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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鼓吹個人崇拜終惹殺身之禍

——劉少奇究竟是被誰打倒的?

毛澤東之所以那樣「癩子打傘——無法無天」——不經過國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經過黨內組織程序,竟然一個人說了算,就隨心所欲地輕而易舉地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不正是因為劉少奇當年大樹特樹毛澤東的個人威信,極力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使毛澤東成為超然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惡報」么?劉少奇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塊「石頭」,就是他曾經熱烈鼓吹和極力製造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之所以那樣“癩子打傘——無法無天”——不經過國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經過黨內組織程序,竟然一個人說了算,就隨心所欲地輕而易舉地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不正是因為劉少奇當年大樹特樹毛澤東的個人威信,極力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使毛澤東成為超然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惡報”么?劉少奇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塊“石頭”,就是他曾經熱烈鼓吹和極力製造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與劉少奇

筆者乃“50後”,親身經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怎麼會不知道劉少奇是被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打倒的?毛澤東的“倒劉”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曾幾何時成為我們學生必須“天天讀”的課文,文中那些“一言九鼎”的“警句”,我至今還能倒背如流。毛澤東號召我們這些涉世未深的紅衛兵大造劉少奇的反,把他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和“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最後給他定的罪名一大串:“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被打倒後,慘遭迫害致死,死時不僅在京城沒有“葬身之地”,而且在外地火化時連真實姓名也沒有。一個堂堂國家主席竟然如此被“打倒在地”——九泉之地,可謂也是史無前例。

我既然明明知道劉少奇是被毛澤東打倒的,為何還要“明知故問”呢?我的“故問”之意是想說:劉少奇也是被他自己打倒的。我認為,毛澤東之所以那樣“癩子打傘——無法無天”——不經過國家法律程序,甚至不經過黨內組織程序,竟然一個人說了算,就隨心所欲地輕而易舉地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不正是因為劉少奇當年大樹特樹毛澤東的個人威信,極力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使毛澤東成為超然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神而造成的“惡報”么?恕我說句不敬之言,劉少奇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塊“石頭”,就是他曾經熱烈鼓吹和極力製造的個人崇拜。

劉少奇曾經也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可靠接班人”。在當年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為了瓦解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集團”的統治,進一步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最高權力,形成以他為首的領導核心,特將本在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排名靠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一舉提拔為僅次於他的第二號人物。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取代了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政治結合,他們在延安度過了一段“蜜月期”。劉少奇從此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不僅全力以赴地協助毛澤東清算和瓦解了“教條宗派集團”,而且為強化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在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因為受王明、博古等人所組成的“親蘇派”的排擠,未能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他鬱郁不得志,積聚了對“親蘇派”的很大不滿。遵義會議之後,雖然藉助與張聞天的結合而逐步取得了黨和軍隊的實際最高領導權,但由於當時的中共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很大程度上受蘇共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毛澤東的領導權還不大穩固,時不時受到手持蘇共尚方寶劍的王明等人的挑戰,尤其是毛澤東的思想在黨內還沒有形成統治地位,仍然被“張口馬列,閉口斯大林”的王明等人壟斷著市場。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劉少奇與毛澤東開始了緊密合作。劉少奇本來也是老資格的“親蘇派”,他在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時,還受到過列寧的接見。但他不僅沒有和王明、博古等人“同流合污”,反而與他們“背道而馳”。當時劉少奇與還是總書記的張聞天就白區問題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爭論,引起毛澤東的密切關注。高華在《抗戰前夕延安發生的一場爭論》中寫道:“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洛甫圍繞黨的10年歷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解決,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歷史問題,改變對10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受了挫折。但是劉少奇、洛甫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面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引自高華:《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劉少奇和毛澤東結合之後,深知毛澤東對王明“教條宗派集團”不僅要從組織上解決問題,更重要的還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於是劉少奇以極其敏銳的政治頭腦和高超的理論水平,把確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當作了頭等大事,他倒是沒有把馬列主義當教條,而是把列寧、斯大林對蘇共實行思想高度統一的那一套理論和方法,“活學活用”到確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實際上,最早提出了毛澤東的思想這一概念,並進行了系統性的理論闡述,極力主張把毛澤東的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使之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關於誰是最早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第一個”,中共黨史學界曾發生過爭議。原來一直把王稼祥當作“第一個”,新版《辭海》在“王稼祥”條目中就作了定論:他“1943年第一次提出和論證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翻閱史料,王稼祥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具體經過是,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寫道:“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由胡長水所著的《一個偉人的奮鬥與命運——劉少奇之路(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認為“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非劉少奇莫屬。早在王稼祥發表那篇文章的前兩天即7月6日,劉少奇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的文章,文中寫道:“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來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胡長水據此認為:“現在,人們一般認為,是王稼祥‘第一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純粹就文字而言,此論當然可以成立。然而,如果不是拘泥於文字的表述,而是就其實質意義而言,劉少奇關於‘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黨員、幹部的觀點,表明他實際上是全黨最早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到‘毛澤東思想’,只是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簡練而已。”

後來還有人研究考證說“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應該是張如心,他早在1941年3月,就在一篇文章中使用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儘管這個說法見諸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算得上是權威意見,可筆者以為這種研究考證似有偏離主題之嫌。其實,弄清誰是“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讓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並使之登上“頂峰”成為“絕對真理”。即使劉少奇在毛澤東思想的文字表述上不算“第一個”,但他為確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和重大貢獻,已白紙黑字載入史冊,是怎麼也抹殺不了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特別是中共七大前後,劉少奇“日理千機”(毛澤東“日理萬機”)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部署如何確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在黨的七大籌備工作中負責黨章的修改,“在領導這一工作中,他緊緊抓住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一主線。”“劉少奇強調指出:黨章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經過劉少奇精心策劃、親筆定稿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可謂是他為確立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報告最顯著的特點,或者說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影響最大、最深遠的內容,是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劉少奇在七大會議上做這個報告時,滿懷激情地說道:“黨章的總綱上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在黨的條文上又規定:努力地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的義務。這是我們這次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我想,我們的大會以至全黨是會熱烈擁護這種確定的。”劉少奇的這個報告,就歷史影響來說,似乎比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還要“最大、最深遠”。因此,似乎可以說,沒有劉少奇,就沒有毛澤東思想。正如胡長水所總結的:“歷史已經說明,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內對毛澤東思想做出完整概括和系統論述的第一人!”

胡長水極力歌頌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貢獻,他聲稱:“一些研究劉少奇的學者曾把劉少奇在這裡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同幾十年後鄧小平主持的《關於中共建政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作了一番比較,指出兩者基本思路的一致是非常明顯的。中國共產黨內著名學者、理論工作者龔育之由此指出:‘新的歷史決議論毛澤東思想,遵循著七大修改黨章報告論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思路、科學態度,有力地說明了劉少奇的政治智慧和理論遺產在今天對於我們的啟示和指導。’”筆者認為,兩位論者在這裡迴避了論述毛澤東思想的不同之處,即鄧小平所論述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集體智慧或共同創造,並非毛澤東的“個人財富”;而劉少奇和王稼祥當年表述的毛澤東思想,卻完完全全是毛澤東“個人所有”。王稼祥在使用“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劉少奇則統統使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這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的簡練而已”,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劉少奇提出的“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目的就是為了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強化毛澤東的最高地位和絕對權力。劉少奇在那篇文章中首先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共產黨經過22年的嚴格考驗,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生活與歷史事變中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有著極其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而特別值得指出的,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複雜的革命鬥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他還進一步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也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和各派機會主義者鬥爭的歷史。這種歷史,在客觀上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黨內各派機會主義的歷史,決不能成為黨的歷史。”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這些評價,其調子之高雖然不能與後來林彪的“頂峰論”和“四個偉大”相比,但在當時也堪稱最高水平。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最後發出號召:“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幾十年後林彪所題寫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兩相對照,除了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精神實質有什麼區別?

劉少奇精心確立和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旨在樹立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強化毛澤東的最高地位和絕對權力,這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如果說劉少奇是否“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尚有爭議,那麼他是“第一個”提出“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概念,則似乎毫無異議。1943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草案。劉少奇在討論時鄭重提議:在宣言的最後一段,加上“全體共產黨員必能鞏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一句。胡長水認為:“這個提議,在黨內明確地提出了毛澤東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問題。”看來,我們今天仍然在高呼的“為首”、“核心”之類,其首創者是劉少奇,他的這些“政治遺產”,至今還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

劉少奇當初是否預料到他把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權威提高到如此高度,會造成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後果?胡長水對此作了辯解:“讀這些文字,確實讓人感到,劉少奇對毛澤東作了極高的評價,這種評價也是代表了當時黨內大多數人的認識。也有論者據此批評劉少奇對毛澤東有過譽之嫌,並聯繫到後來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是耶,非耶?尚待人們去認識。只是這種認識確是苦澀的。”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劉少奇當初把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權威提得那樣高,雖然主觀上沒有搞個人崇拜的“故意”,但客觀上為後來產生個人崇拜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和奠定了“必然”的基礎。隨著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毛澤東的威望更加如日中天,劉少奇當年提出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隨之“擴大化”到武裝全國人民,以至於在文革中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十億人的大腦只有一個人的思想。於是,毛澤東成為萬萬不可冒犯的神,毛澤東思想成為萬萬不可懷疑的“絕對真理”;於是,誰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誰就是“反革命”,誰就要被“打倒在地”——輕則批判,重則坐牢甚至殺頭。從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王實味等人,到中共建政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的胡風等人、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的彭德懷等人、反右運動中的幾十萬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無以計數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因為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而獲罪而“罪該萬死”……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發展到這種地步,劉少奇應該負有間接和直接的重大責任,這是“是耶”,並非“非耶”。

劉少奇為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僅在延安時期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在中共建政以後很長時期內繼續“再立新功”。據李銳在《廬山會議真面目》(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中披露,毛澤東利用個人絕對權威把講真話上“萬言書”的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劉少奇在會議結束時專門發表講話,嚴厲批判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極力主張“積極地搞個人崇拜”。李銳回憶道:“劉少奇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功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為了證明自己“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劉少奇還引用了恩格斯《論權威》的幾句話:“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布糊塗觀念,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劉少奇最後強調說:“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的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劉少奇的這個講話,把他“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歷史毫無保留地公佈於世,永久載入了史冊。而且,他講這個話,完全是以“正確路線的代表”而自居、以“積極搞‘個人崇拜’”而自豪的口氣,根本沒有一點反省、愧疚、不安的表示……李銳不無傷感地評論道:“劉少奇的這篇講話,自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在當時是極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說,廬山會議這場驚心動魄的黨內大鬥爭,對提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作出一次新的貢獻。劉少奇後來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兩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張化在《劉少奇的悲劇與悲劇中的劉少奇》一文(載《回首“文‘和’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寫道:“在長期的鬥爭中,劉少奇曾為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作過重要貢獻。以後,又在歷次關鍵時刻堅定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包括對黨內正在出現的個人崇拜現象加以某種肯定。”“作為對黨的建設有過許多貢獻的重要領導人,在個人崇拜的狂熱氣氛中才意識到個人崇拜對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嚴重危害,……這是劉少奇的悲劇之一。”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羅列了那麼多罪名其實都是子烏須有,真正可以落到實處的無非就是“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然而,實事求是地說,劉少奇充其量就是在兩個重大問題上與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存在“大同小異”,似乎還談不上是所謂的反對。一是在如何評價“大躍進”的問題上,說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毛澤東“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稍有不同;二是在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劉少奇堅持給北大、清華等學校派了工作組,與毛澤東“放手發動群眾”略有出入。毛澤東為何打倒劉少奇?毛澤東必有自己的理由,歷史終將會真相大白。一個差不多把畢生精力貢獻給毛澤東思想、一向主張對毛澤東“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人,怎麼會一下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呢?劉少奇的被打倒之所以稱之為“共和國歷史上的最大冤案”,不就是說明劉少奇並未真正地反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么?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所產生的惡果,而劉少奇批判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主張“積極地搞個人崇拜”,卻被毛澤東打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歷史是無情的,劉少奇的悲劇,根源在於個人崇拜導致的集權專制,因此筆者“無情”地說劉少奇是被他自己打倒的,並非“感情用事”。誠然對於劉少奇的悲劇,我等後人足可“哀之”,然而我們是否既要“哀”其“不幸”,又要“哀”其“不爭”?更重要的是還要“鑒之”,以免“使後人而復哀後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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