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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多次提到這件駭人聽聞的事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中國原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楊繼繩的書著《墓碑(Stèles)-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法文版現已由法國塞伊出版社(SEUIL)出版。《墓碑》敘述了中國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併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裡出不來。灣里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里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里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里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里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里浮現。

1950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斗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14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1951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干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谷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20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10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10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7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里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里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麼叫坐殿?”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裡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嚮往只能停留在兒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里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裡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裡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1950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面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凌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面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麼?

我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于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飢餓而不滿,藉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里,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歷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歷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50多天,一方面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面開展保衛“三面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飢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面紅旗”。這所歷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歷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只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只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裡只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麼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里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鍊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里,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衊”。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作者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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