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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決毛澤東 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我父不後悔被定 『林彪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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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老高按:繼續介紹2011年9月4日於北京舉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以及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多個單位的學者和獨立學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真相,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

在這次會上,1971年「九一三」時擔任空軍副參謀長兼黨辦主任王飛的兒子王魯寧,介紹了他父親的情況和想法。王飛在「九一三」之後就被隔離審查,1981年被「保外就醫」。雖說是一家之言,很有參考價值。

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的兒子王魯寧發言:

林立果的「小艦隊」:那個詞本來是開玩笑

我也沒準備,原來就以為空軍的幾個子弟聚一聚,沒想到來了這麼多人,有一些話現在還不好說,還不敢說。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既然是這種座談,也想說一說。

我父親王飛「九一三」時是空軍副參謀長兼黨辦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劉沛豐這些人的直接領導。我「九一三」時在部隊,是武空13師飛行員,是運輸機的副駕駛。

我聽到傳達的時候感情肯定跟在座的不一樣,因為這些人都是我身邊的人,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我叫著周叔叔、叫著小於叔叔,叫劉沛豐是劉叔叔,就這樣長起來的,他們怎麼變成了什麼「十惡不赦反革命」,要「謀害毛澤東」什麼的,簡直不可思議。我對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聽到傳達文件是不一樣的。像林立果1967年從北京大學入伍到空軍以後,當時我只知道空軍來了一個挺能幹的呂秘書叫呂果,我們以前聽說、後來也聽到一些情況,都是說很平易近人,很有一些進取心,願意學習什麼的。當時我父親覺得不好安排他給某一個首長當秘書,所以說就讓周宇馳帶他,叫「一幫一」,讓他們組織一個調查研究小組,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就跟他說部隊裡邊一些比較重大的事情你們先去調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後果,提出一些改進方案什麼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什麼「新三軍」、「老三軍」鬥爭比較複雜、比較激烈,他在當中都見識到了,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我父親講,「小艦隊」那個詞,本來是一句玩笑話,就是黨辦這些人在一塊聊天吹牛的時候一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力量」、「核心組織」了。當時西郊機場有兩架飛機要上廣州,後來就是凡是上了飛機那個名單的,就都是「死黨」了,當時就是這麼給框的。按這個框,我父親因為正好是林立果他們的頂頭上司,所以說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覺得也不冤,確實他跟這些人很熟悉,這些人想搞一些什麼,他說我都聽到了,或者說我也都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現在我們跟他聊的時候,他也覺得這個「九一三」、這些人實際上應該分成兩塊,黃吳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可能是對林立果他們,對《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些事情確實是不知道,是被冤枉的。我的感覺,像周宇馳、於新野、林立果他們那一塊,經常通過調研小組發現一些問題,通過自己認真思考分析,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矛頭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後台是誰?一目了然。

「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說這些人最後的仇恨——當然我說的「仇恨」也是一點一點地認識——就覺得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就認為「文革」就是中華民族的……那個時候「浩劫」這個詞沒出來,是中華民族的災難。要想制止這場災難,那不得不採取一些現在認為不可思議的行動。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是在那種狀態下,可能就是在他們幾個人當中出來了。

我們也是跟我父親聊天聊到這個事,他講《五七一工程紀要》在「九一三」之前他都沒見過,是在進了學習班以後,給他看那個影印件他才知道。他一看完這個,說我相信這個肯定是真的。於新野的字他很熟悉,另外平時說的一些話,他們討論問題的時候這些內容都說過,所以他認為是真的。但是這個裡邊後來講到什麼要謀殺毛澤東之類,這個問題,他覺得肯定林彪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黃吳李邱也不會知道這些事情,因為像空軍吳司令員在九屆二中全會被批以後,很多事情上邊都那麼關注了,底下的一些事情怎麼還敢向他匯報、對他交待?不可能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算是給黃吳李邱一種解脫,他們實際上沒在一塊。

我父親捲入「九一三」,比較關鍵的就是因為周宇馳在直升飛機被迫降以後,撕掉了手裡的兩張紙,一個是林彪手令,一個是林寫給黃永勝的一封信,那個信的最後寫了一句話,說「有事可與王飛面洽」。我父親進了學習班以後,人家也是死追這封信:你跟黃永勝最後怎麼「面洽」的?你向黃永勝交待一些什麼任務或者什麼事情?

我父親講,林彪這封信也是他後來進了學習班以後才知道的,事先他並不知道。「手令」他說也不知道,我說那不可能,我聽傳達文件,裡面有你寫的「王飛筆供」,都由你親筆簽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認得。他講,他說的有一些內容是不得已,當時紀登奎、郭玉峰給他講這些事、讓他寫這個「筆供」的時候,起碼是跟他說了八九遍,他說跟小學生聽寫似地寫了「筆供」。裡邊有多少不實之詞我就不說了。

我父親1981年以後,就算離開秦城了,身體恢復得比較好的時候,有一次我和他騎車來到釣魚台,到國賓館門口時,我說:「你看,那就是釣魚台,文件上說,你也承認,你當年和關廣烈來這裡看地形,要組織空司警衛營的人來這沖中南海。」我父親來回看了半天說:「喲,我今天才知道釣魚台在這。」他說根本沒來這勘查過地形,也沒有要衝中南海。當時就是一說,後來任務就解除了,根本就沒有這些事情。文件里確實有不真實的地方。林立果他們所謂的「小艦隊」和老一輩黃吳李邱是有區別的。公審時老的都說,我們都沒這些事,一無所知。

毛真正害怕的是林彪,更害怕林立果

我想毛澤東對林彪是比較害怕的,林彪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死活不檢討,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錯誤。底下黃吳李邱,毛澤東壓得很厲害,他們又是從小跟著毛澤東搞革命起來的,都是很聽話的。所以毛對黃吳李邱是不害怕的。毛真正害怕的,一個是林彪,一個是林立果,更害怕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輕,不受限制,沒有什麼條條框框,你管得住吳法憲,管不住林立果。當然毛澤東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問過豆豆大姐,當初幹嘛給林立果找對象選妃搞得那麼大張旗鼓,現在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憤恨。她說,就是毛澤東提出來要給林立果找對象,林和葉才害怕了,趕緊說空軍誰有合適的,趕緊給找一個,千萬別用毛澤東給安排的那個兒媳婦。林立果調研小組成立以後,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應該說他們頂多到葉群那兒,葉群知道他們想做什麼。他們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則不可能葉群接周恩來一個電話,就那麼倉惶地上飛機了。現在的謎團簡直太多了。包括剛才張大哥(張清林)說的李文普那一槍。

我問過我父親,他那時思維還清楚,他說「九一三」事情出來以後,他正好在指揮所,他說飛機走了以後,他們幾個人輪流看著標圖員標的航跡線向李德生匯報:飛機到哪了,飛機到哪了——李是周恩來派他到空軍的。我們的雷達因為有限嘛,出了國境以後飛機就消失了很長時間,雷達就搜索不到目標。我父親就跟李德生講,現在雷達全程開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達開放,其他雷達就請示關機了。李德生說,我不懂你們空軍的事情,像你們自己的事情該管就管,這種事不用向我匯報。我父親聽了這種話以後。就還想聽情況,就像賀鐵軍剛才講的:空軍截獲了一個情報,因為間隔時間比較長了,遞上來時,三份情報變成一份情報了,就是:「大型目標入侵;大型目標著火;大型目標墜毀。」我父親記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目標消失20分鐘到半個小時後,情報就傳上來了。別人可能不太清楚飛機是怎麼一個情況,但我父親說他都猜到了,他說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在飛機上,這個飛機在天上就著火了,然後就墜毀了。他就想像這一點,但是他沒有把這個情況轉給李德生。他把這個情報就退給賀德全,空軍情報部部長。他說既然李德生說了,你們空軍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就不用事事都請示。這件事就等於給瞞下來了。後來中央文件編的故事說,飛機迫降爆炸起火。我父親講,他心裡很明白空中已經著火了,空中著火了以後,飛機才迫降的。

林立果和同伴不是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飛機為何會空中著火?到現在我和我父親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說我看到資料、看到書,最可能是兩種:

一種是這飛機被人做了手腳。——「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被炸時,安了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彈,只要把油箱炸開,在油箱附近,這個飛機就得著火。當時「克什米爾公主號」因為是在海上,就讓它慢慢自己燒著,或者在哪個島上迫降,或者讓它墜海。有的資料說256號飛機在山海關加油當中做了手腳了,所以在天上就著了;

再一種可能,從現在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有可能是駐蒙蘇軍用什麼武器,比較輕型的地對空武器擊落的,或者是一個霰彈的碎片碰到飛機,正好碰著引擎就著了。

我問我父親哪種可能性最大?——只能說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對於「九一三」事件,我想說兩點:關鍵人物,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不是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當時和周宇馳在一塊,他很年輕呵,周是黨辦副主任,穿四個兜軍裝,他穿兩個兜軍裝,他們倆騎著摩托車到處去調研。人家只知道他是個司機或者是個小兵,跟著首長,去為首長服務。到哪去安排什麼活動,他不願出頭露面,都是往後閃。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現在講他,都以為是提著手槍、凶神惡煞的那種人。周宇馳也一樣,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惡煞的模樣。50年代末,周宇馳是劉亞樓的秘書,永遠是笑眯眯的,一笑兩個大酒窩深深的。而且這些人都很能幹,能文能武,開汽車,開飛機,1967年《紅旗》雜誌社論是周宇馳寫的,就發表了。我父親說周宇馳是唐山樂亭人,全村最窮的貧僱農,40年代參軍。

於新野8歲就在上海當共產黨的交通,最後填檔案,何時參加革命工作都沒法寫,最後填了個12歲,最後到了部隊。

劉沛豐,跟著飛機走的那個,我父親說,劉沛豐劉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學生啊,很有本事。給我的印象,他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雙全。他們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除了謀害毛澤東那種提法有些過於殘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較準確的。

「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想說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和影響這個事,波及面太大了,對軍隊和黨的工作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我在13師,武漢的部隊,也受空軍「九一三」的影響。一個13師運輸機部隊,應該說不受什麼影響,我們的師長、政委全都給抓起來了。師長王宏志(音)是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學的九九高練的第一批飛行員,開國大典駕駛運輸機C46通過天安門檢閱的駕駛員,是開闢拉薩航線、飛躍天險的功臣,在青島抓起來了,拿白布單子給他一蒙,手槍往後腰眼一頂,扣上手銬就抓起來了,從青島押回武漢。

我們師政委郭學師(音),就因為過去是劉亞樓的秘書、和空軍的人關係比較熟,也就被捕了。從副師長到團級以下幹部,包括我當時是訓練大隊,從大隊長到大隊政委,所有的人全都關起來了。當時叫「學習班」,現在應該叫「雙規」,四五個人陪一個,然後門口坐一個端衝鋒鎗的戰士,守著你那間房門,不許進不許出。我們部隊很快陸軍接管,連我們大隊都是陸軍,政委都換成陸軍的人。我們師在湖北,調來高炮17軍,跑道兩頭都是,只要飛機起飛降落就瞄,當時只要搞演習,陸軍馬上就跟你對著幹,挖戰壕,馬上槍對槍。把空軍和陸軍搞得對立成這個樣子,要是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好在這些部隊戰士的基礎都是一樣的,海陸空軍都能認得老鄉,最後陸軍部隊與我們關係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隊」了。當時這種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較險惡的。

「九一三」牽涉的人實在太多,太不應該了。像我父親被牽涉進去,那沒的說,覺得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自己也不後悔。他1975年、76年就被從衛戍區轉到了秦城,他也很絕望。賀部長也被送到秦城,後來聽賀部長講:「我進秦城,聽見監獄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聽是王飛,哦,我不孤獨,秦城不是我一個。」後來我問過我父親,你在裡邊喊什麼呀?人家那都是些小戰士,你就不知道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現得文質彬彬一點,有風度一點?我父親說,實在是不行,在裡邊我的監號可能是在最後一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決標准,應該是不錯的伙食,結果到他那什麼都沒有了,湯湯水水就遞過來了,他表示抗議,結果那個小戰士說:「你是反革命,給你這些就不錯了!」我父親說:「我不是反革命,我親手活捉過日本鬼子,你懂什麼呀你!」

我們每個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後來已經不是正常人了,身體非常虛弱,走路、說話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審林彪和「四人幫」之後,王飛專案組來找我們,說把他「保外就醫」,讓我們四個子女簽字,我們不願意簽——我們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住的地方。他們說,你們只管簽字,沒地方住,我們代表中央,給你們安排一個地方。一個星期之後就出來了。他說出來和進去都感到非常突然。專案組通過海淀區在西三旗給安排了一間農民房,房租我們自己出。

我父親他們這些人很悲慘,不許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醫化名「王玉」,否則還不讓出來。只有叫王玉,藥費才可以報銷。後來我看賀龍當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場,骨灰盒上寫著。我問公安部:你們是不是只有一個「王玉」的化名,誰倒霉就安在誰頭上?

直到1994年,總政給軍委打了一個報告,要把我父親交給空軍。當總政來人和我父親談的時候,我父親說:我王飛就是王飛,絕不叫王玉,你們愛叫什麼叫什麼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飛的名字。現在好在他恢復了王飛的名字,否則,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軍委給他一個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塊錢,看病在空軍總院,按照軍人團以下幹部待遇,免費治療。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遠,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調到一千塊錢。他現在床上吃,床上拉,風燭殘年,沒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場上,照顧這種人,月薪不低於三千塊錢,我們為了提高他的待遇,給中央、中央軍委、總政寫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經處理,不再處理」。

我父親只是「九一三」受牽連中的一個,現在連對逃荒要飯的、打工仔,報紙都要呼籲提高人格尊嚴,送溫暖,但是「九一三」這批人槍林彈雨做過貢獻,又有誰關注過?我父親已經四次腦出血,人已經不行了。我想呼籲,還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牽連者,應該改變他們的處境,給以人格的尊重。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老高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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