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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部長謝富治上將害人太多 臨終懺悔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黨員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廬山會議後出任公安部長

中共建政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原昆明軍區老幹部馬天佑告余,那時的謝富治還是很清廉的。一次,謝富治到邊境某縣蹲點,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返回時,發現車子後備箱里裝有雞和肉,謝不悅,即問秘書:“怎麼回事?”秘書說鄉親見他喜歡吃當地的山貨,便送來了。謝富治立即叫秘書把雞等送回,回昆明後即把該秘書調離到邊遠小縣當縣長。

1958年,時任紅安縣採購員的劉金漢到昆明軍區找謝富治為家鄉辦事,謝富治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小老鄉嘛,多大了?入黨了嗎?”隔數日,又見劉金漢,謝富治又問:“你是個黨員,不過組織生活不行。你的組織關係轉過來沒有?”劉答:“沒有。”謝曰:“那不行,要把組織關係轉來啊。”又隔數日,劉金漢隨軍區後勤部何德部長來看謝,謝指示何德曰:“他(劉金漢)是黨員。現在我沒有時間,交給你來管,可不能讓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是時,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長候選人有楊成武、楊勇、張際春、張宗遜等。毛澤東在候選人報告中提筆寫道:“富治同志如何?請政治局議一下告我。”此批示似為商量,實為敲定。謝富治任公安部長後,一時議論紛紜。毛澤東又出面解釋:“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總是一方面軍裡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懷他們搞個軍事俱樂部,就不是馬列主義嘛,富治是四方面軍的,但是,他對黨的忠誠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嘛,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嘛。”

“文革”中紅極一時

1966年9月26日,余隨溫州紅衛兵赴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宿長安街公安部內一棟老式房子,似為辦公室騰出,高大寬敞。突然,一群幹部模樣人物推門進來,其中一位穿綠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藹慈祥。隨從者大聲說:“謝副總理來看望大家了!”謝副總理者,謝富治也。

謝富治滿面春風,和藹慈祥,親切問大家:吃得飽不飽,穿得暖不暖?又曰:“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有沒有什麼要求?”余是時年輕,不諳世事,高聲說:“我們吃不慣饅頭,要吃米飯!”附議者甚眾。謝富治微笑點頭。次日早餐,食堂里便增加了一桶又軟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飯。

謝富治“文革”中紅極一時。據韓愛晶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解決工宣隊進校園事。謝富治深夜兩點多,即到人民大會堂西門外過道的門裡等待。將軍對紅衛兵頭頭彬彬有禮,輕聲問道:“都來了嗎?”“大富還沒來啊!”“不等了,你們先進去吧!”快進大會堂湖南廳時,謝突然停住腳步催道:“快進去!快進去!毛主席在裡面等你們好一會了。”是時接見,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黃永勝、溫玉成、吳德等。

韓愛晶又言,“當時,我好像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真的見到了毛主席”。接見畢已九點,謝富治帶他們五人到小飯廳吃早餐,雞蛋炒飯和白菜湯。謝富治言:“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後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飯後,謝與五大學生領袖於飯桌上邊議邊寫,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謝念了兩遍,又做了更正,五個人都簽了名。謝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後再說。”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散發的統一稿。韓愛晶言,當時謝富治給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書長,確是“文革”的紅人!

1967年起,謝富治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謝富治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成為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1971年1月又擔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據宋任窮回憶,康生曾如此評價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大軍區的政治委員中,只有兩個人是好的,一個是南京軍區的政委張春橋,一個是北京軍區的政委謝富治。”

“文革”中,謝富治聞風搶先批其老首長鄧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與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領導,是上過《毛選》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麼沒聽說過?”謝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沒聽說過的事還多著呢!”某日,謝富治與傅崇碧介紹經驗:“對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雙手握。”傅崇碧聞之愕然。

溫玉成將軍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曾受命協助謝富治管“樣板團”。溫玉成告余,因文藝口支左部隊換班事獲罪於江青。某日,謝告溫曰:“我們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起草,共同簽名,把這事了了。”將軍不知有詐,急擬檢討書交謝。謝未簽名即交江青,故溫玉成將軍獲罪於江青而一直蒙於鼓中也。

公安部長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

“文革”中,謝富治首提“砸爛公、檢、法”口號。“公、檢、法”者,即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毛澤東聞之甚喜,曰:“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你們要把這句話捅出去!”謝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與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等言:“我當面聽主席講砸公、檢、法,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國立即掀起“砸爛公、檢、法”高潮,政法系統癱瘓,法治蕩然無存。以北京市公安局為例,三萬人餘人的隊伍中,挖出了九百餘名“地富反壞右”,只剩百把好人,其餘均進學習班。

謝富治於“文革”中參與了“公安六條”制定。“公安六條”的主要內容是:(1)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3)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4)地、富、反、壞、右等類人員,一律不準外出串聯,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6)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上述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軍隊高層曾流傳一首唐詩,題為《焚書坑》,作者章碣。其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有人反映此詩黃永勝曾在不同場合引用過,謝富治聞之如獲至寶,並向毛澤東報告黃先後與韓先楚、王必成、許世友等人念過此詩事。毛澤東聞之格外警覺,南巡中嚴厲點名黃永勝曰:“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台啊。”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黨員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1972年2月,謝富治因癌症病故。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誌哀,悼詞中稱謝之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8年後,謝富治被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並撤銷《悼詞》,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本文資料來源於郭林祥、陳康、溫玉成、祁山、馬天佑等訪談筆記,並參考了《徐向前回憶錄》《郭林祥回憶錄》《秦基偉回憶錄》《毛澤東思想萬歲》《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等著作,以及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韓愛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尹曙生《毛澤東與砸爛公、檢、法》等文章。)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第11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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