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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共產主義地獄

那個時間仍然都恐慌起來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後來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

就在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宣告“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以後的四年里,發生了餓死3755萬人的人間悲劇,這是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為害最烈的一次空想社會主義實驗。毛澤東親自設計、親自領導建造的共產主義天堂,變成了人間地獄。本章史料取自互聯網,筆者做了一些去粗取精的整理,所有的典型案例,必具姓名、地點、時間三大要素,都是身當其時、身經其事的人留給後世的信史。

大躍進實際分成兩次。第一次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前,1958年底就陸續發現了大躍進問題嚴重如能及時糾“左”轉彎子,也就是餓死幾百萬人。廬山會議後,為了證明三面紅旗正確,毛澤東在全黨發動反右傾運動,然後在全國掀起“第二次躍進高潮”。這二次躍進作孽最大,時間長達一年多,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第二次躍進又失敗了,糧食產量更低了。

1958年9月3日,毛澤東躊躇滿志地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即有可能從去年3700億斤,增到7000幾百億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到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是可能超過10000億斤。”這個牛雖然是在國內吹的,但外電紛紛報道,早已傳遍世界。春種秋收。突然各省說交不出預期的糧食來,這下毛澤東急了,因為這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情。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親自擬稿於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全國,認定“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倉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而且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凡教育必是和風細雨、循循善誘。毛澤東用“堅決”修飾教育運動,有深意存焉!怎麼“堅決”法,他不明說,給下級幹部留下了充分地想像發揮的空間。以“堅決的教育運動”為手段“反瞞倉私分”,把農民的口糧挖上來,是大規模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1958年秋收有50%的莊稼爛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195億斤,省委書記吳芝圃卻按各地委虛報的450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只好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的偉大,將當年產量的75億斤交了國家。

信陽地區1959年實際產糧食40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產為83億斤。省里要徵購9.6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10.4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掠奪而去,平均只剩下100多斤口糧,僅夠食用4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伙了。

據原信陽行政公署專員、黨委副書記張樹藩回憶:1959年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要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路憲文(地委書記)不去,讓我去參加。我先將地委集體討論定的72億斤總產(量)說了。接著談了我在地委常委會上談的意見。這便引起省委對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問路憲文說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路憲文向我問明情況後很不高興,馬上召集在省里開會的各縣、市委書記讓重新報產量。各個縣、市委書記開始都低頭不語,在路憲文一再逼迫下才說:“不是在家裡都報了嘛,還報什麼?”路說:“有人可不是這麼認識的。”這很明顯就是要發動大家把矛頭對準我了。當時我不管怎麼樣,又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並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後,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只是不敢說實話而已。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開批鬥。儘管省委已經把我定為嚴重右傾分子,可批鬥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過點實話的平興縣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的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季剛完,許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的現象。很多石頭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兩縣開展反瞞產工作,先到西平縣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縣。縣委還在召開縣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瞞產動員,然後討論報瞞產多少。我參加了會議,看到很多人低著頭一言不發,即感到其中有大問題。於是我就到下面兩個公社看了一些生產隊的群眾生活,其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經出現浮腫、我看到問題很嚴重,當天晚上就回到縣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出了徵購已透底,人民生活無著落,已出現浮腫和外逃現象,不要再逼大家報瞞產了。我說瞞產可能有,但當前急需安排好群眾的生活問題,然後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我知道他們縣超徵購了700萬斤糧食,就讓他們拿出這些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有人提出動用國庫糧食需請示省里批准,我說來不及了,等請示批准再拿出來會餓死人的,你們不要怕,一切問題由我負責。我跟縣委商定後,一方面讓我的秘書余德鴻給路憲文寫報告,一方面開倉放糧,安排群眾生活,使這個縣基本上沒餓死人。後來戴帽批鬥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余德鴻同志也受到牽連挨了整。

其他縣的情況就不同了,都說反出了瞞產幾千萬、幾億斤不等的糧食,還召開一些現場會。如雞公山公社現場會,在場里圍著許多所謂瞞產糧食,其實就上面一層稻子,下面全是稻殼子。完全是弄虛作假。類似這種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這就不可能不把群眾置於死地。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是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

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3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的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

在群眾已處於死亡邊緣上的情況下,不少地方開始殺牛吃。當時我雖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鬥對象,但尚未停止工作。在批閱公檢法送來的案件時。看到群眾殺牛的案子我就深感問題的嚴重,開始批了幾件都是從輕處理的。到1959年10月,殺牛吃的越來越多了。儘管報告上寫的殺牛的人都是如何壞,還給加了“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這都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幹的,從此我就不再批處這類案件了。

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產包工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是地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延炳玉布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賬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數縣農村工作部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洪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到反右時,馬不敢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去搞的。就這樣,馬龍山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鴻打死了。然後說張福鴻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了。

有一天,余德鴻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進來,他很害怕不敢來。

我說小余你怕什麼,不是和我一樣(被撤職)了嗎?過來談話也好嘛。於是他進屋了。

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麼。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

我說怎麼半個月內四位老人全去世了?是得什麼病死的?余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余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余說:事到如今,你還對我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這時余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留一會兒才說出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的掉了眼淚。接著我又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余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餓死都沒有人埋。

張樹藩是共產黨的好乾部。在他還當專員的時候,派他到遂平縣反瞞產,挖糧食,他開倉放糧,遂平縣在1958年秋天沒餓死人。十月他被罷了官遂平就開始餓死人了。一貫倡導“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只保護謊報產量、殘害百姓的幹部,卻不保護張樹藩這樣的好乾部。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解決的教育運動”的精神,我們看看信陽專區的幹部是怎樣“堅決”地整治農民的。在潢川縣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演出《劉介梅》的戲,批評農民“忘本”,以體現“教育”;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主持,在會上斗真了60多人,並從監獄中提出4人公開審判,威脅群眾。但到會6000代表,都是面黃肌瘦的農民,其中有40%患浮腫病。在當天的大會上,就餓死一個人,抬走屍體後繼續開會反瞞產,以體現“堅決”。

會議結束後,又有19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這樣的大會各縣都開,固始縣就開了40次。固始縣在郭陸灘公社開了三次萬人大會,第一次要每人帶5斤糧向大會獻禮。糧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帶雞、鴨、鵝、豬向大會獻禮,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帶其他東西向大會獻禮,結果,大門的銅環、破衣服、棉被等稍微值一點錢的東西都交給了大會。有四個農民,在會上被逼把身上的破棉襖的舊棉絮挖出來上交。

1959年11月8日,光山縣槐店公社梨樹大隊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認為“有糧不交”,為“教育”群眾,大隊幹部派民兵把徐吊在食堂房樑上毒打,六天後死去。徐傳正一家六口隨後全部餓死。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糧不交,遭到毒打,五天後死去。晏妻黃秀英給孩子們偷炒麥子吃被發現,開群眾大會批鬥,會後捆綁起來,11月天氣,往身上潑冷水,被折磨致死。家中留下5個孩子,除14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4個小的被活活餓死。有多少農民被這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教育得家破人亡啊!

據原遂平縣委副書記嵖岈山衛星公社創始人婁本耀回憶:

大約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醫院接到劉班庄群眾一封來信,信上寫道:婁書記,俺庄已經死了62口人,外出跑到黃河北的有幾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氣,你快來吧,晚了就見不到俺們的面了。我大吃一驚,搖搖晃晃地出了醫院,到縣委找到辦公室秘書趙文亮和通信員徐文堂,由他倆架著我向劉班庄走去。天下著大雪,路很不好走。

我們一口氣走到八里楊的場地里,準備靠到麥秸垛上休息一會兒,忽然發現麥秸垛下有個死人。我們也顧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氣趕到劉班庄,時間是下午五點多鐘,天已經灰灰的了。我們走到村西頭兩間西屋,見當門處坐了一個婦女,臉腫得小盆子一樣,嚇人,眼睛腫成一條線,看不見人。她說她三天沒有吃飯了,餓得很。再一看,她家三個小孩全餓死了,並排放在地上,乾乾的如柴禾棍。床頭還有一個老頭,剩下一口氣。我又走進堂屋,門開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餓死兩個,地下餓死兩個,屋裡冷冷清清的。我們就去找隊長,隊長是個女的,出家門時臉紅撲撲的,家裡兩個孩子活蹦亂跳的哩。我到鄉造紙廠,找到了魏廠長,想讓他弄點糧食給老百姓吃,魏廠長作難地說,廠里也沒吃的了,十幾個男女工人都餓跑逑了。我打電話找到公社書記魏祖提,讓他找幾個人。把村南頭幾間屋子打掃一下,把村上所有浮腫病人都背到那裡去治。我把群眾的生活安排好,又繼續往西走,先是到酒流村,一打聽,村裡死了九口人。又走到小崗村,一問村裡死了十口,又走到一個村,村裡死了三口。我們連夜走到關帝廟,見到公社書記別守志。別守志介紹說,苗庄餓死最厲害,十室九空。我們三個人就急忙往苗庄趕,走到苗庄東地碰上公社婦聯主任陸桂英。我問她幹啥去了。她說去苗庄安排群眾生活了。我問她安排的咋樣?她說有吃有喝,一天三頓飯,頓頓有菜吃,我說我得去看看。她慌忙勸阻說,時間晚了,別去了。我沒聽她的,和小趙、小徐一直奔了苗庄。苗庄很靜,連聲狗叫都沒有了,狗都沒有力氣叫了。月光冷冰冰的,雪仍在不停地下。走著走著碰到一個光屁股小孩,在雪地尿泡。我問他隊長家在哪兒住?小傢伙說往東走第三個門就是哩。

我找到隊長家,隊長叫苗長富,49歲,說:“我身體不好,沒上河工,你看我這腿腫了,兒子前幾天也餓死了。”說著嗚嗚大哭起來。我一問,村上百十人口,已經餓死20多口了;全村200多畝地。全年打五萬斤糧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徵購了十萬斤,村裡連塊紅薯都上交頂任務數了。苗隊長哭著說:“上級說這叫大購大銷,今年購,明年返銷給老百姓。可沒等返銷,老百姓都餓死逑了,這是共產黨的政策嗎?早就開始吃紅薯秧子了,又苦又澀,人在8月份就浮腫了,小孩餓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裡還在反瞞產,挖糧食。”我連夜趕回公社和別守志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

生長在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康健,畢業於嵖岈山高中,曾在北京某部隊當兵。複員後在駐馬店地區宣傳部、報社工作,以其親身經歷以及不懈地調查、採訪,寫了一部反映家鄉在這個特殊年代的社會紀實著作《輝煌的幻滅—人民公社警示錄》,1998年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下面是本書的片段摘錄:

12個活蹦亂跳、天真可愛的娃娃,把張庄村鬧騰得分外熱鬧。一向貧困的張庄村解放以後,村民的日子逐漸富裕了,山外的姑娘爭著往張庄跑,把張庄的光棍漢們樂得合不攏嘴。新媳婦一過門,不出一年都養出一個白胖胖的娃娃,把個打扮的花團錦簇的娃娃往外一抱,全村上下生動活潑。老人們擦著喜淚說:“托共產黨、毛主席老人家的福啊,張庄人丁興旺。”可是,一入這年(1959年)冬天,12個娃娃再也出不了門,村裡不見了娃娃們的笑聲、鬧聲,娃娃們都被餓得坐在家裡站不起來了、生產隊會計蘇全明把娃娃們的口糧減少一半。每頓只給孩子們半勺飯。這半勺飯也是清水煮紅薯葉,放了一點鹽。娃娃們餓得哇哇直哭,在地上爬來爬去找東西吃。抓著草根,吃;抓著草蟲,吃⋯⋯

看著娃娃們飢不擇食的餓相,大人們的眼淚往肚裡流。村東頭的小強吃了糠,幾天拉不出屎來,他連拉屎的氣力也沒有了,疼得哭爹叫娘,最後活活地憋死了。村後的毛旦瘦得只剩下一根筋,臨死時嘴裡吞了一把黃土⋯⋯12個天真活潑的孩子一個月里死了8個,剩下4個也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這一年的爆竹聲沒有了,人們出門拜年問好聲沒有了,村村都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唯有風雪撲向原野。這就是1960年的過年。雪原上艱難地蠕動著幾個人,張吳樓大隊民兵營長董運秀背著老套筒槍,押著一根繩子拴著的6個人,向大隊走去。這六個人都已經渾身浮腫。腳步蹣跚,隨時有倒下的可能。他們全都因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被民兵營長董運秀抓住狠狠打了一頓,押送大隊聽候發落。走著走著,高秀亭一頭栽倒在雪地,嘴急急地地吞著雪。董運秀走過去給了他一槍托,罵道:“還叫你吃。”拉他起來時,高秀亭嘴裡含著雪,人已經硬了。這五個人被押到大隊,關在房子里,董運秀鎖上門揚長而去。等幾天以後,幹部們把門打開,五個人全部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裡塞滿麥秸,有的嘴裡塞滿棉襖中的破套子,有的滿嘴是黃土。遂平一中退休教師魏玉超回憶說:“我在韓樓住隊,看到一個富裕中農老頭,餓急了眼,把隊里的羊偷殺了,煮到半生不熟時,讓民兵營長碰上了,當場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住,掛到老頭的脖子上遊街,游完街,把老頭用繩子往樹上一弔,不管了。從上午一直掛到夜裡。老頭不停地慘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我不忍心,說:‘把人放下來吧,人快弔死了。’民兵營長蠻橫的說:“這事你別管,死了與你無關。”夜裡,老頭被弔死了。民兵營長派人用繩子拉到河坡里,在死人身上堆了點麥秸,一把火燒了起來。”

1960年春天,中國河南省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然而,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吆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路憲文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倒斃在公路旁的死人,攔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都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他還要求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人員。”指示社隊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許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許收留農村來的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這位路憲文書記大人之所以有恃無恐驕橫霸道,乃是因為他擁有一件最為得意也最具資本的功勞:他治下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國人民公社運動的先聲,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曾經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讚揚。有這樣一塊金字招牌,他路憲文還怕個鳥?!

(揭蓋子以後)據中共河南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100多萬人!這是何等令人髮指的暴虐啊!災難過後,人口銳減,田園荒蕪,滿目凄涼。餓死十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639個。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10萬人的新蔡縣,至今還在貧困線上掙扎。

人民公社的發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僅4萬人,三個月期間就餓死了近4000人,佔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竟達12000人之多。

河南省餓死200萬人(比較準確的統計是293萬人)以上,死亡牲畜74萬多頭,扒毀民房160多萬間。

一個村餓死人的碑文和餓死者的名單

有的年輕人想當然地不相信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過那樣一場大饑荒。認為那是“右派學者”編造謊言詆毀毛主席。他們振振有詞地叫板,要求列出一個名單來。認為中國沒有一個村子能提供這樣一個名單。

家在河南省信陽專區光山縣十里(原城郊)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的吳曄與他的父親吳永寬一起,收集整理了一份本村餓死人的名單。他說:“我的良心驅使我花了一些錢,委託村裡的人,在今年(註:2004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包括我的爺爺)立下兩塊紀念碑。我也請求父親回憶並寫下了當時的情況。我想為這段最黑暗、最苦難的歷史,做一點點見證。”以下是雋刻在紀念碑上的碑文和餓死者的名單:

碑文

1959年我剛滿15歲,回憶起那段日子真是讓我悲傷、恐懼,讓我敘不完的苦。那個時期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來建設社會主義,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不僅沒有建設好社會主義,而是讓浮誇風把形勢搞得一團糟。從上而下都空喊口號,讓喊得厲害,會說大話,浮誇風颳得越來越大的,成了大紅人了。那時還搞反右鬥爭,反瞞產,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說實話就給你戴上大帽子,說你是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飛機,甚至把你用繩子吊起來,直到讓你低頭認罪,否則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隊里的吳德榮說:“糧食這麼多,為什麼不給社員吃。”

就這一句話,被斗,被打幾天幾夜,直到斗死為止。還有吳德桐罵了一句,隊長吳永壽就找幾個人把他活活地打死。副隊長吳永冠說了句大躍進把人害得厲害。當時大隊開會將他打死在離大隊辦公室不遠的地方。我父親吳德金是生產隊會計,他為人樸實,善良。

他說打這麼多糧食不給社員吃,真有點虧良心,後來受到隊長吳永壽的批鬥,直到連氣帶餓於11月3日下午五時離開人世。我那時候很需要父母養護,可失去了親愛的父親,任務無法上學,連病都無法治療,讓我痛苦一生。

1959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12000斤,豆類3500斤,上述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國庫,其中夏季小麥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可是後來搞起了反瞞產,把收的糧食全部交到國庫還不罷休,說還有好多糧食(要)交出來,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斗人,不交糧,就要交人,整天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了。那個時間仍然都恐慌起來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有了,樹皮也刮光了,後來都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0多人。這些慘劇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中共中央批鬥右派太過頭了,從上而下,治理國家也不是實實在在從源頭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誇風這樣一些方式,給人扣帽子,壓得人們抬不起頭來,讓部分壞人佔了上風,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這些慘劇是我的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吳永寬2004年4月

名單

1959年河南省光山縣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園子小隊120人中有72人餓死。

死者姓名性別現家屬姓名死者與家屬關係備註

1李興奎男李傳如祖父

2吳德勤男吳永富、吳永炳父親

3吳永厚男吳向發父親

4吳根林男吳向發弟弟

5吳二毛女吳向發妹妹

6吳德榮男吳向能祖父

7吳德金男吳永寬父親

8吳德才男吳永寬三叔

9吳老友男吳永金三弟

10餘才運男餘思禮祖父

11餘黃氏女餘思禮祖母

12餘敦山男餘思禮父親

13餘思義男餘思禮二哥

14餘思信男餘思禮弟弟

15吳馮氏女吳向明祖母

16吳永應男吳向明父親

17吳小油女吳向明妹妹

18吳二孩男吳向明弟弟

19吳三孩男吳向明弟弟

20李成奎男李福壽父親

21李王氏女李福壽母親

22吳德潤男吳永明父親

23吳德桐男吳永明二叔

24吳永冠男吳永明大哥

25吳少山男吳桂霞祖父

26吳德炳男吳向軍祖父

27馮長友男絕戶

28馮小二男絕戶

29馮雲毛女絕戶

30楊世英女絕戶

31吳永昌男絕戶

32潘秀英女絕戶

33吳小成男絕戶

34吳二毛女絕戶

35吳德立男絕戶

36吳永恩男絕戶

37吳德剛男絕戶

38徐乃典男絕戶

39徐乃韶男絕戶

40徐之太男絕戶

41餘敦海男絕戶

42餘陳氏女絕戶

43餘小富男絕戶

44餘自明男絕戶

45王福漢男絕戶

46李明奎男絕戶

47李福喜男絕戶

48李劉氏女絕戶

49李小毛男絕戶

50徐安義男絕戶

51徐小照男絕戶

52吳永清男絕戶

53吳小成男絕戶

54吳二娌女絕戶

55吳大孩男絕戶

56吳雲毛女絕戶

57陳友來男絕戶

58陳劉氏女絕戶

59吳松山男絕戶

60吳華厚男絕戶

61吳王氏女絕戶

62徐乃珍女絕戶

63吳小油女絕戶

64吳舍毛女絕戶

65吳四毛女絕戶‘

66吳向山男絕戶

67吳桂氏女絕戶

68吳永才男絕戶

69吳王氏女絕戶

70吳永堂男絕戶

71吳馬氏女絕戶

72吳向成男絕戶

合計72人,分別在1959年農曆10月,11月死去。

河南幹部作風如此之壞,是反右傾、拔白旗的直接結果。1958年,河南曾發生過震動全國的“反潘楊王事件”。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糾集“左派”,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副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撤換了一大批具有老革命傳統的、說實話辦實事的好乾部(包括不脫產的基層幹部整了20多萬人),把一批風(看風)馬(拍馬)牛(吹牛)幹部提拔起來,是大躍.的政治準備和組織準備。從此,很多人都瞪著眼說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是“左”傾路線下面的一個“好”幹部的典型,是吳芝圃的愛將,也是毛澤東的愛將,毛澤東多次表揚、向全國推廣的第一個衛星公社就是路憲文抓出來的。農民深惡痛絕的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不就是依靠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路憲文式的幹部才得以在全國推行開嗎!他在信陽地區干那些傷天害理的事情,還真不是為了自己,就是有一個堅定的信念:“產量不能動搖,誰否認1959年代產量不如1958年,誰就是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他是在忠實地貫徹廬山會議的精神。不把糧食挖出來,怎麼能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呢?

讓大城市的人餓飯,在城市如果餓死人那還得了嗎!反正糧食不夠吃,毛澤東為自己的面子又遲遲不批准進口糧食,總要有一部分人餓死。寧可農村餓死人,也要完成徵購指標,支援城市,這是沒寫成文件的中央精神。路憲文是這一精神的忠實的鐵杆執行者。

信陽事件曝光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保自己,下令逮捕路憲文和信陽地區16個縣委第一書記和縣長,撤職查辦下面的幹部983人,逮捕法辦275人。吳芝圃將罪孽深重的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和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處死刑,報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改成了死緩。就這樣受處分的幹部還是不服。楊守績向省委申訴:“我認為我不是反革命,信陽事件的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西屋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只處理下邊是不公平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被查處的縣委書記們不服是有道理的。他們執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擇手段地搜刮糧食是要完成省里壓下來的高指標,他們是吳芝圃的替罪羊。吳芝圃執行的是北戴河會議精神、廬山會議精神,是毛澤東關於反瞞產私分的指示。從根本上說,餓死人的第一責任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建立起來的暴政的政治體制,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在救濟災民問題上,毛澤東的暴政連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濟災民、撫恤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個月降一級,晚報三個月革職;救災措施包括免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資遣返流民、設粥場施粥、發放衣物藥品、修房補助、借發.子、以工代賑等等。在大躍進年代,今日的總督巡撫—第一書記和省長們以掩蓋災情(實為人禍)為第一要務。各級黨政機關沒有一個部門是負責關注救濟饑荒、撫恤流亡的,關注的是餓死人以後如何使“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損失。因為餓死人的事傳到外面去就是給“三面紅旗”抹黑,給毛主席抹黑,而毛澤東的威信是高於一切的。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餓死人,另一方面各縣的糧庫里又都堆滿了糧食(各省大體類此)。幹部們乾的事情不是開倉放賑而是封鎖災情,餓死人不報;開倉放賑的專員張樹藩被撤職查辦,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級黨政機關,都以封鎖人禍所造成的災情為政治任務。河南信陽專區從郵局截留下來的群眾和幹部報災求救的信件有10000多封;不是撫恤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鎖村莊不許饑民逃荒和把逃到城鎮的饑民抓起來。毛澤東建立起來至今受到維護的就是這樣一種政治體制。

信陽事件驚動了北京。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越查問題越嚴重。1960年5月,董必武將兩位處長的調查報告上報中央常委,毛澤東看到報告批示定調子說:“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又馬上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責成講“良心”的總理周恩來起草中央關於農村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後來稱之為“十二條”)。

可見毛澤東知道信陽事件是黨的農村政策出了問題,作出反革命定性的判斷,是用階級鬥爭掩蓋路線錯誤。根據毛的批示,中共中央派出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為首的由幾十人組成的中央工作組來到河南,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也率領龐大的工作組下來了。中央工作組帶來了毛澤東的指示,首先統一河南幹部群眾的思想,給信陽事件定調子,第二位的任務才是救濟災民。他們造輿論說信陽事件是由於民主革命不徹底,漏網的地主、富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所造成的,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

路憲文領導的遂平縣出了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度讚揚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然後,糧食產量放衛星,大鍊鋼鐵、大辦食堂、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瞞產,繼續躍進,他們無一不是走在全國的前面,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揚,如今被中央工作組“點金成土”,這些“執行毛主席路線的好乾部”一下子變成了“混進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復辟”的“漏網的地主、富農”。這種做法,有深義存焉。

在改組後的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給河南省委並報中央、中南局的報告中說:“信陽地區的問題是極端嚴重的,是敵人的大屠殺、大慘案,完全證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就是信陽問題的實質。”

“必須根據上級指示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這一補課任務是艱巨的,應該掌握以下幾個重要環節:(1)正確認識信陽事件的性質,提高階級覺悟,明確指導思想。(2)要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實際上是民主革命補課,同時,還要徹底反‘五風’,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3)必須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這一獨具匠心的“理論創造”,要害是破除認為“信陽事件是我們黨犯了錯誤”的觀點,樹立“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的復辟”的觀點。

這一破一立,使毛澤東這位餓死幾千萬人的罪魁禍首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高揚階級鬥爭的旗幟,再次成了人民的救星。

信陽地委的報告說:“目前,全區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高潮已經出現,廣大群眾的革命情緒十分高漲。在已經開展鬥爭的地方,鬥爭壞人壞事,徹底打倒階級敵人,已成為廣大群眾的輿論中心,街談巷議,奔走相告。群眾說:‘毛主席知道了,派幹部來了。’‘真誠地回來了,老八路回來了!’有的群眾對著毛主席像說:‘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這就是說,整個領導信陽地區大躍進、公社化的是“假共產黨”,現在來的這一撥工作組,才是真共產黨。毛澤東接信陽地委報告如獲至寶,於1960年12月31日批發全國:“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407頁及注3)信陽報告轉發全國,就是告訴各地。用階級鬥爭掩蓋“左”傾路線,巧妙地轉移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視線。信陽的經驗和這兩句“御批”使毛澤東瞞天過海,由這場大災大難的罪魁禍首變成了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他由此得到啟發,後來發展成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四清運動”。

吳芝圃炮製信陽報告這一“功”,抵了餓死294萬人的罪,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吳芝圃灰溜溜地坐在後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當著中央和各省大員的面作了一個不尋常的政治姿態,以他那湖南高腔喊道:“之圃同志,犯了錯誤,還是要抬起頭來,坐到前面來!”

這樣,吳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員,不久,調任中南局書記。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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