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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解讀高崗事件:泄露「天機」招殺身之禍

毛澤東對高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幾何時,他突然180度大轉彎,對高崗產生嚴重的懷疑,棄之如敝履。這個轉變實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以至於使毛澤東突然改弦更張,斷然改變戰略部署,從藉助高崗反對劉少奇,變為聯合劉少奇除掉高崗。

1953年12月,毛澤東突然把矛頭轉向高崗,且給他定了“要造反”“想當萬歲”的罪名。高崗從此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

在1955年3月召開的全國黨代會議上,毛澤東說過一段話:“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發現他們的反黨陰謀,經過財經會議、組織會議,以及財經會議以前的種種問題,看到他們不正常。財經會議期間,發現了他們的不正常……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發現的。對於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註:“結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頁。】

毛澤東長期沒有看出高、饒是壞人,或許因為他們早就是壞人,早就搞反黨陰謀活動而未被發現;或許他們原本就不是壞人,根本就沒有什麼陰謀活動而無可“發現”,當然也就不會看出,更不會想到他們是壞人。

那麼,毛澤東所說的“到了1953年冬才發現”的“陰謀活動”究竟是什麼?鄧小平說得很明確:“高崗就是要把劉少奇拱倒。”

高崗自己在反省時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對劉少奇有意見。來北京以後,特別是1953年上半年以後,才有了要把劉少奇拉下來的思想和行為。他認為,既然毛主席對劉少奇不滿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輿論,找機會,把劉少奇從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來。

對劉少奇不滿,甚至反對劉少奇,要把劉少奇從接班人位子拉下來,就等於反黨、就等於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么?

其實,“反對劉少奇”並非問題的要害,因為這本來就是毛澤東的意願。並且,在組織會議之前,毛澤東一直是在藉助高崗來反對劉少奇的,即所謂“倚高反劉”。關於這一點,只要回顧一下,當初高崗散布的許多關於劉少奇的“壞話”就會明白,比如“少奇進城以後沒有做什麼工作,對毛主席幫助不大”、“少奇不經過主席就擅自發中央文件”、“毛主席只當黨的主席,讓劉少奇當國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澤東本人,哪個“自由主義者”能說這種話?而且,後者已被歷史證明是毛澤東的主張。

問題在於,毛澤東跟高崗講的那些“私房話”,都是些極為機密的事情,怎能隨便到處亂講?再說,把劉少奇拉下來,本來只是醞釀中的事,高崗竟然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四處張揚!這就過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圖,破壞了他的戰略部署,使他陷於被動,給他幫了倒忙。他非常惱火。看來,高崗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

如果說,毛澤東本打算藉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東風”實現他的戰略計劃,那麼: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可以看著他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兩個戰役。令他氣惱的是,這兩個戰役的結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個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時收兵,作出重大讓步,險些成了敗局。

本來,一切都很順利:撤銷大區,把各大區人民政府改為行政委員會,以加強中央對各省市的直接領導;“五馬進京”,特別是成立計委並任命高崗為計委主席、饒漱石為中組部部長,把各大區的組織部部長調到中組部任副部長,以及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黨中央對中以人民政府系統的領導。這一切都從組織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義狀態,加強了黨中央的權力。可他沒想到,在進行思想政治較量的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這“兩大戰役”中竟會遇到那麼大的阻力。

表面看來,財經會議的形勢很好,但仔細想想,雖然是借批新稅制批薄一波,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雖然他們表面擁護總路線,承認了錯誤,作了檢討,但毛澤東知道,許多人其實對總路線並不認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對戚本禹說過,財經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響應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後台”、“財經會議有兩個司令部”之類的流言,不正好說明他們心裡很不服氣嗎?他明白,雖然這些流言是針對高崗的,但實際上是針對他毛澤東的。對此,他公開給以反擊,否認批薄“另有後台”和“兩個司令部”之說,強調他就是批薄的“後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對於“劉少奇是毛主席身邊的危險人物”、“白區黨的人要篡權”等流言,則只是在個別接見時批評說:“這話不對。沒有什麼蘇區黨、白區黨,只有一個共產黨。”

他沒料到財經會議競爭了兩個月,最後是以高崗受批評,劉少奇作檢討而草草收兵。

組織會議的情況更出乎他的預料,他原本打算在財經會議批判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右傾觀點後,再檢查批判組織工作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從而保障總路線的貫徹執行,不料饒漱石和張秀山的發言卻打亂了他的陣腳,造成了“討安伐劉”的局面;而劉少奇的檢討,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這使他陷於被動,以至在會議後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把組織工作中的思想路線鬥爭變成了解決“饒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決團結問題。

在他看來,什麼“批薄射劉”、“討安伐劉”,全是有人故意轉移鬥爭方向,把水攪渾,他們把劉少奇推到前面作擋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嚇唬人的。他儘管這樣想,但還是順應形勢,轉而強調團結,批評饒漱石。

經過兩個會議的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辦,感到要動劉少奇絕非易事。他明白,要繼續鬧下去,兩軍對壘互不相讓,我們黨就會分成兩派,還有什麼團結一致,統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現這種局面,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任務將會被擱淺,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都將成為泡影,這個責任誰來承擔?!

一、“聯劉除高”

毛澤東的心情沉重起來,他要換一個角度,重新審視這半年多來,特別是財經會議以來所發生的事情。

財經會議期間的兩種流言,都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譚震林說的那個司令部,不用說,是指劉少奇的。那麼,另一個司令部就是東交民巷八號?都是什麼人去了那裡?去幹什麼?他明確一點,就是高崗和軍隊的人來往頻繁,這正常嗎?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崗同彭德懷的關係。在不久前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作報告時對高崗大加讚揚,還說抗美援朝勝利的功勞,後勤工作佔60%,前方佔40%,而後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崗和洪學智)。彭德懷的話引來一陣善意的笑聲和掌聲,卻令毛澤東非常反感:什麼話!難道黨中央就沒有功勞?

其實,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高崗奉命全權負責後勤工作,與前方的彭德懷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懷的高度讚揚,這無可厚非。現在彭德懷來找他幫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報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不料這件事卻引起毛澤東的嚴重懷疑!

引起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1953年11月下旬,葉劍英和譚政從廣州來北京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時,曾問他,“有薄無林”名單是怎樣回事?

他非常驚訝,反問道:“你們聽誰講的?”譚、葉二人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關於安子文擬的那個名單,他明明打過招呼不許擴散,是誰這樣違反紀律,不聽招呼?這不是陽奉陰違么?此事一定要在中央的會上查清楚!後來在中央的一次小會上,他嚴厲追查是誰泄露的?竟沒有人承認。會議結束時,他把高崗單獨留下,問道:“你知不知道是誰泄露的?我懷疑是饒漱石。”其實他已懷疑是高崗南下時講出去的,他這樣問,不過是要試探高崗的誠心而已。

高崗吞吞吐吐地說:“饒漱石?不會吧?”這更加深了毛澤東的懷疑,也更令他氣惱:如果你心裡沒鬼,你怕什麼?

第三,他很自然地由此想到高崗去南方一定還有別的活動。林彪當時正在杭州,他們的關係一向很好,一定會去見他。聯想到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帶那麼多人去西山看林彪,不僅有軍隊的人,也有地方的人。他們談了什麼?

最後,他想到高崗受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賞識與支持,這也是不可忽視的!斯大林不是稱他為“張作霖”么?還有那個金日成,不久前來北京談判,就是高崗和他談的。工作之外,他們還談了些什麼?金日成臨走時一再表示對我們的感謝,是理所當然。可是,為什麼還要專門感謝高崗?

凡此種種,他覺得高崗的確不正常;而且問題嚴重。後來,他在1955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把這形象地說成“一個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鬼火,一股地下水”。【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47頁。另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第320頁說明所引的這段話,是毛澤東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既然如此,下一步怎麼辦?他想得最多的當然還是如何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順利實現。

中央已經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財經會議又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右傾觀點和無組織無紀律行為,他也作了檢討;現在全國正在掀起批判右傾思想的熱潮,所以,至少現在沒有人會公開跟劉少奇走了。再說,劉少奇在軍隊中也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由此看來,這個人暫時不會出什麼大的問題。因此,他更相信,組織會議後期及時停止與劉少奇的論戰,轉而強調團結的決策,順應了形勢,爭取了人心,也爭取了主動。

然而,高崗就不同嘍!他位高權重,在地方和軍隊都有很高的威望和號召力,萬一出了問題,那可比劉少奇危險得多!當務之急,應當先解決高崗的問題。至於劉少奇嘛,可以暫且放一放,現在不妨同他攜起手來共同對付高崗。

就這樣,“聯劉除高”的設想形成了。當然,捨棄高崗這員愛將,他心裡難免有些遺憾,但以此換來團結穩定的大局,還是值得的!

麻煩的是:高崗可不會輕易認錯!鬧不好,他還會把一切都捅出去,拼個魚死網破!依他的性格,這種事很可能發生,必須防止!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看到這樣一條脈絡: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對高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這時他主要是在建國思想(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上與劉少奇進行較量,在這場較量中,他一方面藉助於高崗,同時也密切觀察著高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開始對高崗有所懷疑,11月至12月中旬懷疑加深,感到問題嚴重,權衡利弊,到12月下旬,下決心與劉少奇聯手除掉高崗。

二、風雲突變

方針既定,從何處著手呢?首先必須牢牢地把握住軍隊,才能把握住大局,還要充分利用高崗的錯誤去制服他。

調查與定罪

1、高崗要當“萬歲”

毛澤東雖然實際上已經給高崗定罪,但他還是要經過“調查”讓別人明白他的意圖。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後找了許多高級幹部談話,動員他們起來揭發,與高崗劃清界限:

“你曉得不曉得高崗最近有什麼活動?”

“據說高崗有非組織活動,你怎麼看啊?”

“聽說高崗九千九百歲還不夠,他要當萬歲!”

他反覆對人們說,自己患了感冒,嗅覺不靈;有人睡在鼓裡,受了蒙蔽;說高崗背著他搞分裂活動;高崗不僅反劉少奇,還反周恩來、反林彪;並宣稱:“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對我!”

他把朱德請來,一進門尚未坐定,便問:“現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邊啊?”問得朱德莫名其妙:誰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麼關係?毛澤東就是這樣費盡心機,放上一炮,打得你昏頭轉向,叫你難以招架,只能順著他的路子走。

在那個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過,確實嚇住了一些人,無論出於公心還是出於私心,誰敢隱瞞其言行?揭高崗的種種錯誤,比如他沒有跟毛澤東打招呼就先幹起來,現在成了“背著毛主席乾的”;他傳播毛澤東說的一些話,這會兒都成了他“偽造毛主席言論”,“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反對毛主席”的罪狀。

毛澤東還通過這些調查證實了高崗背著他幹了不少令他難堪的事,也證實了高崗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一個“危險人物”。

不妨設想一下,倘若當初高崗不那麼自信,對一些人不是那麼深信不疑,而是能夠深謀遠慮,想到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倘若他認真地和毛澤東一起共商“倒劉大計”,一切照計行事,步步為營地去干,那麼,中國的歷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至少那“野心家”、“陰謀家”和“反黨分子”的帽子也許就不會戴在他高崗的頭上。

2、關於“反黨聯盟”的設想

高崗被財經會議的“批薄射劉”之風吹得昏頭昏腦,從南方回來後,絲毫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組織會議後期改弦更張、強調團結的新動向,仍一心想著要乘勝追擊,實現毛澤東在“八大”召開之前解決接班人問題的願望。

所以,當他得知饒漱石受了批評之後,就跑到毛澤東前面替饒漱石說好話。殊不知,毛澤東心情欠佳,一肚子氣正不知向哪裡發泄,聽了高崗的話,便頂了回去:“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46頁。】後來高崗挨了批評,饒漱石又去替高崗說好話。

這樣一來,已經對高崗疑心重重的毛澤東又懷疑高崗與饒漱石的關係似乎不那麼簡單、不太正常。聯想到組織會議上張秀山、郭峰的觀點與饒漱石的觀點一致,便懷疑他們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協議”、“有預謀”、“有陰謀”,再聯想“張秀山、郭峰的後台是高崗”,他們不是形成了一個“反黨聯盟”呢?後來的事實和他在1955年黨代會的講話,【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46頁。】都充分證明了他的這個設想。

其實,高崗一直認為饒漱石是劉少奇提拔起來的,也不怎麼瞧得起饒漱石,平時與饒漱石很少來往。高崗既沒有參與張、郭的發言,更不知道饒漱石的發言。他後來反省時,根本就沒有檢討他與饒漱石有什麼“預謀”的問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給自己雪上加霜。饒漱石也一直不承認他同高崗有什麼“預謀”,只說他與張、郭的發言是“不謀而合”。

但不管怎麼說,既然毛澤東想到了他們之間“不正常”,有“聯盟”,那就在劫難逃了。

毛澤東設計釣“大魚”

在進行“調查”之後,毛澤東又設計要釣高崗這條“大魚”。

他對高崗說,他打算到南方去休息一段時間,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還是輪流主持好?你先找幾個人醞釀一下。

高崗立刻去找陳雲商量。

陳雲心裡沒有把握,一邊思量,一邊說:“照過去的慣例,主席生病或外出,都是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這次他提出輪流主持,是不是另有考慮?”

“就是!他對少奇已經不信任了,怎麼還能叫他主持!”高崗說得斬釘截鐵。

陳雲沒有馬上表態,過了好一會兒才說:“我看可以輪流?”

1953年12月15日,中央開小會研究這個問題,毛澤東說:“今天的會只有一個議題,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時間,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還是由書記處幾個同志輪流主持,大家意見如何啊?”

周恩來首先表態:“按照過去的慣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這次當然還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劉少奇說:“不妥,不妥!我看還是輪流好些。”

高崗馬上表態:“我贊成輪流,輪流好些。”

接下來,鄧小平和陳雲贊成劉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饒漱石等人表示輪流好。毛澤東見一時難以統一意見,便說:“此事今天不作結論,以後再議!”

散會後,大家從會議室出來,三三兩兩地一邊向停車處走,一邊繼續議論。高崗走在鄧小平身邊,說:“少奇政治上不穩,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還是輪流好。”他還提到,周恩來把握政策比劉少奇穩。

鄧小平反駁道:“少奇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應該由少奇主持。”

本來,在中央的會議上發表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在問題未作出決定之前,領導人之間繼續交換意見也是正常的。但是,鄧小平卻向毛澤東報告說,高崗“搞非組織活動”,“高崗來找我談判,拉攏我”……

高崗在座談會上否認去過鄧家,說他根本不知鄧家在何處。他在反省時也說,他從未去過鄧小平家,與鄧小平討論此事,僅此一次。

“大魚”落網

陳雲在會上臨時變卦,令高崗非常惱火。會後,他搭乘陳雲的車徑直去陳家,質問陳云:“不是說好輪流的嗎?為什麼說話不算數?”兩人爭執起來,不歡而散。陳雲沉思良久,感到高崗這樣下去,實在太危險。

於是,他向周恩來舉報高崗“搞非組織活動”,他報告了高崗平時和他說過的對劉少奇不滿的言論;說高崗想拉他一起干,對他封國許願,說“你一個,我一個,都當黨的副主席……”他為什麼不直接找毛澤東,而要先向周恩來報告呢?

周恩來聽罷,沉默了好一會兒,他雖然知道陳雲一向做事沉穩,但還是叮囑一句:“此事關係重大,到此為止。”

送走了陳雲,他立即去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對陳雲的印象一向不怎麼好。他記得,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陳雲被王明等人指定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1934年擔任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1935年8月,陳雲增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去了蘇聯。1937年11月底,陳雲與王明、康生一起從蘇聯飛回延安,進入中央政治局,擔任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原部長為秦邦憲)。

且不說陳雲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如何,僅從這段任職經歷來看,就足以令毛澤東懷疑:陳雲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來的?

1942年延安整風徹底批判了王明“左”傾和右傾路線,陳雲在中央的地位也隨之改變。1943年,他調到西北財經辦事處任副主任(賀龍為主任),彭真接替他擔任中組部部長。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決定由劉少奇代理主席職務,增補彭真和陳云為中央候補書記,但不久,彭真當了東北局書記,陳雲只是東北局委員、北滿分局書記,與高崗成為搭檔(高崗是北滿分局委員、軍區司令員)。在1954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場爭論中,陳雲與彭真結怨加深,和高崗的關係卻更為密切。那場爭論也使陳雲的威望大增,以至於林彪、高崗、羅榮桓聯名向中央推舉他出任東北局的副書記【註:關於東北局在1945年秋的爭論,請參看附錄的相關部分。】1949年後,陳雲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50年三中全會增補)、財經委員會主任兼中組部部長(1952年冬,由饒漱石接替)等要職。高崗來北京以後,他們的來往仍很密切。

毛澤東很清楚,陳雲與高崗的關係非同一般,應當說,在反劉的問題上,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況基本可信。

此後一連幾天,他親自統陳雲等人談話:【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91頁。】

12月17日下午五點,與陳雲和鄧小平談至晚八點,又請周恩來一起來談。

18日晚,與陳雲、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

19日晚,再次同陳雲、鄧小平談話。

20日,先同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賀龍、葉劍英五人談;繼與劉少奇談;又同周恩來談。

21日,與朱德談;再與陳毅談。

22日,再次與彭德懷談話。

這樣頻繁的談話,都是圍繞著如何解決高崗、饒漱石陰謀反黨的問題。

眼下,高崗正“紅得發紫”,如果彎子轉得太急、太猛,必定會引起很大的震動。為了穩妥起見,毛澤東要讓劉少奇出面處理這件事,讓人們覺得這是中央的統一行動,而不是他毛澤東個人所為。他還要對高崗做到“仁至義盡”。為此,他讓劉少奇找高崗和陳雲一起談話。如果談得好,能化干戈為玉帛,既可避免一場政治地震,穩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劉少奇面前不失面子,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但高崗完全不懂毛澤東的心意,他既然認定毛澤東要把劉少奇拉下來,與劉少奇就沒有什麼好談的。因此,在劉、陳各自作自我批評,分別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他只談了半個小時左右,應付了事。他並不認為自己有多大的錯誤。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澤東談話後的當晚,鄧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懷的工作。陳雲則受命去南方進行調查和“消毒”:“代表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毛澤東還要陳雲轉告在杭州休養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註:《陳雲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頁。】

其實,陳雲完全清楚高崗到南方幹了些什麼,正是他叫高崗到南方找林彪、陶鑄等交換意見的。但他還是領命秘密南下,沿著高崗南行之路線,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走了一趟,打聽高崗都見了誰、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並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註:《陳雲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頁。】

林彪說,反對少奇的不只是高崗一個,還有許多人,應該給主席講清楚。高崗在東北做了大量工作,這時我們應該為他分擔一部分責任。他最後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澤東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批評。高仍不檢討。毛說他當面不講背後講,認為他已不可救藥。

當晚,毛又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開會,決定對高崗採取措施。

於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說的那番關於“兩個司令部”的話:

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鳳、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47頁。】

許多人人都沒有料到,毛澤東突然端出高崗,而且調門那麼高。他沒有點出這個“別人”是誰,但他用“東交民巷八號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這句人人皆知的話作了註解,即使不點高崗的名字,誰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這把“火”之後,當天夜裡就乘車南下,到杭州等著看劉、高相鬥的結果。

那麼,高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問題在他心中翻騰,他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會這樣對待他,心裡感到極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為自己頂多不過是黨內問題,即使批評他,也不至於把他往死里整。何況根子在毛澤東本人!因此,那天會後,他還約了羅瑞卿談話。可是羅瑞卿怎敢私自見他?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說:“好呀!你去吧,聽聽他說些什麼!”高崗千語萬言只化作一句話:“你跟主席南下,千萬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還是對毛澤東一片忠心,倍加愛護之情。但此時,無論高崗如何表現,也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心了。

當夜,毛澤東一路南下,於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陳雲處。【注10《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90頁。】陳雲如何向他彙報調查的結果?外人不得知。不過,儘管中央還沒有正式給高崗定案,但是,關於他的“罪行”卻已經傳達下去了,高崗這條“大魚”也就落到了毛澤東編織的網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摘自《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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