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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譚松:講真話在中國和販毒一樣危險

「說真話在我們國家是高危的東西,在某種情況下,跟走私毒品一樣危險。」被解聘的譚松副教授如是說,「我在講台上一天,我就要說真話。要麼我說真話,要麼我下台,在這個問題上我絕不妥協。我們應當有一點骨氣,應當有一點血性。」

2009年譚松在北川中學廢墟前祭奠亡靈。(網路照片)

“說真話在我們國家是高危的東西,在某種情況下,跟走私毒品一樣危險。”被解聘的譚松副教授如是說,“我在講台上一天,我就要說真話。要麼我說真話,要麼我下台,在這個問題上我絕不妥協。我們應當有一點骨氣,應當有一點血性。”

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日前證實已被校方“開除”。譚松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透露,被開除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在課堂上說了真話,和當局的調子不一樣,另一個就是堅持進行歷史真相調查。

譚松說:“領導專門開會強調過,意識形態出了問題,一票否決!”

講真話觸紅線被解聘是遲早的事

在大學任教22年的譚松透露,現在當局對教師在講台上的講話有很多限制和規定。尤其教師說的話和當局定的調子不一樣,就會被認為是“違規”或者被扣上“不合格老師”的帽子,甚至會受到訓責或者被開除。四年前,學校在每個教室都安了兩個攝像頭,就像交警監控交通一樣監控上課的情況,自從安了攝像頭,不少教師說話更加小心了。在這種監控下,學生能聽到多少真話?

譚松表示,在給學生上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的時候,要涉及到很多歷史真相。他基於自己在調查採訪中獲得的歷史事實給學生講課,和官方的說法不一定吻合,和教科書不一樣,所以就“出問題”。

譚松曾從事記者調查工作十多年,因其對川東長壽湖右派調查、川東土改調查、大邑劉文彩莊園收租院泥塑真相調查而知名。並著有《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血火與堡壘:重慶大轟炸採訪錄》等書。

譚松表示,中國目前的現狀就是對言論的要求越來越嚴,在意識形態這個問題上越來越收緊,而說真話就如同販毒一樣的危險,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說真話在我們這個國家,是高危的東西,是非常危險的東西,在某種情況下,跟走私毒品一樣危險。幾十年前,我父親就是因為說真話,當了右派。”譚松說,“我們的前輩,我們的父輩們,因為說真話,結局慘不忍睹。”

被學校解聘並不令譚松感到意外。他表示,這是遲早的問題,“現在這個環境是容不下我這種老師在講台上的。”

七次離職破碎的心體會不到苦悶

譚松在網上的文章提到,從23歲登上大學講台,已經前後在講台上站了22個春秋,“是我這輩子幹得最長的職業。這一次,是最後一次下崗了!”

先後七次離職已經讓譚松體會不到失業的苦悶了,“記得當年北京大學焦國標副教授因寫了《討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職。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悶,鬱郁地圍著北大未名湖遊走。我們學校沒有湖,只有一個荷花池,但我不想圍著它遊走,因為我這輩子曾經歷經七次離職,一顆破碎的心已經體會不到苦悶了。”

而這七次離職有的是被解職,有的是被迫無奈自動離職的。譚松舉例說,自己曾擔任過《重慶與世界》雜誌主編,他在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專輯中,全面肯定了重慶作為抗戰中心的作用,而沒有提到延安。就因為這個,有關部門就追究上門來。這種情況下他不辭職也得辭職。

“說真話”的原則不放棄

譚松認為,“說真話”是一個人的良知,一個人的本性。“明明知道是黑色的,非要把它說成白色的,或者紅色的,這對我來說很痛苦。”

譚松表示,一個中國人如果完全沒有了血性,全部都是謊言,那既是個人的悲哀,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悲哀。他說,自己就是在謊言當中長大的。調查後才發現,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原來幾乎全是謊言。

“這讓我對謊言深惡痛絕,我就感覺到,我在講台上一天,我就要說真話,要麼我說真話,要麼我下台,我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妥協,我們應當有一點骨氣,應當有一點血性。”

譚松還說,當初他在教了一學期新聞採訪與寫作課後他不再教了,後來繫上領導一再要他再教,因為他是釆訪過五百多名各類人士、有十多年豐富實踐經驗的教師。譚松提出,要他教這門課一定要答應他一個條件,就是要容忍他說真話。他說,新聞的第一生命是真實,第二生命還是真實。領導答應後他才重返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的講台。

譚松認為,秉承“說真話”這一原則非常重要。只是它要讓你付出巨大的代價,六十年前(1957年)如此,現在也如此。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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