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土改 中國道德傳統崩潰的開始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鬥地主(網路)

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

(一)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僱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里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里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里……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里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里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里,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僱傭幾個長工的,一般先僱傭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他長工幹活,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在手裡”這句話的分量,如果“對著干”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分、肯幹活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便把老貧農攆下了講台。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占絕大多數。共產黨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三)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佔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辭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辭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里,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里,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四)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五)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衝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

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是相當強烈的。自發性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不幸,歷史選擇了“地主”作為“儆猴”的這隻“雞”。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這時,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硃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盡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倖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硃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要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硃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僱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台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發出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台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僱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僱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裡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覆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煙,村村見紅”。假設那個村子裡沒有人夠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設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裡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殺一儆百嘛!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慄,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裡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線。

(六)“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準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斗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水煮百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