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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蠢網文看大陸輿論領袖從上掉下地

——敦刻爾克海灘終於有了中國故事

朋友圈裡轉發六神磊磊嘲諷王芳的速記稿,後者以無知的筆調講述了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故事,不僅將地方轉移到了亞洲,而且認為這部電影沒有聯繫並歌頌中華民族抗戰史,必須是為差評。六神磊磊向來以過度闡釋金庸確立風格,卻與他稱之為年度最蠢網文幹上了。

緊接著,王芳丈夫周小平拍馬殺來解圍,意思是說王芳的敦刻爾克知識都是他教授的,‌‌“有種沖他來‌‌”。不知這是不是袍哥護美的做派,可惜人家也都沒衝著他去,反倒都衝著六神磊磊去了,要他承認錯誤,因為他言之鑿鑿的‌‌“年度最蠢網文‌‌”,有了新超越,都嚷嚷要他道歉。

這事笑笑也就算了。有《戰狼2》在前,繼續以大歷史手法講解中國榮耀,延續投機寫手的空間,在給《敦刻爾克》貼大字報的時候閃了腰,白白讓西方人笑話了一場。但這麼一番熱鬧下來,敦刻爾克大撤退里終於有了中國故事,也算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們受到的教導是用中國心思,講述中國故事,周小平王芳賢伉儷也算是踐行這一歷史使命的佼佼者,屬於千山我獨行,最美逆行者。從傳播者角度,這番瞎折騰出來的中國故事,儘管不正經,卻有著濃厚的現實背景,歷史虛無主義的大旗下,熙熙攘攘。

最早的不對勁,其實要追溯到很久之前,總的來說,就是當下的輿論領袖經過三四年的振蕩期,已然有了不同往年的變化。輿論領袖的氣質與群體,立場上從右到左,知識上從有到無,愛國含量從少到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輿論風水更替,領袖粉墨登場。

輿論領袖的生成,早已不是領袖的個人努力能造就的,實在是要看歷史的進程。我們的歷史進程就走到了這一步,周小平君上位,那些誰誰誰、誰誰誰、還有誰誰誰都被輿論洪流淹沒,要麼被雷公劈,要麼遭水軍淹,沒了聲響動靜,都是歷史的必然,王五四當然算是異數。

要理解輿論場中的這番變遷,在背景的背景知識上,可以去溫習一下這篇文章輿論領袖養成記:從公知到網紅它裡面講到近二十年來,輿論領袖作為輿論圖景的主要指標,在其產生方式上,有了極不尋常的改變。它沒有攤開來講的,是輿論領袖及其對手的轉場。

在公知成為輿論領袖的歷史上,他們在享受著傳播的強勁穿透力時,也面臨著對手的挑釁與挑戰——對手們始終存在,嚴密盯著公知輿袖的一舉一動,想方設法作政治化解讀,試圖將公知推落下馬。這個目標一開始沒有實現,但到了2013年前後加速推進。

當年公知輿論領袖的左派對手,在所用的挑戰手法上也因時而變,試驗了不同配方,第一種也是最開始的手法就是理論拉鋸戰,公知宣揚什麼,對手就反對什麼,針鋒相對。但對手很快發現,這麼做沒有效果,畢竟理論是公知的主場,對手主場作戰,不佔便宜。

改變策略了的對手於是使用了第二種手法,那就是上綱上線,將公知推到不愛國、不愛黨的標籤下,加以示眾形式的口頭‌‌“肢解‌‌”。實際上,這就是一種檢舉揭發的手法,公知挺了幾年不倒,可在2013年之後,漸次倒下,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故事裡容不下西式掌故。

眼下這一波輿情展現,顯著地表明另一種輿論領袖的轉換,佔據主動地位的不再是公知,而是愛國者(請注意此處的特指用法);問題是,愛國者儘管享受著輿論便利,可仍然不缺對手,整體上沒落、個別上強勁的公知,依舊成為愛國者揮動輿論的智識障礙。

就像公知對左派佔優的歷史那樣,現如今,輿論領袖中的愛國者對公知同樣構成壓倒性優勢。公知支持者已經散場,變成吃瓜群眾的一部分,被壯大的吃瓜群眾轉而成為愛國輿袖的基本盤——這些人曾被公知輿論深刻藐視,而現今像廣場舞大媽那樣找到了靈魂的領舞者。

很多經歷了公知時代的人並不承認周小平們作為輿論領袖的地位,但無法忽視的是他們背後被引導著躍入輿論場的人群。信息鴻溝中的人群永遠需要一個牧者,而牧者的出現,早已經不再是自然生成,而成為精心調製輿論配方的一種選擇,牧者有用,但絕非至大。

這是輿論場中的動向,它在更大程度上服從了一種全新的全球化解釋,那就是中國的中心論,不許在輿論中再出現中西之辯,而只要中中中中。在這種狀態下,洋為中用、中為主體就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基本原則。不論講什麼,不論怎麼講,這麼講就對了。

所以,也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瑕不掩瑜周小平‌‌”也就成了人民網要為之站台的一個響亮口號。從某種意義上說,‌”周小平‌‌“正是這些人共同享受的筆名——他們既包括奉其為執掌輿論牛耳的盲目粉絲群,也包括那些為周小平隨時刪改網文提供批評意見的正派人士。

反對者成為他們所反對的那個人、那些人的一部分,這種傳播現象早就不是新鮮事,但如今頻繁發生。其中的原理,就是在盲目聽眾所組成的信息環境下,隨著他們吸收信息量的驟減,視野越來越閉塞,大量以反對名義的轉發反而強化這些聽眾的低水平認知。

輿論場看似熱鬧非凡,議題輪番轉換,24小時內必有新鮮熱點,可實際上中式輿論場中的信息攝入量卻少得可憐。然而,信息量的減少,並非對所有人都是壞消息——對那些不善於吸取信息量的來說,少信息攝入反而會降低他們的壓力,令他們持有的偏見格外敏感與勃發。

啟蒙時期的輿論領袖,說的是:你們要醒過來,然後該幹嘛幹嘛;網紅時代的輿論領袖,說的則是:你們要昏過去,在指定的主題下必須幹嘛幹嘛。啟蒙一度讓人厭惡,據說那是一種‌‌”精英‌‌“姿態;網紅成為輿論領袖,粉絲大呼過癮,說是終於在正能量里找到了浸入式群眾隊伍。

在這麼個情況下,輿論領袖對聽眾的要求——無論是智力還是道德的——就會非常低。與此同時,低水平的粉絲像蟻群一樣聚集,也會簇擁著產生站在最高處的幻覺,進而產生出許多嘲笑公知、討伐不愛國的聲音來。這是前些年受壓抑的聲音被‌‌”解放‌‌“展示的狂歡,

比較下來,兩個歷史階段下輿論領袖及其聽眾的關係,也都有相似之處。輿論領袖所起的作用,都是找同路人,都是一致地強化淺表的論點。過去比現在稍微好點的在於,過去動用的尋找方式需要一點腦子,現在一點也不需要。當然,輿論領袖及其對立面之間仍然是互相瞧不上。

總之,《敦刻爾克》這部電影也不是從六神磊磊嘲笑文開始躍進中國情境的,自打其台詞中FREEDOM被翻譯為‌‌”祖國萬歲‌”開始,敦刻爾克的海灘上就隱約閃現著中國人的黃色面孔。等到王芳反彈琵琶,怒奏敦刻爾克狂想曲,輿論領袖夫唱婦隨舞翩遷,中國故事就變得有血有肉了。

2017年9月8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舊聞評論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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