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看準了群眾中蘊含著巨大的威力（按：古斯塔夫‧勒龐所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說群體「可以在轉眼之間就從血腥的狂熱，轉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網絡圖片）
十幾年前逛書店偶然瞧見一本有獨特視角的書，該書把共產黨革命成功的種種手段與今日商戰相對照，頭頭是道。比如無窮無盡的宣傳（當然沒有明確地指出這種宣傳是從一黨之私的狹隘出發），比如排山倒海的運動，比如用大量諜報人員打入國民黨的心腹，竊取情報等等。受此啟發，我以為被列寧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策略藝術者，說穿了就是詭譎的伎倆而已──善於利用美好概念的綁架是其一也。
愚弄式綁架
共產黨第一是綁架群眾。他們看準了群眾中蘊含著巨大的威力（按：古斯塔夫‧勒龐所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說群體「可以在轉眼之間就從血腥的狂熱，轉變成最極端的寬宏大量和英雄主義。群體很容易做出劊子手的舉動，同樣也很容易慷慨就義。」中國大躍進中煽起的狂熱就不乏戰天鬥地的英雄主義──雖然夜戰、深挖、大煉鋼鐵中不免透出奴性的盲從，雖然它與中共瞎起鬨不無關聯。「文革」的狂熱所煽起的造神運動，泛起人性中的劣根性也可見一斑。於是欲擒先縱，毛澤東給群眾一個尊崇的定義：「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作家、翻譯家楊絳在《幹校六記》中說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科學部下放到群眾中去接受「再教育」，這群眾就是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及農村的貧下中農。這些知識精英（他們好些人精通幾種外語，在各自的相關領域都是專家）「種的白薯，好幾壟一夜間全偷光」，「種的菜每到長足就被偷掉」。當地習俗，廁所沒有遮攔，楊絳和阿香編了個「乾乾淨淨的帘子」是「一個很漂亮的門窗」，「誰知第二天清早，門帘已不知去向」。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知識分子就這樣去向這樣的貧下中農學習的。但在中國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中卻真的出現了沖在前面的「英雄」──這就是「群眾」。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和反擊「右派」向党進攻的運動中，上海的工人與北京的居民大媽可以義正辭嚴、氣宇軒昂地口誅口伐。於是，中共可以宣稱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雖然這些「人民」並不知道什麼「三十萬言意見書」，什麼主觀戰鬥精神，什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文藝界裡的宗派主義；他們也不明白什麼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等等等等，但是他們卻當了一回「英雄」。他們此時才悟到原來他們「先前闊」──像阿Ｑ一樣，現在正該闊起來。
但是中共要的就是這種運動氣勢，要的就是這種政治感覺，並不是要群眾真的明白什麼。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還提到，這一群烏合之眾「在某種暗示的影響下他們會因為難以抗拒的衝動而採取某種行動」。以「文革」為例，中央並沒有下發某項紅頭文件說要紅衛兵小將衝進中南海把劉少奇揪出來批鬥，把中學校長、主任都戴上高帽子甚至拳打腳踢至死。據統計：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末，四十天的時間裡，北京市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萬三千六百多戶，趕出北京的地、富、反、壞、右，有八萬五千多人。（黑雁男：《十年動亂》，國際文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P108）群眾的這些行為都源於中央黨魁的暗示：中國有暗藏的赫魯雪夫，中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社會上的階級敵人會遙相呼應……「群體是一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烏合之眾》）。於是，我們的「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完全可免責。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落後的農業社會，但我們曾多次掀起挖資本主義根子拔資本主義苗子，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和前蘇聯如出一轍。《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前言》就說過：「史達林甚至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裡找到了不斷生出的資本家」。雅科夫列夫總結道：「布爾什維克出色地利用了奴僕般的激情和奴僕般的俯首帖耳的云云眾生的庶民心理，無論奪取政權和奪取政權之後都是如此。」（同上書P75）中共同樣利用了群眾的愚昧綁架群眾，利用烏合之眾的奴性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光榮式綁架
幫閒文人吹噓說，中國的兩會（「人大」「政協」）優於歐美的議會制。非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一針見血：「全國人大代表中百分之七十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大半為大型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如此『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應該與時俱進的改為『全國官商代表大會』，無必要加上『人民』二字。」
實則，我們的各級「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是經黨和政府相關部門安排產生的。當局告訴代表委員們：你們是「光榮的」（前些年代表去參會，還要戴上大紅花）。幾十年來一共當了十二屆「人民代表」的申紀蘭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她被稱為「化石級」人民代表。她驕傲地說：「當代表就是要聽黨的話，我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她光榮，她驕傲。上過天安門與毛主席握過手，到周總理家做過客，被江澤民稱為「國寶」。但網友則說：她玩弄的是整個民族，洞穿的是道德底線，摧殘的是心靈守護。就這麼一座被中共塑造的「貞潔」牌坊，憑她享受到的「光榮」效應在改革開放年代當上了山西申紀蘭公司董事長。這樣的「光榮的」代表絕不會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需求，如何完善國家制度的大問題？借用（法）雅克朗萬埃在《哲學家和他的窮人們》中的說法，黨挑選的是「作為不以『思想』為樂趣的」代表去參與大會的。這和前蘇聯是一個模式，「讓那些對膚淺地了解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都沒有的人捲入重要政治問題的討論」（《霧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P76-77），參加會議僅僅是政府要他們去走完一個程式。
這問題局外人是很敏感的。日本的青年學者加藤嘉一，他在中國留過學，教過書，對中國社會很有體察。他說：「兩會」是運用被統治者繳納的稅金由統治者舉行的會議。它為的是什麼？代表人民的會議，拿道理和正義來講，正是最應該體現兩者（按：即政府和人民）健康互動的場所，而不是應該為開會而開會，為走完程序而走完程序。（加藤嘉一：《中國的邏輯：一個日本青年所看到的》，中國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四月第一版P79）
多年來兩會解決了什麼大問題嗎？沒有。說到制定新聞法，幾十年了一直沒有著落，到頭來還是中宣部說了算。給「八九‧六四」平反，始終不敢涉及。就說政府官員公布財產吧，拖了二十多年一直沒有著落。什麼套話、空話都能在此集大成。二零一二年有代表提了一個「提案」說應該把「掃黃」改為「掃淫」，因為傷及了「黃」姓，中央台的白岩松認為「想一想有道理」。有什麼道理？這純然是不明白漢語的多義性。如果這推論合宜，我們的「紅旗」就不該要。因為革命烈士的鮮血固然是「紅」的，但劊子手屠刀上的血難道是「黑」血？封建時代的領主享受初夜權也要見「紅」（這是霸權），賣笑女郎也用「紅」色去修飾自己的老臉（這是在造假）；我們常說的「掃黑」也不應該，這大有種族歧視之嫌；說「白吃」「白拿」「白占」，是不是也傷及歐美白人？什麼素質的代表？實在是無話找話的無聊！
合作式綁架
中共對外宣稱我們沒有反對黨，我們是多黨合作。幾十年來就憑著「合作」把八個民主黨捆得服服帖帖。市以上都有民主大樓──就是在一座樓內安置民盟、民進、民建、農工、九三、台盟、致公、民革八個民主黨的場所。民主大樓的入口處的走廊上用規整的美術字書有中共的十六字箴言：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金碧輝煌的大字就其手段而言，可以說是「合作」式綁架；就其實質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指鹿為馬」的2.0版。
《史記‧秦始皇本記》載：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按：說了真話的都逃不了趙高的陷害。）後群臣皆畏高。（《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
我私下裡問過幾個每天出入民主大樓的民主黨幹事：你們誰履行過監督共產黨的職責？眾皆默然，以為我是外星人。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謂「互相監督」不過是明目張胆的政治牌坊。各級共產黨員都不敢監督黨，你以為你個民主黨長了三頭六臂，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韙？你不明白共產黨現在提倡的「看齊」意識麼，反對的是「妄議」。本來八個民主黨內有中央監督機制，對這機制，民盟中央副主席索麗生解釋道：民盟中央監督委員會沒有對外監督的職能，只是看執行章程時是否存在一些問題，並不涉及對違法亂紀的處理。──原來監督委員會是監督自己的。
十六字箴言作用有二。一，每天過路的民主黨幹事，見慣不怪。知道這是娛人耳目廣告語，就視若無睹，不把它當回事。你說「鹿」是「馬」，就當它是「馬」吧！二，如果你良心未泯，還要計較一個「是」與「非」。心中不免嘀咕嘀咕，但又不敢形於色，只能隱忍又隱忍。結果是兩條路，或像某雜文家因抑鬱而自殺；或長此以往，一種奴性意識就把你潛移默化了。要不，你就不要端體制內賜你的「公務員」飯碗。（民主黨派的這些坐機關的辦事員都是欽定的國家幹部，最低的是科長級，有的已混到縣團級的份上。）
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墓碑》中有言：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批評共產黨。一九五九年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不敢批評黨的政策。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黨派都不是政黨，只是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為共產黨服務的社會團體。
那十六個字的後四個字「榮辱與共」，你共得了麼？「偉、光、正」有你的份嗎？就是「辱」你也無緣分一杯羹。十八大以來揪出的大、中老虎有一個民主黨派的人麼？沒有。無權也就產生不了腐敗，落得一身清白。你到不了河邊，也就沒有濕鞋的機會。
話雖如此說，但八個民主黨與中共「合作」得正起勁呢！每年都有新成員加入進去，陷於「合作」的綁架中而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