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拉赫對於百年極權主義世紀的研究
布拉赫對於20世紀、即最近一百年歷史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對於德國30年代——納粹攫取政權的歷史，及對於極權主義和冷戰時期的歷史和思想研究的基礎上的。他的看法當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在社會現實中的生活經歷。為此，他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
布拉赫對20世紀的這個看法——極權主義的世紀，起於80年代，而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後直接證實了他在這個看法中提出的很多觀點，這使得這個看法在思想界、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接受。
如前節所述，布拉赫對於30年代德國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納粹崛起的研究，是基於他對於民主制及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而在對於民主制和對極權主義思想的認識和研究中，布拉赫探究了意識形態以及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時的產生和發展，曾經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德國的傳統思想根源在什麼地方，冷戰時期西方流行的各類威脅到西方民主社會的各類觀念思想及社會運動根源又在什麼地方，而這就使得他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說極權主義貫穿了這一百年。
70年代末期，他首先針對60年代以來的所謂意識形態的結束的各類提法提出，20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並且在1982年推出專著《意識形態的世紀》，具體分析了19世紀以來觀念主義造成的誘惑，以及由此發展出的災難——極權主義。正是在這個思想分析的基礎上，80年代中期，他進一步提出和意識形態問題，即觀念主義問題緊密聯繫的，不僅作為思想，而且是作為現實的極權主義問題：20世紀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紀」，即1917年後的百年，是「意識形態的時代」、「極權主義的世紀」。
80年代初期，布拉赫提出這些看法的時候，正是整個極權主義論受到60年代後的左派思想，70年代初期「緩和」政治的圍剿性的攻擊和排斥後，看來整個極權主義論已經全面退出的時候。但是就在他提出這個看法後不久，1989年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然而，這個歷史性的勝利雖然證實了他的很多看法，使得它在思想界、學界立即受到廣泛的接受，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就在他的這個看法正起步深入廣泛地發展的時候，美國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1989年的歷史提出了所謂「歷史終結論」，其後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又提出「文化衝突論」。這樣兩種思潮的廉價效應使得這二者一下子成為社會及思想界的主流。它所製造的迷霧不僅影響了人們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深入關注，而且讓始於19世紀的那些意識形態問題，世俗化教派，即族群問題，黨派團體問題、地域問題、一元文化問題，甚至已經處於式微的、原來的共產黨問題重現生機，繼續發展蔓延。也因此造成了對中共的綏靖，和現在的所謂伊斯蘭問題。為此，在進行這一節介紹的時候，筆者首先要強調的是，布拉赫和福山、和杭亭頓們對於歷史、對於20世紀看法的是根本不同的，而這個不同的原因就在於布拉赫是從西方社會的文化思想歷史，19世紀以來的歷史，即它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究竟是什麼，來進行解析的。
布拉赫在8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認為極權主義在過去一百年的發展、變化、傳播，以及復興、繁榮中有很多大的變化轉折點。對此他認為可以概括為八個時期。這八個時期，又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具有不同特點的階段，它們分別是轉折時期，極權主義制度形成及發展擴張的時期，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
在轉述布拉赫教授的對20世紀的分期時，筆者基本上完全接受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結論，但是筆者與布拉赫教授不同的是，在他的思路基礎上，筆者進一步提出，在歐洲文化、基督教文化思想中自身存在的悖謬問題。為此，在本節中筆者對於布拉赫教授的每一個思想及結論都做了一點推進，即筆者不僅是從西方社會內部發展提出問題，而且也從外部、從基督教社會政教分離的歷史中，對19世紀後的後基督教社會提出問題，認為20世紀是極權主義的世紀，但是更準確地說，是「後基督教社會」世紀。為此，筆者認為：
1)「意識形態的時代」問題：不僅這個術語，ideology，而且ideology——觀念主義都是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新問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和這個術語只能在歐洲產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所獨有的。因為意識形態填補的是政教分離後，後基督教社會中從社會生活中退出去了的神學的空缺。它實際上是世俗化的「宗教神學」，即「觀念神學」。
2)極權主義問題，筆者認為這也不是什麼新的問題，而是基督教社會曾經存在過幾百年的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的世俗化再現，也就是政教分離後，基督教社會在世俗狀態下，過去基督教框架的世俗化現象——「觀念論」和「制度及社會」的合一；一個一元化的、世俗教派的社會。為此，筆者就再次重複了弗里德里希等學者的觀點，強調了基督教文化及社會的存在不僅是極權主義產生的必要基礎，而且也是必要條件。
3)由此，在上述看法的基礎上，時下人們所說的所謂「後極權主義問題」是否意味著20世紀的問題已經解決，並且正在成為過去，就水落石出了。因為20世紀是「後基督教社會」，基督教世俗化的一個必然結果，為此，只要現代國家和現代文化及其思維方式不能夠徹底從過去的基督教框架揚棄、拓寬出去，這個世界就一天不會安寧，就會災難重啟。即現在我們所進入的所謂「現代化」、「西化」，實際進入的是後基督教社會所天生存在著的悖謬瓶頸，人們在總結20世紀尤其是1917年以後的歷史的時候，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其次，在轉述的同時，筆者也提出並且針砭了一些對中國學界來說值得並且必須要進行的對比、思索的現象及問題。
3.1轉折時期
①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
布拉赫認為，1900年前後思想和形式形成時期，可以稱為第一個時期。他
認為從19世紀80年代到1914年，這段時期是極權主義思想及理論、世界觀，政治上的救世學說發酵、形成的時期。這個時期創造了幾乎所有的運動民眾，朝向一個絕對的設定的目標的技術、經濟和社會心理等的條件，為此，極權主義思想及其理論對於市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具有了不同尋常的誘惑力。這就造成了其後「意識形態的時代」的一個大規模的劇烈的爆發，並且深陷其中難於自拔。
布拉赫認為，19世紀是一個對於社會進步樂觀的世紀。儘管19世紀也有戰爭，包括各種各樣的內部戰爭，國家間的戰爭，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動搖、摧毀人們對於進步及未來的相信，甚至一些民族間的戰爭還增強了人們對於國家與進步的相信。如法國革命帶來的戰爭，傳統帝國解體為民族國家等。但是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大戰帶來的卻恰好是相反的結果。首先它帶來了國家制度的改變，而不只是國家形式的變化。其次是悲觀主義，一種強烈的末世情緒。
為此，19世紀到20世紀的世紀轉折也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這個轉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徹底完成。
如果我們今天回顧並且俯瞰一百年前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19世紀到20世紀交接是一個分水嶺，一個從對於進步的樂觀跌入危機感的分水嶺。此後接連而來的是世界大戰，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造成這些災難的卻不是危機，而是對於這些危機及社會問題認識的不同觀念。而再進一步研究我們則會發現，孕育於19世紀、產生於20世紀初的現代極權主義，影響了其後整整一百年，直到如今。
對此，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問題在19世紀就在三方面已經孕育並且存在：
第一，在階級和種族鬥爭的思想中，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並且得到持續發展。
第二，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社會的震盪，促進了極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大大加速了這個發展。
第三，極權主義統治制度的擴展，佔據了戰後危機所導致的真空，它致使新誕生的民主制度在當時迅速地遭到失敗。
所有這三點，都在19世紀70年代、80年代有了很大發展準備。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及經濟危機，它讓那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火熱起來。這一切使得激進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的「反對自由主義的學說」（！）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得到廣泛的傳播。而另一方面，在建立在生物學的達爾文主義理論基礎上的所謂社會學說影響下，種族主義加劇了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發展。階級鬥爭、血統性的、地域性的族群鬥爭、敵友關係、強者的權力，被提高成為政治原則。為此，在達爾文顛覆性的知識論和現代科學上建立的兩個極端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階級學說，它們一出現就聲稱自己是科學的，絕對正確、沒有錯誤。
這一由左或者右產生的「反自由主義」，在文化批評和悲觀的文明主義者那裡迅速地泛濫爆炸。自由主義的進步和民主思想，在中歐和東歐立腳的同時就被置於疑問。在這種意義上，尼采哲學被廣泛地傳播。無論人們是否接受他的反猶和民族主義思想，他的激烈尖銳的反對自由文化和基督教的箴言式的言辭，在當時都和民主思想一樣很容易地被人們所接受、傳播甚至被濫用。
布拉赫認為，在世紀初期前後以現代形式出現的那些世界觀的思想和基本問題，至今仍然影響著這個世界。這種東西作為那些所謂偉大的運動的發酵粉影響左右著我們。它包括不斷產生、持續不絕的各類聳人聽聞的、時髦的政治思想，或作為我們的準則，或進入我們生活日常用語且不斷再生的政治觀念。它涉及的不僅是最重要的政治方向和潮流，就如同在18世紀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各種激進的思想流派所贏得的那種形式那樣，而且還有專制和極權主義的變種和實驗。這種傾向特別是在一次大戰前後得到迅速發展。如果我們不僅把激進的政治運動看作是20年代、30年代的現象，而且也看作60和70年代的現象，那麼為了理解這些思想是如何形成意識形態，乃至如何造成可怕的政治現實的，我們就必須回顧世紀交接時的情況。
人們可以肯定，這些思想和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確立，部分方法至今仍然廣泛地影響著那些繼續存在的形式。列寧和希特勒看到戰爭造成的真空，利用政黨，從內部充分利用了戰爭的精神和心理的影響，以一種社會性的、意識形態運動來運動民眾，從而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誘惑，來取代那種不完全的君主專制。那個時代的還不很成功、軟弱的民主造成了1917年的俄國，以及其後的發展。
②第二個時期：1917年到1923年，具體化時期。
布拉赫認為，知識分子作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助產士既影響並且幫助了左派，也影響了右派。對於右派，墨索里尼最早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他在大戰時建立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專門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歷史學家諾爾特(Ernst Nolte)認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取自馬克思和尼采。而在另一方面，對於左派來說，則是在對於社會主義的改革性或革命性的理解下，在世紀轉折時期迅速地傳播推行激進的、追求暴力的觀念。這一時期有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法國的喬治•索雷爾(Georges Eugène Sorel)，他試圖把馬克思和柏格森結合在一起，認為採用暴力實現目的、實現社會主義是正當的。另外一個代表則是俄國獨裁的「一黨專制」的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列寧。列寧的理論及實踐直接影響了1917年後的世界歷史。
1914到1918年的大戰是直接造成極權主義思想突破和興起，並且具體化的原因。在蘇聯，19世紀就已經存在的共產主義及專政學說，在列寧那裡被進一步擴展，1917年在他的領導下極權主義掌握政權，並且宣布世界革命到來。在義大利，就在一次大戰中產生並且形成了法西斯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為此，戰爭結束可以說是宣布了一個新的獨裁時代的開始。
如果這五年帶來的的結果還不能說是完全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制度，那麼則可以說是奠立了極權主義的統治原理。在這五年中，就在新的蘇維埃俄國，共產黨單獨統治的確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革命嘗試的失敗刺激下，同時產生了一種對它的反彈——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既反對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1922年，在墨索里尼領導下他們第一次掌權。而與它平行的是，在列寧死後，史達林接任。史達林使得極權主義更加完善。
就是在1923年，義大利的獨裁者自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極權主義」這個術語及這個要求。此後，這個影響了其後百年的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開始被他的批評者廣泛地研究使用。
在這五年也開始了一個新的周期，「極權主義化」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在德國，在這一時期有兩次失敗，首先是1919年左派在慕尼黑的革命試圖，然後促發希特勒對於墨索里尼進軍羅馬的模擬，1923年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卡普政變，在慕尼黑掀起了獨裁浪潮。
③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高峰
在1933到1934年，再次發生了1917年後最嚴重的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事件。希特勒納粹在德國上台，從而成為上個世紀前半夜專制浪潮發展的又一個頂點。大多數在一次大戰後新成立的民主社會都還很軟弱，禁不住危機的動搖，為此常常藉助於強人，如匈牙利的霍爾蒂(Miklós Horthy)、波蘭的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葡萄牙的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和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波羅的海沿海和巴爾幹地區，奧地利及希臘（梅塔克薩斯，Ioannis Metaxas）和納粹等。
在這一期間，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在反自由主義和民主的思想下，如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布爾什維主義那樣，在理論和實踐上形成了一個廣泛地攫取政權的潮流。在這一期間還有另外一點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密切相關，那就是他們同時借用了某些形式和口號，如種族主義的目標口號。
如果說在20年代在精神和政治發展的可能上還是未定的，那麼，到30年代世界實際上已經處於這兩個巨大的極權主義集團的陰影下了。儘管這兩個集團在很多方面直接對抗，但是這兩個極權集團，毫無疑問地都是多元主義的民主社會及其價值的敵人。民主社會則是以其自由以及對人權的尊重的成就，來對抗共產黨和納粹各自所締造的神話的誘惑。
在這一期間大多數歐洲的年輕人，由於經濟和國家的危機造成的壓力在二者之間動搖。對很多人來說，歐洲在當時的形勢下，未來的國家的形式似乎只有採用一種希特勒式的個人性的統治。這不僅是斯賓格勒的，而且也是韋伯的預言。
3.2極權主義制度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擴張戰爭
④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的征伐與奧威爾、泰爾蒙的反思
「征伐」，或者說用暴力來消滅不服從者，來實現並且擴張自己的極權的要求，是這種極權主義的典型特點，有它存在就一定有不同性質的征伐戰爭，或者是國際性的，或者是內戰性的，就一定有殘暴的不同形式的鎮壓。它的這個特點更讓人看到，極權主義是一種政治化、世俗化的宗教，它繼承了曾經在宗教中存在的這個極為典型的特點。
20世紀極權主義的第四個轉折點是這種世界性徵伐的開始，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但是實際上它是從1937年開始，從西班牙戰爭擴展到1939年的世界大戰的。
西班牙內戰的特點，就是一種普遍化的意識形態的內戰。它為其後世界政治決定性的轉變做了準備。其後所有那些特點，極權主義的那種「反人性」、對人類造成的威脅，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已經在西班牙內戰的縮影中顯現了。
對於這個轉折點其後的發展，布拉赫特別提到兩個人，英國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後來的以色列的學者雅各•泰爾蒙(Jacob Talmon)。他們在親自經歷了西班牙內戰後，出於對這一段歷史的經驗與反思，對於極權主義的威脅為我們所作出的嚴肅反省及尖銳分析，直到今天對我們仍然非常深刻、有效。而事實上，對筆者來說，這兩個人的思想和經歷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可以說是一面具有直接意義進行對比、分析、反思的鏡子。
英國作家奧威爾1937年參加了西班牙內戰，這造成了他人生中的重大轉變。為此，他在1944年做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至今還是具有非常的意義。他坦率地承認，左派知識分子那時犯下了錯誤，他們屈服於那些謬誤是因為他們只是想要反對法西斯，而不是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隨後在1945年出版了《動物莊園》、1949年出版了《1984》，對史達林主義、對極權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示。這兩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統治者的分析，可謂是教科書式的。1950年代的中國直到今天，都在亦步亦趨地沿著這個模式存在。這是兩部到今天為止，同類作品都無法望其項背的作品。
泰爾蒙是波蘭裔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他的三卷本的《極權主義民主的歷史》（也可以譯作《民主集中制的歷史》），是專門對於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思想起源的研究著述，至今對於認識極權主義依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而這些觀點都是他在1937年到1939年間形成的。泰爾蒙自己說，對他起決定性影響的是西班牙內戰、史達林對政敵的莫斯科審判以及納粹對於猶太人的迫害。
泰爾蒙直到1980年去世時一直反覆強調，他的最根本的考慮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及其行為的虛偽的民主的特點，而這就是30年代末期的那些溷亂，本末倒置出現的原因。他自己作為一個也曾經涉及於此的歷史學家，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和18世紀末期在羅伯斯庇爾領導下的法國革命的類似性即這種所謂的Totalitarian Democracy（極權主義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所具有的極端獨裁的可怕的思想及現實。Totalitarian Democracy，這個西文術語，「極權主義的民主」，被中國的共產黨知識精英翻譯成「民主集中制」，對中國人來說，多少年來，比西文更加重了一番欺騙性。單就這一術語的翻譯，我們就可以再次看到奧威爾在《1984》中揭示的，真理部的翻譯及著述都是讓人們忘掉傳統、忘掉這些語言本來的意義，把人們的思想完全鑲嵌、禁錮在共產黨的思維框架中。這個翻譯也使我們看到，中國的共產黨的知識精英們，即于光遠們，自然辯證法界的精英們，在過去利用中文翻譯變本加厲地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服務。
奧威爾和泰爾蒙這兩個人，對中國知識精英有著直接的對比借鑑，及反思意義。與這兩個人的思想經歷、人生經歷類似的就是經歷過四九年前的那一代知識人，也就是李慎之、許良英、顧准等一代人，他們居然只反對國民黨專制，而不反對更為極端的共產黨及極權主義；他們甚至終生如此，在三十年後，依然只反對四人幫，或者反對毛澤東，不反對鄧小平及共產黨。他們從來沒有像奧威爾和泰爾蒙那樣邁出過哪怕是一步對自己的過去的懊悔和反省。所以那種稱讚他們兩頭「真」的說法，實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
奧威爾和泰爾蒙，當然也提供給我們一個對於中國80年代包括方勵之們的思想及行為如何認識和評價的參照系。
事實上無論是40年代中期後的顧准、許良英們面對的歷史，還是方勵之們80年代經歷並且面對的歷史，都遠比奧威爾們30年代的歷史更容易看到共產黨的本質。因為他們甚至都經歷了荒誕殘暴，自己也被殘酷整肅的反右和文革，但是，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後立即進行了反省，並且寫出《1984》，而顧准、許良英們，包括方勵之則究其根本，終生也沒有走出自己製造的迷霧，沒有看到自己步入的是歧途。
而事實上，所有這些錯誤和歧途是不難辨別出來的。在30年代末期，到1939年就出現急劇的轉折，希特勒和史達林簽署了合約，左的和右的獨裁者退回到聯合一致、瓜分世界。但是這個清晰的分界沒有持續很久，由於兩年以後希特勒進攻蘇聯，政治問題和價值問題的交叉糾結使得這種錯誤和溷亂再次發生。它們再次引發了一種誤導及對世界政治的錯誤判斷，從而把世界直接帶入到二次大戰後的冷戰。
類似的歷史循環，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中國社會中，在國際社會中，甚至至今還在一再重複。在國際社會中，60年代後的聯中抗蘇，70年代的阿富汗問題，90年代後的伊朗、北韓、以及為了對付各類恐怖集團而採取的「綏靖」；對中國改革的利用，以及在中國國內的不斷地產生的只反所謂貪腐官僚（薄熙來等）、不反共產黨惡性本質統治的迷思。此中最嚴重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居然授給一位典型的「真理部」培育的作家，公然在這個世界上，在民主社會吹響極權主義的號角！在經歷了一百年的殘酷的歷史後，在奧威爾和泰爾蒙的著述前，人們真的要問，是不願意看，還是真的看不清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本質？
3.3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1945年後的經驗歷史
⑤第五個時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40年代和50年代是有所變化的時期，但是也依然可以被看作一個極權主義蔓延擴展的時期。如果說它是20年代戰爭與革命問題政治意識形態，30年代難以停止的獨裁的繼續，那麼也可以說50年代在西方驚人的重建，同時也是又一次自由多元的民主制的富有成果地繁榮發展。這一人類世界發生的歷史性的政治分裂在40年代就顯示出來。在經歷過希特勒的災難之後，1945年後世界很快就更深刻地分裂成獨裁和民主兩個對立的陣營。新出現的極權主義在三個方面和40年代相聯繫。
第一，墨索里尼、希特勒獨裁的發展和展開，在1942-1943年到達最高點，但是同時帶來了另外一面，它對於人類的蔑視和毀滅也把它自己帶向徹底失敗。
第二，同時期在民主時期歐洲的解放和重建也促使了抵抗力量及運動發展，以及一個統一歐洲的思想的產生。
然而，第三，最終在歐洲出現的卻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徹底分裂。伴隨史達林主義在東歐的極權主義的確立，德國也分裂成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兩個國家。
1835年托克維爾曾經做出過世界兩極化的預言，現在，從上個世紀1910年開始，整個世界秩序的發展應和了這個預言。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現在分別成了自由和奴役的象徵，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秘密計劃控制半個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同的是，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尖銳的對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先是現代社會自身面臨的毀滅性問題，以及國家之間的矛盾，繼而蘇聯的布爾什維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以及日本逐漸在世界舞台上擴張。布拉赫認為，他們用一種偽宗教把握了民眾，並且試圖用極端的一體化的統治支配一切。這在義大利是一種復活羅馬帝國，在德國是種族帝國，在蘇聯則是用階級鬥爭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從而到達千年盛世。
在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族群殺戮中，首先是共產黨對於「階級敵人」的毫不留情地屠殺，然後接著出現的是納粹對於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的人類的犧牲比起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都更為嚴重。到1940年，在歐洲大陸只剩下瑞典和瑞士兩個民主國家。為此，戰後人們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要求也更為強烈。曾經參與過抵抗納粹的人們力圖在戰後重建民主自由制度，但是這個努力只是在歐洲的一半，在西歐，沿著大西洋的部分得以實現。二次世界大戰後，甚至可以說大戰還沒有結束，從1944年蘇聯進軍波蘭時就已經開始了分裂。而邱吉爾在1946年就斷言，在歐洲已經形成了一道切開兩邊的鐵幕。其後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的事件走向的是完善這個鐵幕分隔，如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權、中共內戰的勝利、柏林空中橋樑事件、韓戰等。二次大戰後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不再只是一個世界、一個歐洲，乃至一個德國、一個中國、一個韓國等。世界以意識形態和制度為區別，劃分成為兩個——冷戰的原因是「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對立。
為此，二次大戰後的新的民主制度立即被置於陰影之下。
⑥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
布拉赫認為，對於極權主義來說，緊接著上述時期的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階段，1953年到1956年，從史達林去世到1956年赫魯雪夫表面看來似乎部分地去除史達林的政治變化——解凍。
史達林曾經被「部分人」認為是「第一個」和「最後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但是這一時期同時發生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建立了另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政權。儘管中國共產黨保持著與蘇聯的距離，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在堅持史達林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問題上從來沒有打過任何折扣，只不過在這一期間他們提出自己的毛澤東思想，用以來繼續本來的史達林主義。而這在筆者看來，就是後來的鄧小平，乃至今天的政權也都是以一種變通修補、來讓史達林主義，也就是正統的共產黨思想及主張重新得到鞏固，繼續生存下去。
布拉赫在分析、描述這一時期的歷史現象的時候，指出這一時期在第三世界發生的所謂爭取自由的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獨裁政權的建立而結束。這個現實讓人們看到，所謂「現代社會」在世界的每一處都為那些披著解放運動外衣、區域獨立要求的宣傳煽動家和意識形態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活動舞台。這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卡斯楚和格瓦拉成為了一個符號，不僅影響了第三世界，而且作為一個具有濫漫主義——觀念「濫蠻」色彩的革命英雄影響了西方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甚至部分教會。首先在新教中，然後是天主教，居然產生了一種革命的神學，讓他們再次沉醉於政治性的宗教中。
筆者以為，這印證了筆者的看法，所謂現代社會及其潮流，不過是幾百年前的宗教社會的世俗化翻版而已。而為此，對於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從史達林去世後，就不曾離開過史達林主義，並且更少民族和傳統的內容？1966年，在史達林去世13年後甚至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因為它是西化的產物，不過是曾經存在過的教會、教派的世俗翻版。
⑦第七個時期：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
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從第六階段時期發生、變化到1968年到達高峰。
西方的六八年的抗議運動，這是由新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發動的一場新的對於議會民主的攻擊，並且導向對極權主義的政治變化進行重新理解的新的浪潮。然而，儘管如此在這場運動中人們還是可以看到它與當初在法國革命中恐怖階段對於民主的進攻的差別。因為那次革命其後的發展通過流血的巴黎公社，最終造成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分裂，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獨裁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對立，極權主義的、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所謂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制的分裂與對立。
在1968年的這場運動中，西方國家面臨的已經不是歷史上的對於民主制存在的威脅。六八年運動開始涉及的是一種世代性的矛盾挑戰。這個代溝衝突是在反對極權主義的方向上對於以前的、老的極權主義的質疑。但是六八年的那些代表人物並沒有意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及其根本區別，反而是輕描澹寫甚至掩飾了這些問題。與此同時，他們在關於有關恐怖主義問題的討論中，卻試圖超越暴力的界限，奪取國家政權。這就使得他們的嘗試不再是一種沒有危害的試驗，而成為一種自我損害。而這同時就激發出極權主義概念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危害，從而，使得發生於六八年的這場運動，在70年代成為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消弱和危害。
這樣一種氣氛造成了在這一期間共產黨政權居然一直也在試圖用反對極權主義來標榜自己。儘管任何共產黨中的所謂修正主義、改良派從來也沒有觸動過他們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本質及基礎，但是現在他們卻希望借所謂「緩和」和加強合作的名義，來讓人們感到他們似乎在去除極權主義。儘管如此，研究這一段的歷史人們立即就會發現，他們在「一黨極權壟斷權力」上，在「秘密監控」上，以及權貴階層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壟斷和操縱上，除了一些微小的變化，根本上沒有任何改變。這個現象，居然在2000年以後發生在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認識上，毫無任何變化地再次出現。
⑧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擴散
布拉赫認為，70年代的特徵再次是民主制社會自身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帶來的。與極權主義政權及其在社會中的影響和傾向的鬥爭，被「緩和」政策所取代。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對西方當代社會批評的各類意識形態和運動的傳播，以及三者的相交在1978年使得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各類相信能夠在政治與經濟上找出一條替代道路的想法，及和平主義、中立運動一起構成了一種尋求第三條道路的浪潮。為此，對於議會制民主與工業社會的討論再次讓人們嗅到極權主義的氣息。那種計劃設計的政治道德的嚴格性，讓此後的人們對比回憶起20年代的那種自我毀滅的潮流。
但是無論如何，極權主義問題的出現卻是在另外一個情境，完全和20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再次出現的。人們感到不再是生活在一個不斷有效地解除意識形態的時代，沒有意識形態的時代，而代之以一種不安全的，憂慮、擔心的哲學。人們不再是如六八年運動那樣，對進步充滿樂觀，過高地抬高了自由和社會性的解放，而是關注於反國家——在一種理想的社團意義上的對文化和社會提出批評。對於過分理性化、進步社會的聲討，把他們和一種新的唯心主義或者說理想主義，及非理性主義救助生活的烏托邦聯繫在一起。他們認為，這是在把物質主義或者說唯物主義的意識向後唯物主義或後物質主義的價值的轉移。
這種需要立即被極權主義所利用，他們再次以一種偽宗教的形式出現。它不僅在佔三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共產黨國家如此，而且在伊斯蘭國家的新的建立在所謂宗教基礎上的革命中也是如此。在前者，共產黨國家中，共產黨政府始終以一種意識形態的要求和虛構來迫使民眾與政府一致。在後者，伊斯蘭國家中，一些教派的努力，甚至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一部分派別的活動要求中，再次顯示出很強的極權主義的要求。在世界的世俗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它的誘惑力再次上升。上個世紀上半葉，那種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獨裁下，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可能性威脅依然存在。
布拉赫上述對於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分期分析，系統發展形成於80年代中期，但是其後30年的歷史，儘管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歷史卻沒有像福山說的那樣終結——極權主義滅亡，民主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也沒有像杭亭頓說的那樣——東西方文化傳統的衝突支配世界，而是歐、美或者說「西方國家」「製造」的「問題」和「災難」，不但禍及自己，而且依然嚴重地影響威脅著這個世界，如賓拉登恐怖集團，如伊拉克問題、伊斯蘭國問題，這些災難甚至比前半個多世紀的災難還要嚴重和複雜，甚至它再次讓西方世界自己陷於難以自拔的局面。而所有這些災難，幾乎都沒有超出布拉赫的研究結論。為此，最近30年的歷史可以說再次證明了布拉赫的研究及憂慮的巨大價值。（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