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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赴緬甸「解放」人類的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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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反差是,本來是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但到了緬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給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機,不吃雜糧,沒有階級剝削。」王曦說,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裡打游擊的時候,看到垻子上很多人家富麗堂皇,地板鋪地,進屋還要換拖鞋,「我都不好意思進去,他們和我們過著天上地下的生活,我們是穿著補丁褲青黃不接地過來解放他們的,心裡意識到有些可笑。」

緬甸從軍的中國知青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治運動,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場運動剝奪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萬家庭。使得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1966年開始的「文革」政治運動,旨在打倒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人。全國各地紅衛兵大串聯,掀起造反運動,在各地打砸搶,從此全國進入混亂狀態。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廢除高考制度。從此中國的大學十多年內無法正常招生。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社會動盪和混亂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裡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全國各大城市、中小城鎮以及廣大農村的民眾及軍隊人員,紛紛冒著嚴寒和風雪,敲鑼打鼓,集會遊行,歡呼毛又發表「最新指示」。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從發起文革,到當時已經達到了清除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主要目的,難以控制的紅衛兵逐漸成為麻煩,數量巨大的被利用的無業青年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勞動,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有人認為這場運動是對人民的愚弄,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綱領性文件「571工程紀要」指出,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有學者認為,上山下鄉使得本應成為學者專家的一批年輕人在鄉間長期務農,1980年代以後出現了知識斷代,學術研究後繼乏人的現象。

一些曾經積極參與過文革的城市年輕人,經過在農村的艱苦漫長的生活後,認為自己被欺騙利用,至此徹底放棄了一切理想。

也有一些知青詛咒、報怨、痛恨那段經歷,返城後再也不願回到農村。

曾經轟轟烈烈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隨著文革的結束已經沉寂了。對於這個對一代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社會問題,近幾年來,人們通過各種形式,不斷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個公允的評價。已故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認為,「文革」以來,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的有一千多萬人,而國家又從農村招工進城一千多萬人,先後花了60多億元,買了「四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1978年「十一」後,國務院開會討論知青問題。李先念又稱:「說上山下鄉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難道到工廠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鎮知青下鄉,鄉下農民進城,這叫公公背媳婦過河,費力不討好。」

這裡回顧1960年代末的文革時期,一批分到雲南邊疆的知青因在國內受「黑崽子」不公待遇,聽信當局「解放全人類」的口號,越過國境線,奔赴緬甸參加緬共「革命」的歷史事件。

據當年赴緬甸的知青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最大的反差是,本來是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但到了緬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給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機,不吃雜糧,沒有階級剝削。而且和緬共區的百姓接觸,他們反應冷淡,發現自己並不太受歡迎。所謂的「解放區」一貧如洗,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康國華原本是雲南一個知青,在官方鼓動下,文革「輸出革命」的浪潮中,成為緬甸共產黨內計程車兵。他希望靠浴血奮戰改變自己「黑五類」子女的命運,但在緬甸的一次戰鬥,令他永遠失去了雙眼。緬共失敗的革命,讓他的夢想成了空;如今他是一個盲人。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陸政策轉折,讓他在歸國後也失去依靠,當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無人提及。

另一位出生於「歷史反革命」家庭、1970年5月穿越國境參加緬共戰爭的雲南知青王曦,返鄉後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緬甸不被當作自己人,回來後,也邊緣化。兩邊都不當作自己人。」但他說:「參加緬共最大的好處是不講出身,基本沒有階級歧視。」

王曦回國時間是1984年,彼時他在緬共內的軍階是正營級。負傷的康國華比他晚回來5年,那時緬共內部發生了政變。隨著北京與緬甸政府關係改善,不再支持緬共,緬共轉而「以毒養軍」,知青開始大批退伍回國,他們的人生坎坷,下場悲慘。緬共人民軍的戰鬥英雄、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所謂的「緬共的保爾•柯察金」、已官至旅級的康國華,一時間一無所有。他被認為是最後一個也是級別最高的歸國緬共中國知青。

王曦日記說:「1970年5月19日。這一天是我永遠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我剛滿20歲!……從這一天開始,我將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榮地獻給正在爭取解放的緬甸人民的革命鬥爭,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在去緬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隴川縣弄安村插隊的一個知青。他父親、奶奶和弟弟則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農村了,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弟弟才13歲,我沒辦法,申請調到滇南,將(1969年)年終分的七百斤口糧用來救濟父親,不然他們要餓死了。」

王曦在滇南沒有待滿一個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時城市的大批鬥已經結束,但農村方興未艾,隔三岔五的四類分子就要批鬥,我們這些子女也跟著受鬥。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沒和父親打招呼,拔腿就跑。」

康國華的家庭出身與王曦類似。父親是「大資本家」,同樣是「黑五類」,文革中被遣送鄉下。在去緬甸之前,康國華在騰衝上山下鄉。他比王曦小兩歲,去緬甸時尚不滿18周歲。這裡到處都是毛澤東的圖片,緬共前主席德欽丹東的手繪圖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學習毛選。

「天天『三忠於』。沒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傾盆大雨也要早請示晚匯報,雷打不動。面向東方,敬祝……。直到林彪出事後,1972年才不搞了。」

前來參軍的中國知青人數,康國華曾從緬共司令部徵兵站的花名冊上獲悉,被正式登記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們大部份是像康國華這樣的「黑五類」後代。康國華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達緬甸的,他記得自己參與的第一場戰爭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場伏擊戰,下著大雨,血流成河,「我們傷亡二十多人,敵方死傷約50人。」

隨著對緬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內心卻產生其它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來是去解放處於水深火熱的人類,但到了緬甸一看,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給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機,不吃雜糧,沒有階級剝削。」王曦說,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裡打游擊的時候,看到垻子上很多人家富麗堂皇,地板鋪地,進屋還要換拖鞋,「我都不好意思進去,他們和我們過著天上地下的生活,我們是穿著補丁褲青黃不接地過來解放他們的,心裡意識到有些可笑。」

緬共在「解放區」進行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使民眾深受困擾,「後來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區一貧如洗。因為貫徹不下去,慢慢就順其自然了,1975年之後,土改之類的政策無形中就流產了。」

康國華也曾經歷與王曦類似的困惑。「開始我沒考慮,到緬甸一年後,隨著年齡增長,雖然對革命本身沒有懷疑,但開始考慮革命會帶來什麼。百姓的生活和此前從電影、書本上看的不一樣,他們沒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裡物產相當豐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

康國華說,和緬共區內的百姓接觸,他們反應冷淡,他發現自己並不受歡迎。

康國華經歷大大小小30餘次戰鬥。1971年9月9日凌晨3時1刻,他手中的輕機槍被槍榴彈擊中爆炸,沒有了知覺,被送往昆明43醫院療傷,他立了一等戰功,成為緬共東北軍區的戰鬥英雄。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親自去醫院看望他,稱他為「緬共的保爾•柯察金」。但無法忍受雙眼失明痛苦的康國華,試圖自殺,未遂。

1971年6月16日,緬甸聯邦革委會主席兼總理奈溫接見了中國駐緬甸大使陳肇源,7月31日,奈溫夫婦還受邀對中國進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訪問」。

此後,緬共開始走下坡路。

在康國華和王曦看來,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這之後,中國明顯疏遠了緬共,開始逐步減少支援。一直與奈溫政府作戰的緬共失去了支援。康國華說,顧問團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中國。

知青在1973年開始大批退伍,回到原來插隊的地方。

1984年,王曦厭倦了戰爭,帶著妻兒回到雲南設籍。

「到1987年,(緬共)北方軍區根據地,90%都已丟失。」康國華兩年後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緬甸,「可我1989年3月回國,馬上緬共就發生政變。我就沒回去。」

後來,緬共一直靠販賣毒品,「以毒養軍」。

1989年,緬共終於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康國華和王曦回到國內,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認,境遇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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