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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今相似? 揭秘趙紫陽挫敗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

——十三大左右交鋒 趙紫陽挫敗鄧力群 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

中共十三大前,黨內左派勢力企圖利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阻止改革開放。以鄧力群為後台的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在鄧小平支持下,趙紫陽連下三招,剝奪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權力,撤銷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撤銷《紅旗》雜誌,一舉扭轉局面,為十三大開路。

中共十三大前,黨內左派勢力企圖利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阻止改革開放。以鄧力群為後台的中宣部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在鄧小平支持下,趙紫陽連下三招,剝奪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權力,撤銷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撤銷《紅旗》雜誌,一舉扭轉局面,為十三大開路。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第二十二篇《十三大前,趙紫陽與“左”鬥智斗勇》敘述了這段歷史。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這表示了鄧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總書記這個職務,非趙莫屬。但是,當時中共高層的政治格局中,還有另外一派與鄧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這就是以陳云為首的保守老人集團。

鄧陳矛盾由來已久,雖然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佔了上風,但是陳派仍然有著巨大影響,在胡耀邦辭職以後,他們屬意的總書記人選是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鄧力群當時是黨內左的勢力在前台的領軍人物,得到黨內保守元老的青睞。那段時間,以強硬保守派著稱的政治元老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處活動,到處打招呼,拉贊助,提出要鄧力群在十三大上做總書記。甚至當著趙紫陽的面,他就直接說,你最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力群每有困難或不便講的話,常常讓王震出來。大約在1987年夏季,葉選寧(中共元老葉劍英之子,後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打電話給我,說王震想找我談一次話,於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勸我說,你不要接任總書記,國務院的工作很多,離不開你,書記處的事不多,可讓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談話時葉選寧在場。我當時因為也不想任總書記,所以就請王震去說服鄧小平。後來有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在積極活動,想要推鄧力群當總書記。所以許多人擔心,要我無論如何不要把位子讓給鄧力群,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趙紫陽接受新華社資深記者,歷史學家楊繼繩採訪時說:“我確實不願當總書記。我願意在總理崗位上把經濟改革搞下去。但是,當時讓我代理總書記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在那種形勢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後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總書記,首要任務是少傷一些人,把運動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調整到改革開放。那個時期我多次講過不當總書記。現在我想,讓別人搞就沒有十三大這個結果,肯定不如我。”

趙紫陽這話說得不錯。當胡喬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力群發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鋪天蓋地的襲來的時候,能成為改革開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趙紫陽了。自從1987年1月擔任了代理總書記以後,他就抓住一切機會,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種場合,給這場反“自由化”劃框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為了胡喬木、鄧力群等一干左派們的新的政治對手。在左派們的瘋狂打壓面前,雖然趙紫陽獨木難支,不得不暫時退卻,在一些場合也講一些反“自由化”的話,但是他講的目的,在於限制。得到鄧小平支持的1987年的“5•13”講話(“5•13”講話主要批評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並講到了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反對僵化的觀點),就是他這種“跪著造反”的典型範例。這個講話給了左派們想用反自由化阻擋改革開放的企圖以致命一擊,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來了個“急剎車”,改革開放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主流,為中共十三大的順利召開創造了條件。

在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種政治高壓下,前面已經拿下了一位總書記,趙紫陽為什麼還能如此大膽,敢於頂著這場政治風暴,公開地和左派們寸土必爭?筆者認為,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另方面,也來自他對鄧小平立場和態度的準確理解和把握。鄧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趙紫陽正是準確地把握了鄧小平的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敢於頂風大講改革開放,敢於用改革開放來限制反“自由化”。

從鄧小平方面說來,他之所以要支持趙紫陽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樣是如此。在趙紫陽發表“5•13”講話的20多年後,時任中央政改辦負責人的鮑彤在同筆者談到這個講話時曾說:“碰到兩個基本點相互衝突的時候,鄧堅最後要堅持的是四項基本原則。但是當四項基本原則要把改革搞掉的時候,他又認為不行了,還是要搞改革。鄧小平是真正要搞‘兩個基本點’的。他為什麼同意紫陽作5•13講話?那是因為鄧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後再繼續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改革開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陽說的,現在大氣候變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再繼續反下去,那就要影響你的另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了。9月份就要開始十三大,當時已經是5月份,離9月份只有四個月了,再搞下去三大還能開成一個什麼會?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會了?所以當紫陽提出,要把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鄧小平立刻就同意了,這才有了紫陽在‘5•13’那扭轉乾坤的一舉。”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層,有關十三大的籌備、十三大報告和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徵求意見和修改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由於趙紫陽作了“5•13”講話,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得到了扼制,整個黨內和社會上的輿論環境也開始向改革開放方面扭轉。7月1日,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重新發表,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工作開始在新聞媒體上有計劃地進行,各種關於經濟、政治改革的宣傳文章逐步多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一個有利於十三大召開的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正在形成。

但是,黨內的左派勢力們並沒有因為十三大的臨近,而放棄他們企圖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腳步、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通過的努力。趙紫陽在他的《改革歷程》中談到過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給趙紫陽轉來一封北京市副市長王大明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長得知鄧小平講,今後主要是反左,情緒很不正常,說了不少出格的話,什麼“要堅持頂住呀!”,“現在勝負未分呀!”等等。趙紫陽明白,反“自由化”這件事情並沒有完。這些左派們還不甘心,而是在窺探時機,時刻準備掀起更大的風浪。7月11日,趙紫陽找來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常務副部長王維澄,根據這封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趙紫陽說,中宣部的精神狀態不好,聽到鄧小平講反左是主要的,就覺得大勢不好,如喪考妣。你們這種狀態如何能正確宣傳貫徹三中全會的路線呢?趙紫陽要他們切實負責轉變中宣部這種立場。但他倆當場毫無悔改表示,只推說他們完全不知道此事。

趙紫陽知道,中宣部這種狀態的根子,不在於兩個部長,而在於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當時距離十三大的召開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趙紫陽認為,要為十三大創造一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保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論、政策在大會上得到順利通過,就必須扭轉目前改革開放輿論宣傳方面的不力局面,解決黨的主管宣傳理論工作部門與中央唱對台戲、打橫炮、使反勁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從解決高層人事上入手。為此,在那幾個月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變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接管。

早在1987年3月間,趙紫陽就曾向小平提議,調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主持意識形態的工作,得到鄧的同意。趙紫陽的目的是“摻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增加一個人,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兩個人管可以有不同的聲音,下面情況可以反映上來,不會像完全由一個人管那樣,下面意見反映不上來,我們的意見也貫徹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陳雲那裡,陳表示不同意,認為宣傳工作還是由鄧力群一人管為好,否定了趙的意見。

隨著十三大的臨近,趙紫陽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他正式向鄧小平建議,十三大鄧力群可以進政治局,給他一個說話、發表見解的地方,但不進書記處,不再負責思想戰線方面的工作。這件事正醞釀的時候,黨內的老同志李銳(50年代曾任水電部副部長兼毛澤東的秘書,1959年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後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具體寫這封信的時間不詳),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編者按:李銳信中講的鄧力群生活作風和道德問題,是1940年代整風時,李銳被隔離審查。作為整風工作人員的鄧力群藉機和李銳的妻子搞不正當男女關係,被揭發出來後,受到楊尚昆主持的黨內會議的批評),認為象他這樣品質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應當負責宣傳工作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領導工作。李銳還附上了當年楊尚昆主持黨小組會批評鄧力群時的原始記錄。李銳親自把這封信送給鮑彤轉給了趙紫陽。李銳在信中還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已,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趙紫陽把這封信轉給了鄧小平閱後划了個圈,批了三條:一、舊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傳;三、可做政治局。胡啟立後來向李銳傳達鄧小平這個批示,但只傳達了前兩條。(第三條涉及十三大人事安排,在檔案未公開前不能外傳。本文也不便於進行說明。)

阻擋鄧力群當總書記的當然不僅僅是李銳這封信。鄧小平對鄧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擔心鄧力群當總書記後,否定改革開放。恐怕這也是鄧小平不讓鄧力群當總書記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在李銳信上的批示被送給了陳雲、李先念傳閱。陳雲和李先念對鄧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語中都說鄧力群的好話,李先念說,“鄧力群是個好同志,還要很好地發揮他的作用”。但他們也不便正面反對鄧小平不要鄧力群繼續主管宣傳工作的批示,所以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們那裡通過了。

後來鮑彤對這件事情有過一段回憶,他說,1987年7月7日鄧小平會見中央五人小組(指胡耀邦辭職後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職權的臨時領導機構,由趙紫陽、萬里、楊尚昆、薄一波、胡啟立組成)之後,“啟立找我說:‘小平同志說,鄧力群的形象太壞。’這大概是小平的原話。啟立告訴我:‘小平說,以後宣傳工作,不要鄧力群管了,由啟立管。’他說:‘我一個人怎麼管啊?我要成立個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於是,胡啟立就提了個名單,他說:‘我要找兩個人幫忙,一個是鮑彤,一個是陳俊生,這兩個人是幫得上忙的。’這樣,就成立了一個中央宣傳思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

9月14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宣布,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成立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由胡啟立任組長,成員有鮑彤(中央政改辦負責人)、陳俊生(國務院秘書長)、王忍之(中宣部長)、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錢李仁(人民日報社社長)等。十三大後,這個小組又增加了一個副組長,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

第二,撤銷鄧力群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他們是鄧力群手下左派勢力的中堅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由於鄧力群對改革開放的對立態度,中央書記處就曾經以調整工作分工的名義,決定鄧力群只分管意識形態,不再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這個職務交由王兆國擔任,並就此電報的形式向各省市發了通知。哪知道會後鄧力群向陳雲彙報發牢騷,陳雲震怒,給胡耀邦打電話說,“這事不能這麼干吧!”結果,書記處的決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鄧力群仍任原職。

一年多前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這次還要做。趙紫陽認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工作以後,由他任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也應該撤銷,這樣可以使其徹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論界的組織基礎。為此,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建議,理由是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不再起決策作用,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辦事機構,其下面不宜再設一個政策研究部門。鄧小平表示支持。

在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家裡召見的中央五人小組會上,還確定由鄧力群兼主任的書記處研究室解散。因為這個研究室在鄧力群主持下,長期以來製造懷疑改革開放的輿論並散布這種情緒。鄧小平在會上還說,十三大還要鄧力群擔任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先是在李銳的信上批示以同意鄧力群十三大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條件,換取其不再主管宣傳工作;後來因要換取他同意撤銷其任主任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便在原有的“候補”基礎上同意鄧力群十三大做政治局正式委員。鄧小平在處理鄧力群問題上,態度確實有變化,說穿了,是個策略。)

書記處研究室撤銷後,在當時的中組部長宋平的幫助下,鄧力群對研究室的骨幹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個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組部新成立的黨建研究所。按照鄧力群的說法,書記處研究室的撤銷幫了他的忙。1989年之後,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銷《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同樣是左派勢力的大本營。當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真理標準討論中,所有中央媒體都參加了討論,唯有《紅旗》雜誌總編輯熊復按照汪東興的意見,按兵不動。後來鄧小平批評說,不捲入就是捲入,意指《紅旗》站到了“兩個凡是”一邊。熊復由此檢討,被胡耀邦保護過關。但在此後的改革開放中,熊復和他的《紅旗》始終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馬爭先。為此,趙紫陽認為,《紅旗》雜誌不能再保留。趙紫陽在回憶錄中說,是他向鄧小平提出了撤銷《紅旗》雜誌的建議,鄧表示支持。

《紅旗》的撤銷,沒有像書記處研究室那樣立竿見影,而是採取了分幾步走的方式,前後經歷了近一年的時間。1987年8月17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了《中央組織部關於〈紅旗〉雜誌社領導班子調整的請示》,宣布《紅旗》總編輯熊復辭職,一副總編和一顧問同時被免職,雜誌社的工作暫由副總編輯蘇星主持。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紅旗》雜誌問題。會上胡啟立傳達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機構改革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有關《紅旗》的決定: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1988年1月5日,中央辦公廳起草的《關於撤銷紅旗雜誌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的理論刊物的實施方案》報中央書記處。12日經書記處辦公會議討論同意並經政治局常委審閱同意。

這期間,胡啟立到雜誌社講了一次話,他說,從中央來說,繼續辦中央一級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有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更便於理論探討。”

1988年5月30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委託中央黨校創辦<求是>和撤銷<紅旗>雜誌社的決定》,1988年6月16日,《紅旗》出版了最後一期;7月1日,掛在中央黨校名下的《求是》創刊,鄧小平題寫了刊名。

後來有人說,《求是》雜誌前身是創刊於1958年的《紅旗》,這是沒有根據的。雖然兩個單位人員未變、都在一個地方辦公,但是1988年《紅旗》明確宣布停刊後,《求是》才宣布創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為後者的歷史事實。

中共十三大前黨內這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博弈,從十三大最終開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政治體制改革終於提上全黨日程這個結果看,是趙紫陽取得了上風。當然,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是完全無法取勝的。他勝就勝在了他掌握了鄧小平“兩個基本點”的精髓。雖然在20個月以後,他在處理學潮問題上仍然不免與鄧小平攤牌,成為黨內保守勢力的又一個犧牲品,但是趙紫陽在1987年一力扭轉反“自由化”的狂瀾,為黨的十三大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所做出的種種艱苦努力,仍然不失為中共黨的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不應當為歲月所磨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紐約時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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