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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1)延安圈套

延安整風是中共針對知識分子發動的第一次整肅運動。(網路圖片)

中共近百年的歷史,是一部殺人的歷史,是對內、對外不斷鬥爭的歷史。謊言、暴力,充斥泛濫,遺禍無窮。然而,當罪惡的真相層層曝光、漸漸廣為人知時,在經歷了長期的動蕩悲劇後,很多人依然對中共抱有幻想、甚至相信它的新的謊言。這是為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謊言具有精緻的欺騙性,而且與時俱進,變換包裝,因而迷惑了幾代中國人。本篇關注中共對於知識分子的欺騙、迫害和思想改造。

中國的知識分子,即士大夫階層,世世代代承載和傳播著中華傳統文化,堪稱社會的中流砥柱。歷史上的風流才俊,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壯志,演繹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情。

然而,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下,在中共全面、系統的思想改造之下,大陸知識分子飽受摧殘,苦不堪言。從延安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城,再到當代的信息封鎖及對正義知識分子的打壓,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政治運動中、在謊言的包圍和強權的壓制下,一步步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從整體上淪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中共曾經宣揚知識分子最嚮往的民主和自由,可是,在中共治下,知識分子從未獲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延安圈套

西安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簡稱“邊區”,占陝甘寧三省之邊地,形成了“國中之國”。1937年1月13日,毛澤東、朱德率部將中央機關由保安遷至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打出了“抗日”與“民主”的大旗,大肆宣傳蠱惑。一時間,延安,成為許多愛國志士、尤其是熱血青年心中的“聖地”。大批知識青年懷抱愛國救亡的熱情,克服艱難險阻、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奔赴延安,投身共產運動。他們到達目的地時,都激動萬分,為終於踏上了“自由”與“聖潔”之地而雀躍高歌。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鬍績偉,1939年由四川抵達延安。時年23歲的他寫下了最初的印象:“呼吸到一陣陣自由的空氣。……能敞懷議論,能放聲歌唱,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嗎?”“……沒有對青年、對知識分子的壓制迫害……”(多年後,胡績偉說:“這份報紙(《人民日報》),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沒什麼真的!”)

詩人何其芳這樣描述:“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

學者裴毅然在《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中說:“共產主義高舉公平旗幟,對資本主義展開強烈批判,佔據道德高度,具有相當迷惑性。”“一套全新的思想體系,從術語到概念,因陌生而新鮮,因新鮮而光芒四射,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小知識分子。”

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中寫:“蓋當時論家好以將來未知之數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邏輯,直犯倒果為因之悖。而論家不顧。”

1940年,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講演中炫耀陝甘寧邊區的“進步”。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上宣布整風,他在大會上的演講《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中說:“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在《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書中,高華寫:“毛澤東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態,頻頻發表同情他們的言論,將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步步誘入早已為他們準備好的進攻塹壕。……3月中下旬,毛澤東的言論向更‘開明’的方向發展,《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的社論。”

大批天真的知識分子走入了毛澤東設下的圈套。他們燃燒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凋零的野百合花

提到延安整風,不能迴避一個名字:王實味。這位中共文字獄的首個受難者,注釋了延安的“開明”。王實味,河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著作。

王實味是中共文字獄的第一個受難者。(網路圖片)

王實味性格孤傲,秉性耿直。從1942年2月始,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

1942年2月26日,王實味動筆撰寫雜文《野百合花》,四節文章於3月13日、3月23日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王實味在文中批評了延安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反映了延安青年們的失望情緒。在文章結尾,王實味寫:“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看到王實味的文章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

王實味並未意識到山雨欲來。他意猶未盡,繼續在牆報發聲,呼籲發揮正氣,消滅邪氣,說:“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的幾期牆報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引得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閱讀。

一天晚上,毛澤東提著馬燈也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決心狠整王實味的,除了毛澤東,還有其他中共領導人。當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約王震一行,到中央研究院觀看壁報。王震看完壁報後大怒,指責像王實味這類文人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中分析說:“王實味的思想確實和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王實味鼓吹的‘平等’、‘博愛’觀念,從根本上說,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領袖至上’觀念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從王實味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必然引發出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而確立‘領袖至上’的觀念的首要條件就是削弱乃至消滅人的自主性,使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1942年的毛澤東正全力追求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如果聽任王實味‘蠱惑人心’的言論繼續擴散,勢必嚴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實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澤東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礙。”

由於挑戰毛思想,王實味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關押了將近五年的“特務”、“漢奸”、“托派”等被押撤離。在黃河邊,他們全部被秘密處死。

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處決。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執行幹部為節省子彈,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從他身後用大砍刀將他砍死。因怕被人認出,王實味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純真的幻滅

在湧向延安的青年當中,許多人出身名門望族、書香世家。他們無懼物質條件的艱苦,奔向紅色大旗。然而,在歷時三年多的整風運動里,這些青年經歷了嚴酷的整肅,純真幻滅。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在延安時是王實味的好朋友。他在整風運動前離開延安,1941年被開除出黨。他曾說,如果當年留下,“在後來的一個個‘抓特務’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像王實味一樣。”

民運人士、被兩度開除出黨的王若望說過:“當時投奔延安的我們,都有受騙上當的感覺,都覺著死氣沉沉,王實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溝牆報上公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很快就成了毛澤東的俎上肉;接著我在延安的大砭溝編輯的輕騎隊牆報也成為批判對象。王實味被抓後,我接著也被貶到山東,成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整個延安,政治空氣凝固了,人人自危。”謝韜後來有評:“王實味死得冤枉、死在夢中;王若望死得清醒、死在流亡。”

“紅色女作家”顏一煙出身滿族貴族,曾於北京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38年春前往延安。據顏一煙之兄顏毓蘅的兒子顏超記述,其姑姑和姑父高羽在延安都經歷過“審查”。高羽因為曾被捕入獄,黨籍一直沒有得到恢復,而顏一煙“也曾遭到長時間的審查和監禁”。顏超說:“我想也許這段經歷給姑姑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思維和心靈創傷。”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父親是清末赴日留學生,曾任北平鐵路局局長;母親是清末舉人的女兒。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積极參加學生救亡運動,加入民族武裝自衛會。1935年12月,她投身“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達延安,從事青年工作,還擔任過編輯、教師等職。

這位當年的清華大學高材生曾說:“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

然而,在現實中,韋君宜所體驗和見證的,卻與“美好”恰恰相反。1998年,韋君宜出版回憶錄《思痛錄》,記述了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反思其毒害,引發巨大反響。該書有一章講述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

韋君宜自述,當時,她和丈夫楊述受到了黨部的打擊和懷疑,“接著運動從學校發展到社會,開鬥爭大會,鬥爭所有從原來的國民黨統治下的綏德留下來給共產黨工作的幹部。他們大部分都成了‘特務’。這已經夠使人吃驚了,然後來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運動引向了外來幹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

“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為共產主義而坐牢的人!我無法估計。反正,當時楊述可是挨上了。……還是根據上邊宣布的那一條‘紅旗政策’的邏輯,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後來,他就被押進了‘整風班’,關押起來。整風,整風!”“我一個人在空窯洞里抱著孩子流淚。……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麼?”

1943年底,絕大多數延安知識分子都被打成“特務”。此時,信念崩塌的,何止韋君宜一人?據《思痛錄》寫,從天津跟隨韋君宜到延安的女青年吳英,曾在延安政學院被關禁閉。一日,她見到韋君宜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

《思痛錄》里還寫,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在“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因為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大會上,丁汾在台上哭訴委屈說:“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

韋君宜小結:“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

韋君宜所著的《思痛錄》反思中共政治運動的毒害。(網路圖片)

韋君宜的女兒楊團說:“母親後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

當時,韋群宜曾和楊述議論:“現在只在邊區裡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干,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若干年後,中共當真把整人的運動擴大到了全中國,而且一次比一次慘烈。幾代人、十數億百姓,淪為政治運動的犧牲品。而知識分子更是在劫難逃,被捲入了一重重謊言與恐怖的惡浪狂瀾。#

參考資料

1.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

2.楊團,“母親韋君宜與《思痛錄》”,《書摘》2000年第11期,原載《老照片》第14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6月。

3.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4.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新銳文創,2014年。

5.裴毅然,《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獨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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