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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2)反右陽謀

中共在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創傷和災難。(網路圖片)

1951年,31歲的巫寧坤正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英文系攻讀博士。新年時,他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請他前去燕京任教。巫寧坤決定放棄寫了一半的博士論文,回歸祖國。當時,芝大同學、李政道博士勸他不要走,他不聽,李政道就幫他打箱子。7月中旬,在登上郵輪前,巫寧坤問前來送行的李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一笑了之,二人話別。

1957年,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獎,迎來事業最高峰。在大陸,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先後在監獄和農場被關押勞改近20年,九死一生。

1979年,“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回國講學,而巫寧坤進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此乃命運弄人?

“共產黨你不要跟它講道理,沒有道理,……黑白永遠是顛倒的。”巫寧坤的夫人李怡楷如是說。

1993年,巫寧坤在紐約以英語出版了回憶錄《一滴淚》,記敘了自己從肅反到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經歷。

中共在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創傷和災難,被指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作為主要受難者的知識分子,在運動之後,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巫寧坤的遭遇,確實是苦難海洋中的“一滴淚”。

“雙百方針”與“陽謀”

1951年,中共在全國大學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人人被逼“改造”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思想改造”之後,又來了“忠誠老實運動”。1955年,肅反運動再掀肅殺之氣。幾經打擊,知識分子由此噤若寒蟬,人人自危。不料,到了1956年,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竟出現了令人意外的鬆動。

1956年4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毛澤東在當天的會議總結時說:“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5月26日,時任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在中南海鄭重地向各界人士宣布此“雙百方針”。陸還稱,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7月20日,陸定一對出席會議的中共各省市負責宣傳、文教的官員們講話,要他們聽取批評,勿亂扣帽子:“什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散主義、反領導等等。”“人家不講話,我們就耳不聰目不明,再過若干年就變成木乃伊了。”

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說:“我們只有500萬知識分子。這500萬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沒有這500萬知識分子,就一樣事情也做不好。國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員,因此他就有個任務,就是應該先受教育,尤其在社會大變動時期。”

在談到“雙百”方針時,毛澤東說:“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針團結幾百萬知識分子,團結幾億人民,改造現在這種面貌。那麼,首先就要共產黨改變態度,改變官僚主義態度,改變教條主義態度,改變宗派主義態度。”

毛的講話讓很多原來對共產黨存有戒心的人也改變了態度。與會的著名翻譯家傅雷,事後給家人寫信,表明自己當時的感動和對毛的欽佩。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文,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隨後,《人民日報》接連在5月2日、3日、7日發表社論,進一步推動黨外人士暢所欲言。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在如此“誠懇”的邀請下,響應號召,開始向黨和政府提出改進建議或表達不滿。新聞界也大力跟進。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右傾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繼續去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的,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好處”。

5月15日,毛澤東開始著手撰寫一篇文章,題為“走向反面(未定稿)”,後又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12日印發黨內。這篇文章,用嚴厲的措詞,對當時整風、鳴放的形式和黨內外思想政治狀況做出分析,對一些言論進行駁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進攻的問題。

文章認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但是“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

在高等學校的校園裡,鳴放更為激烈。從5月19日到22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陸續貼出幾百張大字報,很多內容是要求取消黨委負責制,要求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徹底開放一切禁書等。《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用“北京大學民主牆”稱呼做了報導。

在“鳴放”後期,各種意見都提了出來。共產黨對於湧現的批評不能接受,例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儲安平的反對“黨天下”等觀點。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

1957年6月14日,風向徹底變了。《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據說是毛澤東親筆所寫),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反右”風暴

《九評共產黨》中寫道:“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賬’。”結果,中共出爾反爾,將實話實說、對黨忠心耿耿的人劃為“右派分子”或“極右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問題的通知》。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指出的右派人數擴大一倍,全國的骨幹名單從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從400人擴大到800人。報紙上點名人數,也允許把右派骨幹總數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當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因為分別提出了“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和反對“黨天下”的意見,被稱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右派,認為他們代表資產階級要和共產黨爭天下。

高度讚揚歌頌中共的費孝通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北大校長馬寅初,曾經贊成高校黨委制,也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

以北京大學為例,1957年,有1500位青年教師和學生在反右中被開除公職和學籍,發配到荒原大漠。20年後,1500人又全部被“平反”接回北京。

曾經因為毛澤東的講話而心潮澎湃的傅雷,命運又如何呢?1957年,傅雷連續公開發表三篇揭發和批判“右派”的文章,以配合“反右”的暴風驟雨。在《比一比,想一想》中,他明確表態,“反右”鬥爭“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1957年下半年,風雲突變,傅雷被指為親美反蘇的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的代言人。自8月22日起,上海各大報紙開始批判傅雷。作家協會開了十次批鬥傅雷的會,傅雷做了三次檢討都不能通過,一切工作停止。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精神極度痛苦。

《人民日報》先後刊登了一批知名“右派分子”的認罪書,還刊載了他們互相揭發的文章,這樣既分解了“右派分子”,也從道德上摧垮了他們。

政治“帽子”一旦扣上,這些右派便淪為政治“賤民”,按照罪行的輕重被依次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受到前兩類處罰的人員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不久,爆發了全國性的饑荒,大批右派相繼死亡。那些所謂的“極右分子”,有的被槍斃,更多的人自殺。被劃成右派的人遭批鬥打罵,受盡屈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

至1958年整個反右運動結束時,共有55萬人被劃分為右派分子,佔500萬知識分子的11%,受到牽連的達幾百萬人。1979年,中共“改正”了552,877名“右派”,發現整錯者達99.98%,但是對96人決定“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級的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5人,還有地方級91人。

中共在1957年發起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創傷和災難。(網路圖片)

“右派”血淚

在反右運動中,甘肅日報編輯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受到牽連,成為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二人一同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在十工農場,王景超到了夾邊溝,在那裡活活餓死。

和鳳鳴在回憶錄中寫:“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雙雙被打倒在地,我們的靈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那時候,正義、善良、熱誠,對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間最可寶貴的東西,都被‘政治’湮沒了。……人們都甘當馴服工具,服服帖帖,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許多悲苦,許多凄涼。”

當年頭號學生右派、始終未得平反的林希翎說,當年他們這批知識分子所以上當受騙,全是因為毛的號召。毛澤東讓人們反對“三害”,說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給黨造成的極大的危害,說“你們應當幫助黨整風,批判這些‘三害’,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講得漂亮得不得了”。

雲南昭通的李曰垓,13歲參加“革命”,16歲被劃為“右派”,從1958年元旦過後到1978年底,李曰垓總共度過了20年零8個月的勞改歲月。李曰垓恢復自由後,在網路發表專集《噩夢醒了嗎》。他寫道:“而且直到今天,我並未得到片言隻字的處理通知書,但殘忍的無期徒刑待遇卻實實在在耗去了我21年的黃金年華。這是真正的殺人不見血。”

2007年6月6日至7日,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了“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些昔日的“右派”特地從中國大陸前往參加。

時年72歲的黃澤榮,筆名鐵流,原《成都日報》記者。童工出身的他,15歲參加“革命”、追隨共產黨,是當年共青團系統三大右派之一,歷經勞改23年。“劃右”原因是他在1957年創作的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他說,8800多字的作品,相當於為了寫的每一個字,關了他一天。

黃澤榮說:“做右派的,都是講真話,相信共產黨的,有個人見解的。”他強調,下一代不能夠再在“狼奶”中養大了,“現在對孩子就是不能夠再接受這種謊話的教育,不能再吃狼奶。一定要在小時候就告訴他們歷史,告訴中國發生了哪些事,什麼叫反右鬥爭?什麼叫文化大革命?什麼叫三反?什麼叫五反?什麼叫鎮反?反胡風?”

黃澤榮表示,中國人至今還不敢講真話,還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作為現在活下來的人,作為受害者,我們要把這個歷史留下來,留給子孫,留給民族,留給世界,絕不讓當局掩蓋這個歷史。”

時年74歲的任眾說﹕“實際上我們對國家是負責任的,我們為國家提一提意見,能夠早一點改進,國家更能夠前進”,但是沒有想到,他們全都成為“右派”和“階級敵人”,“這對我們來說,是無法接受的”。

參加會議的還有“右派”的後代,比如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黃炎培的孫女、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黃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統戰的對象,利用他贏得知識分子的信賴。但是他的7個子女中,有5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兩人被逼自殺。

與會的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漢學家余英時教授也做了發言。他說,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識人,是反右。“1949年(中共)一進了城,看你知識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潛在的敵人。所以它絕對不會相信的,你怎麼投降也沒有用。它認為你口是心非,它認為你心沒有交出來。所以後來一再要挖心,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

2008年,一部四卷、120萬字的《五七右派列傳》問世,共有四百餘篇、涉及1300多名右派的受迫害經歷。作者申淵,本名陳愉林,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反右補課運動中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放逐內蒙古邊疆勞動。

陳愉林說:他之所以要寫右派歷史,就是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共產黨害怕的不是小罵它,它害怕的是說清真相。因為中共的政權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最怕人揭穿謊言。”

結語

著名學者胡平在《1957‧苦難的祭壇》指出:“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是利用國家權力對公民實施誣陷直至剝奪人身權利和拘禁。”

王世三在《反右運動之一:引蛇出洞》中寫道:“1957年的‘反右’運動,從肉體上消滅了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打斷了他們獨立思考的脊樑,不僅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幾乎喪失殆盡,而且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尊嚴也蕩然無存。至今,‘反右’的陰影依然籠罩當下的中國,造成大陸知識分子難有擔當,不可避免地成為時代的‘犬儒主義者’及‘精緻的利己者’。”

2006年的一個春日,林彪的長女林曉霖,致電其中學同學--反右時期的頭號大右派章伯鈞之女章詒和。林告訴章,她從黑市上購得章的《往事並不如煙》一書。林曉霖說:“我看了,心裡非常難過,非常痛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我的父輩對不起你的父輩,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民主黨派。我們共產黨對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對不起所有知識分子,更對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其實,她不必說“我們共產黨”,不可把自己和中共混為一談。因為在中共發動的整人運動中,中共欺騙了太多的民眾,包括數千萬共產黨員,還有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他們都是受害者。作為“副統帥”的林彪,他的人生何嘗不是一個中共治下的悲劇?中華兒女,是炎黃後人,不是馬列子孫。遠離中共、拋棄中共,不要繼續把自己和共產黨捆綁在一起,才是對自己負責的明智之舉。

章詒和在《五十年無祭而祭》中說:“紀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義是為了五十年後,百年後。”

“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六十年。回顧昨日,我們理應深思--那一場災難,引發的最大的悲劇,究竟是什麼?又是什麼原因,讓類似的悲劇,不斷重演?我們必須謹記,必須清醒地面對,過去的歲月,留給今天和明天的警示。

參考資料:

1.丁抒:《陽謀:“反右”前後》,1991年,九十年代雜誌社。

2.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2013年1月8日,大紀元新聞網,美國。

3.“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一)”,2007年6月7日,自由亞洲電台。

4.揮不去抹不掉《整風反右運動》50周年(19),2007年6月,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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