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周恩來與林彪對於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 對比強烈

在文革開展這段時期內,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於這場運動,也不可能公開表示對文革的異議或反對,但對比周恩來與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顯然,周恩來更像一個謹小慎微的小媳婦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這對惡婆婆,而林彪則不大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賬,對江青插手軍隊之事處處提防。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在談到林彪和江青時說“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因而這兩個集團之間的關係被定位於“互相利用、互相勾結”。葉劍英後來則說“周恩來同志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26]中央文革小組是文革前期領導文革運動最重要的機構,考察周林二人對此小組的態度則更能說明問題的實質。

中央文革小組是“文化革命”中產生的怪胎,它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管轄之下,但卻直接對毛澤東個人負責,且具有極大的權力,負責指導全國的政治運動。中央文革小組雖然名義上是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副組長,但陳伯達很快就被邊緣化,江青實際上處於主導地位。由於江青的特殊地位,中共高層包括周恩來等人對江無不禮讓三分。有些人無視當時的歷史狀況,有意區分林彪與周恩來對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似乎周恩來一直是堅決抵制,而林彪則是曲意逢迎。[27]更有人撰文稱林彪在文革中對江青進行了“集中吹捧”[28]。

由於文革瘋狂的奪權運動,中共的黨政系統,特別是國務院系統遭受了巨大的衝擊,不少幹部被關押、批鬥,政府日常活動陷於癱瘓,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如日中天,基本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成為文革初期的權力核心。面對江青等“上海幫”咄咄逼人的攻勢,周恩來基本上採取了隱忍的順守之道,從不敢公開反駁,更不要說“堅決抵制”了。由於“二月逆流”後毛澤東採取高壓手段嚴厲批評了幾位老帥,周恩來也被迫跟著檢討。江青趾高氣揚,開始以文革小組的名義公開向周恩來叫板奪權。1967年2月江青就曾指著周的鼻子說“你一貫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還有國務院碰頭會,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邊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還威脅說“要知道,我們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總理也會被打倒的。”[29]江青甚至說“主席已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象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江青、張春橋總覺得周恩來做得不夠,逼周恩來交權,周恩來對江青等人只好說“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30]

周恩來作為堂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此時竟然淪為中央文革的走卒。吳法憲將軍時任空軍司令,曾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吳回憶說“在碰頭會中,總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兇,動不動就拍著桌子批總理,多次威脅說:你周恩來不要忘記,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並要大家表態。當時沒有什麼人為總理講話。總理總是一聲不吭,很可憐,叫人看不下去。”[31]周恩來心裡很清楚,所謂的文革不過就是毛氏夫婦的雙簧表演,為了保持所謂的“晚節”,周恩來必須對毛江言聽計從,逆來順受,周恩來此時已到了唾面自乾的程度,周內心雖然極為苦悶,但卻始終保持冷靜,從不聲辯,更不會拍案而起,周恩來知道,如果稍有不慎,就會步了劉少奇、陶鑄等人的後塵,隨時可能被毛江拋出予以打倒。此時的周恩來步步緊跟尤恐不及,何曾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周恩來私下的表白很能說明問題,當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提醒周恩來要提防江青時,周嘆了一口氣說“我對江青仁至義盡。1945年我在重慶,江青要看牙齒,我特地飛回延安將她接來。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蘇聯治病,還不是我給安排的。”周還叮囑李志綏不要同任何人講此事。連李醫生都看出“周恩來對毛處處小心謹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圖。”[32]周恩來此時只敢私下嘆氣,感慨自己忠心耿耿卻不能見容於江青這些文革暴發戶。王力則評論說“對周總理,毛主席不滿意……但毛主席對周總理還能合作,因為周總理向來是主席一講他就馬上擁護。總理自己講他是管策略的,搞戰術性工作的。”[33]

1968年3月24日是毛澤東解決“楊余傅”的重要日子,當晚召開的軍隊幹部會議上,周恩來和林彪都不約而同地高調稱讚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周說“在這裡,我提幾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無產階級戰士。她不是從今天,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就是一個同叛徒,同假共產黨員、特務和社會的反動派作鬥爭的一位堅強勇敢的女戰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學生。得到毛澤東思想長時期的修養、學習和鍛煉。經過了戰爭的年月。解放以後正是江青同志身體很差的時候,受到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代表人劉、鄧、陶,彭德懷,賀龍,彭、羅、陸、楊,譚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華的迫害。儘管如此,江青同志堅強不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教育的時候,進行了文藝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樣板戲八出,都是經過江青同志親自指導、修改出來的。到了1966年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內奸彭真寫了個《二月提綱》,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託,寫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談紀要》,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大家都人手一冊,讀過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績的一兩點,就足以證明江青同志的偉大成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剛才提到,她還有很多的著作,還有很多的演說,現在印成了小冊子,大家都讀了的。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傑出的女戰士,傑出的共產黨戰士!值得我們向她學習!向她致敬!”周還振臂高呼口號: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們就打倒誰![34]

林彪在會上說:“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女同志中很傑出的一位,也是我們黨內女幹部中很傑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感情,同時,也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很能發現問題並採取措施,過去,她身體不怎麼好,大家不了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發現很多問題,她始終樹立了很多的功勛,始終站在革命的前線上,捍衛江青同志的權威也就是捍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司令部的權威,也是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部署的權威,也就是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權威!”[35]

當時也在場的林辦秘書張雲生注意到林彪說到江青時故意壓低了調子,看得出林彪當時講得很勉強。張雲生隱約地感到林彪這時的講話東拉西扯,語無倫次,顯得言不由衷、逢場作戲,很可能是政治形式所迫。周林等人講完話後,《東方紅》的樂曲突然響奏起來,毛澤東隨即從主席台右邊走了出來,全場立時歡聲雷動。[36]這充分顯示出這次解決“楊余傅”的會議是毛澤東親自部署的又一個“偉大戰略決策”。

周恩來和林彪在公眾場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給當時隱身幕後的毛澤東看的,是在向毛澤東表忠心,江青不過就是在前台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而已,毛澤東才是整個事件的真正決策人。整體來看,文革初期這段時間,周恩來心懷戒懼,誠惶誠恐,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體事務,是毛澤東、江青推動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體執行人。

林彪雖然貴為黨的第二號人物,但從不介入具體的事務性工作,除了在毛澤東需要時出面講講話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對毛澤東採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但林彪對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不大買賬。據吳法憲回憶,江青等人在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軍委擴大碰頭會上指責總政主任蕭華沒有在軍內搞起文革運動,聲稱“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並要求蕭華當晚去工人體育館參加群眾大會。[37]江青等人就是想通過打倒總政主任蕭華,再弄倒軍委前台的葉劍英,達到插手軍權的目的。這一點主持會議的葉劍英很清楚。葉劍英在20日上午趕到林彪處,向林彪彙報了晚上會議的情況和以後發生的問題。林彪聽了以後大怒。為此,林彪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來一趟。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一見江青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衊。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邊的茶几,高聲叫警衛員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38]吳法憲說“據我所知,在中央常委裡面,這樣斥責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1日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請他們主持召集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會議,傳達毛主席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中央文革卻只有關鋒一人與會,軍隊一些幹部發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穩定解放軍的問題,不要把軍隊搞亂。江青聽了關鋒的彙報後認為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的會議,要求主持會議的徐向前檢討,而徐卻推給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讓黃作檢討。黃永勝跑去請示林彪,要不要寫檢討。林彪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由於不滿徐向前的態度,幾次要求林彪再換他人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但被林彪拒絕。林彪事後對吳法憲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說:以後果然如此,徐帥下來以後,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以後,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就銷聲匿跡了。[39]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1967年2月軍委頒布的八條命令實際上亦是針對造反派對軍隊的奪權運動,起到了抑製造反派的作用。

對於江青等人插手軍隊的事務,林彪則堅決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對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幾位將軍說“還是那句話,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主席搞什麼就讓他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軍隊是絕對不能讓他們(指江青一夥)進來搗亂的。”[40]軍委辦事組在黃永勝領導下堅決站在周恩來與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幫”的無理取鬧,對維護政局的穩定,加強戰備以及“抓革命促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開展這段時期內,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於這場運動,也不可能公開表示對文革的異議或反對,但對比周恩來與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顯然,周恩來更像一個謹小慎微的小媳婦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這對惡婆婆,而林彪則不大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賬,對江青插手軍隊之事處處提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