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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英憶延安歲月——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

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1938年11月。

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

我不反對延安整風,可是反對審干、肅反、搞搶救運動。肅反搶救沒有抓到一個特務,連王實味也不是特務。

1939年3月,我從莫斯科回來,1940年生孩子難產,休息了一陣,當了洛甫的政治秘書。

我參加了整風學習。和聞天一起從晉西北搞調查研究回延安後,楊尚昆叫去參加學委會,又參加了搶救運動。

劉少奇是為了參加“七大”回來的,他支持整風最積極。他過去一直被打成右派,長征時他就是跟著走,在黨內沒有什麼地位。他對從蘇聯回來的這些人很惱火,但是無可奈何。我們對他倒是無所謂的。整風一開始,劉少奇就給毛主席寫信,說一定要搞總結,白區工作一定要總結,對白區工作的“左”的錯誤,應該從路線上檢討;總結經驗,提意見,進行批評,都可以;這不是針對有教條主義的這些同志,他們還是領導同志,批評之後,還是可以做領導工作。毛主席就利用這封信發難,把劉少奇重用起來,劉少奇一下子就紅了。毛主席把劉少奇信里的意見告訴了聞天,聞天贊成和同意。聞天是被動的,覺得“要作檢討就作檢討”,沒有覺得是什麼問題。可是,一整風,莫斯科回來的就都是教條主義了,連樂少華也挨整,說他們也是教條主義。樂少華是鄧小平的連襟。

我沒有問題,因為我在莫斯科的時候是被整的。

任弼時是秘書長,支持整風。他還是比較正派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任弼時主持,聞天對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後,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喬木說是他自己寫的。這第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樹立毛主席的。

王首道整風學習時是我們的組長,我是到他家裡去開會的,不和聞天一個組。延安整風一起來反教條主義,他就把書都從窯洞窗口裡扔出去。後來聞天說,怎麼連馬列主義的書都不讀了。書還是要讀的,不讀書怎麼能行呢?馬列主義的書還是好的,看你怎麼讀嘛,不是不讀書。當然,聞天也不多講,講多了沒有用。這些人不聽他的,聽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還是讀書的。

9月以後,高級幹部學習兩條路線。聞天同楊尚昆、李富春、聶榮臻等七八個人一個組,在我們住的窯洞開會。我負責招待他們。他們一來開會,楊尚昆就要茶喝。那時茶葉很少,彭真給我們弄了一點,我只給他一個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開水。他們學習兩條路線,大家都實事求是,討論問題很隨便的,都是態度和藹。不追究個人責任,只是就事評論,治病救人,所以比較平心靜氣。主要是對王明的右傾進行批評,為“七大”報告做準備。學習兩條路線以後,從理論上、政治上大家的認識都清楚了。聞天情緒很好。他學習黨的歷史文件,總結歷史經驗。對“六大”以來的政治路線發了言,也感到四中全會“左”的一套是錯誤的。這個發言沒有記錄,但他自己有提綱,延安撤退時毀掉了。喬木同志說,聞天在延安寫有一個黨的歷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說已經沒有了。總之,那時是和風細雨,學文件,大家都作了總結歷史經驗的發言。

博古、凱豐態度很好,都服從真理。那時王明稱病,不參加會。他不承認錯誤。毛主席對王明還是進行說服。後來在大會上揭發王明的問題,孟慶樹沉不住氣,要把王明抬出來到會上去辯論。那次開會,我就坐在毛主席旁邊,孟慶樹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說:揭發的不是事實,連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責任;王明病成這個樣子,你們還整他。毛主席當時不動聲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決心了,不遷就了。

經過學習,聞天覺得自己的實際工作經驗少,希望到下面去鍛煉,做些調查。我也向富春提出了下去鍛煉的要求。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帶了個調查團下到晉西北調查去了。後來林楓回到晉綏地區,說調查團對當地工作的成績看得不夠,不歡迎這個團。1943年3月,我們實際上是被趕回了延安。在這個期間聽說整風中對聞天有些意見,他沒在乎。

回到延安後,因為王明生病,聞天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我跟毛主席講了,洛甫在共產國際的地位相當高,曼努伊爾斯基說,中國的理論家要數伊斯梅洛夫(張聞天的俄文名字)。毛主席聽了以後發火了,說:他是什麼理論家呀,從外國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他特別反對你。聞天聽了沒做聲。他認為王明是在挑撥毛主席和他的關係,可是他這個人不是那麼好挑撥的。我讓聞天把王明說的這些話告訴毛主席。他說這個問題不好講,迴避了。

大家放開揭發後,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李維漢都寫了檢討。聞天寫檢討寫得認真,裡面談了王明挑撥他和毛主席的關係的事。聞天認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撥、製造派性,自己沒有上當,但是應該告訴毛主席。聞天承認自己有錯。寫好了先送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滿意。

我們從晉西北回來,審干搶救已經開始。我們回來後繼續住在藍家坪。這是一個院子,裡面有四五個窯洞,中間是會場。我們和任弼時、劉少奇住隔壁,任弼時在我們右邊,劉少奇在左邊。“七大”以後我們搬到棗園。毛主席一直住在那裡。那個時期,聞天同毛主席的關係還好。

我搞過工人運動,同毛主席、劉少奇、王震這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劉少奇的秘書是王鶴壽的哥哥,他被捕過,坐過牢,被咬為特務,要審查,已經被關押在西北公學。我從晉西北回來後,劉少奇就要我兼任他的政治秘書,叫康生找我談。康生對我還好,知道我經過長征,同毛主席熟。但是我不願意當劉少奇的秘書。

審干時,康生是總學委的實際負責人。中直機關學委會的負責人是楊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書處的組長,鄧潔是行政處的組長。一開始我沒有參加學委會。楊尚昆在開會的時候看到鄧潔。鄧潔是在白區工作的,被捕過。凡是被捕過的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們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要審查。所以不能讓他參加學委會的重要會議。楊尚昆決定叫我接替鄧潔當行政處組長。他說是發現了個積極分子,一定要我當這個組長。康生對我說,像你這樣的,經過蘇區和長征來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擔保,別的這些人,我一個也擔不了保;白區來的,你能相信嗎?我說,我搞不了這個東西。楊尚昆說,你就搞一搞嘛。楊尚昆是比較客觀的。他說:好多青年不是兩條心問題,是思想問題。他這樣一講,我鬆了一口氣。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還有夏耘,後來當了冶金部副部長。他原來是陳雲的秘書。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延安十天大會,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禮堂開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沒有來。聞天說,康生在莫斯科時那樣捧王明,後來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轉得快,馬上給王明列出60條教條主義表現。聞天看了這60條後對我說,康生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整得過分了。康生是個小人,他剛從蘇聯回來,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麼樣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機分子。王明1937年回來時,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歡迎王明,就沒有對王明怎麼樣,後來才變的。你“左”,我更“左”,要什麼有什麼。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蘇聯的經驗。原來搞情報工作的是李克農,康生也是搞情報工作的。他神經過敏,神乎其神,特務搞得越多越好。那時毛主席相信這個東西,也比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問題。康生沒有毛主席,行嗎?

中央領導同志沒有在大會上發言,由下面的同志起來揭發。大會上你講什麼,我講什麼,都是派了任務的。

後來分組開會。華北組批彭德懷,批他的百團大戰和主張自由博愛口號。毛主席整彭德懷,主要是彭老總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會附和他。其實彭德懷不反對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張。1959年後,我聽聞天說,毛主席議論彭老總有反骨,遲早要反,不如現在就整。他對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慣。他講直話。別人不敢講,他敢講。

十天大會,開得轟轟烈烈,登峰造極。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慶施坦白。他們懷疑他老婆自首過,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會把老婆放跑。王鶴壽在大會上向柯慶施提問題,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說,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

婦聯就這樣造謠,講柯慶施的老婆曾憲蘭跑了。沒有跑嘛!他們打了她。蔡大姐也出來勸人家。我說,你也來勸幹嘛?她說不搞出一個不行,搞不出來受批評啊!曾憲蘭實在受不了車輪大戰,沒有辦法了,神經錯亂了,就亂講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個枯井裡自殺,死了,這連我們都不曉得。他們明明知道她已經跳井自殺了,還是到處找,還找到我家裡來了。

婦聯搞得很“左”。搞一個勸說運動,斗不下來就不讓下來,交代了就戴朵紅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麼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們敲鑼打鼓,一會兒就敲一陣,過一會兒又敲一陣。鬥爭不能停,裡面是換人的,被搶救的坐著不能睡。有的人神經錯亂了就講了,有的就瞎講起來。婦聯就搞出了那麼多的“特務”。凱豐的老婆,那個離了婚的,也被懷疑。講她是有目的地打進來的。這個問題她講不清楚。喬木搞她的時候晚上打了燈籠,搞車輪戰,疲勞戰術嘛。他動員我去,我懶得去。我就自己去勸她,她就哭,說:“我愛凱豐啊!我什麼目的都沒有的。我很單純的。”她實在講不出,一面講一面打瞌睡,拚命抽煙。後來得神經病死了。

中央黨校搞得很“左”,有吊起來逼供的。

有些“頑固分子”,像滾繡球一樣的,送到西北公學去。西公在一個山溝里,和保安處一樣,都是關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們寫材料,天天寫。

康生說,李富春他們中辦一個也搞不出來,是右傾。辦公廳下面的秘書處也搞不出來。李富春催我們催得厲害呢,說我們右傾。我們完成不了任務,有百分比的。我們只搞了吳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寫,什麼也寫不出來,突擊她,突擊了好久,突不出來,怎麼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紀輕輕地到這兒來,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活動。王首道還問過我:秘書處一個也搞不出來,這是我思想有問題,還是什麼事;人家怎麼搞的,介紹點經驗吧!我說我也沒有經驗,我也搞不出來。可能是沒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來那麼多!

有公正的人。任弼時、劉少奇、張聞天是公正的人。他們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況。

十天大會,任弼時去聽,去看了,就發現了問題。弼時是好的,他有經驗,說沒有那麼多特務。八七會議時我就認識弼時。他來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謙虛的。他來向我了解情況,我就向他反映說,有些人講,說是特務,又搞不出來;說不是特務,他們的社會關係又是那麼複雜。我也是有些懷疑的。弼時說,複雜不一定有問題。

任弼時是二方面軍來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軍沒有瓜葛。在蘇區,任弼時不贊成搞公開鬥爭那一套,說他右傾。他一直戴著個右傾的帽子。實際上他是正確的,不是右傾。可是那個時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時,他工作倒是工作,實際是靠邊站的,陳雲同志代替了他。他講要特別注意團結,一方面軍、四方面軍是個大家庭,不搞山頭。毛主席講,要承認山頭,要消滅山頭。為什麼承認?當時革命根據地,需要山頭,山頭是自然形成的。但現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軍的,我是二方面軍的,他是四方面軍的。這不好。是一家人,消滅山頭。當時一方面軍看不起四方面軍,二方面軍看不起一方面軍。這個事毛主席還是對的。一方面軍正統啊!吃得開。四方面軍被排斥。李先念這些人,都被弄去學習了。

劉少奇也經常找我問問。他說,你們突擊的一個醫生,過去我一直隱藏在他家裡,沒有出事嘛!要是特務,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現是好的,到蘇區來也是老老實實的,沒有同什麼人來往。我就相信他講的這些。

聞天沒有參與學委會的活動,人家也不會讓他參加學委會。他從農村調查回來後,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邊區工業與財經的調查。那時西北局研究室是賈拓夫負責,他把聞天的調查材料拿去印發。聞天躲開了搶救運動。他有懷疑,說遍地是特務,哪裡有這麼多的特務?沒有具體材料嘛。他同康生辯論,講鬥爭厲害,沒有辦法就編嘛!知識分子能寫嘛!寫了就輕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們窯洞隔壁,拿來一本本材料給聞天看。聞天看了之後還是不相信,說這裡頭有許多是假的。康生說,那是真的啊,他們保證不翻案啊,已經斗出來好幾個了。他講得天花亂墜。聞天看講不通,就不再說什麼了。聞天先是採取超脫態度,後來看了那些材料,又聽我反映,就對任弼時講,要慎重,知識分子還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們當中發現特務;延安聖地,抗日旗幟,他們都是為了抗日來的。

周恩來沒有參與延安審乾和整風,他有鍛煉,比較穩。我問他:你記不記得當時是你批准我們一些人學無線電的,有人後來犧牲了;現在人家攻擊我們這些學無線電的;無線電是共產國際搞的,都是絕對秘密的;十幾個人,都是你批的。周恩來承認,是他批的,沒有問題。但是對那些人也還是在查。周恩來自己也被動。他搞統戰,又長時間在白區工作。白區大部分是“紅旗黨”啊!周恩來自己還講不清楚。他不敢講話,不敢出頭作證明。當時他就住在我窯洞外面附近,只給工農講課,到勤雜人員那裡作報告。但是他也申明,搶救搞不下去了。

任弼時把意見反映給了毛主席。毛主席還是聽得進去的。十天大會開了三天就停了。再開下去,就都是特務了。毛主席寫出了個審干決定。這九條最受抓人者的歡迎,因為實在抓不下去了。

整風中人人檢討,把人整垮了。聞天講,你看老楊(尚昆),人都瘦了,講他什麼主義,他緊張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對楊尚昆是很厲害的,說他:你這個人是沒有角的,你像個橡皮球。就是講楊尚昆軟嘛,和稀泥嘛!其實毛主席的稜角也太厲害了,楊尚昆倒是比較穩的。

檢討不過頭不行,就是過了頭還是不行。王明就不夠,沒有過關,就作為重點了。整風也使一些人之間結了怨。薛明和葉群就是在那時結下怨的。

整風時“七大”還沒有開,中央委員會還沒有選舉。中央委員名單,毛主席都是同聞天商量的。聞天說,毛主席負起責任了,來商量了。“七大”代表對王稼祥意見大,在預選中,他沒有選上。毛主席說,這些人都落選了,連候補委員都沒有上,再選時要把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聞天商量,聞天還在考慮。毛主席講話是很風趣的,喜歡和人開玩笑,他對我又是很隨便的,就說,你是娘娘,也講講你的意見。我說娘娘已經下野了。他說,皇帝下野,娘娘沒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說:列都列上,選不選得上是人家的事;鄧發你就不要列了,這個人殺了好多人,肅反,他是保衛局長嘛!我那時就有意見。

“七大”預選時落選的,一個是李維漢,一個是鄧發。王稼祥是另外的問題。我問過耀邦:王稼祥對遵義會議是有功的,為什麼現在這麼反對他?耀邦那時是總政幹部部長。他說:主要是軍隊的代表反對王稼祥當中央委員;好多幹部對他也有意見,我還在拚命為他做說服工作,說要從大處著眼;他這個人很刻薄,整人很厲害;他又長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

聞天參加了“七大”的兩條路線鬥爭,又寫了檢討。他當選沒有發生困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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