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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黨魁張聞天老婆:周恩來與張聞天的衝突

——周恩來與張聞天的衝突

「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說宴請要簡單些,這就同周總理有矛盾。周總理覺得中國是大國,要吃得好,要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國的氣派。在這個問題上,聞天和周總理兩個人不合拍。總理就是好排場,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關。當年他就要我帶頭穿綢緞。「

中共早期領導人張聞天1951年後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與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共事多年。關於如何搞外交,兩人之間存在一些矛盾與衝突。據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部長助理、人事司司長的張聞天夫人劉英(1905-2002)透露,張聞天反對周恩來大搞吃喝外交。劉英說:“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說宴請要簡單些,這就同周總理有矛盾。周總理覺得中國是大國,要吃得好,要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國的氣派。在這個問題上,聞天和周總理兩個人不合拍。

總理就是好排場,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關。當年他就要我帶頭穿綢緞。聞天說:吃東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講吃,吃得再好,要反對你還是要反對。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麼貴。聞天是節省慣了的,也是太節約了。我說:這錢也不花在你身上。聞天說:沒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麼多,吃那個海鮮,你覺得很高貴,人家還害怕有河豚呢!外國人吃熊掌這些(菜)覺得害怕。”本文選自2014年第11期《炎黃春秋》,原題為《劉英談外交部的人和事》,作者何方系張聞天秘書、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全文如下。

張聞天認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情況

張聞天夫人劉英同志,晚年人稱“活黨史”,也可以說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棄從事50餘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改行研究中共黨史後,找她談話、搜集和訂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談得最多的是中共黨史中的一些問題。由於我和劉英是1950年底一同進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們經常觸及的一個話題。現在就把這一部分介紹如下。文內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補充或說明。

1950年調我們到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們就到了北京。總理安排得很細,說洛甫的房子還沒搞好,先住頤年堂那邊吧!中辦主任楊尚昆就把我們安排到那裡去了。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來了,常來。我們有時也去看看他。有一次毛主席來看我們,當時聞天到胡喬木那裡聊天去了。我找人去把聞天叫回來。毛主席說:我沒什麼事,就是來看看你們。聞天說,我沒有做過外交工作。毛主席說:王稼祥告訴他,蘇聯人有一句話:“不講話是金,少講話是銀”,別的我就不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體會,多請示彙報就是了。在中南海住了兩三個月吧,楊尚昆就叫我們去看房子,兩處,一處是梅蘭芳住過的四合院[無量大人衚衕五號],那裡一進一進的,不方便。一處是景山后街,只有一座小樓。我看中了景山后街。

準備到聯合國去,代表團的幹部由外交部和中組部調。李一氓當副團長,劉貫一當秘書長,李克農當顧問。冀朝鼎管經社理事會,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他是經濟博士,對聯合國的經濟非常熟悉,他愛人叫羅什麼[羅靜宜]的,我和她關係密切,經常有來往。她也是專家,研究經濟問題的,不久前才去世。冀朝鼎在美國待的時間長,用英文演講,講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裡的國際貿易促進會當會長。後來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雷任民不怎麼重用他。對於從外國回來的人,他感到摸不準。

聞天認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國內情況,就帶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時潘漢年是副市長,很幫忙的。饒漱石也是很客氣的。聞天又叫大家學一些國際方面的東西,了解聯合國各個組織的情況。研究聯合國的東西研究得比較深。

聞天認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國內情況,就帶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時潘漢年是副市長,很幫忙的。饒漱石也是很客氣的。聞天又叫大家學一些國際方面的東西,了解聯合國各個組織的情況。研究聯合國的東西研究得比較深。

在駐蘇聯使館時,張聞天引起王稼祥不滿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擔任第一任駐蘇聯大使後不久就勸聞天去接替他。後來他又向毛澤東反映了他的這個意見。周恩來也要聞天去做大使。我們一到大使館就看到了王稼祥過去的工作情況。他有一個“孤島論”,說使館是遠離祖國的孤島,工作倒也沒有什麼,無非是送往迎來,有打麻將夠一桌四個人就行了。實際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認為在使館不可能有什麼作為。聞天到任後就批這個“孤島論”。他批得透徹,是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國外的工作環境。王稼祥手下有一個參贊,就把聞天批“孤島論”的談話反映到王稼祥那裡。王稼祥以為這是在批他,氣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裡講聞天壞話,說他“左”。

[楊尚昆同劉英談話時說:毛主席這個人非常多疑,後來洛甫到莫斯科當大使時,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點懷疑。因為那個時候中央委員裡頭當大使的就是張聞天和王稼祥兩個,而在王稼祥當大使同張聞天當大使時比較,蘇聯政治局對張聞天就比對王稼祥要重視,規格要高。你們回來的時候蘇共政治局委員不是請你們吃了飯,送了東西嗎?劉英說,莫洛托夫講他是傑出的外交家。楊尚昆又說:當然洛甫同志都如實報告了,他並沒有隱瞞這個。這就又聯繫到你張聞天是蘇聯培養出來的,王稼祥也是蘇聯培養出來的,為什麼對你就比對王稼祥要好?

所以為什麼高崗的事情也把張聞天扯進去了。你大概不知道吧。劉英說知道,不是也檢討了嗎?因為那時他去看他了。楊尚昆說:你看這裡有個我們不知道的內部毛主席的想法問題。其實張聞天他去看高崗有什麼關係呢?劉英說:就是嘛,他同高崗在東北一起工作,回國自然去看他,當時還不知道高崗出了問題呢。楊尚昆說:因為有個說法是,高崗那個時候反對少奇、反對總理,也可能這個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因為毛主席後來看到形勢不對,他就反對高崗了。反正他對少奇同志既覺得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覺得有些事情沒有經過他。廬山會議以後,那時候我不是有時也跑到你們那裡去看一看,去了我還要跟他(毛主席)報告,不然將來又說我如何如何。毛主席問洛甫怎麼樣?我說情緒還好,他在做研究工作。在那以後,洛甫就是一落千丈,這個中間實際就牽扯著一個高崗,一個彭德懷這些案子。毛主席覺得張聞天在後頭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對這個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聞天一到使館就認為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我擔任支部書記,就對留學生介紹國內情況。聞天在莫斯科抓學習抓調研,把大家團結了起來。他不是讓你做報告,自己也去聽嗎?劉曉當大使後,就留戀聞天當大使時期的使館情況。聞天回國當副部長後,伍修權[外交部副部長]還發通報說,蘇聯大使館搞得好。第一次使節會議沒有討論大事,就是談降低工資的事情。兩位將軍大使不同意降工資,說自己原來就是兵團級幹部。伍修權很為難。結果駐蘇聯大使館帶頭降工資,九級以上幹部都降一級。張聞天降一級,我也從七級降為八級。所以伍修權表揚了駐蘇使館。

聞天當時每月拿4000盧布[按官方匯率等於2,000元人民幣],我3,000盧布。我從來不買什麼東西。我就是要買,聞天也不讓。他自己用錢就是買書,每周同你去轉書店,剩下的錢買公債。他一共捐了12萬元給特別會計室。特別會計室是中辦下面的一個單位,老同志的稿費等就交到這裡,它也給老同志報銷一些特別的開支。

張聞天對於總理夜裡辦公不佩服

“八大”把聞天從政治局委員改成候補委員。事前同他商量說,因為要增加幾個軍隊的人,林彪啊,劉伯承啊,還有個誰當政治局委員,要去掉現在的兩個政治局委員:張聞天、康生。聞天說沒有意見。康生表示謙虛,說最好連候補委員也不要。聞天說,康生還表示謙虛,我沒有謙虛,組織確定了,怎麼定的就怎麼定,謙虛有什麼用?都已經確定了,政治局都開過會了,推也沒有用,要也沒有用。候補就候補吧!無所謂,不計較。

總理不兼外長了。他不提要張聞天當外交部部長,因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歡聞天。他提出讓陳毅當,其實陳毅並沒有干過外交。但是總理對聞天是很尊重的。他對聞天是又怕又有顧慮。聞天過去是同他一起搞領導工作的,他知道聞天寫東西、搞哲學和馬列主義,都高一頭。所以他對待聞天,不像對待李克農這些副部長那樣。總理和毛主席一樣,晚上辦公。聞天說: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來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時上班的。聞天這個人是很守規律的,說幾點鐘起床就幾點起床。我沒有起床,他就喊我:快點快點,要走了。他上班從來沒有遲到過,規定幾點上班就幾點上班。在外交部時早上8點上班,他按時到。喬冠華、龔澎、章漢夫就常常遲到。他下午2點開會,1點半他就催我快起來,2點準時開會。他說,自己規定的制度不執行,那別人怎麼執行啊?

對於總理夜裡辦公,他並不佩服。他說,難道晚上不睡覺才有效率嗎?為什麼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總理是要適應毛主席[劉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當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嗎?各個部門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請示彙報,事情運轉得快;晚上工作,許多部門都關門下班了,你一個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後來總理也知道洛甫的習慣,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漢夫,第二天再轉告洛甫。後來總理開外交部的黨組會,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點鐘開,不再那麼晚才開會了。

幹部工作、政治工作過去都是李克農搞。李克農的工作作風是大刀闊斧。我回來時,李克農已經離開外交部,我還是到他那裡去請示工作。我向他請示,當部長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幹部司長了。他說: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權力;外交部要整頓,邪氣要整一整,不然幹部是調不動的,說龔澎“嬌得很”!什麼喬冠華、龔澎都碰不得,都是周總理講了才算。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長太少,分工搞不過來。[中組部管外交外貿幹部的]帥大姐[帥孟奇]幾次提出,應該提我,說當年在莫斯科留學的幾個女同學,只剩下劉英沒提了。聞天準備提喬冠華、曾湧泉和我三個人。安子文批了同意,帥大姐告訴我可以向上報送。幹部司於是寫了報告,但是被聞天壓下了。他要先請示總理。總理好久都不批。問張彥[總理辦公室主任],張彥只說總理還沒有批。後來總理對聞天說,此案不批,因為張聞天是常務副部長,如果劉英是副部長,對外不好講。對劉英不當副部長,聞天沒有意見,後來只提了曾湧泉。

陳毅當部長後,給聞天寫了一封信,說周總理告訴他,劉英還是應該提副部長,可以採取兩種辦法:或者當個不對外的副部長,或者黨委設常委,劉英當常委。聞天把這封信拿給我看。我說,我什麼都不要。聞天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陳毅。廬山會議後陳毅來看聞天時,見我在裡屋待著不出來,就說劉英你怎麼不出來?我出來了,但一言不發。他對我說:你這個大姐,我對你的印象還是好的,你就是個態度問題,就在會上聽聽意見,說說你有什麼問題吧。他對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麼都不要。

給周恩來總理提意見

[我談到柯華寫文章,不點名地誣稱聞天同志反總理。]根本沒有這個事。當然,聞天也談到過總理的一些問題。總理不兼部長,陳老總當部長了,就到我們家來徵求聞天的意見,說你對過去的工作有什麼意見?當時他們兩個談得非常投機,興高采烈的。聞天說,你當部長,當然很好,我很歡迎;總理太忙了,總理管得太寬,忙得又顧不上,所以你來了好;至於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陳老總問聞天,對總理過去的工作有什麼意見,你也可以提提。聞天提了些意見,說:總理過去管得寬了,小事抓得緊了,大事丟掉了,對外交方面比較重要的問題找他批,要排隊。他每天早上起來,那些有分工的秘書,管外貿的、管文化的,都排隊等著總理批文件。

負責我們那一攤的是陳浩。我們催陳浩,她說沒辦法,排不上。總理晚上不睡覺,我們吃中飯了,他才起來。人家笑說他從坐在馬桶上起,就開始辦公,大家這時也就到廁所里去排隊了。[我說這不是玩笑,是真的。聞天同志也來過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著。聞天同志不排隊,叫我到廁所里去排隊。]有一次我看見廖承志他們在排隊,他問我為什麼不排。我說我是來開黨組會的,黨組會都要找總理一起開。還看見周揚、雷任民、范長江他們,一排一排地坐著。我說:你們坐在這裡幹什麼?他們說:排隊嘛!雷任民在背後就跟我發牢騷說:我忙得要死,一個鐘頭還沒輪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們得等他起床,吃飯。

那次到了要開會的時候,總理和他們說,不談了不談了,我們要開會了。把他們都趕走了,我們就在西花廳開黨組會。這次會開得很及時,總理很重視。有些問題他管得寬,幹部問題也要管,政策問題也要管。他管政策問題,但不能最後做決定。外交工作,總理直接向毛主席請示,他是完全順著毛主席的。總理把毛主席的話都當成聖旨,總是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是毛主席又沒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動。反“反冒進”後,總理在什麼會上都做檢討,聞天說你不要老是檢討。但他還是檢討。

關於釋放被俘美國人的問題,同英國建交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喬冠華他們都是很有才幹的。聞天非常贊成他們的意見,同意放美國俘虜,和英國建交。在會上,總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麼都要聽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彙報,毛主席說:俘虜不能放,一個也不能放,放了,我手裡就無牌可打了。

結果總理從毛主席那裡趕回來,馬上又召集會。聞天最討厭半夜三更開會。這天,半夜1點鐘來電話了:開會。那隻好去呀。總理說: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變。結果弄得喬冠華、張聞天灰溜溜的。對這些,聞天是有意見的。他認為我們是在認真研究材料的基礎上提出的意見,怎麼毛主席一句話就改掉了?

他覺得這樣不合適。要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個人說了算。他後來跟陳毅講了這個意見,把這個例子也告訴了陳毅。陳毅很同情。陳毅這個人很開朗的,說:周總理這個人我了解,他什麼都要抓,一個人哪裡管得了那麼多。

聞天對總理這種做法有意見,就同陳毅講。我對他說:你不要管,你管這個沒有用的。我了解周恩來。幾十年了,我了解他。向忠發當總書記的時候,實際上負責任的是他。向忠發倒好,凈去玩兒去了。湖南的事本來是由李維漢和李立三負責的,但是周恩來也管了起來。他是包辦慣了的。在白色恐怖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管得很仔細:哪個機關要被破獲了,哪個電台得搬到哪裡去,都管。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轉移,也都是他親自去指揮。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

在長征路上,劉伯承,還有很多人都跟總理不合拍,看不慣周恩來的做法。劉伯承那時跟聞天能談到一起,說:恩來管得太多了,我這個參謀長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個本子,連背行李有幾匹驢駒子都記著賬,大小瑣細的事都管。累得他寫字的時候都打瞌睡,字跡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讓人猜都是些什麼字。可電報還是要親自寫,這個怎麼能行?對他這種作風有意見的,不是一個人幾個人。

李克農和聞天談得來,也知道總理是負責任的,但是過分了。聞天講,總理事務主義,連西瓜帶芝麻都撿,應該是抓住西瓜丟掉芝麻嘛。而且各個部門都有人。李克農這些人都是很強的嘛。什麼都干涉,讓別人不好工作。

所以陳毅來,聞天很高興,說你來了好,我們可以配合。陳毅很積極,說:那就開個會,我們給周總理提提意見。部里的務虛會就是這麼來的。陳毅也是好心。提意見,張聞天當然帶頭了,大家也提。提了以後,陳毅就把記錄拿給總理看。總理一看:對我有意見的人有這麼多?他很注意看哪些人發了言,就在西花廳召集個黨組會。我是黨組成員,喬冠華他們不是成員,是列席的。總理說:提意見的記錄都給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見好啊,我看見還有幾個人沒有提意見,一個耿飈,一個黃鎮,一個劉英,你們三個人也都提提。結果他們兩個都不肯提,說才從國外回來,沒什麼意見。他們不敢提,也不好提。

總理說:劉英同志工作時間很長,應該提呀。我說:對,我同總理一起時間很長,[19]28年就同總理熟悉了,所以我這次沒提什麼意見。現在總理管得寬一點、多一點,有人有意見,因為有些人確實不好工作。總理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意見。我呢,對總理沒什麼意見,幹部問題跟總理商量,都是黨組會討論的,他也很聽意見的,我沒意見。

這次提意見,本來是幫助總理,沒想到幫助不大,反而引起總理反感。提意見前,總理和聞天是很好的,在這之後,兩個人就有些疙瘩了。

聞天反對大吃大喝,說宴請要簡單些,這就同周總理有矛盾。周總理覺得中國是大國,要吃得好,要吃魚翅海參,每次宴會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國的氣派。在這個問題上,聞天和周總理兩個人不合拍。總理就是好排場,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關。當年他就要我帶頭穿綢緞。聞天說:吃東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講吃,吃得再好,要反對你還是要反對。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麼貴。聞天是節省慣了的,也是太節約了。

我說:這錢也不花在你身上。聞天說:沒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麼多,吃那個海鮮,你覺得很高貴,人家還害怕有河豚呢!外國人吃熊掌這些覺得害怕。這些小事,聞天不管了,讓姬鵬飛管,姬鵬飛也不管了,叫禮賓司管。那時我們在東南亞,不在北京。蕭揚[張聞天的政治秘書]在北京,給我們寫信說,總理講了,沒有茅台,我出錢。在黨組會上對總理提了意見,總理做了點檢討,但也做了一些解釋。

聞天對外援也有意見。說,人家上層一變,對這個國家援助的影響就完了,實際收穫不大。聞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聽他的意見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時候,聞天不在部里,到東南亞去了。定右派是姬鵬飛、章漢夫搞的,總理沒有插手。聞天從印尼回來,一看搞了那麼多右派,就說不要搞那麼多,要搞少一點。龔子榮講,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後來機關黨委叫去彙報,他們說我們定的右派不夠比例,規定是5%。部里反右派,後來讓右派下去勞動,這些都是經總理同意的。聞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識分子不要到下邊勞動,叫他翻譯東西,說這就是勞動嘛!這樣外文不會丟掉,又可以鍛煉他們。不要去搞那種勞動,這些人搞那種勞動,身體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面,把外文也丟掉了,聞天是非常重才的。

廬山會議後受到批判

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聞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陳毅。陳毅說,兩個政治局委員,去一個人開會,一個人看家。我身體不好,在家,你去開會。

聞天去參加廬山會議,本來準備談的是國際問題的意見,但是後來談了大躍進問題。我那時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張茜和我說,告訴你一件事,你不要緊張。昨天聞天給陳毅打了電話,說犯了錯誤,缺點講多了。陳毅說,缺點講多了有什麼?不要怕。

我對聞天犯了錯誤感到震驚。我說,廬山會議,人家不講,你去講什麼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對彭德懷有一肚子意見,總是要發泄的。彭德懷講了,你還要講。胡喬木也打電話來打招呼,你還講什麼?他說,我不講能行嗎?國家要垮。我說,國家要垮,靠你一個人能行嗎?

廬山會議後,陳毅到家裡來和聞天談話。陳毅對大躍進也有看法,認為許多事是假的。他說,他本以為聞天是在國外問題上出問題,沒有想到是在國內問題上出問題。

批判時聞天住院去動手術,陳毅到醫院去看他,說:告訴你一點消息,主席請彭德懷吃飯,我也去吃了這頓飯;彭德懷講了三點,一不自殺,二要求下去勞動,三什麼的;主席對彭老總說,也許你是對的。陳毅對我說,劉英,這個話你不能往外講。我是政治局委員,聞天也是,我們之間講的話,你不能往外講。

聞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當其衝,被重點批判。韓念龍叫蕭揚來家,交出鑰匙,不準蕭揚再來。當時我很寒心。聞天平反後,韓念龍在醫院見到我,對1959年的表現也表示內疚。

外交部那時候黨的工作是羅貴波管得多。陳毅沒有怎麼管。

羅貴波、姬鵬飛他們批判我態度不好,說我和聞天劃不清界線,要給我戴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在整我時主要是關於人事問題,說我把何方這些親信在幾個司里安點,說外交部搞了一個所謂宗派。對這一點,鬥爭一開始時還比較公正,姬鵬飛就不同意說我們搞宗派。龔澎也說,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幾個幹部搞。搞著搞著就不行了,後來硬是說我們在外交部搞了個宗派。聞天一直心裡不安,曾對陳毅表示過,說我犯錯誤,不應該牽涉這些人。

聞天出醫院以後,陳毅又來家裡看他。對聞天說,好多人揭發你,秘書們揭發你的材料,要不要拿來你看看?你也去外交部講一講。聞天說,我什麼都不看,在外交部里沒有什麼好講的,我就是在廬山犯了錯誤。陳毅說,那好,你好好養病。

外交部批判我後,我就給楊尚昆打電話。楊尚昆說,哪個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說,劉英沒有什麼問題。這又不是什麼株連九族,聞天是聞天的問題。他要我寫信,說他可以夾在文件里轉給毛主席。

我給毛主席寫信,說從長征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向來擁護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讓我離開蘇區參加長征的,我對毛主席從來沒有反對過,向來是愛戴的。我和聞天的政治經歷不同,從來是聽黨的話,服從領導,沒有什麼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能丈夫有什麼錯,老婆就犯什麼錯誤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經濟,過去也沒有犯過什麼錯誤。信後還附了個說明,對所謂我誣衊攻擊毛主席的揭發材料做了解釋。(阿波羅編輯註:老公這一倒霉,這老婆為了自我脫困,如此撇清關係?!)

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體上是說,劉英應該同張聞天區別,她同張的問題不是一樣的,這是我的意見。陳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黨委由我去做工作。周總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陳毅所提做法。少奇、小平都圈閱了。毛主席的批示發給了外交部和中組部。外交部不對我說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楊尚昆、安子文、喬明甫、帥大姐都對我說,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陳毅後來對楊尚昆講,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劉英說,你去找她談談。楊尚昆就找我談,要我放心,不會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楊尚昆非常公正,說你[指劉英]又沒上廬山,有什麼問題?

我就去問姬鵬飛,他說不知道。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問章漢夫,也說不知道;再去問羅貴波,他最凶,說:誰說的?不可能。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見後,就不再理會外交部,隨他們去弄吧。毛主席批的意見壓了20年我才看到。

羅貴波在“十四大”時,他和我同桌吃飯,說要來見我。第一次來時,正好有許多幹部子弟在場,羅貴波就說下次再來。我知道他有話要談。再來的時候他就談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說他批准火燒英國代辦處,要我幫他到組織部去說說,為他平反。我說,我也沒有得到平反,還不是張聞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羅貴波還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羅的夫人]來說。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我被拉到外交部陪斗時,他們喊“打倒陳姬喬”。我還以為這是一個什麼人呢,我搞了那麼久的幹部工作,怎麼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啊?我也不了解羅貴波在文革中的情況[她確實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麼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羅(貴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麼回事],只好勸勸他:你不是已經平反了嗎?

運動最後,沒有給我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定了個嚴重右傾。1962年又把處分改為嚴重警告。因為八屆十中全會後張聞天又受審查,這次改變處分沒有同我本人見面。直到這次平反時才講了甄別時曾經修改處分,沒有和本人見面這些情況。

開外事會議斗張聞天,主要追兩個問題:為什麼從蘇聯回來勁頭那麼大?是裡通外國?與彭德懷是什麼關係,開過什麼反對毛主席的黑會?查聞天的“裡通外國”,聞天和郭肇唐的關係成為一個大問題。聞天說,康生這個人厲害!郭肇唐是他介紹來的,就說同我有牽連。郭肇唐[又名郭紹棠]本來在紅色教授學院教書,後來挨整,吃了好多的苦頭。他1957年來中國訪問,由孔原招待。孔原就請我們幾個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作陪。郭肇唐和孔原講,他不認識劉英,但是認識她的愛人張聞天。孔原要我告訴聞天,好好招待招待郭肇唐。我向聞天轉達了。郭肇唐又去看康生,也說想見張聞天。所以,是康生讓聞天見郭肇唐的。張聞天見了郭肇唐,給了他一些公開資料。批鬥聞天,李井泉、柯慶施也很左。聞天說,別的錯誤都可以承認,唯有這個“裡通外國”,怎麼斗,我也沒有辦法承認。他們要我揭發,我說沒有什麼可揭發的。彭德懷是直脾氣,從來不搞陰謀開黑會。說聞天“裡通外國”,是他最無法接受的。

張聞天離開外交部去經濟所

1959年倒霉以後,聞天先找小平同志,小平說可以研究國際問題;又去找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說還是暫時迴避國際問題,可以搞經濟問題。聞天還是願意搞經濟問題的。富春非常歡迎,說我們這些人搞實際工作,你來可以幫大忙,我們歡迎搞經濟理論工作的,這樣可以把經濟工作理論化,搞得更深一點。他說,你來還可以參加黨委。可以參加黨委,聞天高興極了。幾天沒消息,過後李富春回了信,說很抱歉,沒批准。後來他就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沒有參加黨委。我就被分到近代史所,沒有任何職務。我就借些書來看,參加支部會。我沒有車,每天都走路去。

聞天在經濟所每天看書做卡片,寫的文章就經過楊尚昆送給毛主席。毛主席先還看,批給政治局同志看,後來不看了。在經濟所,李澤中當過聞天的助手。他住在我們家那個小房子里,幫聞天抄抄寫寫,常和聞天在院子里散步,談些問題。真正提供材料、談些問題的是李澤中。聞天很賞識他,說:你這個人老實,品質很好。他等於是孫冶方[經濟所所長]派來的。本來要派孫尚清,孫尚清不願意來。孫冶方是聞天在莫斯科時的老同學,聞天很器重他。他和孫冶方談得好深。孫冶方常來我們家,一談就談半天,都是聽聞天講。他說:你在理論方面,在辯證法方面提高了我們的工作。他們要搞政治經濟學。結果康生、林澗青告了狀,說孫冶方親張聞天,搞什麼價值規律。

1964年康生說,批孫冶方吹利別爾曼,為什麼不批張聞天?根據就是張聞天參加了孫冶方起草的政治經濟學大綱。經濟所批孫冶方時,實際上就已經在批聞天了,只不過聞天自己那時並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去經濟所時覺得許多人見了面都跟過去不一樣了,表面上都很客氣,實際上別的什麼都不談,孫冶方見了他也是客客氣氣。他看到書架上也改變了樣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為什麼。我從歷史所范文瀾那邊多少知道一點風。一次我同我弟弟劉彬談話時透露了我的擔心。我說,聞天一直不停地寫,不要將來再出問題啊。劉彬說,學術問題沒有什麼關係,歷史將來是會說話的。不過他建議要多寫點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給上面看看,於是我轉告了聞天。聞天就寫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的哲學、軍事思想的文章。

楊尚昆1959年後對聞天還是照顧的。生活上不變。還是用專車,到供應站買東西,每年主動安排他到青島休養,來去掛公務車。1965年,他被調到廣東,由汪東興接替,就不行了。專車取消了,煤也沒有了,只好燒個爐子。聞天專門寫了一封信,說沒有煤,暖氣管要凍壞的。這樣才撥了2噸煤來。

長征時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後精神壓力大,比肉體上受苦要苦得多。廬山會議後,我們很孤獨,連我弟弟都不肯來看我們。因為我受聞天連累,所以他總是照顧我。我不快活,他就領我到公園去走走,連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領來養也是為了調劑一下生活。我們兩個是工作的伴侶,患難的夫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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