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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旗手」 還是「白骨精」?

1976年10月,中國一夜之間天翻地覆,乾坤倒轉,華國鋒這位偉大領袖安排的接班人一舉拿掉了領袖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而在這之前,恐怕包括洞察秋毫的毛在內,誰也不會想到那個紅彤彤的毛時代會以這種方式結束。

消息傳出,照例是舉國歡騰,人人表態。政治上跟風從來不甘落後的郭沫若立即於1976年10月21日發表了《水調歌頭•大快人心事》,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詞寫得很臭,也就是順口溜的水平,難以讓人恭維。但此詞一出,又經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常香玉演唱,立即傳遍大江南北,從此,“白骨精”這頂帽子便牢牢地扣到了昨天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誰也不敢惹誰也惹不起的偉大領袖最最親密的戰友江青“同志”這位外國人眼中的“紅都女皇”頭上。而且隨之而來的除了政治上的口誅筆伐之外,便是潑在這位赫赫不可一世的“女皇”身上的各種上不了檯面的,諸如“三假”以及“面首”之類的髒水污泥,一時之間,這位昨天“我們學習的好榜樣”(郭沫若《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頓時成了人人撇嘴人人唾棄的蘇妲己一類的妖婦。

目睹中國政治舞台上這一幕正劇、喜劇、悲劇、滑稽劇、荒誕劇雜陳的喧鬧演出,自然讓人百感交集。對於江青,雖然我一向並沒有多少好感,但對於這種向她頭上扣屎盆子的做法,卻一直很不以為然。這樣的爛事,不管是有還是沒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八卦新聞),都不能拿來說事。不管出於什麼目的,這樣做都是見不得人的蠅營狗苟的下三爛手段,是正人君子所不為的,也有違基本的政治道德。但江青為此落了一身騷氣,似乎也是報應,因為有毛一代,也都是這樣對待政敵的。在文革中,只要是政治上的打倒對象,都不但要打翻在地,然後踏上一隻腳,讓其永遠不得翻身,而且還要批倒批臭,讓其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遺臭萬年。例如對待劉少奇,對待王光美;就是對待禁欲主義的林彪,也要硬扯上“兩個蘇聯女護士”之類不著邊際的爛事,所以江青得到這樣的報應,也就怨不得別人。

但江青的確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江青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藝,二是政治。

江青是演員出身,因為抓了被稱為紅色經典的八個樣板戲而在十年文革中被戴上了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旗手”的桂冠,從此她以文藝界的絕對權威自居,把整個文藝界視為任何人都不得染指的自己一人之領地。但恰恰在她最為自負也最為得意的樣板戲的創作方面,她失敗了。

說樣板戲是失敗的,是因為樣板戲是為政治服務的產物,根本就不是藝術品。樣板戲的創作都是主題先行,而且是以領袖的思想,而不是作家的思想定主題,所以它們都是特定的政治觀念和一定時期的方針政策的圖解,是披著某種藝術形式的政治宣傳品,而不是藝術品。在創作方法上,樣板戲也是背離藝術創作規律的。江青為樣板戲總結的創作經驗主要有兩個;一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且主要英雄人物應當是“群膽英雄”而不是“孤膽英雄”。二是“三結合”,即領導、工農兵、作家藝術家三結合,結合的具體操作方式是領導出思想,工農兵出生活,作家藝術家出藝術技巧。文學藝術創作需要個性化,不但創作過程需要個性化,而且創作出的作品尤其需要個性化。惟其個性化,才會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才會有存在的價值。而樣板戲恰恰與此相反,是完全模式化的。樣板戲給人的最突出的感覺就是虛假和模式化。其中的人物,特別是英雄人物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具有正常人性的“高大全”的超人,大同小異,沒有個性;在情節和細節上也大都不是來自生活,而是根據某種政治考慮刻意設計出來的,個別的地方雖然也有生活,但也被“改造”和“升華”得面目全非,離開了生活的真實。例如李玉和、楊子榮、郭建光、阿慶嫂、方海珍等等,除了性別上的差別,你很難感受到任何個性上的魅力;在這些人物身上,除了滿口的豪言壯語和通體的萬丈光芒以及一招一式中的政治寓意之外,你感受不到一點人性的美感。一些所謂經典片段和唱段,如《紅燈記》中的“臨行喝媽一碗酒”,《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沙家浜》中的“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等等,其所要表現的所謂革命英雄主義都讓人感到極為做作,不但不會讓人心生感動,反而會讓人感到可笑。如果取法這樣的英雄人物,你就成不了正常人,而只能成為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工具。

當然,這樣講並不是說樣板戲全無是處。其中也有可取之處,例如《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場,就是不可多得的好戲,不僅人物個性鮮明,有撲面而來的生活氣息,而且情節既跌宕起伏,又合乎生活的邏輯,所以極具吸引力。但這樣一出好戲卻差一點被江青砍掉。樣板戲的語言在文學性上也高於傳統京劇,但也只是好於傳統京劇而已,而與崑曲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其中太多的豪言壯語也脫離了生活,不接地氣,所以也只能倒受眾的胃口。

這樣講也並不是說江青不懂文學藝術。恰恰相反,江青其實是有相當藝術造詣的藝術家。汪曾祺曾說過,江青是中共高層中藝術水平最高的,應該不是虛譽。說江青(30年代藝名為藍蘋)是當年上海灘的三流演員,是不公平的。江青很早就表現出很高的文學藝術天賦,上世紀30年代初在青島大學以學名李雲鶴做旁聽生時,就師從沈從文,很得沈的賞識。後來到上海灘,也很快成為演藝界的風雲人物,因主演《娜拉》而名動一時。也喜歡讀書。她熟讀《紅樓夢》,許多片段都能夠背誦,而且有自己的見地;對學術界的紅學家們很不以為然,並自詡為半個紅學家。在書法和攝影方面也有相當造詣。書法雖然學的是毛體,但並無毛體的“無法無天”,卻內含女性的秀氣和聰慧;女兒李訥學書法,毛讓其學母而不學父。所以,江青在藝術方面的失敗,不是敗在她不懂文學藝術,而是敗在文藝思想錯了。她把文藝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求文藝完全為政治服務,這就從根本上扼殺了藝術的生命。在這個大前提下,不管你在形式和技巧上搞什麼花樣,付出多少心血,導致的結果都只能是非藝術。遵循這樣的文藝思想搞創作,誰也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江青如此,其他人,包括有“中國的莎士比亞”之稱的曹禺的後半生的創作也如此。

政治上的江青失敗得更為徹底。很多人在政治上把江青比作武則天和慈禧太后,但與武則天和慈禧相比,江青難以望其項背。武則天和慈禧都是天生的政治家,是政治上的成功者,而江青則是失敗者。如果說江青文藝上的失敗緣於政治,那麼她政治上的失敗則主要是她本人的政治缺陷所致。同文藝不同,政治上的江青並無這方面的天賦、素養和才能,相反,缺陷卻是致命的,這使她在政治舞台上只能成為一個蹩腳的演員,成為一條看“主人”眼色咬人的“狗”。對於江青政治上的致命傷,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批評也都一針見血:“你就是改不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你這個人哪,跟誰也合不來!”“你跟什麼人也搞不到一起,你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窩,盡傷人。等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人貴有自知之明!”“她看得起的人沒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裡。”……上面說的弱點,在政治上都是最致命的。無論其他,僅憑這幾條,在政治上就非敗不可。照理說,像她這樣的人,無論是於公於私,都不該讓其從政,不讓其參入政事,就是對她最好的保護,最大的負責,反之,就是害了她。可是,讓人大惑不解的是,她的這位偉大的丈夫明明想到了她政治上的可能的結局,卻還是把她和政治緊緊地扯在了一起,那麼偉大的人物難道就不明白這樣做是害了她嗎?

江青政治上的敗筆很多,但在我看來,其最大的敗筆是她在法庭上的表現。讓我們回顧一下那歷史的一幕:

(江陳述“我的一點意見”)

要害問題,兩個綱領:

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繼續革命;

以三項指示為綱,以目混綱,修正反黨。

窮凶極惡,大現原形。

掩蓋罪惡,畫皮美容。

樹立威信,欺世盜名。

標新立異,妖言惑眾。

彌天大謊,遮瞞真情。

偷天換日伎倆,上下其手劣行。

張冠李戴——強加,移花接木——暗中;

轉移人民視線,栽贓嫁禍他人。無恥吹捧自己,妄圖洗刷臭名;

羅織誣陷中央文革,迫害滅口有關知情;

雙手難掩天下耳目,修正主義螳臂之輩。

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乃是人民大眾英雄。

江青讀畢,接著說道:

要為真理鬥爭,我的聲明如下:你們藉助國家名義,拼湊了一個什麼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我過去的一切都是根據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錯誤,有偏差,但絕不是犯罪……

古代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

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向毛主席負責。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呵,還要看主人的面子。現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

我認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江青又說:

清君之側,目的在“君”。羅織陷害,血口噴人。利用專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難盡。破壞政策,兇悍殘暴。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殺我滅口,光榮之甚。

最後,江青大聲地說:“這就是我的回答!”

回想當年觀看這一幕的感受,用一句話說,就是大失所望;或者用網路語說,就是大跌眼鏡!原本以為江青是文化人,曾為明星演員,又是第一夫人,而且又經過十年文革的大風大浪和毛偉人的長期熏陶,其表現即使比不了當年季米特洛夫的《在萊比錫法庭的最後辯詞》,卡斯特羅當年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起碼也應當不失第一夫人和文化人的身份。但十分遺憾,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近似於沒有自己靈魂的女人的毫無政治美感可言的拙劣的表演,聽到的是七拼八湊的毫無文采可言的文革式的官話和套話的刺耳的狂叫。這一點只要和當年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詞做一比較,兩者的優劣高下則立馬可見:

……清算帳目的時刻終會到來,而且要加上利息!國會縱火案的真相以及真正罪犯的判定,將由未來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法庭完成。

伽利略被判刑時,他宣告:“地球仍在轉動!”

我們共產黨人今天也懷著同伽利略一樣的決心宣告:“地球仍然在轉動!”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向著最後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遏制的必然要達到的目標——共產主義……

在江青的辯詞中,最為不堪的是她的“狗論”——“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呵,還要看主人的面子。現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把自己比作一條咬人的狗,豈不是作踐自己,自己不把自己當人,自己抹黑自己嗎?而把自己的這位偉人丈夫比作狗的“主人”,豈不是打自己男人的臉嗎?世界上如果真有拿自己的女人當“狗”使的男人,還叫“男人”嗎?可悲的是,江青對此並不自覺,還自以為是地認為“是要向毛主席負責”。對此,我只能感嘆個人迷信的神奇力量。連堂堂的第一夫人都甘心情願地被“狗化”,你能不佩服嗎?

當然,江青在政治上也並非全無是處,有些地方還是可圈可點的,例如,文革中她對“血統論”的批判,對“聯動”的處理,就讓我這個出身“灰五類”(筆者自造詞,以區別於所謂“紅五類”、“黑五類”。“灰五類”包括城市的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小市民,農村的中農、上中農等)的文革中的邊緣人物一直留有不壞的印象。

“血統論”是文革初期的極左派——由高幹、軍乾子女組成的老紅衛兵組織“聯動”提出的,它集中體現在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推出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中。這幅對聯一問世,立即受到“紅五類”,特別是高幹、軍乾子女的瘋狂響應。一時間,從北京到全國,到處都籠罩在一片“紅色恐怖”之中。1966年8月前後,“聯動”首先在北京搞“恐怖”,成千條人命慘遭其“草菅”,包括老舍先生和北師大女附中女校長卞仲耘等人的慘死,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發生在這一背景之下。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遊街”、“罰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破壞正常的法制秩序,也都是這群“紅後代”們乾的好事!據統計,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致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22戶人家死絕。

“血統論”的散播不僅導致學生之間的公開分岐和對立,而且勢必要轉移文革的既定目標,所以時任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的江青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提法,並同組長陳伯達一起,對“血統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明確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是“不全面”的,建議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正是由於江青等人的堅決制止,才使得“聯動”這個紅色恐怖組織最終解體,從而避免了“紅後代”們企圖實行的,以“保爹保媽”的特權為目的的血腥專政。當然,文革後來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暴政,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不管怎樣,江青對“血統論”制止和批判畢竟大大減輕了“黑五類”以及“灰五類”子女的政治壓力,在那樣一個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時代,應當說是做了一件善事。由此聯想到後來她為陳景潤的遭遇而落淚,以及文革之前曾經為程硯秋的去世而落淚,曾經想給沈老師(沈從文)打毛衣,50年代初借到山東搞武訓調查的機會曾經偷偷跑回諸城老家為父母上墳,並因此受到組織批評,都說明心靈深處的江青還是一個很善良也很有人情味的人。

我曾經翻看過江青各個時期的照片。從上個世紀30年代的照片看,那時的江青,無論是作為演員還是女人,都是很有魅力的;那時的她,都始終不失女人的本色。而從文革,特別是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時的照片看,那時的她,已經完全不像女人,給人的感覺是,她彷彿成了一個政治機器人。

江青曾留下過一首詩,寫於1975年。詩為五言:

江上有奇峰,鎖在雲霧中。

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

詩寫得一般,也不合平仄。據說當年她把此詩給周恩來看,請周修改,周很不以為然。記得第一次讀這首詩時,總覺得這樣的詩不應出自女人之手。因為“崢嶸”並不給人以美感,只會給人以恐怖感,特別是一個女人“露崢嶸”之時。

卿本佳人,奈何從政!

惜乎,李雲鶴,藍蘋!

悲夫,江青!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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