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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拔牙體會到的人性化治療

2011年末,我平生第一次坐了輪椅,是在醫院裡坐的。不過我到醫院去的原因並不是自己身體出了什麼問題,而是因為小兒子三豬做了一個牙科手術,可是,為什麼我會坐輪椅呢?

這就說來話長了。

美國的牙醫通常建議在孩子出牙後就要進行半年一次的例行牙醫檢查,基本上一歲就得開始。

三豬三歲時第一次領他去看牙醫,醫生說有點晚了,他已有齲齒,必須修補,可因為他太小了,所以只能找專門的兒科牙醫到醫院裡去,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下進行補牙。

我一聽要給孩子全身麻醉,就有點犯怵,這麼小的孩子,為補個牙而全身麻醉,會不會傷害孩子的大腦功能呢?

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源於小時候聽到的一個故事,說劉伯承將軍在做眼球摘除手術時,堅持不用麻醉,怕大腦功能受到影響,以後用兵打仗出昏招,他因此在手術台上默數出了醫生一共划了他七十四刀。這個故事讓我對麻醉的副作用有了根深蒂固的惡劣印象。

當時想反正都是乳牙,早晚得換掉,孩子不疼不癢的,何必去全身麻醉呢?

後來再領三豬去洗牙,牙醫會很嚴肅地問,為什麼還不進行手術?我解釋說怕他太小,手術有風險。醫生很不苟同,對我非常有意見。我頂不住牙醫的逼問,乾脆就抱著僥倖心態,不領三豬去做牙齒的定期清洗檢查了。

牙醫的太太負責打點診所的運營,每次我洗完牙,她都會讓我把我們全家人下一次的洗牙時間約好,但是她後來根本就不提三豬了,似與我心有靈犀,知道我不肯為三豬治牙,所以她就當我家沒有三豬這個人。

隨著年齡的增長,三豬的牙壞得越來越厲害了,換牙的速度遠趕不上壞牙的速度。前一陣兒開始牙疼起來,我們在離家一個半小時之外的大城市找到一個中國牙醫,希望她能給三豬在不進行全身麻醉的情況下把牙補好。

結果這個牙醫給三豬檢查完後,說你們給孩子治的太晚了,早些時候來治的話補補就行,現在有的牙牙根已經壞了,只能拔掉了。孩子不會配合的,不管補牙還是拔牙都得到醫院去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治療。

我一聽還是要全麻,就又猶豫起來,醫生給我講了個故事。

她有個小病號,和我家三豬的情形完全一樣,在三、四歲的時候看牙醫,醫生髮現有齲齒,建議全身麻醉進行補牙。這家也是中國人,父母也和我一樣的觀念,覺得全麻對孩子不好,再說孩子不痛不癢的就送進醫院手術,心理上也接受不了,就堅持不去。

那個美國醫生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一封信將這對父母告到了“兒童保護組織”,說他們忽視孩子的健康,不為孩子做必須的醫療救護。

在美國,“兒童保護組織”的權利可大了,他們一經查實父母有嚴重不稱職之處,比如打孩子了,性侵犯嫌疑了,他們可以通知警察把孩子強行帶走,交給寄養家庭,並且會一紙訴狀將父母告上法庭。那些真有惡行的父母從此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我們州的《兒童保護法》規定:醫生、護士、教師、託兒所人員都有責任將可疑的兒童被虐待的情況報告有關部門,知情不報者還會被處罰。

所以這個醫生的做法似乎無可厚非,不過那對父母覺得是那個醫生因為失去了掙錢的機會而惱羞成怒,狹私報復。

在接到“兒童保護組織”勒令他們必須在規定日期內為孩子修牙,否則結果自負的通知後,他們的氣憤心情可想而知,根本不可能回到告狀的醫生那兒去為孩子治牙,所以找到了這個中國牙醫。

中國牙醫儘快安排為孩子做了補牙手術,全麻。隨後,寫了一份報告給“兒童保護組織”,證明這一對有虐待孩子嫌疑的父母已經為孩子做了該做的診治。

兒童保護組織還不算完,還派人到孩子的幼兒園取證,看父母平時接送孩子時對孩子態度如何,到孩子的家庭醫生那裡取證,看父母是否定期帶孩子去體檢了、是否給孩子打預防針了,總之,檢查他們是否有任何瀆職之蛛絲馬跡。

在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情況下,他們又派人到家裡觀察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情況。被派去檢查的人來跟中國牙醫核實情況時,牙醫跟她解釋了一番中國父母對於孩子健康關注的重點在頭腦,對於牙齒不那麼重視,說這裡面存在著一些文化差異。

那人說:

“我一進他家那個住宅區就覺得這件事不對勁,那兒每棟房子都是百萬豪宅。進了他家,一個孩子在跟老師學鋼琴,一個孩子在跟教練學打網球,這種家庭怎麼可能不管孩子的健康問題呢。”

隨後就把案子撤了。

聽了這個故事後,我暗自慶幸我們的牙醫對我網開一面,他們雖然對我不給三豬治牙有意見卻並沒有上報、陷我於不義。

當即痛下決心為三豬做手術,全麻就全麻吧,好過自己被人當做虐待孩子的嫌疑犯審查。

就這樣,在2011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我們把三豬送上了醫院的手術台。

兩個多小時的手術後,三豬回在了觀察室觀察。我看到他小臉蠟黃,一側臉已經腫了。他一邊打著點滴一邊看電視里的卡通片,精神尚可。

護士給他測血壓心跳他都很配合,後來給他拔針他也默默地看著,不哭不鬧。護士直誇他乖,說有的小孩哭鬧不休。

我心裡犯嘀咕是不是麻藥打多了所以他感覺不到疼?這個麻藥情節就是有點過不去。

終於,護士說我們可以走了,我扶三豬下了床,看他有點搖晃,就抱起他想抱著他出去。

護士馬上阻止我說,我們要用輪椅把他推出去,然後她指點老公去開車,讓他把車開到醫院的大門口等著。

另一個護士推來了一個輪椅,手一指,對我說:“你坐上去”。

我看著她,心想她一定搞錯了,以為我是患者。

就跟她解釋說:“不是我,是我兒子做了手術。”

她點點頭:“我知道。”

還是堅持著:“你坐上來。”

我不明所以,還是不動彈。

她向我解釋:“你先坐下,然後讓孩子坐到你的腿上,這樣比較穩當。”

原來,讓我坐輪椅是起個椅子墊的作用。

可沒病讓人推著走,這事多少有點怪異。於是我對護士說孩子已經夠大了,應該可以自己坐。轉頭讓三豬自己坐上去,輪椅方方正正的,他坐進去顯得人小小的,看得我心裡不忍。

蹲下來問他:“你是想跟媽媽一起坐,還是想自己坐?”

他回答想跟媽媽一起坐。

聽孩子這麼說,我就克服心理障礙坐上了輪椅,再把三豬放到腿上。

護士說:“還是這樣坐著對,不僅安全,還會讓孩子有安全感。”

她喊來了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把我們娘倆推出了手術區,穿過大廳和長長的走廊,向大門外慢慢走去。

我坐在輪椅上,看著比平時高出一截的周圍景色,心裡感嘆:這個醫院對待孩子的問題考慮的真是周到,用輪椅送上車不說,連孩子坐輪椅怎麼坐有安全感這種細節都想到了,讓人嘆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方尋 來源:博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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