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根據與江青近距離接觸長達60小時談話後完成的，有關這位文革時期最顯赫人物的自傳——《江青同志》又名《紅都女王》在美國出版，然而面世幾十年，海內外都尚未有中文版，令人惋惜。在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在中國大陸，涉及到這本書及江青那一次與維特克談話經過的所謂「實錄」、「紀實文學」，如張穎的《風雨往事——維特克採訪江青實錄》，葉永烈的《江青傳》、陳東林、杜蒲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鄔吉成、王凡的《紅色警衛》，以及楊銀祿在香港出版的《我給江青當秘書》等，內中謬誤或不確之處比比皆是(即便是親身經歷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過《江青同志》一書者又難以明辨真偽，有感於此，文革研究專家余汝信，根據英文版《江青同志》並與朋友合譯該書的序言及第一章，還原了該書出爐的經過。
英文版《江青同志》即《紅都女王》封面
有關羅克珊·維特克
羅克珊·維特克於1972年應邀訪問中國大陸時，尚是一位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學者。她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六十年代末在台灣作研究工作，專攻中國近現代史，懂中文，能以漢語會話。1970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論文《五四運動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獲哲學博士學位。此前，與羅伯特·林頓合著有《〈紅旗飄飄〉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aguide to the Hung-Chipiao-piao collection)，1968年由柏克萊分校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說，她在當時美國人數不多的中國問題學者群中雖不算大家，卻也小有名氣。
採訪鄧穎超和康克清
維特克抵達北京機場，「在機場我受到了友好協會北京分部的接待。我們的車行駛在一條從首都輻射出來的兩旁都是翠綠的柳樹的公路上，我和在接下來的六個半星期里將要陪同我的三位代表閒聊起來：於世蓮，一位老練的翻譯，大概三十多歲;陳文超(譯音)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訓的翻譯，他剛剛三十出頭;以及陳明仙，我們通常叫她老陳(表示尊敬的意思)，她比我們都年長，大概已年過四十」。(P21)
「在下榻北京飯店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我的旅行路線計劃，以及一份我想採訪的人的名單。旅行計劃包括主要的場所和城市，都是比較普通的。我提出的採訪對象很多，從我預想可以見得到的直至幾乎不可能見到的人，其中包括本書的主人公，不過是出於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權威形式上的禮貌。那時我沒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為她令人生畏的聲望，我也沒有想到要見她」。(P22)
「三周時間裡，我主要遊覽了北京，那裡過去曾被皇帝擁有，而現在是革命的首都;然後我飛到西北，參觀了西安，曾經是歷史上輝煌的唐朝(公元618-907)充滿了魔幻的首都;然後去了延安，那是一個偏僻的小鎮，經過翻新粉刷，被作為崇拜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聖壇。」每到一地，翻譯都安排維特克和不同年齡的男女見面，維特克認為，「他們一成不變的政治性發言是令人苦惱的」，「絕大多數關於過去的舊社會和現在的新時代、罪惡的劉少奇(顯然是毛拋棄的第一位接班人)和非凡的毛的匯報都極其簡單，使我不得不告訴要對我的工作成績負責的幾位同伴，如果他們期望外國讀者會讀我的有關中國婦女的描述，那麼我們的中心應該轉移。不應該完全談這些人民群眾中的『典型成員』，他們已經變得很普通因而外國人對他們沒有興趣，如果我見一些不平常的人--當然他們的姓名起碼要為國外所知--展現出他們是怎樣隨著時代的步伐前進的，這樣不是更好嗎?」(P22-23)
「我的建議被採納了，在旅程的第三個星期，我採訪的層次逐步提高，當然相互間的挑戰也隨之升級」。「8月11日晚，我的幾位陪同顯得比平常更為激動地向我宣布第二天上午鄧穎超(主管革命婦女工作，也是周恩來總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紅軍之父朱德的從戎夫人)將和我討論婦女運動的起源問題，我研究課題的主線和她們的生活經歷相當吻合，這使我至少可以說有些慰籍」。「我衝下賓館的樓梯，跳進夜晚的熱浪中，來到幾乎被照得通明的天安門廣場，我不被人注意地加入到人群中，四處亂轉，直到凌晨。小睡了一會兒，然後起床準備九點鐘在外交部的會面。還有其他一些婦女領導人參加了我和鄧穎超、康克清的會見，可是很顯然比起這兩位革命的主要人物來說，她們的地位沒有那麼重要。鄧穎超將近七十歲，表現出敏捷的才智，頗具幽默感。那天早上，她回憶起了過去五十年裡遇到的一些危急關頭，都是從很少人知道的革命的婦女方面的問題來論述的。」(P23)
「二十分鐘後出發」
「我的腦子裡滿是過去激動人心的事，有些頭昏腦脹。回到北京飯店後，我第一次睡了一個中國式的午覺。後來被於世蓮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為每天那個時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時間。於壓低聲音對我說，『今天下午一些年輕同志們可能會到你房間來拜訪你，』『誰?』『我也不知道』，她推託地回答。剛過一會兒，她又出現在我的門口，告訴我年輕同志們很有可能就要來拜訪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會準備一些好茶葉和乾淨的杯子』。我整理桌子的紙和書的時候，茶杯的托盤、礦泉水和一盤堆著象金字塔的新鮮水果也送了進來。於又回來了，眼裡閃爍著激動和興奮，『她們已經在路上了。看起來似乎她們是江青同志派來的!』」(P24)
「三點整，兩名具有嚴肅的革命風格、極具吸引力的年輕女性，站了在我的門前。徐爾維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後，帶著高層黨務工作者的誠懇作了自我介紹。我用漢語向她們問好，她們用標準的英語作了回答，帶著上層英國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讓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開始談話，『她指示我們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四次講話讀給你聽。』『為什麼這麼急?』我問道，覺得很奇怪。『我們對此也不知道，』她們微笑著回答，然後開始工作」(P24)。
「在那兩個半小時裡，期間僅僅因為喝水而中斷了一次，她們用英語讀著江青同志1966年2月在軍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一篇冗長的講話稿」，「他們告訴我，我的任務不僅是要認真地聽，而且要以共產主義的方式大膽地寫。在聽這些辭藻華麗的或重複的篇章過程中，如果我的筆停了下來，她們中的一個或兩個人一起就會盯著我，直到我重新寫下去為止」(P24)。「『為什麼不讓我自己看這些原文呢?』『因為江青同志指示我們讀給你聽。』那時我的預感--後來在我回到美國能夠研究江青講話的記錄時得到了證實——是原始的印刷版本，大多數在中國是嚴格限制發行的，其中還戰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陳伯達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領航人，他們後來都被驅逐出革命隊伍。」(P24-25)
「他們繼續讀，我繼續記，一直到於向她們示意為止，已經五點半了。她們立即拾起她們的黑色塑料包(象徵幹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經審查的講話稿，然後和我作了一個迅速的告別。於告訴我說最好洗一洗，收拾乾淨。但是我和締造了這個特別的社會秩序的女性們在一起談了一個上午，然後又在熱浪中寫了一個下午，現在已經筋疲力盡了。我告訴於，晚上我想靜靜地一個人吃一頓晚餐，寫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後早點睡覺，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樣，』她堅決地回答道。『為什麼?』『因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會有時間會見你，所以動作快點吧!』一會兒工夫，『有可能』變成了『很可能』，接著變成了『肯定』。對這次會見的性質，地點、甚至目的，我都一無所知」。「『二十分鐘後出發!』於匆匆對我說。我趕快脫掉從早上五點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經被汗水浸透了的襯衫和褲子，衝進浴室洗了個涼水浴，吃了雙份劑量的頭痛藥後，鑽進於選中的我的兩套旅行服中的一套，她說『黑色的比紅色的好一些。」(P25)。
「我們的車行駛在長安街上的時候，我提醒自己，中國人的好客是聞名四海。還有就是他們能夠通過縱容客人的興趣和愛好而控制客人，從而使客人放鬆警惕。隨著我們的車慢慢靠近人民大會堂前的廣場--領導人組織重大政治活動和娛樂表演的地方，那晚看起來好象是試探性的安排，實際上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因為江青向一個外國人發出了邀請，這是很少有過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由她來決定一切。媒體被動員起來製造一種官方的氣氛。我們登上台階的時候，黨的新聞機構新華社的攝影師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後地用電視攝影機攝影。到了大廳裡面，我飛快地向江青的眾多隨從點頭致意，互相介紹姓名，其中包括毛澤東很有名氣的侄孫女、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
穿過好幾個廳之後我們被帶到一個燈火通明的巨大門廊里停了下來。有一個人清了清嗓子，抬高聲調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邊的房間裡面，『差不多準備好了。』」(P25-26)
張穎在25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8月12日這天江青見維特克是在下午「兩點三刻」始，對照維特克本人對這天活動的詳細敘述，看來是張的回憶有誤，維特克從北京飯店抵達人民大會堂的時間應在下午六時左右。此外，張穎接下來在回憶錄中大段地引述了江、維「兩人的原話」，但以張引述維特克見到江時的第一句話「見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榮幸，非常感動，到中國來而不見你，那麼我還算來過中國嗎?今天是我最高興的日子」來看，這些「原話」涉嫌編造的成分居多，維特克懂中文，見到江青這樣地位的人，為表示敬意，應用「您」而不會用「你」，更不會把江青稱之為「江青夫人」，無論以中文或英文的習慣來說，江青都應是「毛夫人」或「江青女士」而決不是什麼「江青夫人」。為使有興趣的讀者有所鑑別，筆者將維特克本人所述的初見江青一段全文譯出如後。
「門開了，江青昂首闊步走了進來」
「門開了，江青昂首闊步走了進來，微笑著伸出了手。她抓住我的手，凝視著我的眼睛，好像在找什麼東西似的。我們的手放了下來，彼此眼睛卻還是對望著--也許持續了兩分鐘--在接下來開始說話之前。
「你比我想像的要年輕，」她說。
「我實際要比看起來老，」我回答道，希望她不會失望。
她笑了，說她年紀越來越大，馬上就要六十歲了。我忍著沒有說出她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因為即使在革命時代，年齡大是一個代表著資歷很老的優勢。接下來談話的時候，她毫不掩飾地仔細觀察了我的臉、頭髮、衣著和高跟涼鞋，對她的好奇心一點都不加隱藏。我也同樣很好奇，但我相信我觀察的時候不像她那樣咄咄逼人。
江青戴著一副褐色的塑料邊框的眼鏡，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來有關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過。她的很好的橄欖臉色在熱氣中閃閃發亮。她的鼻子和面頰完全是雕刻出來的，造型和毛澤東的有些像。她鼻尖上肉色的痣和嘴的右下角化妝得很好，掩蓋了她的的缺陷。
她身高不過五英尺五英寸，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數山東人那樣)。她站在我面前要矮一寸，皺著眉頭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纖細，骨骼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細，走起路來比較輕柔優雅。她的手很精緻，手指非常細，正如古代詩人所稱的『纖纖玉指』，動作就像流水一樣。
她的衣著比較保守——珍珠灰的褲子配著一件相襯的束腰外套，裡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絲質襯衫。和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她也穿著塑料涼鞋，雖然她的涼鞋是與眾不同的白色。她還帶著一個與我們無產階級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
她的裝束的風格、裁剪和質量都和鄧穎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細很多。和鄧的一樣，衣服的邊角不是很精緻。她們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難道這些就是無產階級風格的體現嗎?
站在江青左邊顯得不太自在的是姚文元，江青熱心地把他介紹為從『文化大革命』初期開始一直從事忠實的革命文學工作的人。他中等身材，圓圓的肩膀，腦門有些禿。姚穿著上層領導幹部統一的珍珠灰色的棉布束腰外衣。他是現場所有男性中唯一戴典型的工人帽的人，帽子的頂很柔軟，帽舌很窄。穿著亮澤的塑料鞋，他的身體重心不安地從一隻腳移到另一隻腳，別人談話的時候他反覆地把帽子脫下來又戴上去。那第一次見面中，他的舉止風度非常官式，從來不會浪費他的時間。他比江青小十多歲，明顯地對江青很順從，每次江青談到什麼話題時他都趕快跟著答腔。
江青把我們領進一間接待室，然後開始了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漫談，彼此對對方的文化作一些徒然的評論。我們也用普通話談了一會兒，但晚上談論的主題--她過去的生活、現在的工作以及各種各樣的意見--都通過譯員翻譯成了英語。當時擔任翻譯的竟然是沈若芸和徐爾維，江青下午派來的兩位厲害的使者。因為這次見面是我在中國期間進行的最為活潑的談話，談的內容都是預想不到的，我告訴江青我已經完全忘了記筆記。她向我保證，所有的談話內容都已經被錄音，速記員也做了記錄，在其他領導同志批准之後，會將談話內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給我」(P26-27)。
「裝在有蓋子的青瓷色杯子裡的茶送了上來，散發著芬芳的氣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製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繫著一根紅色的細線，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著一個用毛巾裹著一個電控呼叫按鈕外，她享受的服務與其他人沒什麼區別。
晚宴是在另一間寬敞的房間裡進行的，我們坐了一個圓桌，參加的有十個人，包括我們倆還有她的八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邊，我的左邊是姚文元。菜單主要圍繞經典名菜北京烤鴨--我說那是我的最愛。她大笑著說她知道」。(P28)
是周恩來主動建議江青見維特克
我們繼續引述維特克有關8月12日晚宴上的談話。
「她轉到另外一個話題，她說周總理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建議她應該接見哪些外國客人。當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1970年9月來北京訪問的時候，只有很短的時間來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參加接待的時候，她正在小睡。因為沒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時不知道應該送給尊貴的客人一份什麼樣的合適禮物。而在斯諾夫人這一邊，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亂，結果意外地把本來準備送給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的禮物送給了江青!
『你見過斯諾夫婦嗎?』她問道。
雖然曾經讀過很多斯諾寫的書和文章，我沒有見過他們，對於他的作品我們只聊了幾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爾士有聯繫，她曾經在1930年代末期採訪過中國的女性革命領導人。
『他現在的妻子對中國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見到她，請轉達我對她和她的家人的問候以及歡迎她再次來訪。你成為中國的朋友後，你也可以經常來看看我們。只要我還活著，我一定接待你。』
提到將來和死亡的時候，她的情緒變得嚴肅起來。她望著桌上的其他人說，『辨證唯物主義者能理解人生老病死的規律。保持人政治上的年輕是可能的，但是永遠保持身體健康卻很困難。現在我承認我老了。』
跟著她的突然情緒變化，姚文元開始背詩：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曹操這幾句詩寫得非常好，』姚感嘆道。
『這首詩的其他幾句也很不錯。』江青繼續念道：『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後面還有四句，』她提到，接著又說，『這是樸素的唯物主義：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那首詩把江青的思緒帶到了長壽和身體康寧的關係上。就像她的生活經歷將要揭示的那樣，她長期為病魔所累，已經把疾病和個人的敵人當作身體和政治上生存意志面對的兩個並行的挑戰。她的筷子飛快地掠過幾道新上的菜，同時說道，『最近我一直在休息。但是因為你，我今天就過來了。近來我身體比較差，睡眠也不太好。我需要藥物治療和休息，也需要體育活動。』
『你一般都做什麼運動?』我問道。
『游泳、騎馬、慢走，還有整理花園，』她一邊回答，一邊把手伸進口袋拿出來一把茉莉花，是在中南海(毛的家庭居住的地方，在北京以前的皇宮內)自己種的。她把那些氣味濃烈的白花放到我手裡的時候，她的臉都印出了我的吃驚和高興。『我還種一些中草藥，』她補充道。『我自己種茉莉花，還種各種各樣的蔬菜。除此之外，我還種了一小塊棉花。所有這些都幫助我精神上和身體上得到放鬆。』」(P29-30)
如果我們相信維特克的敘述是準確的，那麼，根據以上江青對她所說，江青會見維特克是周恩來建議的。後來在廣州，江青再次提起：「她回想起我們兩星期以前的第一次會面幕後的情況，她說周總理問過她想不想見我。周總理告訴她我『很年輕，對中國充滿熱情』，而且在我同那個聯合國代表團談話之後，又得到了約翰·S·謝偉思的推薦」。(P38-39)
維特克訪問中國大陸是由對外友協發出正式邀請並負責接待的，據主持接待工作的對外友協秘書長丁雪松後來回憶，是周恩來於1972年8月10日將據對外友協陪同人員反映的維特克表示希望見到江青的報告批給江：「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在你尚在北戴河時，已請鄧穎超、康克清兩同志見她，談談長征。蔡大姐因身體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擬見了」。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卻有如此說法：「維特克來華是為採訪現代中國婦女革命史料的，中國對外友協事先商定她採訪鄧穎超、康克清等人。江青知道後，執意要會見維特克。周恩來只好同意，特意指示：只見一次，只談文藝」。《紅色警衛》關於此過程的說法與《實錄》如出一轍，想必是照抄前者的。將丁雪松的回憶與維特克的敘述相比照，可以得知，《實錄》與《紅色警衛》的說法是本末倒置：
1、維特克的採訪計劃，並不是與對外友協「事先商定」的，而是到了北京之後由維特克書面提出，對外友協因應實際情況逐步完善的;
2、是周恩來主動將對外友協陪同人員反映維特克希望能見到江青的報告批轉江青，建議江青可以一見，周是主動建議，不是被動地「只好同意」的;
3、在周恩來批轉報告給江之前，在北戴河休養的江青根本不知道維特克訪問中國大陸一事及維特克此人，更不可能「執意要會見維特克」;
4、據丁雪松所轉述的周的批示，周對江懷有關切之情，「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是從江的身體狀況出發，為江所著想，而並非劃了一個圈子規定江只能談什麼，不能談什麼(以常識計，周對江也不可能劃這樣的圈子)，更未有「指示」過什麼「只見一次，只談文藝」。
「江上有奇峰」極有可能是毛為江所作
「一個小時之後，我們又從晚宴上來到天橋劇場觀看江青改革的第一個京劇樣板戲《紅燈記》，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要求所有的文藝都要達到這種無產階級的政治標準。
戲劇結束後，江青得意洋洋地退場，把我引到劇場的一個私人會客室，我們又坐到一個大沙發上。關上門，散場觀眾的喧鬧聲都聽不見了。她專注地看著我，說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諾的路，走斯諾夫人的路。』
『一個令人敬畏的榜樣!』我回答道，頗有些誠惶誠恐，但是我明白我們之間的真正的問題是信任。
『可能有人會說我們把你洗腦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嗎?』
『不，我不怕。這種洗腦是不可能的。』
『畢竟，』她說，『尼克森總統和夫人也來過這裡。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森總統和夫人，為什麼我不能陪同你呢?你都可以競選總統!』
她轉到了更加嚴肅的問題，那就是我現在的角色。她說我是第一個了解她的過去歷史的外國人，然後又提到了發表這次會見內容的問題：『你可以發表。但是你必須認識到我不是把你當成一名記者，而是一個好朋友。首先我還得請總理檢查這次會談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訴你的都是事實。很顯然，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領袖)走的是一條曲折困難的道路。即使我現在都快六十了，我仍然有決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就解釋『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義。
還有什麼要說嗎?我問她。
『這次沒有時間了。下次你來中國的時候我們再談。同時我會送給你一些紀念品。雖然我是一名技術不怎樣的業餘攝影愛好者，我會送給你一些我拍的作品留作紀念。也許這是『班門弄斧』。我現在身上沒帶好的作品。我曾經拍過女民兵的照片，但某些人拿走了些好的。我回中南海的家裡要好好找一找。』
我們在劇院裡告別的時候，劇院裡除了她的隨從人員幾乎沒有別人，她讓我先走，以便她晚上回去的時候不被人看見。」(P33-34)
「在我與江青那次突然的會面後，沈開始不分白天晚上，每天不定時地來找我。除了讀一些政治性的資料外，她還給我一些江青和毛澤東1940年代在延安的未發表的照片，一些她個人拍的彩色藝術照，一套陶瓷大熊貓(是著名的景德鎮製作的，儘管這種製品從封建時代開始就不斷衰落)，還有其他有關江青生活的紀念品」。(P35)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的「序言」中提到：「在她送給我的藝術照片之中，有一張是廬山的漢陽峰(見卷首插圖)，在照片背面，她抄下了一首極有可能是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詩(這首詩與他在1960年代初所作的其他詩的風格和主旨很相似)。詩歷來就有表面上寫自然，而實際上影射政治的傳統，在這首詩中毛澤東把江青比作鎖在江河上的薄霧中的奇峰(江青姓名的『江』字意思是『江河』)」。(P5)
這張題為「廬山漢陽峰」的照片背面「有用紅色鉛筆寫的題詞」，全文如下：
「廬山漢陽峰：
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
江青攝，詩贈維特克夫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
江已表明，照片是她所攝，至於照片背面江所題的詩，維特克說「極有可能是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詩」，這到底是江青親口告訴她的，還是她本人的猜測，我們不得而知。張穎書中說江青談話時講過這首詩是她自己寫的，我們已經說過，張穎所引用的對話很不可靠，相反，維特克的說法較有道理。
「廬山漢陽峰」一詩與中共官方正式發表的毛於1961年9月寫給江青的那首「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毛原題「為李雲鶴所攝照片而作」)風格十分相似——「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山在險峰」。
而且，寫作時間亦應相近。
據江青對維特克所說，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幾年」就有「大概一萬張左右，但是她銷毀了三、四千張，還有很多要去掉」。在上萬張照片中選出三數張較好的供丈夫鑑賞題詩，大概不是什麼難事，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江青在廬山攝的仙人洞及漢陽峰兩張照片，藝術感上說還過得去，但毛的詩意與畫面似乎就有些不太吻合。仙人洞那首，照片畫面為從仙人洞處攝得的御碑亭遠景(此亭相傳為明太祖朱元璋所建)，「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應該是御碑亭而不是仙人洞，題目也應該是「御碑亭照」而不是「仙人洞照」，因為畫面上根本沒有仙人洞;至於漢陽峰一圖，應為從含鄱口處所攝得，從該處晴日可見鄱陽湖，但見不到長江，雖然整個廬山大體上可以說是在長江邊(毛亦有詩云：「一山飛峙大江邊」)，但作為廬山最高峰的漢陽峰，距長江少說也有三四十公里，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說是在「江上」，為什麼不是「江邊有奇峰」而是「江上有奇峰」?深究起來，毛的詩句經不起認真的推敲。
北京——上海——廣州
「雖然我沒有指望再見到江青，但她咄咄逼人、機智善變的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要把她真實的過去傳達給別人，她對自己很大程度上較為模糊的早期生活和與歷史力量的越來越多的牽連進行的簡短描述，應該是不足夠的，不能解釋所有問題，使我的目標可望不可及。她只是四億人中的一位女性，然而我感覺到她獨特的閱歷--普通生活和奇異經歷的融合-為理解中國革命中的婦女和政治權力面臨的最基本的困境提供了線索」。(P34)
「在那個晚上與江青第一次會面之後的第二天上午，我繼續同鄧穎超和其他婦女領導人討論，我們的談話連續進行了四個上午。……她在各種政治條件下都同婦女保持聯繫的習慣是她不同於江青的地方。江青的女性主義追求更多的還是個人追求，她更遠大的政治抱負也決定了她的人生並不是僅為兩性平等而鬥爭」。「然而我沒有與江青失去聯繫。每天下午在我和鄧穎超談話之後，徐爾維和沈若芸兩位使者就會來我的房間，繼續朗讀江青的講話」(P34-35)。
「我在上海的五天訪問是從八月份第三個星期的周末開始的，有一個大型的接待組來安排活動事項。在我北京的三位同伴外，又增加了上海的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都是文藝、科學和外事管理單位的骨幹。這次陪同人員的增加肯定是江青對我的訪問第一次干預的結果，《人民日報》還用一張照片予以了報導」。(P36)
在上海期間，維特克被安排「參觀了很多革命奇蹟，包括通過針灸麻醉使婦女高興地接受了子宮手術，同時還保持意識清醒狀態」，此外，還訪問了蔡元培的女兒及九屆中央委員、紡織女工楊秀珍等。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訪問把我們帶進了上海的文化圈，這裡被認為是江青的地盤，姚文元是這裡的具體負責人。對具有爭議的現代作家魯迅故鄉一天的參觀在文學爭論中結束，這些也是後來我和江青討論的話題。我同久經論戰的文學評論家、復旦大學的劉大傑教授就十八世紀的巨著《紅樓夢》展開了討論，後來同樣又在我和江青的談話被她提了出來。戲劇和芭蕾舞表演以及對劇團的採訪都是通過姚文元安排的。
24日下午晚些時候，我們採訪了在江青支持下從芭蕾古典主義下解放出來的舞蹈演員之後，才精疲力竭地返回。我們的車背著夕陽向前行駛著，朦朧的夕陽很低，照出了工業化的上海的輪廓;我的同伴們向老陳看過去，她試圖保持鎮定，但還是掩飾不住她的激動，說道：『我們已經知道江青同志秘密飛去了廣州，她正在那裡回憶她的過去和革命的歷史。她將會再見你一次或兩次。這幾天你提出的所有有關她的問題都會得到回答。你明天乘坐從北京派來的一架飛機去廣州。我必須強調這次旅行是秘密的，除了我們這些陪同人員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我們將會被送到一個神話中的女性當權的王國嗎?我盡力獲得一點現實的感覺的時候一邊默默地問自己。過了一會兒，我們都因為我們這次旅行中出現的新任務放聲大笑起來，真是可笑和不可思議。無可否認，在這些事件自然發展的後面是江青必然已經嚴肅地決定要逐步展開她的故事。
第二天下午，我們上海的接待組來到機場為我們送行。於，老陳和我被領到一塊空曠的地方，那裡停著一架很大的銀色噴射機，機上唯一的旅客，就是從北京飛來的張穎——宣傳領域的重要人物。到達廣州後，翻譯沈若芸，以及一位禮賓司的副司長唐龍彬——也是我們此次任務中唯一的男性--出現在機艙門口微笑著向我們揮手。」(P36-37)
「江青同志準備好了」
維特克意料之外的與江青在廣州持續六天的長談，是維特克中國之旅的重頭戲。以下兩大段譯文，是維特克有關在廣州與江青再次見面的部分描述。
「『江青同志準備好了!』這句話意味著我們要離開現在的會客室，準備開車到江青的別墅去。黃昏時刻，我們的車一路按著喇叭穿過廣州那人和牲畜擠在一起的混亂的街道。夜幕降下來的時候我們到了郊區，坑坑窪窪的路上到處都是急轉彎，我一點方向感都沒有。通向江青的別墅的是一條狹窄曲折的小路，兩邊都是高大茂盛的竹叢。竹叢裡面半隱半現著年輕的解放軍警衛戰士，刺刀明明晃晃。那棟別墅是一座寬敞的一層現代建築，坐落在寂靜的自然保護區里，被熱帶花園包圍著：顏色鮮艷的爬牆虎、木槿，池塘上漂著的淡粉紅色的蓮花，氣味芬芳的木蘭、茉莉和姜花，還有蟬兒有規律的鳴叫，以及小鳥毫無曲調的合奏。
別墅裡面非常寬敞，但是裝修很中性，由於一些明亮藍色的花瓶和金黃色蝴蝶花以及一些渦卷型裝飾物的存在才得到一些調劑，很具有當代實用派設計特點，但不屬於社會現實主義或專門的政治性。在這距離北方的首都幾千公里的地方，江青無須為政府事務和個人的爭鬥煩心，她顯得溫和得多，也更加放鬆。她穿著一件做工極為精細的縐綢做的寬鬆的女襯衫，配一條百褶裙，落到小腿中部，我們1950年代初的風格。我在北京見過的她的白色塑料涼鞋和手提包沒有變，但是手提包的提手處纏了一圈厚厚的絨布。
『感到緊張嗎?你不應該緊張。』
『不。』事實上，我遠沒有第一次見面時緊張。這次我開始做記錄。因為空氣很潮濕，也很熱，我把袖子卷到了肘上部。
『你太熱了，』她觀察到了我的動作，然後轉向一位隨從吩咐打開空調。空調轟隆轟隆開始啟動，低聲咆哮了一會兒，接著突然停了下來。」(P38)
「『我們應該怎樣進行呢?』她慫恿地問道。一直以來我最好奇的就是想看看她會怎樣介紹問題和事件，我就說她作為文化事務的主管，應該保持主動性。我也知道這樣的談話多麼不同於採訪一位西方的或部分西化的領導人，那樣的採訪中我會被期待著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包括一些爭論。此外，到現在為止，我和她相處的時間已經很長，我認識到如果與她生活的內心動力和中國革命史無關的話，那麼我所有美國式的興趣都是不切題的。
她的生活經歷是漫長的、痛苦的，也是傳奇式的，她像是做夢似的開始了講述。『但是不要光寫我，』她匆匆補充道。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她建議把她的生活經歷放在革命這個大背景下。當人們談到整個革命的全局的時候，任何個人的角色都顯得很渺小。她自己的角色也非常渺小，她堅定地說。
我應該可以自由地表達與她不同的意見，也可以與她爭論，這不會傷害我們之間的友誼，友誼將會永存。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要扭曲她的意思。我沒有讚揚或責備她的意思，我做了回答，也希望我自己同儒家和共產主義歷史學家的說教脫離開來。我說我主要的目的是精確地轉達她所說的話，以及只有在直接接觸之後才能夠傳達的對她的個性的感覺。她引用魯迅的話說雖然她也批評別人，但她總是更加嚴厲地批評她自己。人永遠不要自滿。她希望我不要因為這次獨特的中國之旅而自以為是。不管生活經歷多麼不平凡，人們都必須保持謙虛。
她猜測我想了解更多關於她個人生活的情況，同時還有意地微笑著。如果是那樣我們將從戰爭開始，因為戰爭的原理包含了整體上理解她過去的生活和革命的動力的線索。如果我不感興趣，她不會把軍事史強加給我。然而，她保證，她的個人陳述不會很枯燥無味。於是我們將轉移到個人歷史上，從孩提時代開始。
那時已經是晚上九點了。後來因為吃晚飯、以及移到另一個房間換新鮮空氣中斷了一下，她一直都不停地說，直到早上三點半。隨著時間的推移，她自己越來越有精神，她的聽眾因為身體的慣性和無情的酷熱已經疲憊不堪，甚至都昏昏欲睡了，但她似乎並不介意，仍然繼續她的獨白。
每天晚上，都是在她的警衛和護士反覆堅持，以及她兩位保健醫生頻繁發出信號的情況下才結束我們的談話，那兩位保健醫生在房間的另一端，不住地踱著步子，靜靜地觀察江青的情況。除了她個人的服務人員外，我們這些人通常還包括徐爾維和沈若芸，她們互相稱呼為翻譯;宣傳部副部長張穎;禮賓司副司長唐龍彬(她這一次政治任務中的唯一男性);還有我的兩位同伴於世蓮和老陳。我偶爾同她們交流眼神和微笑，然而江青在場的時候她們總是保持絕對的沉默--與她們平常的滔滔不絕形成強烈的反差。
第二天晚上我們移到了另一棟更大的別墅(江青還是住在第一棟別墅里)，這棟別墅房間更多，可以連續不停地更換著使用，因為南方沉悶的空氣變得越來越污濁。每個空曠的房間裡都備有毛巾--小的、大的，乾的、濕的，熱的、涼的--我們用來恢復精力，此外桌子上還有茶、香菸、幾盤蜜錢、筆、文具和麥克風，以及其他錄音設備。
我們持續了六天的談話的模式是從傍晚開始，晚些時候停一會吃晚飯，然後繼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有一次，我們在接近中午的時候和當天下午還各進行了一次額外的談話。這樣，由於江青以這種被她認為是自己特權居高臨下的無產階級風格進行談話，她經常離題，隨意漫談，告訴我她的革命經歷」。(P41-42)
何理良的勸阻與維特克的堅持
以下，是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序言」中敘述的該書出版的曲折經過。
「本書是在江青表示希望出版後得到授權的。在公開發行之前她從未要求審閱手稿。我們第一次在北京的會面，我不是很留神，本來帶了一個筆電，但是因為太過投入而沒有想到要使用。她談到了很多方面的話題，有的幾句帶過，有的津津樂道。那次會面談話內容的文字手稿兩周後才交給我，她解釋說是為「準確和慎重」起見進行了部分的剪輯，參加這項工作的有周恩來總理、姚文元，以及「其他領導同志」(沒有提到不包括毛)。就像我預期的那樣，她的談話內容中對林彪的詆毀及對她心理和身體帶來的不良影響所作的評論，在官方的紀錄中被砍掉了，但是已經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里。應她的要求，本書也沒有涉及這些細節。
接下來的會面中，儘管江青保證我會像第一次那樣拿到我們談話內容的文字手稿，但我自己還是不停地做著記錄。她說這些文字手稿以磁帶的錄音材料為基礎，然後根據一份或幾份的正式記錄稿加以補充;但是在我們邊走邊談的情況下，大多完全以速記員的記錄為準。儘管我對他們的工作效率以及江青說到做到的能力有信心，我還是準備了自己的記錄，包括她談話的絕大部分內容，還有我個人對她的觀察--她的外表、她的舉止行為、她的環境擺設，以及其他人的參與情況。如果需要的情況下，我個人的記錄比起他們官方的文稿可能更加有趣味性，因為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所做的政治性剪輯包含著內在的利害關係。
在我1972年返回美國後的一年多，通過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和他的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換了很多書籍和照片，兩部故事片以及各種消息。然而那些餘下的錄音文稿的交付問題幾個月後還懸而未決。我不時地收到傳來的消息，說他們用兩種語言(中文和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樣)準備文稿工作量很大，但很快就好。終於，1973年5月我正式接到何理良的通知，她代表大使和其他同志說我和江青的談話記錄「太長、很繁雜」，不宜作為有關黨和政府的正式報導發表。她向我保證(她和大使在其他場合多次重複了這個指令)，我可以自由出版第一份手稿(這份手稿與後來江青告訴我的完整的經歷有很多關聯)，也可以出版我自己的記錄。但我最好不要寫成「傳記」形式(這樣做有違馬克思關於是人民群眾而不是領袖創造歷史的信條，而且中共認為毛才是真理和智慧的唯一化身)，而是『以毛主席的觀點』寫一部中國革命史，其中包含一章或兩章有關江青的內容。
『但是我同毛主席沒有見過面，所以也不知道他的看法。』我回應道。
『你可以讀他的著作。』何理良說。
很多人，確實也有很多外國人都讀過他的著作，但是就毛個人的觀點和看法來說，我自己沒有什麼新的內容可以增加的，都來自江青的敘述。我明白他們已經接到指示，要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來出版的委託。
由於除了第一份以外，後來的錄音文稿都沒有交給我，開始我還為此很煩惱，後來又覺得很好奇，因為我發現我面對的是中共領導人內部明顯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從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人對我顯得不太自然的熱情中，我察覺到了細微的焦慮，我知道這只是複雜、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現。光看毛主席的總結講話和指示，那些內幕總是不會為中國的公眾所知。但是因為最後他們做出的不交給我江青談話的官方版本的決定，也使得我能夠出版這本書。這樣我可以寫下她說的話，外界的有關評論，當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詮釋，而不僅僅是作為江青的傳話筒。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衝突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是其中的一部分。江青一直答應會把錄音文稿交給我，而且我在中國的時候她從來沒有食過言，難道是她突然改變決定不把文稿交給我嗎?這個決定會不會是毛的指示?或者是那些對江青違背革命者要匿名的原則、為自己樹碑立傳、泄露領導人之間的殘酷爭斗内幕，以及她輕率地發表與毛或者是集體意見截然不同的論調而心懷怨恨的人挑撥的緣故嗎?
這些不可預料的內幕更加堅定了我要採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決心。這本書的準備工作並沒有對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保密，而且他們顯然從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談話的主要內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此的焦慮也與日俱增。終於，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時剛在北京呆了三個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傳記形式的書，或我喜歡的稱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問我是否還記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黃華警告我不要寫傳記)，同時提出只要我答應他們的要求可以給我金錢獎勵。我自然是拒絕了。出於對江青本來的願望和對歷史的尊重，我認為這些獨特的記錄不應該被埋藏起來，所以我繼續準備我的出版計劃。
中國高層領導試圖壓制的東西正是美國高級官員渴望知道的。國務卿基辛格的辦公室、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都派了代表，通過朋友和同事直接或間接地向我索取那些錄音文稿和我個人記錄的完整複印件。我出於兩方面的原因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第一，在中國，沒有中國政府的代表把我當作一個美國政府政治信息的管道，談話裡面不涉及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問題;第二，作為一位曾去過中國的歷史學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代表任何人，在我親自檢查、確保準確和慎重的基礎上，出版一本會讓公眾理解江青的不平凡生活及其與革命歷史的密切聯繫的書之前，我沒有義務把我的原材料交給他人。
我從中國回來之後，在史丹福大學呆了一年，接著又在哈佛大學呆了兩年。我對江青進行訪談的情況，僅僅只是其中某些部分，在學術圈中和部分公眾中流傳很廣，因為我曾經與他們大體上談到過她的生活、她的同志們以及中國的一些情況。從1975年深秋開始，在老同志、即將去世的老革命以及未來的領導人中進行的更多的司空見慣的內部鬥爭，比起平時造成了更多的公共影響，而我私下或公開地談到的有關那次採訪的隻言片語，被那些主要工作就是關注中國領導集團起伏的《中國觀察》的記者們收集到了一起。
在這些零零散散的報導中，有一份說江青在與一名外國人的談話太輕率，泄露了毛的『機密性戰略』，導致了她的衰落和下台，在那時從她的頻繁露面和她的領導地位的依然如舊來看，這完全是誇大其詞。第二年春天，在對周恩來認定的接班人鄧小平進行公開批判期間，廣州的旅行者發現了公然抨擊江青的大字報(她被認為是『反右傾』運動的幕後靈魂)，指責她教唆出版了一本自傳，透露了黨的內部文件，而且還引用了一些『有辱毛形象的個人私事』。1976年春天，類似的猜測在國際上傳得沸沸揚揚，還包括一些不負責任的報導，甚至傳說我的部分手稿從我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里被偷走了，然後交給了中國當時主持工作的副總理鄧小平，後來他又轉手交給了毛。
這些有關中國統治者及他們私下對外接觸的危險猜測也是江青的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對過去的回顧和思索的一條永恆的主線就是，她的一生中怎樣被各種各樣的流言蜚語所累，這些也是女性爭取政治影響的必然制約因素。她曾經關切地對我談道，她希望我和她的緊密接觸以及我進行關於她的寫作不會使我遭到類似的誹謗而受到傷害。
江青的情緒靈活善變，她的談話遊走於私人和公眾話題之間，一會很直率，一會又很注意分寸，有時是自己的意見，有時是毛的正統思想，要解釋她的人性和歷史意義就顯得尤為困難。本書除了直接和間接引用了她的原話外，還加入了我把她當作一個人和一個健談的人的觀察。必要的時候，我也在她的回憶里加入了一些歷史文獻資料。她沒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維--也是她政治風格的一部分--在書中被刪去了。把她的過去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她作為主人、自述者和人民群眾的榜樣不可能獨自完成，這在我們不太熟悉的中華文化中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在那裡一位最具革命性的女人在性別禁忌方面也沒有獲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譯也是一個問題(把漢語逐字逐句地翻譯成英語並不是很清晰順暢)，還有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具有的僵化刻板，它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如果主席或者中央委員會想看到一本純粹宣揚江青的書，他們本來能夠自我協調好的，用一種他們自己選擇的語言推廣出去。經過我稍稍編輯修改過的採訪報導，同時又帶有自述回憶錄的特徵，從長遠看不是為任何人服務，尤其不是為江青--她對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釋。就我們之間的文化和階級碰撞和衝突來說，如果僅僅從一個記者的角度的憑著感覺匆匆做出評判，就會使她冒著失去前途的危險要揭露的她在個人和歷史事件中走過的艱辛歷程，變得無法探索，那些證據就變得非常不精確。我沒有這樣做，我寧願用一種和她在一起的經歷所需要的風格來展現她--用保留一定距離的判斷來完成她的敘述以及我對她個人和她的世界的密切觀察。正如她曾好幾次自信地對我說的那樣，我不是一名記者，而是一位歷史學家。」(P12-16)
維特克以上有關《江青同志》出版過程的敘述，實際上已駁斥了當年以至直到今天還在中國大陸公開散布的有關此書的一些謬言。如1994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說，《江青同志》出版後，「中央決定，派外交人員用重金買下版權」，2003年出版的《紅色警衛》基本上是重複了這個流言：「中共中央決定派駐外機構，用重金買下該書版權」，書既已出，還買什麼版權?按維特克以上所述的實際情況應該是：1974年1月，何理良曾「敦促」維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江青傳記形式的書，「同時提出只要我答應他們的要求，可以給我金錢獎勵。我自然是拒絕了」，維特克繼續了她的出版計劃。但在此過程中，何理良代表哪一方面、哪一個人向維特克提出這個要求，又是哪一方面決定不再向維特克提供江青在廣州的談話紀錄，我們尚未有確切的資料。
已死的毛澤東何能「頗為震怒」
1977年，《江青同志》由維特克授權Little，Brownand Company在美國印刷，在美國和加拿大同時發行。該書共549頁，除「序言」外，共分五大部分十九章，「邂逅」為獨立的第1章，第一部分：成長期，內含四章：2、叛逆的童年;3、入黨，坐牢;4、從左聯到舞台中心;5、上海電影圈的留痕。第二部分：在邊區，內含三章——6、在延安通向毛的道路;7、延安的大眾文化;8、走向北京。第三部分：幕後，內含三章——9、五十年代的深居簡出;10、北京與莫斯科;11、再夢紅樓。第四部分：文化革命，內含四章——12、設置舞台;13、在游泳中學會游泳;14、反潮流;15、林彪--玩火者。第五部分：文藝界的女主人，內含四章——16、革命劇場;17、歌舞中的豪情;18、施展拳腳;19、第十一小時。
張穎說，《江青同志》共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開始;二、從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與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為中國藝術的霸主。對照原書，並不確切。張穎還說，維特克的書「還登了江青給她的作戰地圖」。其實那只不過是20年前在陝北的「毛澤東主席行動路線圖」，江青以此來說明她是在陝北戰場中唯一緊緊跟隨毛澤東行動的女性，並無張穎想要提示給我們的「作戰機密」內容。《紅色警衛》說維特克此書「泄露了大量中國的國家機密」，這也並非事實。《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一本個人傳記，你說這本書體現了江青要樹立個人形象的政治野心，自我膨脹、自我吹噓等等，都還說得過去，但與所謂泄露機密似乎就不怎麼沾邊，除非你將江青的個人經歷也算作國家機密。
《江青同志》出版於1977年，其時，「四人幫」已被「粉碎」，眾所周知，江的丈夫毛澤東亦於前一年去世。但據稱是具「嚴肅性」和「絕無稗官野史以假亂真之嫌」的葉永烈的《江青傳》，卻有如下說法：「其實，毛澤東確實尖銳地批評了江青對維特克的談話，當毛澤東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後，曾頗為震怒」。我們難以得知葉永烈有什麼史料能證實毛澤東曾對江與維特克談話進行過尖銳的批評?但葉永烈說《江青同志》出版後已去世多時的毛澤東尚能「頗為震怒」，卻是十足的天方夜譚!葉永烈還說《江青同志》後來被譯為《紅都女皇》，也屬謠傳，誰也沒有見過《紅都女皇》這本書。葉再說，《江青同志》「第一次就印了三萬五千冊，然後又不斷重印」，西方書籍一般不記載印數，該書按西方慣例從頭到尾也沒有印數記錄，「三萬五千冊」不知從何說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有更離譜的杜撰：「該書送回國內，毛澤東閱後，十分氣憤，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批件送到周恩來處，周恩來感到處理江青的條件仍不成熟，只好『暫緩執行』。」(後來出版的《紅色警衛》又重抄了一遍該段杜撰文字)。如此「實錄」，怎不令人啼笑皆非?
筆者雖對江青素無好感，但卻認為，歷史不能編造，即便是對江青一類國人皆罵的反面人物，也必須實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將無中生有之事，加諸於一個已經失去自辯能力的死人之上。除此之外，筆者更認為，無論是在藝術的抑或是政治的舞台上，江青的演技都不怎麼樣，但值得深究的是，誰為她提供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機會?又是誰縱容她在這個舞台的前沿盡情地表演，而且時間長達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