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單車和博愛座
八月，作者有便去台灣看了看。這是作者初次赴台觀光。年紀大了，日月潭風光已無力跋涉領略，就只是看看市容和幾處紀念性的地方，為的是了解台灣。
一出台北松山機場，立馬就看到了一道光鮮風景：排列得整整齊齊的共用單車！記得大陸有說那是他們去年以來的新四大發明之一，原來台灣居然也有。驚問開計程車的司機，說早已有了五、六年了。然而，兩岸不同的是，台北的共用單車無一處不是排列得整整齊齊，絕無大陸屢見不絕的亂停亂放以至故意和惡意破壞丟棄！我留意觀察有沒有人看管，結果是沒有，再一打聽，台灣的共用單車不僅收費低廉，而且不要押金！
我乘坐了十來次台灣的捷運地鐵，初一看，除了車廂比上海地鐵為寬，座位較多，其他似乎也差不多，車廂里也有專供老弱病殘孕的專座，他們稱之為「博愛座」。但我不久就發現了一個最大的不同：那些博愛座，雖然寫著平常人也可以坐，只須見老弱病殘孕就讓，但經常是平常人寧願站著也不占博愛座。有兩次，我進車廂，博愛座倒是有人坐者，但坐者立即就起身讓位，還說了聲「對不起」。這與上海地鐵的情形就大相逕庭了。那裡的優先座被非老弱病殘孕占滿，而讓座者卻極少，倒不時聽聞有為了座位打起來，甚至出了人命的。
還有共用雨傘，隨處可見，不收押金，不需手續，不要使用費，隨處取用，雨停了隨處留放就是。由此可以猜想大概很少用後不還占為己有的吧。但在上海，那是要收押金的；原先也不收，但不久幾乎都有去無回了。
上海的銀行都有VIP專享特權，存款多的可以優先被服務，常引來些嘖嘖煩言。我在台灣也看了看銀行，恰恰就沒見有這樣的專享特權，客戶都是平等的，憑什麼錢多就優先？
整齊的共用單車、空著的博愛座、共用雨傘，以及沒有VIP專享的銀行……，我似乎實地目睹了台灣人的素質、理念和社會準則。無疑，台灣肯定也有小偷，也有搶劫，也有詐騙，也有強暴，也有吸毒，甚至也有黑幫，這是任何社會都有的渣滓，多寡而已。但我所到之處，除了機場，馬路上竟沒有見到一個員警，也極少見到探頭，地鐵沒有安檢（僅機場有），可見台灣治安民生甚好，渣滓並沒有泛濫。這又與上海大街小巷之到處探頭，乘地鐵每次也要安檢，還常常要查驗身份證截然不同。後者反映的其實是社會的不安與墮落。
誠品書店陳列習氏著作
我凡到一地，書店是必去之地。到台灣，誠品書店當然必去，這是台北最大的書店，設施一流，服務周到自不必說。我特別注意到書店裡諸如《習近平治國理政》（封面赫然印有習氏頭像）之類的大陸共產黨宣傳書刊堂而皇之陳列在售——不過我沒看見有人買。大陸的簡體字出版物也於顯眼處專櫃陳列，與台港的正體字出版物同樣琳琅滿目。我其實早就聽說過，這次是親眼所見。反觀大陸，不是說「改革開放」嗎？怎麼連中共自己的高級官員如李銳的著作也不許出版，不許從香港帶入（見《爭鳴》）的連載）？「開放」了什麼？
在計程車上和在餐廳里與台灣人閒聊，政治觀點各有不同，無論藍綠，無論褒貶蔣蔡，無論褒貶大陸，都是信口說來，毋須顧忌。這又與大陸的不准「妄議中央」截然不同。但我沒有聽見有說擁護共產黨，願意大陸接管台灣的。幾乎一致的聲音是台海各自一邊，互不干涉，什么九二共識，什麼台獨，他們全都不感興趣。至於所謂大陸武力攻台，我特別提起，但沒有一個人當回事，引不起話頭。
我想，這就是台灣的民主政治吧。
以民主倫理科學治國
五天時間有限，管中窺豹，眼見是實。但這樣的素質、理念和社會價值觀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大陸人沒有？
在中正紀念堂，我找到了答案。
中正紀念堂，就是紀念已故蔣公的一處所在，核心是一座蔣公坐像，並有兩個禮兵分列左右。坐像身後有一堵牆，牆上鐫刻著六個大字：民主，倫理，科學。每一詞之下還有蔣公的解釋（小一號字）。按中國傳統，民主居中為首要，倫理在左，左為上；科學在右，就是說倫理位於科學之上。
計程車司機告訴我，台灣的許多路名，都包含倫理的意義，例如忠孝、信義、仁愛等等。路名本也只是路名而已，但如此起名，可見政府注重這些價值觀，潛移默化，也真是匠心了。
什麼是倫理？從細微的做人基本行為準則，直到國家民族的氣節，都包含在倫理概念之中。中正紀念堂「倫理」大字之下，小字鐫刻的蔣公的解釋是：「倫理：我們為了充實生命的意義，進而至於國族的繁榮發展，所以要以倫理來實踐民族主義。」蔣公是把倫理道德提高到了生命的意義、國家民族的繁榮發展、「復興民族文化」的高度來認識和推動，這與當年孔子著春秋制六禮是同樣的出發點。這就無怪乎台灣民眾有如此自覺的倫理道德素養，無怪乎中華文化之根是在台灣。
有了這樣的倫理思想，君輕民重（此處只是借用孟子的用語）的民主理念，提倡科學的實幹精神就是自然的理念。民主、倫理和科學三位一體，造就了台灣今日的文明。
大陸何處去？
在台灣五天，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在路上還是在賓館，我還是時時想著大陸：中共十九大在即，大陸會走向哪裡？
現今的大陸，毫無疑問，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資源、污染等等，而是大陸倫理道德的崩潰，其根子則在於中共貪腐集團，在於這個集團與生俱來的邪惡本性。專制獨裁，貪腐掠奪，實則都根植於中共從來就沒有人類的基本倫理道德，唯有其邪惡本性。
共黨起事時的民國社會，並無潰爛，倒是其時資本主義日益發展，封建地主衰敗沒落。請注意，中共當時的那些領袖包括毛周，大多出身於沒落的、喪家的地富階層，他們苦於現狀而又不甘被淘汰，乃在「十月革命的炮聲」即俄共煽動與豢養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毛皇帝發跡了，他們搶得江山就劫財富，當上教主就反倫理（人類普遍的道德規範），如此大破壞，正與台灣以民主倫理科學立國相背相反，則結果怎會不是一個中國兩種人，兩樣制度兩重天。
然而毛酋時代畢竟過去，鄧江的腐敗哪怕是選擇性反腐也算是有所整肅。但鄧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開放」早已走到了盡頭，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到了「啃硬骨頭」的時候——西學為體的肉已經啃光了。反腐，選擇性而且「永遠在路上」則何時是盡頭？事實上連他們自己也承認越反越腐。如此，面臨十九大，習氏下一個五年向何處去？
是時候了，習氏應當洗心革面，應當有經國先生的胸襟、智慧和覺悟，認識「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現實，開放黨禁，學習台灣（而不是統一台灣甚至武力攻台），對共產黨做脫胎換骨的改造，以民主、倫理和科學為綱治國。如此則大陸才能解開死結，重圖發展；如此，則習氏可膺天命，立功勳，兩岸一統再造中華，而共產黨也可涅盤重生。
此唯一一途，順昌逆亡。然則，習氏可能嗎？試看十九大之後。（有刪節）
《爭鳴》2017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