會。

儲安平(1909—1966?)

 

 

儲安平,江蘇宜興人。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後,擔任《中央日報》編輯、復旦大學等校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名記者、大作家型的官員,儲安平當時在上層知識分子中很有些名氣和影響。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以下是發言選摘: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

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愿願跟黨走,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後面的這番話,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並且非常不恭地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老和尚”。在當時確實驚世駭俗!此言一出,當場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讚許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極為憤慨地進行了批駁。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像是在全國範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從而在全國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在這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衝,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

儲安平見勢不妙,便於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送去了辭呈。章伯鈞在接受儲安平的辭呈後問:“你的負擔重不重?”儲安平打腫臉充胖子說:“不重。”章伯鈞說:“有以下三種情況就困難了:一、身體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擔子壓迫。有這三種情況非出來做事不可。”儲安平說:“我沒有。”章伯鈞又說:“你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齡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夠看到50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

儲安平辭職以後,社會上對他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使得他被迫寫檢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談話,並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儲安平因此名列中國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五次會議,決定取消儲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資格。不久,九三學社決定撤銷儲安平的相關職務。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對象,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並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1966年秋,儲安平失蹤。至今下落不明。

“羅隆基的一等功臣”彭文應(1904—1962)

 

 

彭文應,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預科清華學校,曾擔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1932年回國,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思想左傾,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寫有《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在陳毅為其主持的座談會上,周恩來鄭重地向陳毅介紹彭文應:“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

1957年大鳴大放時,彭文應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

俗話說:“禍從口出。”彭文應心直口快,話多,文章多,而且從不文過飾非,不發違心之言。以下是彭文應的一些“右派言論”:

“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和群眾不滿,影響了黨群關係。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原則是:量才錄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做到賢者在位(政治領導),能者在職(業務領導),賢者要注意加強業務,能者要注意加強政治,以求德才兼備。”

“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導的片面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導,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去年(編者註:指1956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昨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1957年7月19日,張春橋化名“常孰”在《解放日報》在醒目位置上刊發的《質問彭文應》一文,隨後全國各大報也紛紛發表了一系列“批彭”文章,這位早已頗有聲望的民主人士馬上成為了“大右派”。

其實從以上的言論來看,彭文應沒有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算不上反動言論,還算是提意見,符合當時整風精神。何況當時還提出“言者無罪”的承諾。所以不能“以言定罪”,不應該把彭文應劃為右派。但當時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點了彭文應的名,誰敢不劃彭文應為右派?就是在改正的時候也不敢給他改正。彭被看成是“章羅聯盟”的主要成員、“是羅隆基的一等功臣”。當時章伯鈞、羅隆基已經劃為大右派了,所以就把他劃為大右派,這符合當時整人的邏輯。

彭文應被劃為右派之後,工作職務被撤銷,家中生活困難。上海市委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跟他說,只要你承認右派,寫個材料,就給你摘掉帽子,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說:“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拒絕寫檢討,不承認有錯,不承認右派。

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死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但彭文應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難得安寧。當“文革”狂瀾突起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愛子的墓,一起被掃蕩得無影無蹤。

陳仁炳(1909-1990)

 

 

陳仁炳,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陳崇桂之子,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7年與民盟盟員共同創辦《展望》雜誌。1949年3月,解放軍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會》,批評國民黨統治。解放後,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前,還兼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陳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編輯部代加的篇名為《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他在發言中說:“作為民主黨派的成員,我以最大的忠誠擁護黨的整風運動。黨這樣地以最大的熱誠和虛心,徵求各方面的批評意見。這樣的嚴格對待自己的精神,是偉大的。”

他還說了一個漢代賈誼在“文景之治”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陳仁炳說:“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

陳仁炳對群眾不敢鳴放的原因作出六點分析:“一怕打擊報復;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為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搬不動的石頭,批評由你批評,而不發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點,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批評你是在算舊賬。”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算舊賬”:“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賬而算賬,不算是一種‘算賬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賬(如果有這樣的賬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此外,在政協的一些會議上,他還和上海的一些要員發生了衝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陳仁炳提出,共產黨不能一黨說了算,民主黨派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

很快,張春橋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對他提出的“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進行了猛烈抨擊,說他所講的“鄉原”是在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分子。後來,毛澤東的《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也點了他的名。

隨後,陳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為右派,其中“鄉原”一說,被定性為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分子。事實上,北京有關人士非常注意陳仁炳和羅隆基之間所謂的“組織關係”,就在陳仁炳被劃為右派後,陳仁炳和羅隆基的聯繫以及陳仁炳和美國的聯繫還受到上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1978年4月陳仁炳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80年6月,有關方面決定複查愛國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五人未獲改正。除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儲安平外,陳仁炳是當時唯一活著的一位。

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在上海去世。

欽定學生右派林希翎(1935—2009)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浙江溫嶺人。1949年參軍,1953年從部隊轉業,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並且成為小有名氣的雜文作家。1957年,毛澤東宣布共產黨整風,請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鳴放”提意見,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林希翎自然不知道這是毛澤東“引蛇出洞”之計。

在1957年5月23日到6月13日這期間,林希翎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發表六次充滿激情的講演。其中北大兩次,人民大學四次。

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園貼出第一批大字報,林希翎於5月23日登上了北大的講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開口就提出“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這個最敏感的問題,並且立即提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點明“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以下是林希翎的部分演講內容: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樣的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作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

“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

林希翎的這一番爆炸性的講話,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所談到的斯大林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聯繫起來:這正是犯了大忌。於是,林希翎以後的所有論述都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針對中國現實的,這就註定了林希翎成為“不可饒恕的右派”的命運。

林希翎5月23日的講演馬上被整理成內參。毛澤東看到以後,當場將她定為“學生右派領袖”。但是後來林希翎認為,反右運動不能只歸咎於毛澤東。“實際上,像劉少奇啊,鄧小平啊,當時都是反右的急先鋒。我在北京大學第一次演講,5月23號的演講,馬上發‘內參’嘛。‘內參’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劉少奇的:極右分子,請公安部注意。可以說,我第一次演講,專政的機器已經對著我了。”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處理林希翎的報告上批示說:“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1958年的一天,劉少奇問起林希翎的情況。人大的學生反映林希翎沒有“低頭認罪”。劉少奇說:“那你們應當對她加強監督嘛。”不久,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到人民大學,說“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

林希翎後來說:“到1958年7月份,當人們都淡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就進行秘密綁架。”結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處15年徒刑。到1973年,毛澤東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通過最高指示,林希翎得以釋放,並安排工作。文革結束後,林希翎多次到北京爭取翻案。但是她不認錯的態度使官員們十分惱怒,終未獲得平反。

1983年,林希翎離開中國大陸,後來在法國定居,加入法國籍。2009年9月19日北京時間15時,於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病逝,享年74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