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辛子陵:共產主義地獄

四川餓死了一千萬人以上,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罪責難逃。這裡需要點評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時,他為什麼氣那麼粗,腰桿那麼硬?他為什麼敢和中央書記處對著干? 中央書記處為什麼連廖伯康等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都保護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李井泉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其原因在於有一隻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蓋子,這就是毛澤東。

河南並不是餓死人最多的,整個大躍進時期,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據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說:四川餓死人超過1000萬。(見《文摘周報》2005年12月30日文章《我向中央講實情》)以下是記者採訪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後發表的文章摘要: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糾偏”的指示精神,勝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擔任了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主任,負責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一大群在城裡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踩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動力喪失,只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桿紮起來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柜子。

從1959年到1961年,四川省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3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往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5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許多資料,想藉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志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同志過去找地方來的同志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有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彙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作者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找省里一個幹部談話。本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為什麼要“掩人耳目”呢?怕誰知道呢?怕毛澤東知道。那時毛澤東與中央書記處已隔閡日深),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以後,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尚昆同志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一千萬。”

“一千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麼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在只是從文件上推算出來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麼?”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1960年底的數字,從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

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經縣委書記所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來就收回去了,別說中央,連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經縣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出材料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裡面拿出一個摺疊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引者按:由此可見,中央書記處有一本反映餓死人數真實情況的底帳。後來這被毛澤東認為中央辦公廳要搞他的黑材料)

尚昆同志說:“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

廖伯康頓了一會兒,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了一下,接著說:四川的主要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糾偏”的有關政策。比如農村自留地問題,1959年6月中央下發《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指出大集體中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領導卻把這個文件扣下來了,不準下發。困難時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稱為“救命地”,“救命地”長拖不決,也是餓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接著說:四川餓死這麼多人,省委主要領導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說,誰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1958年四川人均佔有糧食630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到了1961年這個數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內下降了將近一半!情況如此嚴峻,他還是繼續欺上瞞下,硬綳面子,狠心剋扣農民的口糧。四川城鎮居民每月的口糧是21斤,幹部只有19斤,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兩為一斤)的4-5兩原糧(即穀子),打出來只有老秤的2-3兩,摺合新秤只有1-2兩,城裡居民每月供應二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

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只有空的指標沒有糧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來的4800萬斤糧食化為烏有,這種做法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此外,上調糧食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來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

這麼搞怎麼能不死人!聽到這裡,楊尚昆同志感慨地說::“你們今天所談的情況,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調的糧食多。四川糧食定量低,我們知道。我有個老同學在江津白沙教書,讓我給他寄點糧票去,我哪有糧票啊,只好寄了100元錢去。”

廖伯康和於克書向楊尚昆彙報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書記處開會,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楊尚昆等人參加。楊尚昆同志在會上彙報了四川的情況和問題,並反映了廖伯康和於克書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級幹部到四川進行深入調查的建議。小平同志說:那就按照他們的意見,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幹部都分頭到了四川,大部分先以探親的名義回到自己的家鄉,再去各處進行調查。17名幹部回到北京後都交了調查報告,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對這次調查很關注,所有調查報告他都看過,並打算請劉少奇同志閱後轉給毛澤東。天有不測風雲,1962年8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8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成了9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在這樣的形勢下,上述調查報告一下子沒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領導通過一些途徑看到於克書給毛澤東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於是開展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匯總到蕭澤寬(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候補委員、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不理睬,繼續狠批猛斗。中央也沒有辦法,只好打算把幾個人調離四川。蕭澤寬被中組部調到了中僑辦,當了個政治部主任。中聯部部長李初梨準備把李止舟調到他那裡去,已經擔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準備把廖伯康調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當中聯部來調李止舟的時候,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說,李止舟是我們準備開除黨籍的人,你們怎麼還要他?弄得中聯部只好作罷。而廖伯康的調動,就更無從指望了。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止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副廠長。重慶團市委的五個副書記被撤了四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重慶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20年後的1982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的平反。

四川餓死了一千萬人以上,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罪責難逃。這裡需要點評的是,在清查他的罪行時,他為什麼氣那麼粗,腰桿那麼硬?他為什麼敢和中央書記處對著干?

中央書記處為什麼連廖伯康等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都保護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李井泉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團”?其原因在於有一隻比李井泉更大的黑手在捂蓋子,這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對在廬山會議上批鬥彭德懷的大組組長李井泉是引為知己的。就是四川省餓死人最多的時候—-1960年9月,毛澤東任命李井泉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掌管雲、貴、川三省,成為中央書記處“惹不起”的西南王。

四川遺留下一些人吃人的案例。據四川灌縣縣委辦公室1960年3月26日給溫江地委辦公室的報告:

案例一:“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41歲,地主成分。51年丈夫病死,為逃避改造,52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3月16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現,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夜靜更深,帶上鋤頭剖、菜刀、背篼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煮熟自食。。。。。為及時有力地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逮捕法辦。”

案例二:“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39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3月16日下午竟將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

這兩個案例是縣委作為抓階級鬥爭的政績上報的,所以將報告留存下來了。至於貧農吃貧農,父母吃孩子的案例,則隱瞞不報了。原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回顧說:“那是一個政治高壓的恐怖時代。餓,不能說;餓死,更不能說。最好別看、別聽、別想,否則會惹出大禍。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那時儘管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處在一定位置的領導幹部是很難親眼目睹的,他們當時知道的情況比我們現在知道的要少得多。一方面他們不想去、不敢去看;你為什麼要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陰暗面向党進攻嗎?一方面下邊使出渾身解數不讓他們去看:為什麼不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好?糧食哪裡去了?你貪污!你破壞!你。。。。。。一級一級都在竭盡全力抹殺事實真相。言路閉塞至此,一個不清醒的領導眼裡,只會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鏡世界。”

溫江專區崇慶縣離休老幹部鄭大軍回顧這段痛史時說出來一些觸目驚心的事情:黨對不起農民啊,和平時期,比世界大戰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沒有給人民一個正式的交待。

1958年我26歲,是縣委工作組的副組長,在放衛星的第一線—-東陽公社二大隊蹲點,檢驗大躍進的成果。我蹲點的地方屬丘陵地帶,田地肥沃,風調雨順,盛產水稻、小麥和玉米,兼產豆類、紅苕,本來算傳統富庶之鄉,可共產風一刮,一夜之間天翻地覆。

直到兩年後,我率領整風整社工作組一行四人,幾個方面進駐同一地方,落實《十二條》(即1960年11月3日由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黨以最大的努力糾正1958年以來在農村颳起的共產風,徹底清理“一平二調”),才發覺其後果的嚴重性。

曾經風光一時的公共食堂一派破敗,靠廚房的牆已經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

上百號社員排著長隊,捧著碗,有氣無力地繞著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繞圈,領取一勺照得見人影子的午飯。這是將政府救濟的陳穀子連殼帶米舂細,再下鍋狠熬出來的糠米粥。

後來了解到,是因為工作組大駕光臨,大夥才能領到如此“見米”的上等貨色,若在平時,一日三餐清水煮紅苕,一人兩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把珍貴的米糠進去攪勻,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們四個人躲在門外,觀察了好一陣,組員老王示意大家不要聲張。桌子、板凳都失蹤了,人們領了飯,迫不及待往嘴裡倒,卻沒有一個人被滾燙的粥傷著。隊伍繼續移動,除了勺碰碗的聲音,一切都顯得空蕩蕩的。終於,所有的人都坐了下來,圍成幾個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專心,彷彿要把已經透亮的碗舔穿。沒舔碗的直喘氣,似乎開飯是體力活兒。我們呆了,不禁面面相譃,作為黨的幹部我們深為自己沒有被餓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們發愣,大隊支書卻按捺不住提步進門大吼一聲:“歡迎工作組同志!”

於是全體起立鼓掌。我們只得露面,招呼大夥。不料社員們卻有節奏地邊鼓掌背誦:

“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飽,感謝毛主席,感謝黨領導!”

一連背誦三遍,就有五、六個人因元氣消耗過度,倒地昏厥過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臨出發前帶的一封壓縮餅乾,泡在開水碗里搗散,依次灌了。當晚召開全體社員大會,傳達《十二條》,併當眾宣布將“一平二調”中擅自調撥的私人財產歸還原主,許多社員激動得流下了熱淚。老貧農牛東山說:“終於可以死在自己的屋頂下了。”而大隊、生產隊兩級幹部都陰著臉,沒一個吱聲。散會後,大隊支書埋怨說:“現在才來糾正共產風,意義已經不大,因為這兩年大家偷的偷,拿的拿,集體財產都搞光了,連米糠缸子也給砸了。大河斷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頂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評了這種悲觀情緒,大隊支書頂撞說:“憑共產黨的良心,我這個書記沒有虧待社員,除了上面領導視察時陪點吃喝,我沒有搞明顯的等級。餓死的社員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難受么?可後山的五大隊咋樣?都吃人了。。。。。。”

我們都調查研究,我打斷他的話:“不要亂講,要負責任呦。”大隊支書吧胸脯擂得崩崩響:“100%負責任!我閨女前天逃回娘家來,說她們生產隊幾歲的女娃兒快叫吃光了。”

事關重大,當機立斷,我派老王連夜趕回縣委彙報,我則立即去後山五大隊,把最新“敵情”通報派往那兒的工作組劉、聶、姜三同志,他們還被蒙在鼓裡!通過細緻而艱難的調查,東陽五大隊第一生產隊人吃人的內幕終於揭開:全隊共82戶491口,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7歲以下的女童48名,佔全隊同一年齡線產生女童人數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發現吃人的是生產隊會計王解放,據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社員的牙縫裡強制節約的渡春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伙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能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先恐後地鏟回家。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哞哞”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

四川鄉村四、五十歲以上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鱔泥,一種有光澤的白色黏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一撮泥一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沉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沉,終於,餓轉化為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時也化胃腸粘膜,令你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

儘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點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所以人們掏山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說—人吃人就是在這個節骨眼開始的。

那晚輪到我和出納、保管巡邏,已是下半夜,我們沿著村子轉了一大圈,肚皮又癟了。出納說:“這餐加的,尿泡尿就不行了”。我說,你吃了四個玉米窩頭,咋不行了?

出納說:沒油葷,吃多少都不頂事。保管說:你等著吧,到了共產主義,讓你一天吃一頭豬。出納說:你現在就變成豬,讓我啃一口。我說:莫開這種沒覺悟的玩笑,想想普

通群眾咋過的?

於是三人都不吭氣了。那晚下了入冬的頭一場雪,月亮鑽出雲層,照著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說:我看見冒煙了。我和出納正揣著手,準備回家呢。保管又說:他媽吃了豹子膽!

我們一下來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牆後面仔細觀察,果然有几絲淡煙兜著圈兒順風斜飄。隊里的情況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卻不敢相信這煙是從莫二娃屋頂冒出的,人家是老實巴交的貧農,家裡8口人餓死了兩口,也從來沒有違反過政策!況且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後都是敞地,我們迂迴包抄,還匍匐前進了一會兒。我望見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風,大冷天也不怕凍掉屁股。沒看出來呀,叮噹響的窮棒棒也打糧食埋伏,階級鬥爭太複雜了。

我們從後門撞入灶房,手電筒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窩耗子就亂竄開了。我喊:不準動!

保管舉起鳥槍,朝天轟一炮,把房頂沖開個窟窿。驚慌之中,不曉得誰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燙得我們直跳腳。湯潑進灶坑,激起一片水汽,把屋裡全弄霧了。點燈!

我揪住莫二娃命令,這狗日的撲地癱了。出納摸出火柴,劃燃馬燈就地一照,頓時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幺女,三歲的樹才妹。難怪這麼大的油葷,嗅兩下都穿鼻。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小的肉砣砣,出納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熱騰騰地舉到燈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卷裹成誘人的一團,把個保管看得眼發綠,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的衣角,叫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嗷的一聲,做了倒地門板,這畜牲抓了一塊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一窩野種就瘋逑了,當我們的面,一人搶一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隻手,揪住這個溜了那個,莫二娃的老四,九歲的狗剩,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一樣尖的嘴殼戳進去,吱吱咒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檐裝了一滿槍管火藥和鐵砂子回來,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將他捆了。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作為證據的碎骨頭裝了半背篼,頭顱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來,空空的骨器。外面無皮,內無腦髓,作案手段真是殘忍之極!大隊支書怒不可遏,權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卻在階沿下嗚嗚咽咽,叫起冤來。他說:樹才妹生下來就缺奶,連米湯都沒有喝飽過,好不容易熬到三歲,連路都走不穩,她命里只該活這麼大。支書大吼:曉不曉得隨便殺人,國法難容?莫二娃回答:與其餓死,不如讓她提前咽氣救全家.二娃婆娘磕頭哭訴:我們全家都吞了觀音土,沒油葷過不去嘛,媽心疼樹才妹呦,下輩子投胎莫變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釋放了,大隊幹部們再三研究和權衡,決定為了官帽壓下這起吃人案。

有權力就有食物保障,當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員家,吃人風泛濫成災了。莫二娃一放,大夥私下奔走相告,以為政府默許這樣做。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非勞動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抄傢伙在自己家裡下手;不忍心的,就摸把淚,與鄰居約定交換著下手,可這畢竟不是長遠之計。那時的小孩都骨瘦如柴,連皮帶肉,帶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夠一門餓死鬼吃幾天,於是稍有遠見的社員,就上遠處綁鄰隊的娃娃,還到處挖陷阱,設獸夾。有種外表塗過油的“糖果”叫“歡喜豆”,過去用於炸狼,現在沒狼,就成了小孩剋星,嗅著饞香,不禁送嘴裡咬,崩地就炸個面目全非。待家長聞聲趕來,原地就只剩下一灘血漿了。

吃人生產隊的案件是如何處理的?進入司法程序,該殺的殺,該判的判,毫不含糊。

不過,《判決書》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種種吃人的情節,因為是公開審理,要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形象。莫二娃虐殺親女,又製造“歡喜豆”炸死鄰隊兩個男孩,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聽說槍斃時他還吼了幾聲“無罪”,把執行民兵駭呆了,結果換上正規法警,連發三響才栽進坑中。

一直到1962年夏天,國民經濟才有所好轉。而我們工作組除了處理惡性案件,解決問題幹部,其主要任務就是“糾偏”,發動群眾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員可以領回屬於自己的財產,至少鍋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開伙合法了。我們向地區行署、縣委緊急彙報,調撥救命糧,至少保證每個農民每天半斤糧。以前吃大鍋飯,半斤糧經過大隊、生產隊兩級剋扣,到個人嘴裡不足二兩,幾把苞谷面撒進一大鍋清水,或者連糠帶米加些紅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們工作組守在分糧現場,半斤就是半斤,誰也不敢搗鬼。群眾可以拿糧回家,自己計划著吃。當然,國家的救濟能力有限,一時調不了糧,就運來些包穀桿、稻草、麥稈,把它們碾碎了,摻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夠熬出些澱粉來,分給社員們炕餅子,很香。還派人收集小便,倒入一個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於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會發酵出一層綠瑩瑩的“苔蘚”,叫“小球藻”。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來,兌些清水,可能的話,放點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日日夜夜,滿腦子都是‘吃’,不瞞你說,當年我還沒滿30,都白頭了。可絞盡腦汁,餓死的人還是有增無減。1961年春荒過去,地里依舊顆粒無收,別提社員,連我的腿都浮腫了,一擠就出黃水,走路搖搖晃晃。工作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翹著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時堵得深,勺夠不著,就將勺把綁在竹籤上,再深度疏通。鮮血長流,被掏的人一聲高一聲低地呻喚,慘啊。

不過那時年輕,能打熬,實在撐不住,就借彙報工作趕回縣裡,休整兩天,在食堂大吃一番。縣城各機關單位都在政府的號召下,向農村捐糧票,但是杯水車薪,鄉下又流行吃人了。還好,沒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處割下煮。

這一輪新的吃人案件,是司法空白,沒法處理。撇開道德倫理,人肉畢竟比觀音土容易消化、吸收。雖然吃人(應該叫吃屍體)會染上多種疾病。社員們沒力氣,家裡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層土,有時在掩埋之前,好肉已經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當場抓住“盜墓賊”,也難以準確判斷、定罪。最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鐵的事實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經在某農家大院,目睹如此景象:六個食土過量的社員頭朝下豎躺在門板上,叉開腿,由他們都親屬把桐油灌進肛門。看見我的出現,那些瀕死者都突然睜大眼睛叫:政府啊,我們沒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門板,社員們解釋說:桐油味道大,從嘴裡灌要反芻,侵不進肚腸,還是倒灌來的快。我說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員說,一兩年沒嗅過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漚爛腸子也甘心。我說不行,大家說行,爛腸子總比泥巴漲破肚皮強。我再能說啥呢,死馬當作活馬醫吧。現在回想起來,中國農民真純善啊,死到臨頭還沒有造反的念頭。不過,黨有槍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們工作組是槍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隊,哪裡有起火的情況就趕往哪裡。

三年大饑荒期間,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在歷史檔案不公開的情況下,中山大學教授李若建搜集公開資料,寫成《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蕩與社會控制》一文在網上發表,揭露了人民反抗的冰山一角:

1960年12月安徽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180起,據查清的96起統計,搶走糧食3.6萬斤,1961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65起,搶走糧食萬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搶糧事件主要發生在群眾生活困難大的地區。據淮南等13個縣22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5495人。甘肅省在1961年1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5-6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1961年在張掖市發生3000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1961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四川省的石柱縣在1960年5月發生百餘人的暴亂,吊打幹部,搶奪糧食。貴州省雷山縣在1960年發生多次哄搶國家糧庫事件。貴州黎平縣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間發生4000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1958年甘肅的廣河、東鄉等地發生大規模反革命叛亂。1960年甘肅涇川縣發生反革命叛亂6。1963年甘肅嘉裕關市發生反革命叛亂。四川省阿壩地區從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數民族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持續不斷。1960年四川開縣發生武裝暴亂。1958年雲南鶴慶縣在三縣的結合部發生土匪騷亂。大躍進中,雲南麗江地區部分藏族、彝族群眾暴亂,紅河、曲靖地區都有小規模暴亂。邊沿一帶州縣發生人口外逃,總數達8萬人。

1958年雲南牟定縣有人對大躍進不滿,打死公安人員,攻打區公所。1958年雲南祿勸縣發生暴亂。1959年雲南建水縣發生暴亂。1961年雲南省南華縣發生暴亂。1958年9月雲南西盟發生武裝叛亂,1962年雲南鎮源縣發生30餘人的暴亂。1958年11月貴州水城縣發生暴亂,1960年貴州織金縣、普定縣和六枝市交界地區發生暴亂。1962年貴州盤縣暴亂。1958年廣東陽山縣發生暴亂。1958年廣東連南和連山兩縣的瑤族地區發生暴亂。

1958年和1959年廣東翁源縣兩度發生暴亂。1958年廣西百色縣發生暴亂。1959年安徽岳西縣發生暴亂。1960年安徽績溪縣發生反革命暴動。1958年湖北五峯縣發生暴亂,同年湖北竹谿縣發生暴亂。

據楊小凱在《人民公社、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一文中披露:史實是1960至1963年中國發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活動,其中主要有中國民主黨,中國勞動黨,反共救國軍,一貫道。他們反對共產黨的主要政治訴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饑荒中國共產黨的反人類罪。這些地下政黨活動後來都在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消滅。

三年大躍進全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評價毛澤東一生功過的一個重要史實。改革開放前一直嚴密封鎖這幾年的人口變動情況。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才在這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中,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西方几十個大通訊社都突出報道了1960年人口總數比上年凈減1000萬噸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91年8月末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鄧小平題寫書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出版,以無可爭議的權威性指出: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1959年的糧食產量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5400億斤,認為比廬山會議公布的“經過核實”(其實還有浮誇)的1958年產量5000億斤增加8%。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徵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173億斤,達到1348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196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了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的水平。。。。。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了99.4%,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人均消費量減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

突出的如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見該書第368至369頁)

中外民間學者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進行了堅持不懈地研究,比較公認的數字是300萬左右。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原刊於《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一期,後由相關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於2005年出版,這個研究成果是以省縣地方志關於人口變動的統計為基礎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1050種,立論客觀,數據紮實,接近真實地反映了三年大躍進全國餓死人的真實情況。能取得這樣的進展,首先要歸功於改革開放後各省縣長地方志修撰工作的完成,曹樹基先生的貢獻是把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由估計推算階段推進到統計計算階段,他的分省列表數字建立在對1462個縣統計資料“認真求證”的基礎上,這就向全面揭開三年大躍進餓死人的真相前進了關鍵性的一步。

表一、1958—1962年全國各省災區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單位:萬人)

省名災前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排序

安徽3446.0633.018.37%1

四川7191.5940.213.972

貴州1706.4174.610.233

湖南3651.9248.66.814

甘肅1585.7102.36.455

河南4805。8293.96.126

廣西2009.993.14.637

雲南1918.380.44.198

山東5343.5180.63.389

江蘇5296.3152.72.8810

湖北3074.967.52.2011

福建1547.931.32.0212

遼寧1931.033.01.7113

廣東3839.365.71.7114

黑龍江1564.019.01.2115

河北6644.661.01.1016

江西1713.618.11.0617

陝西1832.018.71.0218

吉林1280.912.00.9419

浙江2570.314.10.5510

山西1621.16.00.3721

合計63474.93245.85.11

據表一,四年大躍進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人。全國各災區省(不包括內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災前人口總數的5%。在華東地區,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18.4%,江蘇佔2.9%,而浙江只佔0.5%,江西略高,也只佔1.1%。區域內的差異相當大。在華中地區,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6.8%,湖北只佔2.2%。在華南地區,廣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4.7%,廣東只佔1.7%。在西南地區,四川高達13.1%,貴州10.5%,雲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肅佔6.5%,陝西只有1%。在華北,河南高達6.1%,山東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這種差異與各省第一書記的素質有很大關係,凡是大躍進中“對毛主席革命路線”跟得緊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緊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聖,四川的李井泉,貴州的周林,湖南的周小舟,甘肅的張仲良,河南的吳芝圃等。

有些年輕人認為,如果餓死3000萬,按當時人口算,差不多每20個人里就有一個餓死,這個數目是不可能的。他們生活在城市或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圍的親友中沒有發現餓死人的現象,就認為全國都是如此,忽略了城鄉之間、省與省之間、縣與縣之間餓死人的這種極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萬8千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

這個數字與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互為印證,官方數字是以當時的歷史統計資料為基礎的,稍高於民間統計數字,

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陳玉瓊,高建國《中國歷史上首位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間特徵》)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大躍進中餓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災,是人禍。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摺合1715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600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掌控的“政治設計院”,卻決定出口419萬噸糧食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幾天的存糧了。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多農民。1960年全國缺少2400萬人的口糧,按每人/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和76.8億斤,384萬噸。如果不出口那419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楊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辯論時說過的話),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匯,以採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0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會、不敢、不可能這樣決策的,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敢這麼干。不能把發展原子彈和出口糧食對立起來,推遲三四年再出口糧食換匯,就可以出現既舒緩了民困、避免餓死人,又造出原子彈的兩全其美的結果。1961年又動用外匯進口糧食750萬噸,就更加證明1960年出口419萬噸糧食是餓死人的直接原因。所以,餓死人的事情是決策錯誤,是人禍,是毛禍,是毛澤東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毛澤東排擠周恩來,親自擔任“政治設計院院長”主持政府工作的直接結果。這樣說不是免除了其他中央領導人和省、地、縣各級領導人的責任,而是說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主要的責任人是毛澤東,就如同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毛澤東的正確理論、正確路線、正確領導一樣,大躍進餓死人是毛澤東的錯誤理論、錯誤路線、錯誤領導造成的。歷史應該這樣寫、在民主體制下,議會是民意機構,是作為政府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其任務是對政府決策是代表還是違背人民的利益作最後的審查把關。執政黨是不能左右議會的,議會不通過,政府的政策就不能出台。如果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真正具有當家作主的權力,不通過鋼鐵生產翻一番的高指標,不通過公社化的體制,或有權力斷然制止禍國殃民的大躍進,是可以避免和大大減輕這場大災大難的。

令人遺憾的是在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2000名來自全國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談:一不談糧食徵購任務過重;二不談農村缺糧;三不談餓死人。只准“暢談”所在省區的“大好形勢”,舉手通過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在我們的政治體制下,毛澤東的決策,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一個人置疑,沒有一票反對。黨外沒有民主,黨內也沒有民主。這種政治體制是非改不行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印度人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指出: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3000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裡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以自由看待發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