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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選舉:基於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研究

文革號稱“大民主”,而選舉是民主的核心制度之一。〔1〕那麼,文革期間,中國是否舉行領導人的選舉,又是如何實行領導人選舉的呢?

我們知道,中國最高規格的選舉,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所舉行的選舉。文革期間,中共舉行了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即1969年4月1日到24日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九大”),和1973年8月24日到28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大”)。〔2〕這兩次代表大會,根據中共官方文獻,都採取了選舉的辦法,產生出席大會的代表和由代表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3〕本文即聚焦於中共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包括代表大會之前的會議代表選舉和會議過程中的領導機構(這又可以分為大會本身的領導機構,如大會主席團,和作為大會行使黨章職能而產生的中共全黨領導機構,主要是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研究這些選舉的制度內涵和操作過程,涵蓋提名、“醞釀”、“競選”、投票、得票率等選舉的主要方面和環節。

與文革研究一般注重群眾運動、意識形態、權力鬥爭等的研究取態不同,本文的研究關注的是文革期間選舉作為一種正式政治制度的運作。為什麼中共在文革這個“革命的狂飆時代”仍然採取選舉的辦法產生中共本身的全國領導機關?作者相信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而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研究文革期間的選舉是如何進行的。本文的重點,放在從實證層面展示文革期間所舉行的中共九大與十大的選舉過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也將試圖對“為什麼”的問題做出某種回答。總起來,本文的關注點在於:通過對於選舉這一典型的民主制度在文革中的運作方式的研究,聯繫文革所宣稱的“大民主”這一特殊政治背景,進一步理解“文革”的制度涵義。

下面,我們將首先從三個層次展開實證的調查;這三個層次分別是:九大和十大的大會代表的產生,大會主席團等會議領導機構的產生,九大和十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過程。然後,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和總結。

◇參加九大火車上突擊入黨

根據中共黨章,也就是黨內的“憲法”,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4〕因此,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關的至關重要的組成人員;他們不僅本身組成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而且只有他們才有權利選舉產生黨的中央委員會。那麼,這些代表本身是如何產生的,就成為探討中共最高領導機關是如何產生的起點。

與此前和此後的中共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不同的是,中共九大和十大,只有正式代表,而沒有其他名目的代表,比如候補代表、列席代表、特邀代表等。〔5〕九大的代表總數,是1512人;當時的黨員總數,是二千二百萬;每名代表平均來說代表著14550名黨員。十大代表則為1249人,當時黨員總數為2800萬人;每名代表所平均代表的黨員是2萬2418名。〔6〕這就是說,在黨員總數增加了600萬的背景下,十大代表反而比九大代表減少263人。就每位代表所平均代表的黨員人數言,十大與九大之間的數量差,絕對數是7868,百分比是百分之54。這個差別是不小的。那麼,九大也好,十大也好,其代表數量,是根據什麼原則來確定的呢?對此官方沒有任何解釋,我們無從得知。〔7〕事實上,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除了最早階段的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外,此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有所增加,有的時候增加幅度很大,而唯有十大比九大減少了。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的反常現象。原因是什麼,官方同樣也沒有任何解釋。

但並不是說,這個問題不重要。從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這個角度來說,這個機關應該由多少成員組成,當然是一個重要而基本的問題;從這些代表行使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這個角度來說,代表的數量也同樣是個重要而根本的問題。中共在這樣的重要而根本的問題上的決定,沒有可以解釋的理由,至少沒有公之於眾的理由,說明:第一,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作為中共最高領導機關,其運作程序有重要的漏洞;第二,這一領導機關所組成的起碼原則,是沒有哪怕最簡單的透明度的。而我們知道,在程序不健全和沒有透明度的條件下,是不會有民主的。〔8〕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這些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呢?按照中共黨章,應該選舉產生。當然,中共的選舉制度本身,有很大的問題,這個我們後面討論。但是,九大和十大的代表,往往即使連名義上的選舉過程也沒有經過,而是變相地由上級任命。西方觀察家注意到:“選擇九大代表的權力掌握在當地領導小組的手中”。他們認為這是導致九大幾乎四分之三的代表穿軍裝的原因。〔9〕根據來自省、市、自治區的相關報告,當地革命委員會中的黨員成員在1968年11月到1969年3月這一時段里分別舉行了會議,但29個省、市、自治區中只有一例在這樣的會議上討論了九大代表的遴選問題。於是,這些西方學者認為,九大代表“很可能是未經討論而由上級任命的”。〔10〕九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吳法憲,則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代表不是通過選舉,而是通過醞釀產生的,以至有個別非黨員也作為代表參加了會議”。〔11〕根據中共中央黨校相關研究人員的研究,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規定代表產生的原則是“充分民主協商,高度集中”,而“這就為把傳統的民主選舉撇開,廣泛採用指定代表的方法提供了依據”。〔12〕他們的研究結論是:“中共九大的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通過選舉產生的。”〔13〕據說,有的代表甚至是在來京參加九大的火車上突擊入黨的,還有的在參加了九大之後“還沒有履行入黨手續”。〔14〕

◇所有代表必須是中共黨員

至於十大的情況,來自中共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承認,“當時的情況不正常”,是由當地黨委“取代”了黨的地方代表大會“選舉”了全國黨代會的代表。〔15〕一位專門進行相關研究的黨內專家則這樣說:“大會代表應由省、市、自治區黨委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經過充分醞釀、嚴格審查、民主選舉產生。而十大卻不是這樣,所有代表都是通過所謂‘民主協商’,由黨委擴大會議選舉產生的。”〔16〕

這些中共研究人員所使用的“選舉”一詞,當然還值得商榷。為了說明情況,我們不妨看一些個案。在上海,于會泳“當選”九大代表。他的“當選”過程是這樣的:首先,張春橋和徐景賢提名他;接著,這一提名被上海市革委會所接受——我們知道,張是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徐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然後,經過中央批准,於即成為代表。這個過程,在於的傳記中,被稱為“選舉”。這並不足為奇,因為於本人當時收到了由徐景賢和王洪文(上海市革委會的另一位副主任)簽署的信件,通知他“你被上海市廣大黨員選舉為黨的九大代表”;而這封信就是於“當選”的正式憑證。〔17〕“廣大黨員”這個說法,內涵模糊;“選舉”這個詞的意義,在這裡已經和“選舉”本身沒有多大關係了。

無獨有偶。在廣東,根據九大廣東省代表團一位秘書的回憶,所有代表都是省革委會黨的核心領導小組決定的。〔18〕他還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廣東的代表在農曆過年之前都集中到廣州學習,其中一位來自韶關地區的瑤族代表未經允許打算離開,被警衛攔住了。大家問那位代表:“你不想去北京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嗎?”這位代表很認真地回答說:“我是我們家唯一的男勞力,我不回去,誰來殺豬過年呢?”這位代表於是被送了回去,當然不是因為同情他家殺豬有困難,而是因為他“政治覺悟低”而不夠代表的資格。韶關地區革委會為了這個糟糕的“推舉”而受到嚴厲批評;他們又“推薦”了一位新代表取代這位重視豬超過重視毛主席的屠夫。〔19〕很明顯,兩次的代表推薦都不涉及“選舉”。

我們所知道的一些個案,顯示十大的情況與九大類似。根據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回憶,毛澤東當時提名了江渭清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當十大代表,但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對。反對的借口是:放到哪裡選呢?毛於是明確指示:要麼在江蘇,要麼在中直機關;不僅要選江渭清當十大代表,而且要選他當中央委員。〔20〕另外,毛當時表示“希望”李慶霖當選十大代表。李慶霖是福建的一位小學教師,因為給毛寫信反映情況而得到毛的重視。但李當時還不是黨員,結果“希望”落空。〔21〕因為接受了有的九大代表連中共黨員都不是的教訓,經毛澤東閱定的《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的產生的決定》開宗明義第一條,即規定“所有代表必須是中共黨員”。〔22〕當然,不久之後,根據毛的指示,李“當選”了四屆人大代表,並“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本來,代表在某地當選,就意味著這位代表是接受此地黨員的委託而在全國黨代會上代表此地黨員的。如果一個代表可以隨意“放”在此地或彼地當選,這位代表和“選舉”他的黨員之間的所謂關聯,很明顯,是可以不存在的。在毛髮話要選某某人當黨代表甚至當中央委員的情況下,同樣明顯的是,“選舉”本身即使存在,也不過是按照毛的旨意走個過場罷了。

◇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聲音

從宗旨來說,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其使命在於代表黨員的意願來決定黨的路線、方針和領導人選。按照中共黨章,黨中央不僅是由這些代表的選舉而產生的,而且黨中央的領導權威其實不過是這些代表“閉會”期間所委託給黨中央的。那麼,各級黨的領導機構,都應該是這些代表的下級,或下級的下級。一句話,應該是這些代表決定全黨的政治原則,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麼人有權利、有資格來告訴這些代表什麼是政治上正確或不正確的東西。否則,所謂“民主”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情況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產生之後,需要在大會舉行之前接受政治培訓。前引廣東省九大代表團秘書的回憶,已經講到這一點。值得強調的是,這早在九大召開之前三個月就舉行了,而且是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狀態下進行的,地點是在珠江中一個小島上的賓館裡。〔23〕廣東代表團是1969年3月23日抵達北京的,距大會4月1日開幕還有一周的時間。〔24〕其中除了大會預備會議的時間之外,應該還有幾天繼續“學習”的時間。

上海的80名九大代表,根據張春橋的指示,在出席大會之前,也都首先集中到延安西路200號文藝會堂,舉辦學習班。上海市革委會的領導人徐景賢、王洪文、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給學習班作了報告;用徐景賢回憶錄的話來說,目的是要代表們“心中有數”。〔25〕有什麼“數”呢?徐景賢沒有明說,但他所講的上海代表團批判陳毅的情況,可以作為一個窗口,讓我們了解,會前有關當局是如何下功夫型塑九大代表的政治思維和政治分辨能力的。他在回憶中說,到達北京之後,上海代表團又組織了專門會議,批判經毛澤東特別指示而在上海當選九大代表的陳毅,為此每個代表人手一冊收到《陳毅反動言論小集》的小冊子,以便於他們認識黨的“正確路線”並“在九大上與陳毅展開面對面的鬥爭”。〔26〕這裡,問題就來了:第一,既然陳毅也是“上海市廣大黨員選舉”出來的九大代表,為什麼他的政治權利和其他八十位同樣據說是“上海市廣大黨員選舉”出來的九大代表不同,而必須接受這些代表的批判呢?第二,這些代表甚至不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要批判陳毅的,他們是被“教育”而“認識”到要批判陳毅的——這些代表不是代表“上海市廣大黨員”的意願的嗎?為什麼他們“當選”之前並沒有這個認識,後來卻有了這個認識——他們究竟算是代表誰的政治意願呢?

廣東和上海的做法並非個別,九大這個做法也非特例。根據相關研究,十大之前,全國各地都組織了代表的培訓,徑稱“學習班”。〔27〕我認為,這個做法,顯示中共黨代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悖論。單就選舉機制本身來說,這個悖論是這樣的:法理上是黨代會代表通過選舉來決定下屆領導人員,政治的實踐中則是目前的領導人通過“學習班“(當然還有其他方式,包括對代表的任命)來塑造代表的政治意願,包括塑造代表們將來在大會選舉中的投票意願——當時要組織批判陳毅,和九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有關,這個我們後面討論——那麼,悖論背後的實質就是:是目前的領導人通過塑造代表的意願而決定下屆領導人,包括決定這些目前的領導人自己繼續當選。所以,自己決定自己或自己中意的人當選或繼續當選,這就是中共選舉的本質;圍繞黨代會所展開的選舉和其他做法,不過是實現這個目的的工具。這也難怪,中共官方的研究人員說到九大,也說“在這次大會上不允許有任何稍微不同的聲音。”〔28〕

◇主席選舉的戲劇性一幕

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內部有一個權力的等級制;並不是每個代表都具有相互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前述陳毅受批判的情況,已經顯示,同為九大代表,陳毅其實屬於另冊。這種作為中共黨代會權力內核的等級制,在組織架構上,自上而下,由大會主席團及其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大會秘書處,各代表團團長、副團長、秘書長,各代表團內的分組小組長,及普通代表構成。從表面上說,包括代表團團長和大會主席團等在內的所謂大會領導人員,也是由選舉產生的。這種選舉,是中共黨代會的全部選舉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九大和十大是如何進行這種選舉的呢?篇幅所限,我們這裡僅以九大的大會主席團主席、副主席、秘書長的選舉為例來進行討論。

中共黨代會的主席團選舉,是在代表大會的預備會議上進行的;歷來都是以整個名單進行舉手表決,九大也不例外。因為是整個名單一次表決,那就是說,一位代表不可能就自己是否贊成某個個人成為主席團成員來表達意願;而實行舉手表決,就減少了(其實是杜絕了)眾目睽睽之下某人、更不要說某些人乃至多數人公然反對整個主席團提名名單的可能。所以,主席團選舉一向沒有任何戲劇性。但是,在九大上,主席團主席等的選舉,出現了很大的戲劇性。本節研究就聚焦於這一幕。

首先,在九大開幕的時候,主持開幕式的毛澤東,根據會議程序,請當選為主席團成員的代表到主席台就座。可是,這個時候,這些成員早就已經坐在了主席台上。毛大約是意識到了這些程序的虛假性,不免尷尬,只好打趣說:“大家趕早不趕晚啊,都坐下了”。〔29〕事實上,主席台上的座位安排是很有講究的,特別是誰坐在前排,這很重要,等於給了代表們一個明確的信號:誰將當選下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九大開幕式上主席台的座位安排,是周恩來親自擬定之後報毛澤東批准的。〔30〕這就是中共政治中的所謂“名單學”問題。〔31〕特別是在文革期間,這種“名單學”極為發達,因為主席台上就座的名單或者出席某個場合的名單,往往顯示路線鬥爭的成果。九大主席台的前排,毛的右邊是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等所謂“老同志”,左邊則是“文革新貴”,包括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根據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的解讀,“這樣的坐法,總理是非了一番心思的”,特別是為了安排好江青的座位。〔32〕邱會作還說:“當時的座位,劉伯承排在朱德前面,主席是有用意的,部隊的老幹部都看得分明”。〔33〕

◇誰誰“應該”坐什麼位子

接著,出現了一幕不常見的情景,這裡主要根據邱會作的回憶而描述如下。

毛澤東說:“現在,我們還要選舉大會主席團主席。大會主席團要推選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再選一個秘書長。哪幾個當合適呀?我看林彪同志當主席”。

這時,全場沒有舉手,也沒有鼓掌。〔34〕而林彪立即回答說:“毛主席當主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

毛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個副主席,好不好?”

這時林彪站了起來,說:“不好,不好!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主席萬歲!贊成的舉手。”這時應該是全場手臂林立,嘩地一下全都舉起來了。〔35〕林自己緊接著宣布:“全體一致通過”。

毛這時說:“一定要我當主席也可以。我提議林彪同志當副主席,同不同意?贊成的請舉手。”

代表們一致舉手。毛說:“沒有意見,通過。誰當秘書長呀?我提議周恩來同志當主席團秘書長。好不好?”大家鼓掌通過。〔36)

對於以上場景,我有三點簡要的分析:第一,提名顯然是自上而下的,連“你們誰來提名什麼人當主席團主席啊”這樣的虛於周旋的“民主”樣子也沒有做。這個問題,我後面還會討論。第二,表決的方式,似乎也很隨意:有舉手的方式,有鼓掌的方式;不是會議主持人的林彪也可以要求代表們“贊成的舉手”。但凡了解一些民主生活的基本規則的人,會懂得,這都不符合起碼的民主程序。但是,是不是說,更隨意,也就等於更多的民主呢?肯定不是;民主必須是按照程序進行的。另外,我的第三點分析,恐怕也可以幫助解答“隨意是否等於民主”的問題。

這第三點,是關於代表們的反應。如果代表們聽毛主席的話,當毛兩次重複提名林彪當主席團主席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舉手也不鼓掌?——毛提議周恩來當秘書長,問“好不好”,他們馬上“鼓掌通過”;此前毛提名林彪當主席,也問了“好不好“,他們沒有鼓掌。而當林彪說毛的提名“不好”並轉而問代表們的時候,為什麼馬上“全體一致通過”?很明顯,他們並不是頭腦簡單的聽話者或舉手機器,更不是隨意的敢於不同意毛對林的提名而贊成林對毛的提名。我認為,代表們深知誰“應該”做主席、誰“應該”做副主席、誰“應該”做秘書長——既然大家都已經知道了誰誰“應該”坐什麼位子,提名也好,舉手或鼓掌也好,也就是整個選舉過程,其實不過是一場表演罷了。

有趣的是,毛給了他們一個意外;在我看來,更有趣的是,即使這樣的“意外”,也沒有造成任何“意外”的結果。這說明,中共選舉的一個根本特點,在於選舉結果的確定性——未選之前,不僅結果已經確定,而且連投票人、也就是要行使選擇權利的人,也都已經知道並接受了選舉的結果。那還要選舉幹什麼呢?這個問題我們最後討論。

◇中央委員會的選舉

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是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一系列選舉的中心議程,也可以說是中共整個黨國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選舉。根據我的研究,中共自1945年七大以來,建立和發展了一套複雜、精緻、嚴密的選舉制度,目的在於在好似展露代表(或投票人)自主意願的同時精準操控代表的投票行為。〔37〕其中,關於黨代會上對於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是研究的一個重點。〔38〕這裡,篇幅所限,就不去討論比如預選制度、等額選舉等重大的制度安排了,僅就九大和十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圍繞提名、所謂“醞釀”及變相競選、和得票率這三個問題,講幾個故事,做一點分析。

提名是選舉制度的關鍵環節;在全程操控的共產黨式選舉過程中,尤其如此,因為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提名也就意味著當選。〔39〕

中共早期的全國性選舉,提名權往往掌控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個別家長式領導人手中;〔40〕那個時候,中共的組織規模也不大,四大之前不超過1000名黨員,五大和六大時黨員總數也不過在5萬人上下。〔41〕七大的時候,中共黨員總數已經發展到121萬;而且,經過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武裝割據之後,各根據地山頭林立;再者,共產國際一言九鼎從莫斯科指揮中共“兒子黨”的情形,就中共領導人的選擇和確立而言,已經成為歷史。毛澤東為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創立了一套選舉制度及其配套措施。與一般的共產黨選舉制度相比,這套措施特別注重表面上的“發揚民主”;就提名而言,它宣稱有著自下而上的由代表提名中央委員的機制。1956年的中共八大甚至宣稱更進一步,放開讓代表提名中央委員。實際上,當時的掌控措施很是精緻,達到了在表面上給予代表“民主”感受而又實質控制選舉的目的,這也就是我在相關研究中指出的“制度操控”(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42〕

到了九大和十大,可以說,毛在中共黨內的個人崇拜已經達到頂峰,“毛主席、黨中央”已經成為絕對正確的同義詞。相應地,中央委員的提名,完全貫徹自上而下的原則,即:現任中央領導人提名下屆中央委員人選。前面講到的毛提出要選江渭清當中央委員的故事,即是一例。這裡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從中我們可以知道稍微詳細一些的提名流程。1969年4月24日上午十點鐘,也就是九大要進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當天上午,周恩來找到公安部二把手李震和三把手於桑,告訴他們:“九大準備選你們當中央委員”。〔43〕根據相關回憶文章透露,李震是軍隊提名的,而於桑的提名過程是這樣的:毛對周說,公安戰線應當有一個老公安當中央委員;周去與康生商量提誰好,周提了於桑,康生同意。當時,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於桑當個中央候補委員就行了。毛說:要當就當正式的。〔44〕於是,不是九大代表、當時正在黑龍江筆架山農場參加勞動而應召在24日剛剛趕到北京的於桑,當天下午當選九屆中央委員。類似的情形有:張春橋、姚文元提名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當選九屆中央委員,〔45〕于會泳作為“文藝戰線優秀革命戰士的代表”當選十屆中央委員,是江青提名的。〔46〕

篇幅所限,更多的材料這裡就不講了。根據參會人員的回憶,九大在“醞釀”中央委員選舉時,在由各代表團提出候選人名單的環節,很多代表表示,小組提名有困難;反而表態:“以毛主席為首的主席團最了解全面情況,最了解黨的歷史,考慮問題最周到,對主席團提出的名單我們完全信賴,堅決擁護!”〔47〕

◇上帝就是毛澤東

如上所說,對於中央提名的候選人名單,代表們有一個所謂“醞釀”的過程。“醞釀”這個詞很妙,說明這個過程就像造酒的發酵過程一樣,是神秘乃至不可捉摸的,全憑上帝的意志做主——歐洲中世紀,那些精於釀酒的修士們,就把發酵過程稱為“God-is-Good”。〔48〕在九大和十大的選舉過程中,也確實存在著上帝,上帝就是毛澤東。

我們不妨看三個人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李德生。李德生由於在安徽支左的表現而得到毛的賞識,被邀請列席了八屆十二中全會,也就是九大舉行之前最後一次作為九大的會議準備的中央全會。全會的開幕式上,毛講話之後,周恩來宣布分組名單。當念到華東組李德生的名字時,毛髮話問道:“哪個叫李德生?”周介紹說:“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省革委會主任,12軍軍長。”並招呼李德生站起來。李當即起來向毛、周敬禮。毛微笑說:“不認識你呀,你這個同志。”並問:“你是哪個地方人?”李回答:“我是河南省新縣人。”周說:“跟許世友同志是一個縣的吧?”坐在李旁邊的許世友接過去回答:“德生同志同我是一個縣的。”毛又問李多大年紀,李回答後,毛說:“我看安徽的事情辦得不錯”云云。〔49〕根據官方出版的李德生相關傳記的作者說,當時的會議參加者都好奇毛為什麼對一位列席人員如此感興趣,都回頭來看李德生。〔50〕這位作者還說:“出現毛澤東同列席人員這樣大段對話,是很少有的事啊!”〔51〕那麼,為什麼這樣少有的事情出現了呢?看看九大選舉結果,答案就在那裡:就資歷而言尚不一定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的53歲的李德生,不僅當選九屆中央委員,而且進入九屆中央政治局。〔52〕

再一個例子是紀登奎。紀登奎被安排在九大上做大會發言;當時他不大想做,毛澤東指示他必須做。那天,在紀走向主席台發言席的時候,毛澤東對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云云。據記述,“聽了毛澤東對紀登奎的介紹,會場上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53〕當然,紀登奎也名列九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可以設想,從毛口中親耳聽到說紀是他的老朋友的九大代表們,在選舉中極少有可能不投紀登奎一票。確實,比李德生資歷更淺的紀登奎,得票甚至高過李德生;他隨後也與李一起進入新一屆政治局。〔54〕

第三個例子是王洪文。十大上,當年38歲的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僅次於毛、周的第三號領導人。與前述李、紀相比,王根本說不上有什麼資歷,被人譏為“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在1973年5月舉行的討論十大準備工作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宣布,根據毛的提議,政治局決定調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隨後,也是根據毛的意見,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8月20日,在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根據毛的意見,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周恩來宣布完畢,立即謙恭地請王洪文主持接下來的會議。根據出席了這兩次會議的王的上海同事徐景賢的回憶,5月會議上,“新的接班人已初露端倪”,而到了8月會議聽了周的宣布之後,“參加會議的全黨104名高級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和中央各部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立刻明白了毛澤東的意圖:選舉準備委員會王洪文為正,周恩來為副,說明王洪文躍升到毛澤東的接班人的地位”。〔55〕顯然,毛為了讓中共領導層在十大上接受他所選擇的王洪文,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這番功夫,到了十大舉行期間,有了更為煞費苦心的表演。8月28日,十大進行中央委員會選舉的議程。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毛主席委託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選舉十屆中委和候補中委。”當時在場的徐景賢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這簡直是一著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著作任何解釋,就使一千二百四十九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託別人而委託王洪文代表他投出這莊嚴的一票,說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親自選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56〕據徐景賢描述:

“當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的時候,穿著簇新軍裝的王洪文,畢恭畢敬地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毛澤東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著的毛澤東的選票。……王洪文雙手捧著這張選票,就好比捧著一份鄭重的信任和囑託,他緩步走向票箱,投下這莊嚴的一票……從周恩來以下的所有人都注視著他,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他們不僅是為毛澤東鼓掌,而且是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57)

中共的選舉制度是明文、嚴格禁止競選的。這就是說,候選人不得為自己拉票,不得以任何方式爭取選民的選票。這個規定,對於真正的選舉來說,也就是有競爭的選舉來說,是荒謬的。反過來,它也說明了中共的選舉過程中是不允許競爭、因此也不是選民具有選擇權利的選舉。但是,競爭是客觀存在的,有投票就有得票率的高低,甚至還會有人因為得票過低而落選。為了防止被提名者落選,也就是為了實現提名等於當選的共產黨的選舉原則,我們看到,毛有為某些人開展“競選”的特權。在我看來,這是頗為意味深長的;進一步的討論,容講完下面兩個故事之後一併進行。

◇得票率問題:從江青和王白旦的故事說起

在中共那種選舉制度下,毛擔心某些人落選而為他們“競選”的做法,其實有些過慮;更實際的考慮,恐怕還在於幫助他們沖高得票率,以便取得更上層樓的優勢。根據我的研究,得票率在中共黨的代表大會的選舉結果中,具有特殊的涵義。怎麼特殊呢?簡單說來,民主制度下,一般是簡單多數當選,有的情況下則根據特定法律規定而有具體的得票率要求(如三分之二多數);而中共的選舉制度下,這個問題則高度複雜化。怎麼複雜呢?我們來看看九大選舉時江青和王白旦的情況。

九大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在全部1510張選票中,江青獲得1502票,比全票少八張。〔58〕據在場者回憶,江青當場就臉色不好看,然後很快就離開了會場,再也沒有回到會場。張春橋、姚文元各少十餘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叉。藉著有人打叉這個由頭,江青大發雷霆,說誰在她的名字上打叉誰是現行反革命。〔59〕康生提出,要追查這跑掉的八票是誰沒投;為此陳伯達坐立不安,唯恐中央動用科技手段查出他自己是這八位代表之一。最終毛澤東沒有同意進行調查,此事才不了了之。〔60〕

◇選不選自己,自己有自由

江青這麼惱火,是不是因為其他當選中央委員的人大多都得了全票呢?完全不是。以1510票的全票當選九屆中央委員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不是林彪,而是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的一位鍊鋼工人,名字叫作王白旦。〔61〕那麼,這個王白旦同志豈不是很光榮嗎?也根本不是。相反,在宣布王白旦得票數的當時,九大會場里就充滿了竊竊私語;隨後,有九大代表當面吐他口水,說“你這個笨蛋,你怎麼能比林副主席得票還高?”〔62〕那麼,林彪得了多少票呢?1508票,缺了兩票,是林彪本人和妻子葉群沒有投給林彪。〔63〕那麼,江青是不是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呢?看來是的,因為少了八票的她沒有說“怎麼有七個代表居然不選我?”可以確定的是,毛澤東肯定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而且,毛早在七大就發表過講話,說:“選不選自己,自己有自由。我就準備自己打自己的圈”。〔64〕所以,你也可以認為,自己投自己一票,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這麼做。也許王白旦就是這樣想的。事實上,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員選舉,作為二號人物的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樣,都是獲得了全票。〔65〕可是,為什麼九大選舉中林彪卻不聽毛主席的話自己投上自己一票呢?甚至還讓老婆也不選自己?

我想,現在我們可以體認到得票率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了。而且,這是民主制度下不會出現的一個問題。民主選舉中,至少有兩個候選人相互競爭,很難設想其中一個候選人得票為零,那要他/她把自己的一票投給對方才有理論上的可能;實際上,即使在某些不那麼重要的選舉中下會出現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選民也不可能全數一邊倒地支持這唯一的一位候選人。所以,民主選舉中沒有全票不全票的問題。〔66〕反過來說,出現全票當選的情況,只能說明這是一場選民沒有選擇的選舉。而且,不僅沒有選擇,很可能,選民是在被操控之中。

事實上,多個信息來源證實,九大中央委員會選舉的得票率,是為中共領導層所操控的。九大中央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名第一的丁盛回憶說,九大選舉之前,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把朱德、董必武、陳毅等那些“老同志”“選上”;根據丁盛原文:“但是後面又講了,‘這些人不能夠得全票’。哈哈!不能不選,一定要選上,但是又不能得全票,這是一個問題了。”〔67)李作鵬的回憶也許更為準確一些。根據他的轉述,對這些人,毛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要投他們的票,保證選上。第二票數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68〕邱會作的回憶,則講述了更為具體的安排,包括周恩來為此“分頭找人談話”,叮囑“工作一定要過細,哪些人投同意票,哪些人投不同意的票,都要落實到人頭”。二十四日下午正式選舉,上午周還召集了主席團擴大會議,“特地講到”這些人的當選問題;會後又專門把邱等人留下,要他們就投票問題“馬上給部隊和你們熟悉的老同志再打打招呼”。〔69〕應該不必引證更多的材料,就可以得出結論:當選者的得票率是可以為當局所操控的。〔70〕

◇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

基於上述研究,我這裡打算提兩個問題,做一個總結。這兩個問題,分別涉及文革期間中共選舉的必要性和虛偽性;這個總結,將聚焦於選舉作為民主制度的核心與文革所謂的“大民主”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文革期間中共為什麼還舉行選舉?在講到九大的中央委員選舉的時候,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說:“那個時候主席說什麼就是什麼”。〔71〕意思是說,毛想讓誰當選就讓誰當選。那麼,我要問的是:既然如此,不是就可以不必進行選舉了嗎?事實上,就中共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並舉行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來說,“文革”期間恰恰是整個毛時代最為按部就班地根據黨章的相關規定去舉行大會的時段。七大是在六大之後隔了17年才舉行的,而這個期間的黨章規定黨代會每年舉行一次;從七大到八大又隔了11年,此間黨章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黨代會;即使從1949年中共建政進入和平時代算起,到1956年開八大也是七年的時間過去了。八大到九大,又隔了11年。〔72〕而九大到十大,相隔僅僅四年稍多的時間。這就是說,文革期間中共不僅至少兩次進行了全黨最高領導機構的選舉,而且選舉的間隔時間不長,是毛時代唯一一次沒有拖長黨代會間隔的例子。如果說,文革期間,中共也好,毛也好,比往日更願意進行選舉了,似乎也是可以的。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二個問題:儘管邱會作說毛願意誰當選誰就當選,但是,我們看到,毛的做法卻不是這樣直接的。也是根據邱會作的回憶,我們知道,毛為了保證選舉的結果符合他的意願,在九大期間,“幾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組的召集人、各部門的負責李作鵬同志開會。主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話,這麼上心,這麼用心良苦,是少有的。”〔73〕在毛建議要把朱德等那些“反過我的人”“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時候,許世友插話說:“毛主席下命令,我們就選他們”,毛卻說:“那不行,只能說服,不能壓服。”〔74〕毛還專門講了“選舉自由”的問題,說:“沒有自由權就不叫選舉,而是奉命行事。我們不能搞那一套。拉選票,這是古來有之。資本主義社會,主要靠金錢。我們共產黨不搞這套,也搞不起呀!誰能用錢買選票?我主張在選舉之前要多討論幾次,讓代表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但我們的民主,是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75〕回到前面講過的毛為王洪文等“競選”的情況,人們也可以這樣提問:毛這麼有影響力,你告訴大家你要選王洪文當接班人,大家還能不投票給他嗎?何必搞那些比如委託王洪文投票之類的花招呢?偉大領袖的這份謙虛也好,虛偽也好,那是為了什麼呢?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都必須在“文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中去尋求。很明顯,文革號稱“大民主”,但是,恐怕連毛本人也憑直覺意識到了,卻不能提供民主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功能。那麼,民主的這個最低限度的功能是什麼呢?這就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供的經典的民主定義所揭櫫的,也是後人稱之為“最低限度的民主”(minimal democracy)所意涵的:民主就是選民經由投票決定領導人的制度安排。〔76〕人人喊“萬歲”,只能增加毛的威望,不能賦予毛作為政治領導人所需要的合法性。只有選舉,才能提供這種合法性。這就回答了文革中中共“為什麼要辦選舉”的問題。

當然,從本文的研究看,文革中的選舉,是不符合程序、被操縱的選舉。唯其被操縱,中共也好,毛也好,因此更需要它。既然毛願意誰當選誰就能當選,當然毛就完全不必擔心選舉失控,也就不必等待政治上對自己有利的時間點再來舉行選舉。所以,以前總是一拖再拖的黨代會選舉,就可以大體照章舉辦了。既然選舉是要為中共領導集團提供合法性,當然不能領導人直接告訴你們選誰選誰,而是要搞得好像是選民自願投票選舉這些領導人的。這就是通過“制度操縱”來閹割選舉,使得非民主領導人可以藉助選舉的表面形式來實現自己的合法性。

是的,這些選舉不是民主意義上的選舉。可是,話又說回來,文革作為所謂“大民主”,與民主之間的關聯,還比不上這些不民主的、被操縱的選舉。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文革是根本不具備起碼的民主要素的,連“假民主”也不是,根本與民主無干。如果說一定有什麼關聯,那就是,在文革的背景下,由於毛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也由於愚民術達到頂峰,當局對於選舉的操控變得更為方便和簡單,於是連一向對哪怕作為裝樣子的投票選舉這個把戲多有擔心、能不玩它就不玩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也增加了黨代會選舉的頻率——這種關聯,不如說是對於“大民主”的最大諷刺。

(吳國光為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亞洲和太平洋研究講座教授)

注釋:

1,關於選舉制度在民主體系中的決定性地位和作用,參見: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Row,1942/1975; Samuel P. Huntington,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p.7; G. Bingham Powell Jr.,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Vi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2,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頁204、237。

3,同注2,頁222、237。

4,中共黨章多次修改,但這個內容,除了表述方式略有不同之外,沒有實質的修改。我們所研究的九大與十大,按照法理,應該分別根據八大黨章和九大黨章而舉行。這兩份黨章的原文,見:選編組,《中共共產黨章程彙編:從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頁61-79、80-84。關於中共黨章的歷次修改與內容的變化,參見:王金玲,《中國共產黨黨章發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陳至立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十一大也是這樣。九大、十大、十一大這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一點上以及其它很多方面,與中共其它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同。從制度發展的角度看,我把這三次代表大會作為同一個階段。但是,十一大是1977年8月12日至18日舉行的,這時,文革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已經結束了,故本文不涵蓋十一大。

6,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李穎,《從一大到十七大》,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7,1986-87年中共高層討論政治改革,涉及全國人大的改革,議論到全國人大的代表數量,當時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的王漢斌說:“當時人大代表定名額,就是根據[人民]大會堂的座位定的,坐滿第一層。”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頁275。

8,關於程序和透明度等因素在民主中的重要性,參見: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qu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p.222。

9,James T. Myers, Jurgen Domes and Milton D. Yeh, eds., Chinese Politics: Documents and Analysis, Vol.II: Ninth Party Congress(1969) to the Death of Mao(197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 p.3。

10,同注9。

11,《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頁742。

12,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12。

13,同注12。

14,同注12,頁213。

15,劉益濤,“中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公開化歷程”,《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6期,頁84。

16,李穎,《從一大到十七大》,頁518.

17,戴家芳,《走向毀滅:樣板戲主將于會泳沉浮錄》,香港:時代國際,2008,頁260。

18,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頁43。

19同上。

20,《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51-2。

21,張玉鍾,“我知道的李慶霖上書毛主席的一些情況”,《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頁44-49。

22,葉永烈,《王洪文興衰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9,頁388;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33。即使如此,還是有非黨員被“封為”十大代表。見: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243;李穎,《從一大到十七大》,頁519。

23,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

24,同注23。

25,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2003,頁173。

26,同注25,頁173-81。

27,劉益濤,《中共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公開化歷程》,頁84。

28,金春明,《九大評述》,載李穎,《從一大到十七大》,頁503。

29,《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頁618。

30,同注29,頁619。

31,關於這種“名單學”在中共政治特別是文革政治中的重要性,參見: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263-4。

32,《邱會作回憶錄》,頁618。

33,同上,頁619。但是邱會作沒有解釋這個“用意”是什麼。

34,這是我的推測。事實上,相關回憶中,沒有人提到當時會場里1500名代表的反應。我猜想,包括邱會作等當時在場而後來記述了這件事情的人在內,當時都愣了,只顧觀察毛、林等的說話、表情、動作等,沒去注意代表們的反應。不過,如果代表們鼓掌或者舉手了,不管林彪當時怎麼反應,毛就不必重複“林彪當主席”那句話了。

35,我說“應該是”,因為這也是我的推測。如果不是代表們一下子把手都舉起來了,林彪沒有辦法說接下來的那句話。

36,《邱會作回憶錄》,頁619。

37,Guoguag Wu, 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38,同注37,頁222-93。

39,比如,專家們認為,在蘇聯當年的選舉制度中,提名是關鍵一環。參見:Theodore H. Friedg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SS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p.81。

40,占善欽,《中共一大至六大對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探索》,《黨的文獻》,2008年第3期,頁69-74。

41,官方文獻記載的五大時黨員總數是57967人,六大時130194人。參見:李君如,《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但是,代表黨中央向六大報告了這個數字的周恩來本人,同時指出這個數字是不準確的、高估的。周恩來,《組織報告》,載《周恩來六大報告和發言選載》專輯,《黨的文獻》,2008年第3期,頁20。六大期間留守中央負責人利瓦伊漢估計,當時的黨員總數大約是四萬人。利瓦伊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數據出版社,1986,頁183。

42,Wu,China’s Party Congress。

43,於晉主編,《風雲無邊:於桑紀念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24。

44,同注43。

45,徐景賢,《十年一夢》,頁181。

46,戴家芳,《走向毀滅》,頁344;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40。

47,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頁47。

48,David Kenning, Beers of the World, London: Paragon,2005, p.10。

49,《李德生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313-4。另見: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黨中央副主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81;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李德生調中央工作前後》,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13,頁59。

50,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頁81。

51,同上,頁83。

52,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1201。

53,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7。

54,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頁1201。

55,徐景賢,《十年一夢》,頁288。

56,同注55,頁291。

57,同注55。

58,《邱會作回憶錄》,頁645;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9。

59,《邱會作回憶錄》,頁645;瞿定國、劉先廷,《曾經滄海》,頁79;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88-91。

60,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王文耀、王保春當時都是陳伯達的秘書。

61,人民網,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0/s290948.w1292547600479777,2010年12月16日讀取;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

62,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王的名字後來也引出不少政治上的麻煩。據報道,王白旦當選中央委員後,周恩來覺得他這個名字不大好,陳伯達當時建議他改叫“王白早”,他採納了。大約一年之後,陳伯達被清洗,有人懷疑王與陳“有聯繫”,幸虧周恩來幫助他澄清了問題。這時,江青給他改名“王百得”;他以這個新名字入選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不久之後,江青被逮捕,王又因此遭到政治調查,並被撤銷一切職務。不過,他沒有再改名。人民網,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0/s290948.w1292547600479777。

63,《邱會作回憶錄》,頁645。

6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424。

6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1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研究》,頁425;李蓉,《周恩來與中共七大》,《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51。周在七大的得票率是95·67%。

66,在小規模的委員會內部的選舉中有可能會出現全票當選,但這屬於特例;“民主”作為一種由選民的選擇來決定領導人的政治制度,一般來說,選民數量不會局限於一個兩位數以內的小圈子。

67,丁盛,《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頁139。

68,《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648。

69,《邱會作回憶錄》,頁644-5。

70,得票率問題還和非民主政體下的合法性類型有關係,這裡沒有篇幅涉及了。相關討論,參見:Wu, China’s Party Congress, pp.255-60。另外,王白旦為什麼能夠得到全票,那裡也有分析。

71,《邱會作回憶錄》,頁630。

72,中共八大在1958年舉行了第二次會議;由此算起,到1969年開九大,是十一年時間。

73,《邱會作回憶錄》,頁625。

74,同上,頁634-5。

75,同上,頁641。

76,熊彼特的經典民主定義,見: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p.?;關於由此生髮的“最低限度民主”的概念,見:Adam Przeworski,“Minimalist Conception of Democracy:A Defense” in Ian Shapiro and Casiano Hacker-Cordón eds., Democracy’s Va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23-55。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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