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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範例——晚年戚本禹

戚本禹走了。至此,當年顯赫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全體組員均已作古,令廣大文革受害者及少數受益者同聲一嘆!

戚本禹是速生速朽的文革紅人——也曾被造反派捧為“戚大帥”,也曾被江青失態地罵為“王八蛋”!戚本禹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這是他追隨毛投身文革的邏輯結果。

在戚本禹遺體告別儀式,其女兒戚英致悼詞簡略介紹父親生平,“前半生寫作政治文章,後半生研究中華文化”,云云。

戚本禹在人生的盛年達到權力的高峰,很快又從權力的高處跌落,在秦城監獄度過十八年;戚本禹的家人、朋友、甚至與他有過普通交往的人都遭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悲慘的命運。戚本禹被投入黑牢,未審未判,黑不提白不提,等同於無期徒刑;鄧小平好歹還補了一回司法手續——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漫漫歲月,戚本禹失去人身自由,沒有性生活,卻獲得大塊時間反思文革、反思毛澤東,更重要的是,反思他自己——究竟是大寫意義上的、理應享有尊嚴的“人”,還是無足輕重、可棄可取的政治工具?

中南海是勝者為王之天堂,而秦城監獄則是敗者為寇之地獄。義大利詩人但丁著史詩《神曲》,全詩分為三部——“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但丁以第一人稱記述自己走過地獄、煉獄;最後但丁由其暗戀的情人陪同前往天堂。

戚本禹前半生是御用文化打手,後半生是社會邊緣寫手;行游天堂地獄之後,理應對政治、人性有深刻理解;加之其文筆尚可,倘若潛心寫作,為歷史留下見證,為後人留下信史,最終將步入人性的高貴殿堂;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歲月流逝,社會變遷,未能點醒這位前後兩個30年全都吃盡苦頭的倒霉蛋!

戚本禹晚年始終堅持文革立場和毛的繼續革命思想,堅信文革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對追隨毛投身文化大革命至死無悔;但是,這種堅信只是抽象的、表面的;如果晚年戚本禹不畏強暴,理應與毛澤東的政敵頑強鬥爭,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然而,晚年戚本禹從來不敢具體地肯定毛澤東施展陰謀陽謀的赫赫戰績以及文革的政治成果,更不敢明言文革打倒走資派的宏偉宗旨,唯恐惹禍上身,唯恐紅二代(台上的習近平劉源都是文革受害者!)翻臉砸了他的圖書館館員的飯碗,禁止其發表用筆名撰寫的古代題材的文章、書籍;為了五斗米,晚年戚本禹不敢不折腰!

當年,戚本禹廣受造反派擁戴;1967年夏天,玉淵潭天然游泳場發生兩件轟傳全北京的事情:戚本禹深夜暢遊玉淵潭以及著名雕塑家劉開渠之女溺水身亡!玉淵潭游泳場造反派拉出大幅標語“戚本禹同志來游泳是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巨大支持!”;而正值青春期的紅二代公然喊出“打一打戚本禹,嚇一嚇陳伯達!”的狂妄口號;幾十年過去了,造反派早已灰飛煙滅,而紅二代業已掌權,晚年戚本禹顯然心有忌憚。

文革開始時,很多紅二代瞧不起戚本禹,有一句流行語:“17級幹部算老幾?”說的就是戚本禹;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你也配姓趙!

晚年戚本禹混跡於文化界,從未見他對文革中的猖狂行為懺悔、對為禍億萬人民道歉、特別是面對文革重災區文藝界、教育界說一聲對不起!

1967年春,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對劉少奇打響第一槍;雖然沒有直接點劉少奇的名字,卻扣上一堆大帽子——“假革命”、“反革命”、“中國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等;然好景不長,劉少奇尚未倒台,戚本禹已入大獄!

正所謂:飛鳥未盡良弓藏,狡兔猶在走狗烹!昨日戚大帥,今日小爬蟲!

但是,戚本禹首創的這些大帽子,卻作為劉少奇的官方假名沿用了一年又半,直到八屆十二中全會把劉氏永遠開除出黨,才換用其它惡毒稱號;而且,這種強詞奪理、羅織罪名的寫作方法,貽害一代文風!

假如晚年戚本禹具有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以及堅強的士子精神,就要挺身而出,敢做敢當——如果認為當年炮打劉少奇是對的,就應該堅持己見,至死不渝;如果認為當年炮打劉少奇是錯的,就應該認罪、悔罪並向劉家人表示歉意!而晚年戚本禹卻噤若寒蟬,甘當縮頭烏龜!

回顧戚本禹的人生腳印——戚本禹作為從山東小地方走出來的平民子弟,一步登天,進入中央政治局秘書室工作。中央政治局秘書室保密性極強,紀律非常嚴格,對上級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不能問也不許問。久而久之,戚本禹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唯毛澤東馬首是瞻。

1963年,戚本禹以《評李秀成自述》初試啼聲;該文批判了當時史學界權威羅爾綱等人的李秀成模仿姜維偽降之說,批判李秀成的變節行為。毛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然而,此文瑕瑜互見,其缺點也很明顯:引用史料不多,學術視野有限,為了彌補學養之不足,只得生硬地以論帶史。文筆順暢,而文字功底平平,談不上有什麼文采;插一句題外話:毛澤東的筆杆子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文字功底一般化,反觀走資派筆杆子胡喬木、鄧拓等卻是功底了得,文采斐然!

1965年12月,戚本禹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為文革鳴鑼開道;受到毛澤東高度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史學界前輩黎澍基於豐富的政治閱歷,私下對人言:戚本禹現在升得很快,將來肯定降得也很快!

毛下令把戚本禹關起來,不聞不問,若無其事;假如毛澤東萬壽無疆,則戚本禹必然牢獄無疆。對此,晚年戚本禹如是表白——“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麼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於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

晚年戚本禹的話何等卑屈,恰是其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自白!自1966年文革開始後,政治清洗、迫害和暴力活動持續了十年時間,文革致死的人數,已經不可能有正式統計數字,各種說法不一:從幾百萬到幾千萬不等;如此民族浩劫,卻被晚年戚本禹視為“太陽仍要升起”一般的自然規律,至愚至痴,這才真是“沒辦法的事情”!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稱“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征”,是指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結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由於人質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裡,久之,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反而將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大量案例表明,人性是脆弱的,其能夠承受的恐懼自有底線。當受害人遇上了凶狂的殺手,殺手隨時可能取他的性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凶徒;時間拖久了,人質被允許吃一口飯、喝一口水,都會覺得這是凶徒對他的寬忍和慈悲。他的恐懼,會轉化為對凶徒的感激,進而變為一種崇拜。

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法治闕如;臣子的禍福往往懸繫於君王的一念之間;毛澤東時代的戚本禹亦然!

人非動物,豈能無緣無故圈起來,十幾年不給說法;而且,即便是動物,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認為動物同樣享有遠離痛苦的權利,終止動物虐待,關注動物福利,營造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世界,已經成為共識。

但是,晚年戚本禹對毛的痴愛,是不顧一切的,完全超越了人之常情,乃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態表現!

聶元梓、王力等與戚氏經歷相似的文革紅人,最終有所醒悟,認識到文革悲劇源於體制,然後才是毛澤東、江青一干人等的責任,多多少少地轉變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場上。而晚年戚本禹始終見不及此。

李秀成在其自述將近完畢之際,懊喪地嘆道:“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同理,晚年戚本禹也應懊喪地嘆道:“何生老毛而鬧文革,何我不才而佐他乎?”

李秀成在囚籠里迷途知返,而戚本禹進出秦城卻冥頑不靈。

有這樣一件趣事:晚年戚本禹和著名的右翼作家白樺等人一起吃飯;席間,白樺對毛主席出言不遜,晚年戚本禹多次勸阻無效後,熱血沖頂,拍案而起,指著白樺的鼻子怒道:你再敢辱罵毛主席,我就敢抽你,不信你就試試!晚年戚本禹威風凜凜,一下子就把白樺鎮住了!

然晚年戚本禹勇則勇矣,卻無謀略——此時此刻,晚年戚本禹將毛澤東“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拋置腦後,不顧長者之尊,照搬文革派性武鬥的老套路——言語不合,即大打出手,令天下人笑嘆!此言此行,頗具文革語言特徵,又具有文革的軍事化和政治化色彩;然而,真動起手來,晚年戚本禹有可能按照違反治安條例吃官司!

其實,晚年戚本禹與晚年白樺都是能說會寫之人,若以親毛反毛為題展開口誅筆伐,煞是可觀,何必上演全武行?晚年戚本禹與晚年白樺都是耄耋老人,體力相當,尚可言戰;如果晚年戚本禹不幸光臨壯年漢子畢福劍的辱毛宴會,又當如何?打架則吃眼前虧,沉默無語則有負毛澤東徒子徒孫的孝忱,戰和兩難,好不尷尬!

晚年戚本禹不僅誓死捍衛毛的神格地位,捍衛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歷史地位,而且盼望歷史車輪倒轉,國家民族走回頭路。套用文革語言,真正是人還在,心不死!

薄熙來酷似文革的唱紅打黑,使晚年戚本禹看到文革死灰復燃的希望,他如同打了嗎啡一樣,老夫聊發少年狂!2010年,晚年戚本禹在上海支持召開重慶模式研討會,這是一個由國內國外、兩岸三地、工商學界、左右兩派共同參加的研討會;據目擊者說:年近八旬的戚本禹連續兩天正襟危坐在會場第一排,從早到晚,全神貫注,精神抖擻;然花自飄零水自流,薄熙來很快便一頭扎入秦城監獄這個敗者為寇的地獄,堪稱晚年戚本禹的隔代接班人!

戚本禹在“文革”時期的講話常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傲之氣;1967年5月,在紀念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大會上,戚本禹以不可一世的驕橫口吻告訴聽眾:江青搞的八個革命樣板戲是人類文藝的極峰,而莎士比亞、貝多芬等等不足掛齒!有草名含羞,人豈能無恥?如此妄言,在文革高潮不足為奇,然晚年戚本禹在其漫長晚年對此未置一詞,既沒有堅持己見,也沒有做出檢討;彷彿一切都不曾發生;故而,借用《評李秀成自述》里的一段話還贈晚年戚本禹——“歷史不是可以隨意雕琢的大理石。歷史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歷史真相是不能更改的。”

薄熙來完蛋了,晚年戚本禹又改拍其政治對頭習近平的馬屁,人格底線云乎哉!2014年,晚年戚本禹積極地以熱臉貼冷屁股,故作矯情地進行政治表演——希望習近平成為毛澤東第二。

今日中國的種種事態,顯然與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背道而馳;晚年戚本禹不免發出如此悲鳴:“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只要繼續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仍沒有看到共產主義的曙光。”

作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範例,晚年戚本禹贏得了中國新毛派的追捧;毛左於戚本禹死後妄稱“繼承戚老凌雲志,風雨激蕩五十年”、“生死英雄戚本禹”等等,無以復加的溢美之詞,令人噴飯;區區小人,文化侏儒,何來凌雲志?!

走筆至此,在筆者的想像之中,此時此刻,陰魂戚本禹一道煙似的奔行在黃泉路上,四處打探,終於如願拜倒在毛澤東的陰宅門庭之外,磕頭如搗蒜:“主席,主席,我來報到!”

毛澤東懶洋洋的聲音傳出來:“你是誰呀?”

陰魂戚本禹:“主席,主席,我是戚本禹呀!”

毛澤東的聲音變得鄙夷不屑:“哦,一個反革命小爬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華夏文摘》增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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