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指揮部成立後，編組既定，就分三路追擊共軍。十二月一日共軍乘虛占領永昌和山丹。張掖因韓起功防守嚴密，無隙可乘，共軍未敢輕舉攻城。此時新編第二軍第二旅馬步鑾旅，第三旅馬忠義旅，尾追共軍，自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民國二十六年元月底，在武威以西的四十鋪，永昌以西的二十鋪，紅廟墩和永昌東南的八垻及水磨關之間，展開激戰，鏖戰纏鬥，形成拉鋸戰，我軍抱著寧死一萬人不失寸土的犧牲精神，英勇戰鬥，勇猛作戰。
在當時西路軍的策劃者，張國燾所寫的《我的回憶》中有：我當時最注意的情況，正在西移的西路軍沿途與(馬氏)騎兵旅苦戰，雖會獲得幾次零星的勝利，但我方彈藥消耗日多，有無以為繼的情勢，這種情勢使我十分焦慮，我研究各項情形，並試用各種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給予西路軍以助力，以期挽回厄運。我的心情當然是不愉快的，別人也不多理會。
「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中，每日都有談話會，毛澤東、張聞天似乎因為過去的分裂，心理上不無芥蒂，他們對援助西路軍的事，並無積極表示，而且言辭之間，總有些推推諉諉。為了挽救西路軍的厄運，我只有耐著性子和各人商談，但無法找出補救的辦法，奇蹟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西安事變使我們一時為之揚眉吐氣，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們希望張學良電令馬步芳不可破壞抗日大局，應即對西路軍停止作戰，這件事張學良做了，但馬步芳並未接受這個命令」。
緣因河西走廊正在鏖戰方甘之際，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成在西安劫持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張、楊力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河西共軍前線喊話，「蔣委員長已在西安投降，你們趕快放下武器投降」。對於這個嚴重的突發事件，青海方面分兩方面分別表明態度：第一，馬步芳會同馬步青和中國國民黨青海省黨務特派員李天民、馬紹武、郭學禮、書記長李曉鍾，青海省政府委員李乃芬、譚克敏、魏敷澤、楊希堯、魏敷滋、姚均等向南京專電錶示;「芳等只知為黨國盡忠，為委座效力外，他無所顧。」第二，在河西加緊作戰，以實際行動打擊共軍。我軍則因蔣委員長精神感召，對共軍喊話置之不理，反而積極作戰，愈戰愈奮。十二月十四日，在永昌四十鋪之役，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永昌城外北海子及南渠之役，勇猛痛擊共軍，一度發生白刃肉搏戰，共軍不支敗退，我軍乘勝追擊，我劉呈德團、馬忠義團、馬元祥團各部，於二十八日力克永昌，共軍向西逃竄，且自動放棄山丹、集中殘部於臨澤及高台兩城頑抗，希圖休整。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底，共軍在永昌失利後，其第五軍軍長董振堂率殘部占據高台，在高台構築工事，希圖頑抗。我馬彪部於二十六日年元月十日抵近高台近郊，十二日開始猛攻，共軍拚死抵抗。在高台城西有一碉堡，與高台成犄角之勢，其中駐有共軍一排，掩護共軍防守高台。該碉堡周圍以栆樹樹枝做障礙，無法通過，若不先克此碉堡，則高台實難克復。自十二日開始猛攻，一連七日毫無進展，我騎兵團馬團長得知，於十九日親自率領冶占林、楊占林兩傳達兵，手執大型掃把，沖至障礙，拉開栆樹枝，進入碉堡底層，點燃掃把，碉堡的椽木因為年久，實實在在非常乾燥，一見到火就燃燒起來，頓時碉堡便成一堆火堆，一排共軍全部燒死。高台失此憑藉，我軍與二十日拂曉集中所有步騎兵力，奮勇猛攻，是日中午我馬彪部首先攻入高台，發生激烈巷戰，以大刀肉搏，前赴後繼，雙方傷亡非常慘重，共軍第五軍殲滅大半。是役共軍第五軍政治部主任楊克明，二十四師吳代朝，第九軍三十師師長葉崇本，參謀長劉培基及特務團團長均被擊斃。
戰役剛結束，我馬忠義旅長登城巡視，發現在兩個女牆之間橫著一根粗木中間繫著一根粗繩向城外垂下去，他判定必定有人經此下城牆逃脫，用望遠鏡向遠處瞭望，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黑色人影在移動，急派騎兵數人，指明方向，迅速弛追，半小時後果然追到那個行動踉蹌的人，當時即被逮捕，那人自動承認「我就是共軍第五軍軍長董振堂」，不願再走，就地坐下，結果就地槍決。
二十一日，在臨澤以南的沙河堡，與共軍混戰終日，其騎兵師政委秦賢道被擊斃，自次日起臨澤之役，鏖戰一晝夜，共軍騎兵師師長秦俊彥被擊斃。
共軍在高台、臨澤失利後，損兵折將，潰不成軍，已失去西進能力，因之放棄通過蘭州、嘉峪關大道，轉向南移，由張掖以南之龍首堡，竄入祁連山。
青海各屆聞訊，我軍在河西戰役中大獲全勝之消息，歡騰鼓舞，派黨政軍代表郭學禮、馬德、馬師融、魏敷滋等，由西寧專程前往河西慰勞。
西安事變，蔣委員長被張學良、楊虎成劫持，共軍在陝北及甘肅河西一時十分囂張，此時東北軍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西北回民處境危殆，內外情勢至為不利，，但西北同胞，上郅軍政人員，下至一般貧民，莫不擁護中央，愛戴領袖，繼續在河西堅決而勇猛的進行剿共的軍事戰爭，與徐向前率領的西征軍作殊死鬥爭，迨張學良悔悟，護送蔣委員長回京，而楊虎成置中央善後命令不顧，形勢複雜趨緊張，西北回教領袖馬鴻逵、馬步芳等二十六人，於民國二十六年元月二十日通電全國，陳述三點：
(一)內戰固須避免，然剿匪並非內戰，真正之和平，當於秉承天地之正氣，整飭國家綱紀中求之，始有濟耳。
(二)侮御固須集中國力，然危害國本之危險份子，仍當別論。
(三)戡定內亂，系中央大權，政治不能解決者，自當以武力解決之，此為立國之常經，對於陝變，豈能例外?
原電云：以上三點，鴻逵等認為平定陝亂，國人應守之概念，並且盼楊等及其部屬，凜遵國家善後命令，在中央指揮統一下，挽救危難之國運，使西北不致慘遭蹂躪而喪國家之元氣。若其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西北人民，擁戴國家，愛護桑梓，決不與楊等叛部及萬惡赤匪同戴一天。
通電發出之日，即高台慘烈戰役大獲全勝之時，馬步青在所著《河西走廊殲滅戰》中說：「高台之役，無疑是決定性的一戰」。共軍第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在所寫《走出祁連山》一文中說：「高台血戰七晝夜，第五軍又幾乎全軍覆沒。」通電中說：「西北人民，擁戴國家，愛護桑梓，決不與楊等叛部及萬惡赤匪同戴一天」。高台戰役之輝煌勝利，是正確的事實證明，與正面的答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一日，共軍自認為主力已被殲，在實際與形勢上，已失去取勝的條件與因素，因之發出哀鳴，致函我總指揮馬元海商洽和平解決戰端，總指揮置之不理，未予答覆。他認為：共軍在高台慘敗，軍頭被擊斃甚多，蹤象顯示，已放棄通過蘭州、嘉峪關大道西進的企圖，轉向南移，竄入祁連山區之可能性很大，誠如此，則為孤軍深入，陷於狹長崎嶇山巒層疊，路徑狹小的山嶺絕地，給養補給都是難以克服的實際困難。且該地區是祁連山的主峰所在地，高度海拔六千公尺，終年積雪，不曾融化，在此嚴寒季節，匪軍竄入毫無人煙的的山區，只能是死路一條。而且匪軍大多是南方溫暖氣候中生長慣了的人，對於嚴寒刺骨的氣候，絕難適應，因此天時地利對於共匪絕對不利。現在乘未完全竄入祁連山之前，把握時機，將留在張掖以南倪家營子的一股匪軍予以聚殲，則河西走廊之戰，很快就可結束。
馬總指揮調馬元彪、馬祿、馬朴各騎兵旅以及馬步鑾、地、韓高功、劉呈德等部，連同湟源、循化上四工、西寧等民團，參加此一決定性之戰役，勝利公算甚大。總而言之，是投入河西戰役全部兵力百分之八十，以絕對之優勢兵力，以高山壓巔之勢，猛烈一擊，一舉蕩平此一共軍的殘部，永除後患。於二月二日對從倪家營子發動猛烈攻勢，奈因共軍於走投無路之際，作困獸之鬥，頑強死力抵抗，雙方傷亡慘重，至二月下旬，我軍休整三日後，於二十二日集中火力，密集射擊，並全部軍力，發動猛烈攻勢攻擊，繼續激戰五晝夜，更番輪戰，我循化上四工民團司令韓忠良，團長馬忠良，營長馬學良、馬朝選等英勇犧牲!第二路騎兵指揮馬朴臂部負傷。二月三十日倪家營子及附近堡寨十餘處先後克復，殘餘共軍逃出重圍，在龍首堡與河調堡之間，我西寧民團遇伏，發生遭遇戰，結果陣亡多人。
元月四日，共軍第九軍殘部，由山丹以南之鳳凰山、西流溝、南流溝，占據了梨園堡，同時我軍尾追不舍，於八日進至梨園堡近郊，集結三個騎兵旅，圍攻該堡，繼鏖戰整整三個晝夜，共軍二十九軍政委陳海松和二十五師政委楊朝禮被擊斃，我馬彪部團長譚應德、馬占成、英勇犧牲，十二日克復梨園堡，共軍殘部經龍首堡竄入祁連山峽谷的康龍寺一帶。
龍首堡是由河西走廊向南越過祁連山山谷，是青海極北面的一個堡寨，是甘州河流過祁連山山谷之口，是甘州河谷上的一個重要據點，其南方為黃番寺、康龍寺、紅灣寺和二寺灘，黃番寺在河西民樂縣南方大雪山之陽，甘州河之南接近青海祁連設治局所屬扁都口。該地區為西北名駒駿馬的著名產地。共軍殘部逃到龍首堡的不到兩千名，編為左右兩個支隊右支隊由軍長孫玉清率領，左支隊由軍長程世才率領，總率領為徐向前本人，分別逃竄。我馬忠義部、劉呈德部，以及部分民團，在甘州河谷黃番寺、康龍寺、紅灣寺一帶的大坂、山巒、峻岭之間，節節掃蕩。三月二十五日，在氂牛山麓激戰中，其右支隊大部被殲，共軍第30軍88師師長熊厚發被擊斃。同時，共軍第9軍軍長孫玉清經梨園口失利，率少數人逃竄，在草嶺大坂的三道溝腦流竄時，被肅州民團發現，正在設卡防守，我馬忠義旅長下令圍捕，激戰數小時後，孫玉清被俘，右支隊被掃蕩肅清。
左支隊約計一千人，由30軍軍長程世才率領，在甘州河谷流竄時，為馬忠義部及湟源民團李增蔭團尾追，正在共軍打尖休息時，徐向前向當地土著問詢，這個地方叫什麼?土著答道：紅灣寺。徐向前吃了一驚，啊的一聲，紅、完、死，完了，完了，紅軍完了。又說，只有逃命一條路了。便決計向西逃竄!我馬忠義部及李增蔭部之騎兵追至甘州河谷野牛山原始森林地帶，共軍竄入原始森林，判斷共軍脫逃者為數不多，且我軍給養補給困難，所以沒有追擊，返回甘州防區。總指揮馬元海派第100師劉呈德團兼程開往嘉峪關外，在玉門、安西一帶部署，以堵截竄往新疆之路，四月底共軍殘部在安西附近竄出祁連山，即為劉德呈截擊於安西、五營村、王家園子、紅柳園子、白墩子一帶，共軍殘部死傷多人，又竄入戈壁灘、嘉峪關外，截擊行動就此結束。
河西走廊之役，始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共軍利用截獲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遠縣中泉子強渡黃河，至次年四月底安西截擊止，以整整半年的時間當中，最慘烈的戰爭有四次，第一是克復古浪，第二是鏖戰高台，第三是倪家營子拉鋸戰，第四是掃蕩梨園堡。
徐向前率領的西征軍，是共軍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會議時，原有8萬多人，附在青康草原水土不服，生活困難損失甚重。在甘南改編為西征軍時，尚有3萬人多裝備優良，是共軍的精銳，且為久征慣戰之師，強渡黃河之後，企圖在河西走廊盤據，扼甘新之要衝，西進打通新疆，希圖取得國際共黨的援助!
青海是馬步芳統轄的新2軍第100師，海南警備第1、2旅，馬步青的騎兵第5師，其總兵力不到3萬人，武器裝備，遠較共軍低劣，民團方面談不上訓練，只是在保衛家鄉，衛護宗教自由的大原則下，以血肉之驅，持著長矛、大刀以及十九世紀陳舊的槍枝——套筒、鉛丸火槍，借憑著武器不顧一切，犧牲肯戰、力戰、死戰、與共軍纏鬥、硬鬥、決鬥進行慘烈的殊死戰爭認為只有勝利是一條生路，沒有勝利就失去了一切，因此決心與共軍拚鬥到底。
列寧說，回教是共產主義的絆腳石。這話一點沒說錯，回教的信仰中心是宇宙間只有唯一無二的主宰，他是全能於萬事，而且是仁慈公道的，他創造了大地萬物並養育之。共產主義堅持無神論邪說，反對一切宗教，到了毛澤東當權後期，刻意神化自己，《毛選》成為大陸人民遵奉的經典，家家供奉毛像，對一切宗教無不橫加禁止，使大陸人民不但物質生活貧乏，精神亦無所寄託。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喬連升說，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這是一項長期的政策，是一直要貫徹執行的，將來宗教自然消亡的時候為止的政策。經上述講話可以明確的看出，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是扼殺一切宗教直到消亡為止。
河西剿共戰役實際上是一種思想戰，西北民風純樸，宗教信仰極為濃厚，視共產黨為洪水猛獸。因為共產思想，在理論上遵奉馬列主義，堅持荒謬的無神學說，否定宇宙間唯一主宰的存在。在這思想衝突的情況下，以宗教奉獻，犧牲的信念與決心，激發了無比的奮勇與鬥志，在任何困難與情況下，奮鬥，犧牲，不計一切的為衛道而與共軍周旋到底。
這裡要加以說明的，河西走廊戰役，是青海與河西四郡的全民，不計一切的參與了戰爭，漢、藏、回都沒有例外奉獻了一切。漢族、藏族信佛，回教信仰真主。一位漢族同胞聽了共產黨的無神論後說，既然人類是猿猴變的，把老天爺創造的萬物之牲為後代。藏族同胞聽了共產黨的無神論之後說，人類是猿猴變的，我們大家都不例外，那麼我們的佛爺如何歸屬?那個藏族同胞說：啊媽媽!佛爺也是猿猴變的!那我們頂禮膜拜的是牲畜，把佛爺糟蹋到這種程度，是可忍，還有什麼不可忍的呢?
除了思想問題外，其次是天時與地利對共軍極端不利，十月是冬季的開始，共軍大多是南方溫暖地區的人，從南方流竄到河西，都是穿著輕便的衣著，河西走廊南為祁連山，高達六千公尺，終年積雪不得融化，北為蒙古戈壁，氣候寒冷異常，冬季最冷時候，平均氣溫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共軍沒有厚暖的衣著，而且河西走廊的物資貧乏地區，補充不易，這一天時的困難確實無法克服。
談到河西走廊南為祁連山，若共軍越過山巒重疊，險峻難行的祁連山，向南求生，既無可能，環境亦不允許。向北橫過蒙古戈壁，向寧綏逃竄，不要說給養無著，連飲水的供應都是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共軍只有在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前進，這樣就遭青海騎兵尾追、截擊，無法避免了。
第三的兵種性能的差異：青海是著名的產馬區，所以青海以騎兵著稱，這次河西戰役，青海編成三個騎兵指揮單位，發揮騎兵的機動性能，用來對西侵的共軍。馬步芳在其自編的騎兵歌中有：突前線，擾後方，像閃電，似瘋狂。真的在機動性能上的確一等一的靈活。同治初年陝甘回民反抗清庭統治時，陝甘總督楊岳斌在奏摺中說：每值接仗，千群萬騎，以相抗拒，一經擊敗，狼奔豕突，行走如飛。我軍多系步隊，日行僅數十里，縱倍道馳騁，亦僅百餘，未及數日，輒復疲勞，往入出截前，競乃反落其後馬步之勢異，饑飽亦復相殊。左宗棠致其子孝威信上說：賊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瞬不見蹤跡，遇暇軍則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長毛所能。可見河湟騎兵機動靈活，自古已然。在這次河西戰役中，的的確確，騎兵發掘了極大的機動性與靈活性。比如共軍剛剛駐營、休息、做飯、準備住宿，青海騎兵一見共軍炊煙，急馳而至，共軍來不及吃飯，將做好的飯食傾倒後即行逃竄，如此一連數日，真是馬步之勢既異，饑飽亦復相殊了!在青海騎兵飆疾如風的追逐下，共軍經常飢腹行軍，豈有不疲憊之理?
第四是共軍情勢判斷的錯誤。共軍在強渡黃河之前，有一個敵情研究與判斷，參加意見最多的是共軍第五軍軍長董振堂，董是河北新河縣人，北京清河預備學校及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炮科畢業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任過職，孫連促將軍在青海省任第一任主席時，董任團長之職，在青海駐過防。民國二十年，隨孫連仲將軍有江西剿共時，在江西寧都投入共軍，此次在西征軍任第五軍軍長之職。
民國十七年涼州鎮馬廷勷反抗馮玉祥的西北軍失敗，向西寧鎮馬麒求援，馬麒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暗中派馬伏良(外號七大柵)、馬朝佐(外號倉大人)、馬子龍(外號八營)等三個營，前往攻取永登，與西北軍作戰過，這三營一聽見機槍猛烈掃射，便逃回了西寧。因此董振堂對馬麒的軍隊訓練認為平常作戰能力不強，他認為渡過黃河，打垮青海軍隊沒多大問題。董的判斷當在民國十七、十八年時確實如此，西寧馬麒的所有軍隊，三日一操練，春秋二季各會操一次，多半數計程車兵把給養合拿到家中生活，所以當時有「我只吃糧不當兵」之諺，但自西北軍進駐青海後，對青海軍隊的訓練，起了示範作用，尤其是馬麒之次子馬步芳對軍隊訓練非常認真，仿效西北軍的訓練方式，因之軍隊的素質起了決定性的變化。這一點董振堂沒有料想到。對青海軍隊作戰能力的低估，是共軍在河西走廊失敗的一個主因。
共軍竄入河西後，張國燾致電毛澤東與張聞天，說明組織渡河西進之理由：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我軍應向寧、甘發展，其目的與外蒙或新疆取得聯絡，打通國際路線，接受國際援助。其最終目的，在取得與新疆之聯絡，接受國際援助。那時徐向前率領的西征軍有3萬多人，渡過黃河，到河西的人數，只有3萬人之數，而且共軍第四方面軍的精銳，是久征貫戰的一支有力部隊。馬步芳的新編第二軍所屬的第100師，海南警備旅以及馬步青的騎5師等，共計兵力2萬多人，其武器裝備，遠較共軍惡劣，其訓練亦不及共軍精良，照當時有形的戰力來說，實在不能與共軍相拼、相鬥，是處於絕對的劣勢。可是，為了保衛家鄉及衛護宗教信仰的兩大前提下，發揮了至高無上的犧牲精神，為國家，為桑梓，為宗教自由奉獻一切，以血肉之軀，拼死決鬥，在「不犧牲絕無生路」的決心下，力戰強敵，在艱苦中求勝，在危險中求生，付出了空前的犧牲代價之後，換來了慘勝。從靖遠渡河，到古浪克復，我將、校階級的軍官、佐，為國殉職者70餘人。且看馬步青在其所著《河西走廊殲滅戰》一文中說：如果說古浪之役，是這一整個戰役的轉折點，那麼張掖、高台之役無疑是決定性的一戰。我軍防守張掖的部隊是韓啟功旅長，而匪軍進襲該縣的是程世才的第30軍，高台地區進襲的匪軍是董振堂的第5軍，當時兵力既然是旗鼓相當，所以在張掖地區形成拉據戰一直持續了1個多月，雙方死傷都很慘重，而且都瀕臨精疲力竭的地步。從青海調來了幾個地方團隊，投入戰場，於是起到了預期效應，不久急轉直下地結束了這場戰爭。
據共軍第30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所寫《走出祁連山》一文中說：「古浪一戰，9軍兵力折損一半，高台血戰7晝夜，5軍又幾乎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同志，英勇犧牲，最後又在梨園口、康龍寺作戰失利，30軍遭受重大傷亡，政委陳海松同志戰死，30軍殺出重圍之後，部隊已潰不成軍。至此，西路軍的3個軍及總指揮部的直屬部隊，已大部斷送。追兵向烏雲似地捲來，為了(避免)全軍覆沒的命運，只好把不到兩千名的部隊，編為左右兩個支隊，跑到深山打游擊。當時紅9軍剩下的五百多人，編為右支隊，紅30軍餘部千餘人，加上西路軍總部直屬部隊的一些幹部編為左支隊，自石窩進入祁連山。我們沿著渺無人煙的祁連山西進，，整整走了47天，才從安西附近跨出祁連山口。我軍攻安西不下，在王家園子又陷入了重圍，激戰了一整天，當晚才突圍。突出了重圍之後，我們涉過寒冷的黑水河，一口氣跑了90里，第二天黎明才到達白墩子，剛到那裡，那知道敵人的騎兵追上來了，我們且戰且走，在紅柳園子又遭包圍。這是西路軍的最後一戰，我們砸碎了電台，守著一片起伏地，準備和敵人拼到底。入夜，我們又突圍出來，進入了戈壁灘。當時我們有統戰關係的新疆部隊，把我們接進了星星峽，五一節，黨中央的代表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帶著幾十輛汽車，載著衣服、碗筷和哈密瓜來迎接我們，我們向一些虎口餘生的孩子，撲進了母親的懷抱，一時百感交集，熱淚橫流。悲壯的西路軍結束了，活著回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
徐向前率領的西征軍3萬人，在河西走廊失利，逃到迪化的只有700多人，其中包括徐向前本人，政治部主任曾傳六，第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煥等。
這次戰役，青海軍以劣勢之兵力，孤軍奮戰，力克共軍精銳，殲敵3萬餘眾，戰果豐碩，戰績輝煌，其對國家有如下的貢獻：
張國燾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編組西征軍，企圖揮軍向寧、甘發展，與外蒙或新疆取得聯絡，打通國際路線，接受國際援助，如果我軍不以劣勢的裝備，對共軍作殊死戰鬥，以屢敗屢戰的頑強鬥志拚個你死我活，絕對不會有輝煌豐碩的戰果，將共軍全部被殲;假如共軍得逞，占領廣大的河西走廊地區，扼甘、新通道，盤踞該區，與新疆取得聯絡實在不堪設想。自古「保西夏以固關中，固關中以定中原」，顧祖禹說：「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絕，釀天下之禍。陝西之為陝西，固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可不畏哉!」。顧氏時代所說的陝西包括甘肅在內，陝甘兩省雖在西北邊隅，而一治亂，關係中國的命運甚巨。左宗棠亦謂：「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抵減亡」。
二十六年四月底，河西走廊戰爭結束後，共軍全部被殲，時隔兩月之後，七七抗日戰爭開始，邀天下幸，西北大後方得到了安全與鞏固，屏障了西南川、黔的平靜。西北和西南兩大後方，是支持抗戰到底的兩大支柱，有了安定的後方，所以八年抗戰，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假使我軍在河西走廊失利，共軍得逞，則形勢突變，局面全非。例如抗戰勝利後，林彪在東北接收共產國際之直接援助後，入關擴大叛亂，則國軍節節敗退，以致播遷來台，是其最佳說明。
當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竄至吳起鎮，與陝北劉志丹、徐海東兩匪合股時，毛澤東僅剩餘二千餘人。這是國防部剿匪戰史的記錄，當時擔任西北剿共的幾十萬大軍，如果有通心協力，切實配合，包圍痛剿，以毛澤東率領的二千餘殘共，一鼓殲滅，絕非難事。實際上幾十萬大軍「圍而不合，合而不擊，擊而不猛」，留此後患，使我全民受史無前例之空前浩劫，居今思昔，感慨良多!
平心而論，青海軍隊以劣勢之裝備，肯戰、力戰、死戰，僅憑堅強之鬥志，孤軍奮戰，力克共軍之精銳，將其全部3萬之眾予以殲滅。可惜當時的東北軍情切抗日，自然不肯認真作戰，就是嫡系的中央軍，何曾力戰過?共軍長途流竄，國軍僅在數十百里之外尾隨，和清同治初年，陝西回民反清，清軍尾隨的情況頗相似，劉蓉說：「每一進攻，輒虛其數面，以似之走，以故此剿彼竄，殄除之數無幾，而蹂躪之地轉多，朝廷覽其奏報，以為克城破壘，收復地方，勳業卓著，安知其流弊至於此哉?」又說：「如環節、攻而殲之，剿一股了一股，則逆勢挫傷，不過數四大舉(原文如此)，餘黨獸散。然而各統將不肯出此者，不但慮合圍鏖戰，勝敗難期，而且曠日累時，無赫赫可見之功，不如擊之使走，則捷報頻聞，可為幸功邀賞也。」很惋惜的是，一日縱敵，百世為患，勢窮力蹙之殘共，幾十萬擔任剿共之大軍，如毛澤東之二千餘殘共，幾十萬擔任剿共之大軍，未能殄滅，使殘共絕處逢生，雖與曰天意，豈非人事之未盡其責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