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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黨史需重寫的紀錄片《暴風驟雨》

中共殘酷鬥地主的大會場景。(網路圖片)

1945年到1949年,中共在所佔據的農村進行了一場殘酷的土地改革,類似的場景在中共建政後在全國各地農村同樣出現。

1947年,土改工作隊員和作家周立波創作了小說《暴風驟雨》,描述了這次規模空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並被當成土改教科書數十年來廣泛流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小說《暴風驟雨》被拍成同名電影,反覆播映,對國人進一步洗腦。

2005年,紀錄片《暴風驟雨》問世。這是蔣椒、段錦川在經過數月的詳細調研,掌握了大量歷史資料和資料的基礎上,深入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地——黑龍江省尚志市元寶鎮元寶屯進行拍攝,並歷時一年完成的。迄今為止,這部紀錄片卻只公映了三次。

為什麼只公映了三次?導演蔣樾在2006年“首屆紀錄片青年導演論壇”的發言中如是說道:“我是想告訴大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調研的時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們的話──不是不信任,是因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時候被灌輸的關於這件事的教育和現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跟我說,土改是個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經過去了,定論了,還有一些學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絕大部分的觀眾、老百姓並不清楚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雲南影像室放的時候,有一個60多歲的人跟我說,如果我相信你這個片子,那麼黨史就得重寫。”

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中的歷史宣傳

中共黨史稱,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到1946年初,中共北滿省委組織了大批幹部,到農村去發動群眾,開展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運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決定從戰時的“減租減息”,轉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鬥爭方式,說明無地、少地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東北局隨即決定放手解決土地問題,土地改革運動就此開展。

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躍轉向了十分激進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並不具體規定劃分農村階級標準,又全力反對右傾的情況下,大力推動沒收和平分。在如此激進的政策下,在實行土改的農村,幾乎都發生了亂打亂殺的殘酷情況。直到1948年,中共“糾偏”,局面才得以控制。

作家周立波是在1946年9月來到黑龍江省珠河縣(今尚志市)的元寶村的,並就任區委副書記,領導了當地的土改運動,其後完成了小說《暴風驟雨》上下卷。上部描寫的是“五四指示”下達後到《中國土地大綱》頒布前,元茂屯(即元寶村)在工作隊領導下,斗垮“惡霸”地主韓老六,打退土匪進攻的故事。下部描寫的是《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后土改運動進一步深入的鬥爭。

1961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將之改編為同名故事片,由謝鐵驪導演。在小說和電影中,韓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土地所有者被描述為欺壓百姓,姦猾、凶殘等。

按照中共的說法,土地改革運動使中共扎穩了在廣大農村的統治基礎,鞏固了根據地,並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戰爭和建設,而《暴風驟雨》等就是這段歷史的反映。

與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所展現的歷史不同,紀錄片《暴風驟雨》通過元寶村老人們的回憶和掌握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歷史。

積极參加運動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隊員的言辭中,“壓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眾”,即苦大仇深、非常窮的人,是最明確的團結對象。但幾十年後,紀錄片中的農民劉福德則用了另一種表述:“有些人品質不好,正因為他有這個特點,他能幫著把這個運動掀起來,有那麼點積極作用吧。”

一個後來在某市黨辦工作的工作隊員,則選用更直白的語氣坦陳:最先靠近工作隊、積极參加運動的,“遊手好閒,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人多。對於這樣的人,當地人稱為“二流子”。

這些人在中共的煽動和培訓下,很快被激發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麼剝削人”,隨之開始了“血淚控訴”。於是,電影《暴風驟雨》里一個聲音喊道:“鄉親們,要報仇的跟我走”,由此開始了對地主的打殺。

真實的地主韓老六

小說和電影《暴風驟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是韓老六。電影里,當工作隊員找到租種韓老六家地的“郭孩子”郭長興時,他這樣回答:“那就把韓老六抓起來,崩了他。”

郭長興對韓老六的記憶是這樣的:他走道老是戴著帽子,穿長布衫,拄著棍,個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電影《暴風驟雨》里,被稱作“韓老六”的這個地主分子,正是這樣一副形象,而且是姦猾、貪婪和凶殘的惡霸。據說兩家“的確有階級仇恨”。

然而,對於這個“滿洲國治安農會會長”、由老百姓選出的“韓保長”,紀錄片《暴風驟雨》中的老人們的回憶卻完全不同。農民高鳳桐記得,韓老六家“窮不嘍嗖的,整兩個錢,也維持不著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學教音樂,放學回家沒啥事,做點衣服給小學生做操衣。

與電影里住大房子、滿屋寶貝的生活不同,村民呂克勝的記憶是,韓家有那麼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麼高。唯一值得稱道的,是“有點兒玻璃”。

“韓老六實際上他媽的也沒有啥,”一個老人說到這裡特意放低了語氣,“和那個書上寫的不一樣。”

省吃儉用的地主們

關於韓老六的話題,引起了人們對“地主”們的集體回憶。打從記事時起,高鳳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興廣、賈明其和劉羅鍋子,雖然家裡有車有馬,但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攢兩個錢就買點地,攢兩個錢就買點地,都是這樣的地主”。

農民劉志國也對地主們“一塊豆腐割兩半吃兩頓”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時候,一塊豆腐一分錢。劉志國還記得,一到清早,地主撅著棉褲撅著棉襖腰裡扎個繩子,“一彎腰都露肉”。

被沒收了家產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終於敢公開自己的抱怨,儘管聲音還有些低沉:“我苦苦掙來的,省吃儉用,沒有偷沒有搶沒有劫……”

甚至於,連工作隊的年輕人于洋一開始也產生了疑問。剛開始,他想不通:地主們也有勞動啊,幹嘛對他們這樣,分他們財產,分他們的土地。後來,經過“老同志們”的指點,他才受了“教育”。

顯然,如果沒有中共的指點,農民們根本意識不到地主們在“剝削”人。在他們眼中,“人家到時候鏟地鏟最累的時候,割地割最累的時候,那也真犒勞。”

農民劉德福試圖總結這段歷史:“只能說地主啊、富農啊,比一般人能寬裕點兒,這是真的。也得去勞動,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糧。”“不過你可以想像,兩級分化,必然到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變它不容易。”

而中共改變這種“兩級分化”的辦法就是鬥地主。

殘酷的鬥地主

在劉福德看來,那場針對地主的運動“挺殘酷”。年輕的李茂修搖身成了地主,過去的街坊鄰居們把他圍住,“房上、院里、街上,儘是人”,對他指指點點,還有人要上去揍他。

而這幾乎是人們所能記起的鬥爭中最平和的一幕。更多的時候,群眾已經“運動起來”,跟地主像打仗一樣鬥爭。有時候,當“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時候,工作隊員會去維持會場。其中一個人的理由是這樣的:你打死了就沒有批鬥對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當時,許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鎮東門外槍決,據老人們說,有時候,元寶村和相鄰的鋼鐵村會“兩家攆(比)”,“你斃一個,我也斃一個”,最後,兩個村不得不合為一個村。而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這個運動當中,“我們沒有那麼太落後”。

老人們也回憶起一些無法證實的小故事,成為這段久遠歷史的慘淡註腳。高鳳桐記得,他聽得見附近學校的平房裡,晚上整宿的出來打罵聲和求救聲。

可是,在周立波創作的《暴風驟雨》中,他並沒寫下這些。而人們關於他在運動中的表現記憶也並不多。不過,有人回憶說,周立波有時候會對別人的提議簡單地表個態:XX吧,可以斗。

瓜分地主財產

斗完了地主,那些“二流子”們和普通農民分得了地主的財產。紀錄片顯示,許多人還記得土地分完之後人們的喜悅之情。據元寶鎮所在尚志縣縣誌記載,在這個過程中,共有兩萬多名缺地無地農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輩的願望實現了。”但問題並沒解決。許多人接著提出了下一個要求:有了土地,還要有牲口和工具。

於是,“砍挖運動”開始了。地主和富農家的糧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沒收並分配給需要他們的人。一個農會幹部記得,他們提著棍子、棒子,把地主們找出來,挨個審問,土地、房屋和“浮財”,全部交出來。

那個時候,趕著大車,趕著扒犁半夜去別的村挖浮財,成為一種常見的景觀。到後來,農村被清掃一空,人們又把目光投向城裡人。那年冬天,從四面八方趕到縣城的農民把城門圍了起來,“哪一個城門外都有個四五百張扒犁”。

運動的成果是“豐厚”的。《暴風驟雨》中描寫的“分馬”一幕,幾十年後仍然被選入中學課本中。參加了這一過程的工作隊員,至今仍然為當時所看到的場景“感動”。分到地主家被子的農民,據說抱著哭起來,因為“一輩子沒見過”,不知是做夢還是真的。

暴風驟雨過後

一份統計顯示,土改前,元寶村和鄰村共700戶人,土改運動開始後,在鎮東門外槍決的共有73人。這中間有多少是誤殺的?高鳳桐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早知道槍斃這麼些人的話,咱也撒點謊,大罪化小罪。”

早已坐在輪椅上的劉福德對著鏡頭感嘆道:“一場風暴不是寫字畫畫,那是暴風驟雨,不是小風小雨,必然要傷人的。”而掀起這場暴風驟雨的中共,至今的罪責仍未被清算。但紀錄片《暴風驟雨》已掀開了中共黨史又一頁虛假的歷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林億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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